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在香港會展中心演講「從百年滄桑到大國崛起」，震耳發聵，發人深省。
2016年11月18日，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創辦的智庫――團結香港基金舉辦中華大講堂，邀請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金一南教授主講「從百年滄桑到大國崛起」。
金一南教授細說中國近百年的苦難與輝煌，有識之士是如何探索中國擺脫衰敗，從東亞病夫走向民族復興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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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 從百年滄桑到大國崛起 演講全文[朗讀]
「百年滄桑，從東亞病夫到民族復興」報告會，國防大學金一南教授2016年11月在香港的一次演講視頻，讓我不禁淚流滿面!新中國一路走來是如此得不易，100年前多少仁人志士嘗試拯救山河破碎的中國，他們前赴後繼，無畏無懼，九死一生，真可謂驚心動魄。
多災多難的中國之所以屹立不倒，只因不同時代都有中華民族的脊樑出現，這些民族之魂奉獻了自己的生命，奉獻了自己的人生，無私無畏，只為救國圖強。
我就像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只在歷史書上模糊而知，我不知道我們的先輩是如此得擔當，如此得拋頭顱灑熱血，在黑暗中尋找一條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光明之路，路在何方。
當我的心與先輩連結起來時，心中隱隱地痛，在車上痛哭了一場。他們年紀輕輕干大事，年紀輕輕丟性命，現如今我們不配做他們的子孫，因為我們活得沒有擔當。
良知之心是如此地柔軟，如此地易痛，如此地易感，當心漸漸開始光明起來，那一刻我觸到了先輩的心靈，致良知喚醒了我那顆久被塵封的心。
當年四萬萬中國人就如一盤散沙，沒有國家觀念，沒有民族觀念，沒有組織觀念，人民的心在昏睡。當年抗日英雄楊靖宇被身邊的人出賣，很多人沒有理想、沒有信念，只有功利。老鄉勸楊靖宇不如投降，楊靖宇說過一句話：「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驚天動地的一問，視死如視歸，中國的脊樑就是心中的那份擔當。
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十三人，有的犧牲、有的叛變、有的被開除、有的當漢奸，最後只剩下了兩個人從頭走到尾:毛澤東和董必武。
幾十年之前，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之路如此艱難，沒有紅地毯，沒有夾道歡迎，不盡的流血犧牲與叛賣，為了什麼?為了這個民族，為了這塊土地上人民的覺醒？
鄧小平說：「沒有毛澤東，我們至今仍在黑暗中摸索」。喚醒民眾、動員民眾、組織民眾，讓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我們的先輩如此轟轟烈烈、前赴後繼，而我們如今做了什麼?我們為這個國家奉獻了什麼?此心被問得實在慚愧，此心被問得生生地疼？
歷史選擇了黨，人民選擇了黨，一路走來，今天我們物質富裕，豐衣足食，但我們又在一個十字路口上無盡地迷茫，路在何方。
是醒來的時候了，因為我們的先輩肩膀頭子很硬，扛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我們建立了強大的工業體系，為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未來三十年需要我們醒來，繼承!擔當!中國夢需要我們的脊樑。
如今的我們，肩膀頭子也要像先輩一樣很硬，扛起我們的責任，祖國再也不會是過去那個積貧積弱的東亞病夫啦。
我接受了一次真正的心靈洗禮與愛國主義!感恩老師們的覺醒和對我們的喚醒，我要去入黨!不為名不為利，只為後代子孫，只為這個生我們養我們的祖國，肩膀頭子硬一回，像先輩一樣成為後人的脊樑。
多災多難的中國之所以屹立不倒，只因不同時代都有中華民族的脊樑出現，這些民族之魂奉獻了自己的生命，奉獻了自己的人生，無私無畏，只為救國圖強。
我就像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只在歷史書上模糊而知，我不知道我們的先輩是如此得擔當，如此得拋頭顱灑熱血，在黑暗中尋找一條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光明之路，路在何方。
當我的心與先輩連結起來時，心中隱隱地痛，在車上痛哭了一場。他們年紀輕輕干大事，年紀輕輕丟性命，現如今我們不配做他們的子孫，因為我們活得沒有擔當。
良知之心是如此地柔軟，如此地易痛，如此地易感，當心漸漸開始光明起來，那一刻我觸到了先輩的心靈，致良知喚醒了我那顆久被塵封的心。
當年四萬萬中國人就如一盤散沙，沒有國家觀念，沒有民族觀念，沒有組織觀念，人民的心在昏睡。當年抗日英雄楊靖宇被身邊的人出賣，很多人沒有理想、沒有信念，只有功利。老鄉勸楊靖宇不如投降，楊靖宇說過一句話：「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驚天動地的一問，視死如視歸，中國的脊樑就是心中的那份擔當。
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十三人，有的犧牲、有的叛變、有的被開除、有的當漢奸，最後只剩下了兩個人從頭走到尾:毛澤東和董必武。
幾十年之前，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之路如此艱難，沒有紅地毯，沒有夾道歡迎，不盡的流血犧牲與叛賣，為了什麼?為了這個民族，為了這塊土地上人民的覺醒？
鄧小平說：「沒有毛澤東，我們至今仍在黑暗中摸索」。喚醒民眾、動員民眾、組織民眾，讓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我們的先輩如此轟轟烈烈、前赴後繼，而我們如今做了什麼?我們為這個國家奉獻了什麼?此心被問得實在慚愧，此心被問得生生地疼？
歷史選擇了黨，人民選擇了黨，一路走來，今天我們物質富裕，豐衣足食，但我們又在一個十字路口上無盡地迷茫，路在何方。
是醒來的時候了，因為我們的先輩肩膀頭子很硬，扛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我們建立了強大的工業體系，為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未來三十年需要我們醒來，繼承!擔當!中國夢需要我們的脊樑。
如今的我們，肩膀頭子也要像先輩一樣很硬，扛起我們的責任，祖國再也不會是過去那個積貧積弱的東亞病夫啦。
我接受了一次真正的心靈洗禮與愛國主義!感恩老師們的覺醒和對我們的喚醒，我要去入黨!不為名不為利，只為後代子孫，只為這個生我們養我們的祖國，肩膀頭子硬一回，像先輩一樣成為後人的脊樑。
中央電視台經濟頻道近日推出12集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引起強烈反響。對於眾多國人來說，這部紀錄片無疑稱得上是一次「歷史教學片」，是對公元1500年以來世界9個主要大國發展史的一次集體學習。
用電視畫面展現曾經的大國興衰，顯然沒有浩瀚的歷史典籍來得深刻。但是，電視能以光和影的三原色轉變形象地將歷史上曾經的輝煌、榮譽、血戰前行和繁華散盡形象地在大眾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是將歷史反思從精英的書齋挪移到草根大眾思考的有益嘗試。央視將9個大國的500年興衰史用12集的短短篇幅濃縮，絕非大眾娛樂的電視劇快餐，而是品讀歷史的鏡鑒和對中國未來的深深思索。
