新聞中每天都在報道大量的負面事件,例如某明星被發現出軌、某地發生惡性傷人事件等等。
由於「負性信息偏好」的影響,人們總是對那些引起我們厭惡、反感或者心理衝突的新聞給予額外的關注,所以相比於那些正能量新聞,那些負面信息總是能給人留下更為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趨利避害是人類的本能,所以人們總是會對那些可能造成危險的環境線索給予更多的關注。
人們的心理受到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從而形成了「政治性抑鬱」,表現為知道得越多越痛苦。
生活中有一些人似乎總是喜歡評論各種社會現象,他們擁有很強的洞察力,喜歡去探尋事物背後的真相。
例如,他們發現朋友們每天談論的都是諸如吃喝拉撒睡的無聊問題,就會看到社會平庸、不求上進的一面。從大方向來看,他們也會透過各種社會負面現象看到關於人權、平等等方面的矛盾。
例如最近鬧得轟轟烈烈的黑人暴亂,暴力和歧視給人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這一瞬間,很多中國人不顧國界,紛紛為他們祈福,希望他們能夠早日從水深火熱之中解脫出來。
又比如最近沸沸揚揚的「頂替事件」,寒窗苦讀十幾年卻被另一個人頂替上大學,一個家庭的投入被浪費,一個人的人生也因此被改變。
這樣的負面新聞比比皆是,我們整天被泡在這樣的信息中,似乎對這個社會的看法也逐漸發生著改變。
據調查,看新聞時長與抑鬱水平呈正比關係,即花越多的時間看新聞,抑鬱水平越高,可見新聞中的負面信息已經對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那些產生「政治性抑鬱」的人便是深受其害。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教育的普及,現在的人越來越獨立,自我意識水平也較高,對於善惡、美醜、好壞的分辨能力普遍較強,所以人們抵抗負面信息對自己的侵蝕的能力也較強。
那麼為什麼知道得越多越痛苦?難道人們都失去了理智嗎?
其實,任何態度的改變都是在說服信息與態度主體原有態度存在差異,並引起心理壓力的情況下發生的。
「政治性抑鬱者」每天接觸大量的負面信息,這些負面信息與人們原有的正面態度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人們的態度才會逐漸發生改變,才會逐漸因為這些差異而對社會感到失望和厭倦。
社會心理學家伯克納等人曾讓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和一位基督教青年會諮詢員給出關於普通人每晚需要睡覺的小時數信息。
每個參與者從一位傳遞者那裡獲得一種信息,如應該睡8小時、應該睡7小時等等。
由於大多數參與者最初認為8小時是最合適的,所以他們最初態度與8小時之間的差異為0。
而隨著他們接收到的信息與原有態度之間的差異的增大,如接收到7小時、6小時等,以此類推,他們態度的改變量也隨之增大。
最終結果表明,在一定範圍內,人們態度的改變量隨著信息差異的增大而增加,超出這個範圍,人們的態度改變量會下降。
這個結論告訴我們,現代社會的人們雖然自我意識水平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也比較強,但還是抵不過每天狂轟濫炸的負面信息。
這些負面信息與人們原有態度的差異非常大,因此使得人們對於社會現狀越來越擔憂。
人們之所以患上「政治性抑鬱」,對社會感到失望,甚至產生對生活的失控感,還與一個因素有關,即負面信息的重複。
卡斯泊和佩蒂曾經做過一個研究,讓被試反覆聽分別來自高可信源和低可信源的信息,結果發現強有力的信息的重複增加了被試的態度改變量。
所以當信息可信並且重複呈現的時候,人們的態度會逐漸發生改變,而那些花大量時間看負面新聞的人們正是如此。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避免「政治性抑鬱」呢?
