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是蘇共成立的國際組織，存在於1919-1943年。那些年共產國際可謂大名鼎鼎，各國共產黨都作為它的支部，直接受它領導。它的權力包括但不限於：統一領導各國革命運動，各國黨必須執行它的決定。它有權決定各國黨的路線、策略和各國黨的領導人，可以否定或修改各國黨的決定，開除和解散任何一個支部，向各國黨派出常駐代表。
如此強勢的共產國際，背後離不開一個關鍵因素：金錢。當時各國共產黨都處於初創階段，普遍一窮二白，共產國際的金錢援助是其得以存續的重要原因，所以不能不言聽計從。比如1923年，陳獨秀曾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蘇聯的檔案資料也顯示，中共在1928年的「六大」後，蘇俄提供的經費，每年在60萬元以上。
中國只是共產國際一個支部，巔峰時其成員包括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組織、400多萬黨員。需要援助的金額是個龐大的數字，那這筆錢從哪來呢？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從本國貴族、官僚、地主、資本家、教堂等處掠奪而來。
曾是上個世紀80年代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迫害犧牲者平反委員會主席的雅科夫列夫在其撰寫的《記憶的漩渦》中記述了這些事：
「打家劫舍的政權對東正教教堂的財富早已垂涎三尺。這些財富是教堂幾百年來積累下來的。歷代沙皇和帝王、貴族和富商，捐獻了很多錢財和珍寶……教堂做了很多有益於社會的工作，建立免費醫院、孤兒院、養老院、收容所、中學和專科學校等。1921年俄國遭遇饑荒後，教堂無法面對上百萬人餓死而無動於衷。高尚的大牧首（註：東正教的首腦）給列寧寫信，建議出售教堂的一部分珍貴物品購買糧食……列寧在政治局宣讀了大牧首的信，並聲稱，利用這封信譴責教會不願意幫助災民，政府必須有所行動。」
事實上，早在十月革命後，蘇共與擁有4萬座教堂和14.5萬神職人員的俄羅斯東正教之間的衝突就開始了。1919年春天，列寧和另一個領導人加里寧簽署了一道命令，下令必須「儘快清除神父和宗教」，提議關閉教堂並改成倉庫，要「毫不留情」的槍斃神父。
不過，這道命令並未得到完全執行。國內戰爭以及出現的饑荒延緩了執行。但大牧首的來信讓列寧和蘇共決心採取強力行動，沒收教堂財物等。大牧首對教徒們表示，將祭祀聖物交給世俗的政府是褻瀆神明，並警告信徒，如果執行政府法令將被逐出教會。他為此遭到軟禁，並被冠以「人民公敵」的罪名。
而在政府此後的沒收行動中，不少信徒試圖阻攔但被打死。據統計，1921年反教會運動中有近8000名神職人員罹難，很多人被折磨而死。沒收來的珍寶價值400萬到800萬美元。
這些財物，使共產國際獲得了充裕的資金。根據共產國際的解密檔案，在它成立的1919年3月，聯共就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100萬盧布，5月為300萬盧布，且數字一直攀升，直至1000萬盧布。
從4月到8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從聯共那裡收到640萬盧布，從列寧秘密基金收到價值352萬的貴重物品，從國家銀行先後收到8000和5萬瑞士和奧地利克朗，12.5萬和7.73萬德國和芬蘭馬克。
檔案上還記載，主持德國柏林共產國際出版社的雷赫一次曾從聯共那裡獲得價值30萬盧布的珠寶。他回憶，當他被帶進克林姆林宮地下室時，他看到地下室珍寶堆積如山。
所以在初期，共產國際援助各國的方式往往不是笨重的紙幣，而是貴重的珠寶、鑽石。這些東西小巧便於攜帶，只需由信使們藏入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後跟。交付以後再由具體負責該國事務的主管部門安排將物品賣出，然後將紙幣經費轉交給該國組織。
正是依仗共產國際的金錢援助，各國共產黨才走過了初創階段的困難時期。不過，撒了太多錢物的共產國際也最終發現，一方面世界革命並沒有馬上成功，一方面被資助的各國共產黨不僅不會掙錢開展工作，反而持續依賴共產國際。
因此，從1936年開始，共產國際就很少再資助他國共產黨了，僅在政治上給予指導。而到了1943年5月22日，共產國際更是突然被宣布解散了。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這裡引用主持共產國際長達8年的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5月21日(即發表解散文告的前一天)日記中的說法：
在史達林的辦公室開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會議。出席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外，還有我和馬努伊爾斯基。莫洛托夫宣讀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加里寧指出，敵人會利用這個行動。最好是試一試將共產國際的中心轉移到別的地方，例如，倫敦!(笑聲)
史達林闡述說，經驗表明，無論是在馬克思、列寧時代，還是在現在，由一個國際中心來領導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工人運動都是不可能的。特別是現在，在戰爭條件下，當德國、義大利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的任務是打倒本國政府和執行使它失敗的策略的時候，而在蘇聯、英國、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則是相反，他們的任務是完全支持本國政府爭取最迅速地消滅敵人。