在過去的500年間，中國所謂的盛世已經持續至清康乾時代，期間還包括明初鄭和浩大船隊的遠洋。但這只不過是古老的「中華龍」慣性繁華的迴光返照。而從14世紀開始的300年間，歐洲文興復興擊碎了中世紀宗教的神學桎梏，將人們從蒙昧主義、禁欲主義和神秘主義解放出來，在精神方面為近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發展奠定了基礎。從1500年開始，歐洲的強國你方唱罷我登場，引領了歐洲作為全球翹楚的新時代。
無論是伊比利亞半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通過海洋冒險成就的海洋霸權，抑或荷蘭憑藉一系列現代金融和商業制度創立的商業帝國，還是率先發起工業革命推動自由貿易成就的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以及法德兩國的隨後興起。這些歐洲強國都是通過制度和體制創新、科學和文化的發展、將商業和自由貿易作為大國崛起的基本要件。至於繼承歐洲文化譜系的美國在另一塊大陸的崛起，日本和俄羅斯的後發制人，除了自覺的趕超意識，也經歷了制度轉型的陣痛。當然，這9大強國的輝煌中也都沾染了窮兵黷武的戰爭殘酷和侵略他國乃至滅絕異質文化的原罪。但不管如何，自1500年以來的500多年間，這些強國或有興衰，但他們的一個或多個在21世紀依然占有全球主導地位。即，西方社會主導全球的大趨勢並沒有逆轉。
對中國而言，讀懂這9個大國的興衰起伏，對於中華民族的復興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這9個大國在過去的150年間和中國都發生過直面接觸，對中國而言更多是不堪回首的痛苦記憶。但沉浸在歷史的傷痛和仇恨中是沒有意義的，基於意識形態的偏見嘲弄和怒斥資本主義的罪惡更是無謂的。在全球化浪潮席捲全球的今天，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和大國崛起首當其衝地要融入這個世界。開放，制度創新，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理念等等，這些既是中國從既往強國的興盛中總結的經驗，也是從某些強國的滅亡中汲取的教訓。
半個世紀前毛澤東主席在回答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對新中國如何擺脫歷代王朝「興勃亡忽」的質疑時，給出的藥方是「人民民主」。今天，這句話對中國如何實現民族復興和重新崛起依然具有現實意義。當綜合實力成為衡量大國地位的標準時，作為硬實力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同作為軟實力的政治和文化影響力一個都不能少。美國的強國之路充分驗證了這一點。而新一代的中國領導人也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將「政治」、「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並列。
必須釐清的是，和上述9個大國不同的是，中國的強國之路有著5000年和平包容文化的深厚根底，絕少侵掠他國的文化傳統的貪婪品格。也正因為如此，在學習9大國優點的同時，中國可以避免其他強國最終「亡乎」的歷史宿命。
不過，僅有和平的理性，經濟的勢力和開明的政治依然不能實現強國之夢。如中國兩宋，經濟文化發展俱佳，政治也相當開明，但依然是偏安一隅最終被異族所滅。去年5月22日，美國《紐約時報》在評論版中罕見地以中文標題發表著名專欄作家克里斯托夫的評論文章：「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煙雲」。這雖是對美國提出的警醒，但也給我們以警醒，強國之路，必須要保持軟硬力量的綜合平衡，綜合國力的哪一個要素都不能偏頗。
用電視畫面展現曾經的大國興衰，顯然沒有浩瀚的歷史典籍來得深刻。但是，電視能以光和影的三原色轉變形象地將歷史上曾經的輝煌、榮譽、血戰前行和繁華散盡形象地在大眾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是將歷史反思從精英的書齋挪移到草根大眾思考的有益嘗試。央視將9個大國的500年興衰史用12集的短短篇幅濃縮，絕非大眾娛樂的電視劇快餐，而是品讀歷史的鏡鑒和對中國未來的深深思索。
在過去的500年間，中國所謂的盛世已經持續至清康乾時代，期間還包括明初鄭和浩大船隊的遠洋。但這只不過是古老的「中華龍」慣性繁華的迴光返照。而從14世紀開始的300年間，歐洲文興復興擊碎了中世紀宗教的神學桎梏，將人們從蒙昧主義、禁欲主義和神秘主義解放出來，在精神方面為近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發展奠定了基礎。從1500年開始，歐洲的強國你方唱罷我登場，引領了歐洲作為全球翹楚的新時代。
無論是伊比利亞半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通過海洋冒險成就的海洋霸權，抑或荷蘭憑藉一系列現代金融和商業制度創立的商業帝國，還是率先發起工業革命推動自由貿易成就的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以及法德兩國的隨後興起。這些歐洲強國都是通過制度和體制創新、科學和文化的發展、將商業和自由貿易作為大國崛起的基本要件。至於繼承歐洲文化譜系的美國在另一塊大陸的崛起，日本和俄羅斯的後發制人，除了自覺的趕超意識，也經歷了制度轉型的陣痛。當然，這9大強國的輝煌中也都沾染了窮兵黷武的戰爭殘酷和侵略他國乃至滅絕異質文化的原罪。但不管如何，自1500年以來的500多年間，這些強國或有興衰，但他們的一個或多個在21世紀依然占有全球主導地位。即，西方社會主導全球的大趨勢並沒有逆轉。
對中國而言，讀懂這9個大國的興衰起伏，對於中華民族的復興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這9個大國在過去的150年間和中國都發生過直面接觸，對中國而言更多是不堪回首的痛苦記憶。但沉浸在歷史的傷痛和仇恨中是沒有意義的，基於意識形態的偏見嘲弄和怒斥資本主義的罪惡更是無謂的。在全球化浪潮席捲全球的今天，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和大國崛起首當其衝地要融入這個世界。開放，制度創新，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理念等等，這些既是中國從既往強國的興盛中總結的經驗，也是從某些強國的滅亡中汲取的教訓。
半個世紀前毛澤東主席在回答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對新中國如何擺脫歷代王朝「興勃亡忽」的質疑時，給出的藥方是「人民民主」。今天，這句話對中國如何實現民族復興和重新崛起依然具有現實意義。當綜合實力成為衡量大國地位的標準時，作為硬實力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同作為軟實力的政治和文化影響力一個都不能少。美國的強國之路充分驗證了這一點。而新一代的中國領導人也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將「政治」、「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並列。
必須釐清的是，和上述9個大國不同的是，中國的強國之路有著5000年和平包容文化的深厚根底，絕少侵掠他國的文化傳統的貪婪品格。也正因為如此，在學習9大國優點的同時，中國可以避免其他強國最終「亡乎」的歷史宿命。
不過，僅有和平的理性，經濟的勢力和開明的政治依然不能實現強國之夢。如中國兩宋，經濟文化發展俱佳，政治也相當開明，但依然是偏安一隅最終被異族所滅。去年5月22日，美國《紐約時報》在評論版中罕見地以中文標題發表著名專欄作家克里斯托夫的評論文章：「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煙雲」。這雖是對美國提出的警醒，但也給我們以警醒，強國之路，必須要保持軟硬力量的綜合平衡，綜合國力的哪一個要素都不能偏頗。