基於上述的研究,我們知道反覆地接受信息、負面信息與原有態度差異大都會造成人們對社會的擔憂和對生活的失控感。
因此我們必須減少看新聞的次數,把更多的時間拿去做一些能夠產生積極自我概念的事,從而提升我們的幸福感,簡言之,遠離負能量。
由於「負性信息偏好」的影響,人們總是對那些引起我們厭惡、反感或者心理衝突的新聞給予額外的關注,所以相比於那些正能量新聞,那些負面信息總是能給人留下更為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趨利避害是人類的本能,所以人們總是會對那些可能造成危險的環境線索給予更多的關注。
人們的心理受到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從而形成了「政治性抑鬱」,表現為知道得越多越痛苦。
生活中有一些人似乎總是喜歡評論各種社會現象,他們擁有很強的洞察力,喜歡去探尋事物背後的真相。
例如,他們發現朋友們每天談論的都是諸如吃喝拉撒睡的無聊問題,就會看到社會平庸、不求上進的一面。從大方向來看,他們也會透過各種社會負面現象看到關於人權、平等等方面的矛盾。
例如最近鬧得轟轟烈烈的黑人暴亂,暴力和歧視給人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這一瞬間,很多中國人不顧國界,紛紛為他們祈福,希望他們能夠早日從水深火熱之中解脫出來。
又比如最近沸沸揚揚的「頂替事件」,寒窗苦讀十幾年卻被另一個人頂替上大學,一個家庭的投入被浪費,一個人的人生也因此被改變。
這樣的負面新聞比比皆是,我們整天被泡在這樣的信息中,似乎對這個社會的看法也逐漸發生著改變。
據調查,看新聞時長與抑鬱水平呈正比關係,即花越多的時間看新聞,抑鬱水平越高,可見新聞中的負面信息已經對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那些產生「政治性抑鬱」的人便是深受其害。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教育的普及,現在的人越來越獨立,自我意識水平也較高,對於善惡、美醜、好壞的分辨能力普遍較強,所以人們抵抗負面信息對自己的侵蝕的能力也較強。
那麼為什麼知道得越多越痛苦?難道人們都失去了理智嗎?
其實,任何態度的改變都是在說服信息與態度主體原有態度存在差異,並引起心理壓力的情況下發生的。
「政治性抑鬱者」每天接觸大量的負面信息,這些負面信息與人們原有的正面態度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人們的態度才會逐漸發生改變,才會逐漸因為這些差異而對社會感到失望和厭倦。
社會心理學家伯克納等人曾讓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和一位基督教青年會諮詢員給出關於普通人每晚需要睡覺的小時數信息。
每個參與者從一位傳遞者那裡獲得一種信息,如應該睡8小時、應該睡7小時等等。
由於大多數參與者最初認為8小時是最合適的,所以他們最初態度與8小時之間的差異為0。
而隨著他們接收到的信息與原有態度之間的差異的增大,如接收到7小時、6小時等,以此類推,他們態度的改變量也隨之增大。
最終結果表明,在一定範圍內,人們態度的改變量隨著信息差異的增大而增加,超出這個範圍,人們的態度改變量會下降。
這個結論告訴我們,現代社會的人們雖然自我意識水平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也比較強,但還是抵不過每天狂轟濫炸的負面信息。
這些負面信息與人們原有態度的差異非常大,因此使得人們對於社會現狀越來越擔憂。
人們之所以患上「政治性抑鬱」,對社會感到失望,甚至產生對生活的失控感,還與一個因素有關,即負面信息的重複。
卡斯泊和佩蒂曾經做過一個研究,讓被試反覆聽分別來自高可信源和低可信源的信息,結果發現強有力的信息的重複增加了被試的態度改變量。
所以當信息可信並且重複呈現的時候,人們的態度會逐漸發生改變,而那些花大量時間看負面新聞的人們正是如此。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避免「政治性抑鬱」呢?
基於上述的研究,我們知道反覆地接受信息、負面信息與原有態度差異大都會造成人們對社會的擔憂和對生活的失控感。
因此我們必須減少看新聞的次數,把更多的時間拿去做一些能夠產生積極自我概念的事,從而提升我們的幸福感,簡言之,遠離負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