當我們建立共產國際的時候，我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以為我們可以領導所有國家中的工人運動。這是我們的過錯。共產國際的繼續存在會敗壞國際主義的思想名聲，這是我們所不想要的。
如此強勢的共產國際，背後離不開一個關鍵因素：金錢。當時各國共產黨都處於初創階段，普遍一窮二白，共產國際的金錢援助是其得以存續的重要原因，所以不能不言聽計從。比如1923年，陳獨秀曾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蘇聯的檔案資料也顯示，中共在1928年的「六大」後，蘇俄提供的經費，每年在60萬元以上。
中國只是共產國際一個支部，巔峰時其成員包括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組織、400多萬黨員。需要援助的金額是個龐大的數字，那這筆錢從哪來呢？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從本國貴族、官僚、地主、資本家、教堂等處掠奪而來。
曾是上個世紀80年代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迫害犧牲者平反委員會主席的雅科夫列夫在其撰寫的《記憶的漩渦》中記述了這些事：
「打家劫舍的政權對東正教教堂的財富早已垂涎三尺。這些財富是教堂幾百年來積累下來的。歷代沙皇和帝王、貴族和富商，捐獻了很多錢財和珍寶……教堂做了很多有益於社會的工作，建立免費醫院、孤兒院、養老院、收容所、中學和專科學校等。1921年俄國遭遇饑荒後，教堂無法面對上百萬人餓死而無動於衷。高尚的大牧首（註：東正教的首腦）給列寧寫信，建議出售教堂的一部分珍貴物品購買糧食……列寧在政治局宣讀了大牧首的信，並聲稱，利用這封信譴責教會不願意幫助災民，政府必須有所行動。」
事實上，早在十月革命後，蘇共與擁有4萬座教堂和14.5萬神職人員的俄羅斯東正教之間的衝突就開始了。1919年春天，列寧和另一個領導人加里寧簽署了一道命令，下令必須「儘快清除神父和宗教」，提議關閉教堂並改成倉庫，要「毫不留情」的槍斃神父。
不過，這道命令並未得到完全執行。國內戰爭以及出現的饑荒延緩了執行。但大牧首的來信讓列寧和蘇共決心採取強力行動，沒收教堂財物等。大牧首對教徒們表示，將祭祀聖物交給世俗的政府是褻瀆神明，並警告信徒，如果執行政府法令將被逐出教會。他為此遭到軟禁，並被冠以「人民公敵」的罪名。
而在政府此後的沒收行動中，不少信徒試圖阻攔但被打死。據統計，1921年反教會運動中有近8000名神職人員罹難，很多人被折磨而死。沒收來的珍寶價值400萬到800萬美元。
這些財物，使共產國際獲得了充裕的資金。根據共產國際的解密檔案，在它成立的1919年3月，聯共就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100萬盧布，5月為300萬盧布，且數字一直攀升，直至1000萬盧布。
從4月到8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從聯共那裡收到640萬盧布，從列寧秘密基金收到價值352萬的貴重物品，從國家銀行先後收到8000和5萬瑞士和奧地利克朗，12.5萬和7.73萬德國和芬蘭馬克。
檔案上還記載，主持德國柏林共產國際出版社的雷赫一次曾從聯共那裡獲得價值30萬盧布的珠寶。他回憶，當他被帶進克林姆林宮地下室時，他看到地下室珍寶堆積如山。
所以在初期，共產國際援助各國的方式往往不是笨重的紙幣，而是貴重的珠寶、鑽石。這些東西小巧便於攜帶，只需由信使們藏入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後跟。交付以後再由具體負責該國事務的主管部門安排將物品賣出，然後將紙幣經費轉交給該國組織。
正是依仗共產國際的金錢援助，各國共產黨才走過了初創階段的困難時期。不過，撒了太多錢物的共產國際也最終發現，一方面世界革命並沒有馬上成功，一方面被資助的各國共產黨不僅不會掙錢開展工作，反而持續依賴共產國際。
因此，從1936年開始，共產國際就很少再資助他國共產黨了，僅在政治上給予指導。而到了1943年5月22日，共產國際更是突然被宣布解散了。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這裡引用主持共產國際長達8年的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5月21日(即發表解散文告的前一天)日記中的說法：
在史達林的辦公室開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會議。出席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外，還有我和馬努伊爾斯基。莫洛托夫宣讀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加里寧指出，敵人會利用這個行動。最好是試一試將共產國際的中心轉移到別的地方，例如，倫敦!(笑聲)
史達林闡述說，經驗表明，無論是在馬克思、列寧時代，還是在現在，由一個國際中心來領導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工人運動都是不可能的。特別是現在，在戰爭條件下，當德國、義大利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的任務是打倒本國政府和執行使它失敗的策略的時候，而在蘇聯、英國、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則是相反，他們的任務是完全支持本國政府爭取最迅速地消滅敵人。
當我們建立共產國際的時候，我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以為我們可以領導所有國家中的工人運動。這是我們的過錯。共產國際的繼續存在會敗壞國際主義的思想名聲，這是我們所不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