九一八事變，關中軍一萬九，東北軍十九萬，三天丟掉奉天，就是今天瀋陽，一周丟掉遼寧，兩個多月東三省淪陷。七七事變，日本華北駐屯軍八千四，日本人自己五千八，我們最高數八千四，宋哲元二十九軍十萬，一個月華北淪陷，中國之虛弱，我覺得我們近代以來反覆講一個問題，帝國主義嗜血成性、殺人成性、兇殘無度，我們總說對手如何野蠻、如何兇殘，我們很少檢討為什麼自己這麼虛弱，為什麼誰都能弄你一下，你誰都無法有效抵抗，我們近代出了什麼問題，問題出在哪裡？
你看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的時候廣東三元里那抗擊很個別，大多數民眾在遠處觀戰，英軍登陸後民眾主動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糧食，洋人在跟皇帝打仗，與我何干?跟我沒關係啊，皇帝打敗了割皇帝的地，賠皇帝的款，與我何干?我還得生活呀。
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你看遺留下來的照片之一，我們那麼多人幫著聯合國後勤輜重推小車，畫面上洋人就兩個，其他都是中國人，幫著聯軍供應後勤，給錢嘛，能僱傭啊就可以，哪裡國家觀念、民族觀念沒有的。
聯軍攻到了北京，北京城高池厚，聯軍一萬多人攻不進來，北京有附近居民向聯軍提供消息：廣渠門下水道未曾設防，聯軍從廣渠門下水道魚貫而入，你看聯軍人數不多，排隊順著土坡斜坡散兵隊形排著隊走下來，我們周圍那麼多民眾揣著手站在兩邊麻木的觀看，洋人在跟皇帝打仗，進攻皇宮，多少民眾幫著聯軍填平壕溝、綁梯子、扶梯子。還有民眾坐在牆頭上幫著聯軍往裡瞭望，孫中山講的，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數量不能提供力量，如果你不凝聚的話，一盤散沙，數量沒有意義!聯軍在北京殺人，聯軍指定殺誰，中國人捆中國人，中國人砍中國人腦袋，我們至弱之源，我覺得是中國我們近代以來最大的問題，非常鬆散，為什麼要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我們一盤散沙，這個局面，被各個帝國主義所窺破？
板垣征四郎，1948年被判處絞刑，被國際戰犯法庭東京國際法庭審判的七名甲戰犯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的8月，他是關東軍高級參謀，關東軍即將發動九一八事變，面對十倍於己的東北軍，關東軍也是人心惶惶，他們沒有把握，板垣給他們做戰前動員：沒問題，搞得過。
板垣講：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於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繫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從一般民眾真正民族發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都無礙大局。不就交稅嗎，交給滿洲國也是交，交日本人也是交，交給張作霖張大帥也是交，交誰都一樣，他們不在乎，所以能搞得過他們。
我們近代的災難，絕不僅僅是帝國主義如何的殺人無度猖狂。我們極度的衰弱和分散，不團結一盤散沙，被對方分而治之。
你看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的時候廣東三元里那抗擊很個別，大多數民眾在遠處觀戰，英軍登陸後民眾主動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糧食，洋人在跟皇帝打仗，與我何干?跟我沒關係啊，皇帝打敗了割皇帝的地，賠皇帝的款，與我何干?我還得生活呀。
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你看遺留下來的照片之一，我們那麼多人幫著聯合國後勤輜重推小車，畫面上洋人就兩個，其他都是中國人，幫著聯軍供應後勤，給錢嘛，能僱傭啊就可以，哪裡國家觀念、民族觀念沒有的。
聯軍攻到了北京，北京城高池厚，聯軍一萬多人攻不進來，北京有附近居民向聯軍提供消息：廣渠門下水道未曾設防，聯軍從廣渠門下水道魚貫而入，你看聯軍人數不多，排隊順著土坡斜坡散兵隊形排著隊走下來，我們周圍那麼多民眾揣著手站在兩邊麻木的觀看，洋人在跟皇帝打仗，進攻皇宮，多少民眾幫著聯軍填平壕溝、綁梯子、扶梯子。還有民眾坐在牆頭上幫著聯軍往裡瞭望，孫中山講的，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數量不能提供力量，如果你不凝聚的話，一盤散沙，數量沒有意義!聯軍在北京殺人，聯軍指定殺誰，中國人捆中國人，中國人砍中國人腦袋，我們至弱之源，我覺得是中國我們近代以來最大的問題，非常鬆散，為什麼要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我們一盤散沙，這個局面，被各個帝國主義所窺破？
板垣征四郎，1948年被判處絞刑，被國際戰犯法庭東京國際法庭審判的七名甲戰犯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的8月，他是關東軍高級參謀，關東軍即將發動九一八事變，面對十倍於己的東北軍，關東軍也是人心惶惶，他們沒有把握，板垣給他們做戰前動員：沒問題，搞得過。
板垣講：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於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繫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從一般民眾真正民族發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都無礙大局。不就交稅嗎，交給滿洲國也是交，交日本人也是交，交給張作霖張大帥也是交，交誰都一樣，他們不在乎，所以能搞得過他們。
我們近代的災難，絕不僅僅是帝國主義如何的殺人無度猖狂。我們極度的衰弱和分散，不團結一盤散沙，被對方分而治之。
我們近代的中國歷經苦難，我們沒有勝過，我們一敗再敗。
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南京條約》簽訂，割讓香港，賠款二千一百萬兩白銀，第二次鴉片戰爭接著又失敗。
對方都很少的兵力，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軍艦二十八條，軍隊一萬五千，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兩萬五千人，長驅直入北京，殺人放火，將圓明園付之一炬，以如此小的兵力頃駕於大國首都，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蹟。
1894甲午戰爭更是空前的割地賠款，賠款白銀兩億兩，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所以當時的澳門報紙有這麼一段評價：中國之裝備，普天之下為至軟弱的極不中用之武備，其所行為之事，亦如紙上說謊而已，國中之兵，說有七十萬之眾，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中國當時如同破茅草房子，誰上來都是一腳踹倒，我們用樑柱支起來，再上來一腳又踹倒了，再支起來，再踹倒了。
到了八國聯軍1900年入侵北京的時候，我們達到空前的虛弱，八個國家打我們，我們如何打得過啊！
但你看八國聯軍來了多少人，日軍最多8000、俄軍4800、英軍3000、美軍2100、法軍800、奧地利58人、義大利53人。
