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射史學的意思就是在文章或影視戲劇作品中，表面上說一個問題，實際上是借古諷今或是古為今用，說的和歷史上的那個事件是同一個問題，同一個實質。這是一些對社會現實不滿的人士、主要是歷史學家，對抗現實社會所採取的一種手段。
由來。
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史學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正如我們所了解到的，不僅「中國歷史中的儒法鬥爭」的主旋律遭到擯棄，而且對孔子的批判也降了調。在「四人幫」控制下(特別是從1973年到 1976年)，中國史研究的學術規範已完全遭到破壞，史實受到全面地、有組織地歪曲和篡改。「四人幫」的「那伙史學家們」對中國歷史並無興趣，他們是用歷史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
發展。
後來人們寫作，凡是遇到不能正面去揭露的歷史。就用一些影射的方式寫。這樣明眼人一看就出來了，又不得罪權貴。等等。能逃過一截。後來這一寫作手法演變為一種很通用的手法。去揭露歷史，但是又不說的過於露骨。
楊榮國。
一位中國作者披露，「儒法戰線的鬥爭」這一論題最初是由楊榮國提出的，1972年底楊在共產黨的機關刊物《紅旗》上發表了題為《春秋戰國時代思想領域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文。從此這個論題被極度引申，以至於「文革」被解釋為儒法鬥爭的延續。從《中國古代思想史》和《初學集》等早期著作的質量看，楊充其量不過是一個三流的普及者和綜合者。沒有跡象表明他曾在鑽研原著的基礎上，從事過專題性研究。1973年他突然近乎神話似的成了國內(乃至於國際)中國史方面最富權威性的人物。在「四人幫」時期，由他主編的《簡明中國哲學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975年修訂版)比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更具正統性和權威性。而且廣東、廣西、湖北、河南、安徽、北京等許多地方邀請他去群眾大會上作反孔演講。然而，公允地說，楊後來的一些觀點可以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找到淵源。例如，春秋時期「禮」、「法」鬥爭的問題，孔子是沒落奴隸主貴族代言人和韓非子是新興地主階級思想家的提法，都出現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一書中。唯一的區別是早期這些論題沒有因服務於政治目的而被扭曲到極點，可能因為他強烈反孔和贊成法家，所以「四人幫」選他充當官方史學家。據可靠消息說，他死於 1978年，那時他已名聲掃地。
趙紀彬。
趙紀彬與楊榮國不同，他是馬克思主義「文獻學家」。在反孔運動中，他尤以他的「發現」出名。他發現了歷史上儒法路線鬥爭的最早證據—孔子在公元前498年殺了少正卯。在《關於孔子誅少正卯問題》的專題論文中，他試圖大膽地證實最初出現於《荀子·宥坐》中的這個故事。通過多種形式的文獻學歪曲和對原文的曲解，他聲稱已確證「史實」:孔子任魯國司寇時，處死了少正卯，而少正卯是「法家先驅」。還有意思的是，在討論此問題的眾多作者中，趙稱讚楊榮國最接近問題的真相。最近曝光了一些內幕，據說在反孔運動早期，江青和姚文元覺得需要找一個反孔的法家人物，以便全面展開從孔子時代到現代兩條路線鬥爭的中心論題。法家直到戰國才出現，時間太晚，無法適應政治需要。趙對少正卯問題的研究恰好填補了.『四人幫」政治空論上的缺口。出於同樣目的，1974年趙還修改了他的《論語新探》。正如他在修訂本的後記中所講，他拋棄了較早的看法。以前他認為孔子思想中有「進步」一面，也有「反動」一面。後來他得出結論，孔子思想完全是反動的，所有方面都趨向於「復辟」。這裡，政治上的暗示和趙的評論中與現代的關聯，都太明顯了，不會被忽略。然而，由於趙的著作總是採用語言和原文分析的形式，所以可能從未得以流行。幸運的是(現在看來是不幸)，他在「四人幫」團伙的青年人中發現了一個叫唐曉文的有力普及者。基於趙的「學術發現」，唐寫了許多爭鳴文章，借孔子攻擊周恩來。例如，他對趙《論語新探》里的一個章節作通俗翻版的文章《孔子是全體人民的教育家?》，顯然是把周的教育方針當作活生生的靶子。趙也是由唐於1973年6月引薦給江青的。
周一良。
周一良是哈佛培養的史學家，專門研究魏晉南北朝史。他在《哈佛亞洲研究學報》1945年卷八上發表的《中國密教》和《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充分顯示了他淵博的學識。他是最受江青信賴的主要學術顧問之一和「四人幫」在北京的寫作班子(即臭名昭著的梁效)里的重要成員。1974年他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關於諸葛亮的法家路線，另一篇關於柳宗元的《封建論》。據最近一位作者說，後一篇尤受江青賞識，因為文章正好包含了針對軍區司令的信息，即他們必須服從「四人幫」的集中控制。對諸葛亮的研究也是為「四人幫」的政治需要服務的，他得出的「教訓」是：一群人只要遵循「法家路線」，就可以很快創建一個統一帝國，而他指的「法家路線」就是「四人幫」的「革命路線」。顯然，在質而不是在量上，周的文章為「影射史學」的興起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劉大傑。
劉大傑是上海復旦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文革」以前，他一直是受人尊敬的非馬克思主義文學史家。因為借武則天頌揚江青，他犯了影射的錯誤。《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二冊是以儒法鬥爭的觀點來系統闡釋整個唐代文學發展的。第二章第二節則全部留給了武則天時代。很大程度上，作者將初唐的文學成就歸功於女皇的法家政策，並且在唐代文學史上為她保留了極高的位置。在論述古文運動的第七章里，作者希望採用的理論框架是，「進步的法家」柳宗元(773-819)是運動最重要的領袖，而「保守的儒家」韓愈(768-824)只能被排斥在外。然而有些令人吃驚的是，作者採取歪曲事實的手段，企圖證明柳宗元在一些政論文中聲討過周公。在這種情況中，周公無誤地是指周恩。來。最近，劉大傑的著作作為「影射史學」的典型而受到嚴厲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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