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爆發的導火線是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獲勝的27個協約國，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派出了陸征祥、王正延、顧維鈞、施肇基、魏宸祖5位代表參加會議。中國代表在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和巡警等七項希望，以及取消1915年中日協約（以日本提出的殖民地化中國的「二十一條」為基礎）和交換的陳述書，但遭到了拒絕。會議竟規定德國應將在中國山東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給予中國的，只是歸還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時被德國奪去的天文儀器而已。中國代表指出，「此次和會條件辦法，實為歷史所罕見」，並提出抗議。但是，北洋軍閥政府屈服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壓力，居然準備在這樣的合約上簽字。5月初，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五四運動爆發。
是誰最先將消息報告給國內？又是誰推動國內掀起運動的浪潮？五四運動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有著怎樣的重要意義。
1918年12月，梁啟超以個人名義組織了一個民間團體，赴歐洲考察。此行主要目的，是希望以中國民間代表顧問身份參加巴黎和會，從而為徹底解決中國青島問題贏得時機。梁啟超抵達巴黎後，利用與各國政要、各政黨黨首會見的機會，反覆申明中國應有的權益，積極爭取各方面的支持。國內方面，他與北洋政府外交委員會的汪大燮、林長民始終保持熱線聯繫，及時把和會內外的情況傳到國內。
林長民根據梁啟超的電報，5月1日寫成《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一文，與梁啟超的電文一起，發表在5月2日的北京《晨報》上。他在文中驚呼「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呼籲「願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
5月2日晚，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錢能訓密電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團，準備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5月3日凌晨，汪大燮前往北大校長蔡元培家告知此消息，「告以此時形勢，說學生不可不有點表示」。汪大燮所稱的「學生不可不有點表示」，顯然是指通過學生遊行，施壓北洋政府，推翻已作出的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的決定。蔡元培不僅認同，而且馬上行動，隨即到北大，轉告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康白情、段錫朋，以及國民社的許德珩等人。隨即，北大等高校學生在北大三院召開全體學生大會，決定於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舉行大遊行。
5月4日，北京大學學生和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3000餘人齊集天安門前示威。學生們彙集在一起時，才發現沒有可以散發的傳單，於是，北大學生羅家倫火速趕回北大紅樓起草宣言，在愛國情緒的感染下，他很快完成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五四標誌性口號「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羅家倫印刷了兩萬份宣言，送到遊行隊伍中。
示威隊伍來到東交民巷使館區西口被阻，就改道奔向趙家樓胡同曹汝霖住宅（曹汝霖是親日派官僚、中日「二十一條」的談判人之一）。「一學生看到臥室陳設得太華麗，十分氣憤，就用火柴把綠色的羅紗帳點燃了」，引發了大火。北洋軍閥政府出動大批軍警進行鎮壓，32名學生被捕。但學生們並沒有屈服，他們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舉行總罷課，上街演講，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由於反動當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並再次嚴令取締愛國運動，從6月3日起，北京學生重新走上街頭演講。講演者「垂淚而道」，聽眾則「掩面而泣」。數百名學生遭到逮捕。天津、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學生，紛紛響應北京學生，進一步舉行抗議行動。
這時，一個重要的事實發生了：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動舉行聲援學生的罷工，幾日內，罷工工人達到六七萬人。隨後，北京、唐山、漢口、南京、長沙等地工人也相繼舉行罷工，許多大中城市的商人舉行罷市，形成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三罷」高潮。抗議鬥爭如燎原之火，遍及20多個省100多個城市。6月27日，旅法華工、留學生、華僑數百人前往陸征祥所住醫院，要求拒簽合約。第二天，中國代表沒有出席巴黎和會的簽字儀式。
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並被中國的先進分子所選擇。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隊伍中，李大釗、陳獨秀屬於先驅者和擎旗人，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瞿秋白、周恩來等五四運動中比較年輕的左翼骨幹則是其主體部分。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李大釗備受鼓舞，連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演講，熱情謳歌十月革命。他敏銳認識到這場革命將對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產生劃時代的影響，從中看到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在宣傳十月革命過程中，他的思想認識迅速提高，從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進而成為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
五四運動爆發後，李大釗親自投入並參與領導這場偉大鬥爭。1919年9月、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第六號上連續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時思想界產生重大影響，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李大釗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通過批駁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論證馬克思主義符合中國需要的深刻道理。在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的艱難環境中，李大釗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準備了思想條件。
五四運動發生在俄國十月革命所開創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因此，它雖然屬於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但實際上已經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的發生，引起列寧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重視，並直接促使共產國際派員到中國了解情況，因而加速了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進程。
烈火一經點燃，便孕育著燎原之勢。五四運動的爆發，標誌著一場新的偉大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開始，並由此引起一場廣泛的深層次的馬克思主義傳播活動。
——摘自《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黨史出版社）。
五四運動促成了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合，為黨的成立作了準備。五四運動後一年，共產主義的小組就在上海、北京、漢口、長沙、廣州、濟南、杭州等中心城市中成立起來了。