八國聯軍1900年8月3日從天津向北京出發，滿打滿算18811人，就這麼點兵力，還有七千德軍在海上來不及趕到，都等不及向北京攻擊出發，十天之內攻陷北京，而北京一帶有清軍十五六萬，義和團五六十萬。
我們擋住了沒有？沒有擋住啊！
中國近代以來這種衰弱，這種無力達到極致，一個大國衰弱至此。
庚子賠款空前的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庚子賠款之後我們對美國人印象不錯，美國西奧多·羅斯福把部分賠款返還給我們，我們辦了留美預備學校、協和醫院，還有燕京大學的一部分，那留美預備學校也就成了我們今天著名的清華大學，所以我們很多人對西奧多·羅斯福印象不錯。
不管他怎麼說，他把中國的賠款返還我們一部分辦了醫療、辦了教育？
但是你看西奧多·羅斯福，他極度看不起中國。他說，要是我們重蹈中國的覆轍，自滿自足，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漸漸地腐敗墮落，對國外的事情毫無興趣，沉溺於紙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奮發向上，苦幹冒險的高尚生活，整天忙於滿足肉體暫時的慾望，那麼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面對中國今天已經出現的這一事實。
畏懼戰爭、閉關鎖國，貪圖安寧享樂的民族在其他好戰、愛冒險民族的進攻面前肯定是要衰敗的。
羅斯福提醒美國人，我們一定不能像中國人這樣衰敗，近代以來有多少中國人為了克服這一點歷經選擇。
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是一種選擇，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其實就是基督教義的中國化，就是我們在完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前，洪秀全完成了基督教義的中國化。
用這套改革可能成功嗎？不可能，所以洪秀全失敗了。
鎮壓洪秀全的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他們推出洋務運動。
他們認為，中國的大問題在哪呢？器不如人。
機器製造、科學技術不行，一定要搞上去，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
洋務運動30年，最大的成果是北洋水師，1894年甲午海戰全軍覆沒，洋務運動失敗。
洋務運動失敗，康有為、梁啟超出來了，他們認為，曾、左、李的器不如人太膚淺了。
中國的問題在哪呢？制不如人，制度層面出問題了。梁啟超講，喚醒吾國千年之大夢，實至甲午一役始也。制不如人，體質出問題了要改制，戊戌維新就是改制。孫中山辛亥革命也是改制，建立共和。
君主立憲沒有成功，戊戌維新失敗，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了，共和建立了。
但結果怎樣？北京九易政府，24次內閣改組，換了26屆總理，軍閥混戰，生靈塗炭，共和也沒搞成。
所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已經打出旗號了，打倒孔家店。「五四運動」講，器不如人、制不如人都太表淺了，中國的問題是什麼呢？思想文化不如人，要徹底拋棄中國思想文化，即孔孟之道？
我們當年這種思想偏激和極端，認為萬事規矩一點，找個替罪羊，只要把它解決就全解決了。
我說當年打倒孔家店的旗號，與今天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學院，形成多麼大的反差啊！
我們就今天看來，孔子沒有妨礙我們走向現代化，我們出了問題，不是孔子的問題，我們只是在找替罪羊。
當年不僅把孔子當替罪羊，漢字也成了替罪羊，「五四運動」先驅胡適、錢玄同、郭沫若、陳獨秀、魯迅都講到漢字問題了，他們認為，導致中國落後的罪魁禍首：漢字！當年多麼激進。
我們今天講他們，沒有絲毫否定他們的功績，他們都是探索者，都在探索、尋找一條擺脫滅亡的路徑，我們後來探索都是再他們基礎之上的。
當然我們今天講中國夢，當時中國社會也有中國夢，當年北京、上海的學者們聯合做了一次演講：你的夢想是什麼？
清華大學教授林語堂這樣回答他的夢想：我的夢想只希望中國可以不打仗，無苛稅，人民不用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樂業的干浄土。
我們今天很難設想這是什麼樣的中國，因為距離非常遙遠了？
很遙遠嗎？七八十年前中國就是這個樣子。
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他的夢想：沒有人吸鴉片、吞紅丸，這是最重要的事，這種嗜好延長下去非滅種不可，只要吸毒，什麼制度都救不了你？
上海大學者施蟄存的夢想：中國人走到外國去不被輕視，外國人走到中國來，讓我們敢罵一聲「洋鬼子」。
施蟄存在上海，上海外灘「華人與狗不許入內」，你敢罵誰。
羅文乾的夢想：政府能統一全國，免人說我無組織，內爭的勇毅轉用來對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錢，婦女理家崇尚勤儉、不學摩登，青年勤儉刻苦、不穿洋服、振興國貨。
當年這些知識分子，中國社會的良心啊！他們的呼籲，他們的夢想集中在一起就是四個字：民族救亡。
民族到了危亡的邊緣，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大清王朝被推翻，民國建立了，災難沒有停止。
「九一八事變」，關東軍一萬九，東北軍十九萬，三天丟掉奉天，即是今天的瀋陽，一周丟掉遼寧，兩個多月東三省淪陷。
「七七事變」，日本華北駐屯軍八千四，宋哲元二十九軍十萬，一個月華北淪陷。
我覺得我們近代以來反覆講一個問題：帝國主義嗜血成性、殺人成性、兇殘無度。
我們總說我們的對手如何野蠻、如何兇殘，很少檢討自己為什麼這麼虛弱，為什麼誰都想弄你一下，你誰都無法有效抵抗？
我們近代出了什麼問題，問題出在哪裡？
你看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了什麼。廣東三元里抗英，大多數民眾在遠處觀戰，英軍登陸後民眾主動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糧食，洋人在跟皇帝打仗，皇帝打敗了，皇帝割地賠款，與我何干？
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從老照片上我們看到那麼多人幫著人家後勤輜重推小車，畫面上洋人就兩個，其他都是中國人。幫著聯軍供應後勤，給錢就可以，哪有國家觀念、民族觀念。
八國聯軍攻到了北京，北京城高池厚，八國聯軍一萬多人攻不進來，北京附近居民向八國聯軍提供消息：廣渠門下水道未曾設防。
八國聯軍從廣渠門下水道魚貫而入，八國聯軍排隊走進來，我們周圍那麼多民眾揣著手站在兩邊麻木的觀看洋人在跟皇帝打仗，進攻皇宮，多少民眾幫著八國聯軍填平壕溝、綁梯子、扶梯子，還有民眾坐在牆頭上幫著八國聯軍往裡瞭望。
孫中山講的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數量不能提供力量，如果你不凝聚的話，數量沒有意義，我覺得這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大的問題，非常鬆散。
我們一盤散沙這個局面被各個帝國主義所窺破，板垣征四郎1948年被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他是關東軍高級參謀，關東軍即將發動「九一八事變」，面對十萬餘東北軍，關東軍也是人心惶惶，他們沒有把握，板垣征四郎給他們做戰前動員：沒問題，搞得過。
他認為，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於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繫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
從一般民眾來看，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不就交稅嗎，交給滿洲國也是交，交給日本人也是交，交給張作霖張大帥也是交，交誰都一樣，他們不在乎，所以能搞得過他們。
我們近代的災難，絕不僅僅是帝國主義如何的殺人無度和猖狂，也是我們極度的衰弱和分散，不團結一盤散沙，被對方分而治之。
抗戰開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以下20多位中央委員58位將官投敵，一些部隊成建制譁變，當時出現的問題不是民眾出現問題，是精英層出現問題，出現大問題，精英都成了漢奸，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梁宏志……。
當時中國出現的，叫集團性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不是一個兩個，是團團伙伙精英們的沉淪。
在最關鍵最困難的時候，共產黨人就與眾不同。共產黨人的傑出代表，東北抗日聯軍第一陸軍總司令楊靖宇，抗到最後只剩自己一個人。
程斌，抗聯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楊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1938年率部投敵，組成「程斌挺進隊」把楊靖宇的秘密營地全部搗毀，逼楊靖宇於絕境。
第二個叛徒張秀峰，軍部警衛排長，父母雙亡的孤兒，被楊靖宇撫養成人，1940年2月攜帶機密文件、槍枝、抗聯經費叛變投敵，向日軍提供楊靖宇的突圍路線，他是楊靖宇的貼身警衛，他知道楊靖宇的行蹤，二月份叛變，楊靖宇三月份犧牲。
第三個叛徒，張奚若，抗聯第一軍第一師特等機槍手，叛變後在偽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命令下開槍射殺楊靖宇，楊靖宇的特等機槍手把自己軍長開槍打死。
這是被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所窺破的，中國人的走向，發現提供情報，最後打死楊靖宇的都是中國人，一盤散沙的中國，它不僅是鬆散的問題，出賣自己國家民族利益，出賣自己的戰友，出賣自己的國家，出賣自己的民族。
最後趙廷喜勸楊靖宇，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趙廷喜哪裡知道，只要楊靖宇投降，日本安排出任偽滿洲國軍政部長，不但不殺他，還讓他當大官，利用他的影響擺平東北抗聯。
楊靖宇最後跟趙廷喜講了一句話：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這一句話驚天動地！一點勝利的希望都沒有，那也不屈服。
我經常講，中華民族總在關鍵時刻有這樣的人物成為民族的脊樑，這個脊樑不是大眾在支撐的，關鍵時刻、關鍵人物在大家萬念俱灰的情況下，成為民族精神的圖騰和脊樑。喜歡這篇文章的讀者，小編推薦大家微信搜索關注公眾號九龍軍事。可閱讀更多精彩好文。
一批年輕人，年紀輕輕干大事，年紀輕輕丟性命，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住房，為了自己的公司或者自己的待遇而乾的，是為了完成民族救亡。
當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中國社會有200多個政治團體和黨派，中國共產黨成立了還是200多個，所以當年一夥熱血青年在上海的石庫門房子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時候，誰看得起他們？誰都沒想到他們能怎樣。
他們13個人，中國共產黨發起人，何等重要的歷史地位，但當年有誰在意？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走的走散的散，各奔東西，有更好的前程都走了。
自己走掉的、被黨開除的、犧牲的，13個人從頭走到尾只有兩個：毛澤東、董必武。只有這兩個人從頭走到尾。
中國共產黨的艱難，我們不要說形容詞、副詞，不要什麼妙筆生花、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你僅僅看13個代表各自走向，就知道這個黨何其艱難？
無盡的流血犧牲和叛賣，以及萬水千山的阻隔。中國共產黨1921年建黨，是中國政治舞台邊緣性力量。能夠從舞台邊緣，走到東方政治舞台的中心，今天影響世界格局，改變世界格局，我們講一句話：毛澤東居功至偉。
這個人的名字永遠與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緊緊相連，他貢獻太大了，就像小平同志講的，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可能至今在黑暗中摸索。
我覺得這是中國革命非常大的變化，中國近代想變革者比比皆是，毛澤東絕不是頭一個，李鴻章、康有為、孫中山，沒有一個不想變革，沒有一個不想挽救民族命運於危亡，都是變革者，但他們的問題在哪裡。
從李鴻章、袁世凱、康有為、孫中山，他們基本上都是力圖依託少數精英完成對社會的改造，都沒把喚醒民眾、動員民眾、組織民眾作為變革和革命的重點，在他們眼中，民眾只是改造的對象，而不是推動變革和革命的動力，最終只能導致變革與革命一敗再敗。
毛澤東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共產黨勝利最大的根源，民眾的支持。毛澤東講，動員了全國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毛澤東不再把民眾作為包袱、改造的對象，而作為動力推動社會變革的最巨大的力量，毛澤東講，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
說到了中國至弱之源，我們這種無組織狀態，導致我們最後的災難。西方有一句話：直到列強不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中國人才真正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
我們第一次覺醒，1895年康有為「公車上書」，我們可以講封建官僚士大夫階層的覺醒，統治階層一小部分人覺醒，力圖建立現代國家，君主立憲；1919年「五四運動」，知識分子層的覺醒；1937年全民抗戰，民族總體的覺醒，一直到了1937年全民抗戰，我們才發現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全民抗戰，日本人到中國來侵略不僅是打國民黨，不僅打共產黨，而且殺中國人占中國地，是全民族的問題，真正讓我們感覺到國家民族利益共同體。
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是中國共產黨人為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獻上的一份大禮，真正意義上的現在民族國家。
西方現代國家學說的奠基者霍布斯講，什麼叫國家，為什麼要有國家？
霍布斯說，當人人難以自我保存時，人們便自覺自愿的放棄權力開始締約，指定一人或多人組成集體，來代表他們的人格，將自己的意志服從於集體意志，將自己的判斷服從與集體判斷，在此基礎上實現聯合，這就是國家。
國家不是個慈善團體，不是個人權機構，國家一定要形成集體意志、集體判斷，國家讓人民自覺自愿的放棄部分權利開始締約，形成集體意志、集體判斷。
歷史證明只有新中國，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集體意志和集體判斷。絕不是個理論問題，他是個問題。