——摘自《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獲勝的27個協約國，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派出了陸征祥、王正延、顧維鈞、施肇基、魏宸祖5位代表參加會議。中國代表在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和巡警等七項希望，以及取消1915年中日協約（以日本提出的殖民地化中國的「二十一條」為基礎）和交換的陳述書，但遭到了拒絕。會議竟規定德國應將在中國山東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給予中國的，只是歸還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時被德國奪去的天文儀器而已。中國代表指出，「此次和會條件辦法，實為歷史所罕見」，並提出抗議。但是，北洋軍閥政府屈服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壓力，居然準備在這樣的合約上簽字。5月初，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五四運動爆發。
是誰最先將消息報告給國內？又是誰推動國內掀起運動的浪潮？五四運動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有著怎樣的重要意義。
1918年12月，梁啟超以個人名義組織了一個民間團體，赴歐洲考察。此行主要目的，是希望以中國民間代表顧問身份參加巴黎和會，從而為徹底解決中國青島問題贏得時機。梁啟超抵達巴黎後，利用與各國政要、各政黨黨首會見的機會，反覆申明中國應有的權益，積極爭取各方面的支持。國內方面，他與北洋政府外交委員會的汪大燮、林長民始終保持熱線聯繫，及時把和會內外的情況傳到國內。
林長民根據梁啟超的電報，5月1日寫成《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一文，與梁啟超的電文一起，發表在5月2日的北京《晨報》上。他在文中驚呼「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呼籲「願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
5月2日晚，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錢能訓密電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團，準備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5月3日凌晨，汪大燮前往北大校長蔡元培家告知此消息，「告以此時形勢，說學生不可不有點表示」。汪大燮所稱的「學生不可不有點表示」，顯然是指通過學生遊行，施壓北洋政府，推翻已作出的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的決定。蔡元培不僅認同，而且馬上行動，隨即到北大，轉告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康白情、段錫朋，以及國民社的許德珩等人。隨即，北大等高校學生在北大三院召開全體學生大會，決定於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舉行大遊行。
5月4日，北京大學學生和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3000餘人齊集天安門前示威。學生們彙集在一起時，才發現沒有可以散發的傳單，於是，北大學生羅家倫火速趕回北大紅樓起草宣言，在愛國情緒的感染下，他很快完成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五四標誌性口號「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羅家倫印刷了兩萬份宣言，送到遊行隊伍中。
示威隊伍來到東交民巷使館區西口被阻，就改道奔向趙家樓胡同曹汝霖住宅（曹汝霖是親日派官僚、中日「二十一條」的談判人之一）。「一學生看到臥室陳設得太華麗，十分氣憤，就用火柴把綠色的羅紗帳點燃了」，引發了大火。北洋軍閥政府出動大批軍警進行鎮壓，32名學生被捕。但學生們並沒有屈服，他們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舉行總罷課，上街演講，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由於反動當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並再次嚴令取締愛國運動，從6月3日起，北京學生重新走上街頭演講。講演者「垂淚而道」，聽眾則「掩面而泣」。數百名學生遭到逮捕。天津、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學生，紛紛響應北京學生，進一步舉行抗議行動。
這時，一個重要的事實發生了：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動舉行聲援學生的罷工，幾日內，罷工工人達到六七萬人。隨後，北京、唐山、漢口、南京、長沙等地工人也相繼舉行罷工，許多大中城市的商人舉行罷市，形成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三罷」高潮。抗議鬥爭如燎原之火，遍及20多個省100多個城市。6月27日，旅法華工、留學生、華僑數百人前往陸征祥所住醫院，要求拒簽合約。第二天，中國代表沒有出席巴黎和會的簽字儀式。
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並被中國的先進分子所選擇。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隊伍中，李大釗、陳獨秀屬於先驅者和擎旗人，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瞿秋白、周恩來等五四運動中比較年輕的左翼骨幹則是其主體部分。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李大釗備受鼓舞，連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演講，熱情謳歌十月革命。他敏銳認識到這場革命將對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產生劃時代的影響，從中看到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在宣傳十月革命過程中，他的思想認識迅速提高，從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進而成為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
五四運動爆發後，李大釗親自投入並參與領導這場偉大鬥爭。1919年9月、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第六號上連續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時思想界產生重大影響，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李大釗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通過批駁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論證馬克思主義符合中國需要的深刻道理。在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的艱難環境中，李大釗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準備了思想條件。
五四運動發生在俄國十月革命所開創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因此，它雖然屬於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但實際上已經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的發生，引起列寧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重視，並直接促使共產國際派員到中國了解情況，因而加速了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進程。
烈火一經點燃，便孕育著燎原之勢。五四運動的爆發，標誌著一場新的偉大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開始，並由此引起一場廣泛的深層次的馬克思主義傳播活動。
——摘自《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黨史出版社）。
五四運動促成了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合，為黨的成立作了準備。五四運動後一年，共產主義的小組就在上海、北京、漢口、長沙、廣州、濟南、杭州等中心城市中成立起來了。
——摘自《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