新中國剛剛成立面臨的韓戰，我們猝不及防，當時部隊都在轉業，國民經濟百廢待興，韓戰爆發，1950年9月15日美軍仁川登陸，把朝鮮軍隊壓縮在中朝邊境三個區域範圍內，我們當時面臨韓戰的嚴重的局勢，我們反覆對美國提出警告，一定不能過「三八線」，過了「三八線」是不行的，影響中國安全，美軍越過「三八線」，直攻平壤。10月8日毛澤東下令，中國人民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
這場仗過去了多時，你看美國人怎麼評價的：從中國在整個韓戰期間，顯示出來的強大攻勢、防禦能力之中，美國及其盟國再清楚不過的看出，共產黨已經成為一個可怕的對手，他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
他們得出的結論，在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上，新中國再也不會退讓，舊中國一退再退，我們總想退一步海闊天空，最後退到無處可退，美國人明白了，新中國再也不會後退。
美國人亞歷山大·溫特，美國建構主義鼻祖講了這句話：一個國家，在生存、獨立和經濟財富這三種利益之上，還必須加上第四種國家利益，那就是集體自尊。
不要以為國家利益就是生存、獨立、發展繁榮，還有集體自尊，尊嚴也是國家利益，非常重要的國家利益，尊嚴必須靠勝利來捍衛。
我覺得這是我們新中國，共產黨人給中華民族第一次帶來集體自尊，不但從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跡，而且從根源上清除了社會一盤散沙的狀態，中國人民被前所未有地組織起來動員起來，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持續、穩定、繁榮、昌盛。既能完成民族救亡，也能完成民族復興雙重使命的現代民族國家，我覺得這是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創造的最大禮品。
中國今天的國力和軍力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我們跟過去完全不一樣，當今世界，國民生產總值超10萬億美元的就兩個，美國和中國。
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文明一直在與西方文明抗爭，中華文明節節敗退，新中國成立使中華文明在政治上擺脫了頹勢，跨過鴨綠江，中華文明在軍事上擺脫了敗勢，四十年開放，使中華文明在經濟上扭轉了劣勢。
今天崛起的不是一個民族啊，一個文明，全新的經過洗禮的文明。
共產黨自我更新，共產黨的領導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擔當，那是民族救亡和民族復興過程中的自我擔當。
我最後以這幾句話結束今天的演講：
第一句：
亨利·基辛格：大國塑造本國安全環境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國力的日漸增強；二是舊國際秩序的逐漸瓦解。
第二句：
英國人哈米什·麥克雷特：中國越是不團結，世界就越感到高興。
第三句：
俄羅斯普京：國家越強大，個人越自由。
第四句：
我們最高領導人：對為國犧牲、為民犧牲的英雄烈士，我們要永遠懷念，給予他們極大的榮譽和敬仰。
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南京條約》簽訂，割讓香港，賠款二千一百萬兩白銀，第二次鴉片戰爭接著又失敗。
對方都很少的兵力，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軍艦二十八條，軍隊一萬五千，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兩萬五千人，長驅直入北京，殺人放火，將圓明園付之一炬，以如此小的兵力頃駕於大國首都，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蹟。
1894甲午戰爭更是空前的割地賠款，賠款白銀兩億兩，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所以當時的澳門報紙有這麼一段評價：中國之裝備，普天之下為至軟弱的極不中用之武備，其所行為之事，亦如紙上說謊而已，國中之兵，說有七十萬之眾，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中國當時如同破茅草房子，誰上來都是一腳踹倒，我們用樑柱支起來，再上來一腳又踹倒了，再支起來，再踹倒了。
到了八國聯軍1900年入侵北京的時候，我們達到空前的虛弱，八個國家打我們，我們如何打得過啊！
但你看八國聯軍來了多少人，日軍最多8000、俄軍4800、英軍3000、美軍2100、法軍800、奧地利58人、義大利53人。
八國聯軍1900年8月3日從天津向北京出發，滿打滿算18811人，就這麼點兵力，還有七千德軍在海上來不及趕到，都等不及向北京攻擊出發，十天之內攻陷北京，而北京一帶有清軍十五六萬，義和團五六十萬。
我們擋住了沒有？沒有擋住啊！
中國近代以來這種衰弱，這種無力達到極致，一個大國衰弱至此。
庚子賠款空前的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庚子賠款之後我們對美國人印象不錯，美國西奧多·羅斯福把部分賠款返還給我們，我們辦了留美預備學校、協和醫院，還有燕京大學的一部分，那留美預備學校也就成了我們今天著名的清華大學，所以我們很多人對西奧多·羅斯福印象不錯。
不管他怎麼說，他把中國的賠款返還我們一部分辦了醫療、辦了教育？
但是你看西奧多·羅斯福，他極度看不起中國。他說，要是我們重蹈中國的覆轍，自滿自足，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漸漸地腐敗墮落，對國外的事情毫無興趣，沉溺於紙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奮發向上，苦幹冒險的高尚生活，整天忙於滿足肉體暫時的慾望，那麼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面對中國今天已經出現的這一事實。
畏懼戰爭、閉關鎖國，貪圖安寧享樂的民族在其他好戰、愛冒險民族的進攻面前肯定是要衰敗的。
羅斯福提醒美國人，我們一定不能像中國人這樣衰敗，近代以來有多少中國人為了克服這一點歷經選擇。
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是一種選擇，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其實就是基督教義的中國化，就是我們在完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前，洪秀全完成了基督教義的中國化。
用這套改革可能成功嗎？不可能，所以洪秀全失敗了。
鎮壓洪秀全的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他們推出洋務運動。
他們認為，中國的大問題在哪呢？器不如人。
機器製造、科學技術不行，一定要搞上去，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
洋務運動30年，最大的成果是北洋水師，1894年甲午海戰全軍覆沒，洋務運動失敗。
洋務運動失敗，康有為、梁啟超出來了，他們認為，曾、左、李的器不如人太膚淺了。
中國的問題在哪呢？制不如人，制度層面出問題了。梁啟超講，喚醒吾國千年之大夢，實至甲午一役始也。制不如人，體質出問題了要改制，戊戌維新就是改制。孫中山辛亥革命也是改制，建立共和。
君主立憲沒有成功，戊戌維新失敗，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了，共和建立了。
但結果怎樣？北京九易政府，24次內閣改組，換了26屆總理，軍閥混戰，生靈塗炭，共和也沒搞成。
所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已經打出旗號了，打倒孔家店。「五四運動」講，器不如人、制不如人都太表淺了，中國的問題是什麼呢？思想文化不如人，要徹底拋棄中國思想文化，即孔孟之道？
我們當年這種思想偏激和極端，認為萬事規矩一點，找個替罪羊，只要把它解決就全解決了。
我說當年打倒孔家店的旗號，與今天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學院，形成多麼大的反差啊！
我們就今天看來，孔子沒有妨礙我們走向現代化，我們出了問題，不是孔子的問題，我們只是在找替罪羊。
當年不僅把孔子當替罪羊，漢字也成了替罪羊，「五四運動」先驅胡適、錢玄同、郭沫若、陳獨秀、魯迅都講到漢字問題了，他們認為，導致中國落後的罪魁禍首：漢字！當年多麼激進。
我們今天講他們，沒有絲毫否定他們的功績，他們都是探索者，都在探索、尋找一條擺脫滅亡的路徑，我們後來探索都是再他們基礎之上的。
當然我們今天講中國夢，當時中國社會也有中國夢，當年北京、上海的學者們聯合做了一次演講：你的夢想是什麼？
清華大學教授林語堂這樣回答他的夢想：我的夢想只希望中國可以不打仗，無苛稅，人民不用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樂業的干浄土。
我們今天很難設想這是什麼樣的中國，因為距離非常遙遠了？
很遙遠嗎？七八十年前中國就是這個樣子。
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他的夢想：沒有人吸鴉片、吞紅丸，這是最重要的事，這種嗜好延長下去非滅種不可，只要吸毒，什麼制度都救不了你？
上海大學者施蟄存的夢想：中國人走到外國去不被輕視，外國人走到中國來，讓我們敢罵一聲「洋鬼子」。
施蟄存在上海，上海外灘「華人與狗不許入內」，你敢罵誰。
羅文乾的夢想：政府能統一全國，免人說我無組織，內爭的勇毅轉用來對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錢，婦女理家崇尚勤儉、不學摩登，青年勤儉刻苦、不穿洋服、振興國貨。
當年這些知識分子，中國社會的良心啊！他們的呼籲，他們的夢想集中在一起就是四個字：民族救亡。
民族到了危亡的邊緣，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大清王朝被推翻，民國建立了，災難沒有停止。
「九一八事變」，關東軍一萬九，東北軍十九萬，三天丟掉奉天，即是今天的瀋陽，一周丟掉遼寧，兩個多月東三省淪陷。
「七七事變」，日本華北駐屯軍八千四，宋哲元二十九軍十萬，一個月華北淪陷。
我覺得我們近代以來反覆講一個問題：帝國主義嗜血成性、殺人成性、兇殘無度。
我們總說我們的對手如何野蠻、如何兇殘，很少檢討自己為什麼這麼虛弱，為什麼誰都想弄你一下，你誰都無法有效抵抗？
我們近代出了什麼問題，問題出在哪裡？
你看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了什麼。廣東三元里抗英，大多數民眾在遠處觀戰，英軍登陸後民眾主動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糧食，洋人在跟皇帝打仗，皇帝打敗了，皇帝割地賠款，與我何干？
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從老照片上我們看到那麼多人幫著人家後勤輜重推小車，畫面上洋人就兩個，其他都是中國人。幫著聯軍供應後勤，給錢就可以，哪有國家觀念、民族觀念。
八國聯軍攻到了北京，北京城高池厚，八國聯軍一萬多人攻不進來，北京附近居民向八國聯軍提供消息：廣渠門下水道未曾設防。
八國聯軍從廣渠門下水道魚貫而入，八國聯軍排隊走進來，我們周圍那麼多民眾揣著手站在兩邊麻木的觀看洋人在跟皇帝打仗，進攻皇宮，多少民眾幫著八國聯軍填平壕溝、綁梯子、扶梯子，還有民眾坐在牆頭上幫著八國聯軍往裡瞭望。
孫中山講的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數量不能提供力量，如果你不凝聚的話，數量沒有意義，我覺得這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大的問題，非常鬆散。
我們一盤散沙這個局面被各個帝國主義所窺破，板垣征四郎1948年被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他是關東軍高級參謀，關東軍即將發動「九一八事變」，面對十萬餘東北軍，關東軍也是人心惶惶，他們沒有把握，板垣征四郎給他們做戰前動員：沒問題，搞得過。
他認為，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於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繫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
從一般民眾來看，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不就交稅嗎，交給滿洲國也是交，交給日本人也是交，交給張作霖張大帥也是交，交誰都一樣，他們不在乎，所以能搞得過他們。
我們近代的災難，絕不僅僅是帝國主義如何的殺人無度和猖狂，也是我們極度的衰弱和分散，不團結一盤散沙，被對方分而治之。
抗戰開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以下20多位中央委員58位將官投敵，一些部隊成建制譁變，當時出現的問題不是民眾出現問題，是精英層出現問題，出現大問題，精英都成了漢奸，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梁宏志……。
當時中國出現的，叫集團性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不是一個兩個，是團團伙伙精英們的沉淪。
在最關鍵最困難的時候，共產黨人就與眾不同。共產黨人的傑出代表，東北抗日聯軍第一陸軍總司令楊靖宇，抗到最後只剩自己一個人。
程斌，抗聯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楊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1938年率部投敵，組成「程斌挺進隊」把楊靖宇的秘密營地全部搗毀，逼楊靖宇於絕境。
第二個叛徒張秀峰，軍部警衛排長，父母雙亡的孤兒，被楊靖宇撫養成人，1940年2月攜帶機密文件、槍枝、抗聯經費叛變投敵，向日軍提供楊靖宇的突圍路線，他是楊靖宇的貼身警衛，他知道楊靖宇的行蹤，二月份叛變，楊靖宇三月份犧牲。
第三個叛徒，張奚若，抗聯第一軍第一師特等機槍手，叛變後在偽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命令下開槍射殺楊靖宇，楊靖宇的特等機槍手把自己軍長開槍打死。
這是被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所窺破的，中國人的走向，發現提供情報，最後打死楊靖宇的都是中國人，一盤散沙的中國，它不僅是鬆散的問題，出賣自己國家民族利益，出賣自己的戰友，出賣自己的國家，出賣自己的民族。
最後趙廷喜勸楊靖宇，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趙廷喜哪裡知道，只要楊靖宇投降，日本安排出任偽滿洲國軍政部長，不但不殺他，還讓他當大官，利用他的影響擺平東北抗聯。
楊靖宇最後跟趙廷喜講了一句話：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這一句話驚天動地！一點勝利的希望都沒有，那也不屈服。
我經常講，中華民族總在關鍵時刻有這樣的人物成為民族的脊樑，這個脊樑不是大眾在支撐的，關鍵時刻、關鍵人物在大家萬念俱灰的情況下，成為民族精神的圖騰和脊樑。喜歡這篇文章的讀者，小編推薦大家微信搜索關注公眾號九龍軍事。可閱讀更多精彩好文。
一批年輕人，年紀輕輕干大事，年紀輕輕丟性命，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住房，為了自己的公司或者自己的待遇而乾的，是為了完成民族救亡。
當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中國社會有200多個政治團體和黨派，中國共產黨成立了還是200多個，所以當年一夥熱血青年在上海的石庫門房子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時候，誰看得起他們？誰都沒想到他們能怎樣。
他們13個人，中國共產黨發起人，何等重要的歷史地位，但當年有誰在意？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走的走散的散，各奔東西，有更好的前程都走了。
自己走掉的、被黨開除的、犧牲的，13個人從頭走到尾只有兩個：毛澤東、董必武。只有這兩個人從頭走到尾。
中國共產黨的艱難，我們不要說形容詞、副詞，不要什麼妙筆生花、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你僅僅看13個代表各自走向，就知道這個黨何其艱難？
無盡的流血犧牲和叛賣，以及萬水千山的阻隔。中國共產黨1921年建黨，是中國政治舞台邊緣性力量。能夠從舞台邊緣，走到東方政治舞台的中心，今天影響世界格局，改變世界格局，我們講一句話：毛澤東居功至偉。
這個人的名字永遠與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緊緊相連，他貢獻太大了，就像小平同志講的，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可能至今在黑暗中摸索。
我覺得這是中國革命非常大的變化，中國近代想變革者比比皆是，毛澤東絕不是頭一個，李鴻章、康有為、孫中山，沒有一個不想變革，沒有一個不想挽救民族命運於危亡，都是變革者，但他們的問題在哪裡。
從李鴻章、袁世凱、康有為、孫中山，他們基本上都是力圖依託少數精英完成對社會的改造，都沒把喚醒民眾、動員民眾、組織民眾作為變革和革命的重點，在他們眼中，民眾只是改造的對象，而不是推動變革和革命的動力，最終只能導致變革與革命一敗再敗。
毛澤東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共產黨勝利最大的根源，民眾的支持。毛澤東講，動員了全國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毛澤東不再把民眾作為包袱、改造的對象，而作為動力推動社會變革的最巨大的力量，毛澤東講，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
說到了中國至弱之源，我們這種無組織狀態，導致我們最後的災難。西方有一句話：直到列強不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中國人才真正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
我們第一次覺醒，1895年康有為「公車上書」，我們可以講封建官僚士大夫階層的覺醒，統治階層一小部分人覺醒，力圖建立現代國家，君主立憲；1919年「五四運動」，知識分子層的覺醒；1937年全民抗戰，民族總體的覺醒，一直到了1937年全民抗戰，我們才發現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全民抗戰，日本人到中國來侵略不僅是打國民黨，不僅打共產黨，而且殺中國人占中國地，是全民族的問題，真正讓我們感覺到國家民族利益共同體。
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是中國共產黨人為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獻上的一份大禮，真正意義上的現在民族國家。
西方現代國家學說的奠基者霍布斯講，什麼叫國家，為什麼要有國家？
霍布斯說，當人人難以自我保存時，人們便自覺自愿的放棄權力開始締約，指定一人或多人組成集體，來代表他們的人格，將自己的意志服從於集體意志，將自己的判斷服從與集體判斷，在此基礎上實現聯合，這就是國家。
國家不是個慈善團體，不是個人權機構，國家一定要形成集體意志、集體判斷，國家讓人民自覺自愿的放棄部分權利開始締約，形成集體意志、集體判斷。
歷史證明只有新中國，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集體意志和集體判斷。絕不是個理論問題，他是個問題。
新中國剛剛成立面臨的韓戰，我們猝不及防，當時部隊都在轉業，國民經濟百廢待興，韓戰爆發，1950年9月15日美軍仁川登陸，把朝鮮軍隊壓縮在中朝邊境三個區域範圍內，我們當時面臨韓戰的嚴重的局勢，我們反覆對美國提出警告，一定不能過「三八線」，過了「三八線」是不行的，影響中國安全，美軍越過「三八線」，直攻平壤。10月8日毛澤東下令，中國人民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
這場仗過去了多時，你看美國人怎麼評價的：從中國在整個韓戰期間，顯示出來的強大攻勢、防禦能力之中，美國及其盟國再清楚不過的看出，共產黨已經成為一個可怕的對手，他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
他們得出的結論，在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上，新中國再也不會退讓，舊中國一退再退，我們總想退一步海闊天空，最後退到無處可退，美國人明白了，新中國再也不會後退。
美國人亞歷山大·溫特，美國建構主義鼻祖講了這句話：一個國家，在生存、獨立和經濟財富這三種利益之上，還必須加上第四種國家利益，那就是集體自尊。
不要以為國家利益就是生存、獨立、發展繁榮，還有集體自尊，尊嚴也是國家利益，非常重要的國家利益，尊嚴必須靠勝利來捍衛。
我覺得這是我們新中國，共產黨人給中華民族第一次帶來集體自尊，不但從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跡，而且從根源上清除了社會一盤散沙的狀態，中國人民被前所未有地組織起來動員起來，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持續、穩定、繁榮、昌盛。既能完成民族救亡，也能完成民族復興雙重使命的現代民族國家，我覺得這是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創造的最大禮品。
中國今天的國力和軍力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我們跟過去完全不一樣，當今世界，國民生產總值超10萬億美元的就兩個，美國和中國。
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文明一直在與西方文明抗爭，中華文明節節敗退，新中國成立使中華文明在政治上擺脫了頹勢，跨過鴨綠江，中華文明在軍事上擺脫了敗勢，四十年開放，使中華文明在經濟上扭轉了劣勢。
今天崛起的不是一個民族啊，一個文明，全新的經過洗禮的文明。
共產黨自我更新，共產黨的領導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擔當，那是民族救亡和民族復興過程中的自我擔當。
我最後以這幾句話結束今天的演講：
第一句：
亨利·基辛格：大國塑造本國安全環境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國力的日漸增強；二是舊國際秩序的逐漸瓦解。
第二句：
英國人哈米什·麥克雷特：中國越是不團結，世界就越感到高興。
第三句：
俄羅斯普京：國家越強大，個人越自由。
第四句：
我們最高領導人：對為國犧牲、為民犧牲的英雄烈士，我們要永遠懷念，給予他們極大的榮譽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