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科技時報》報道,一項研究發現,每天瀏覽社交媒體超過3小時的青少年,患包括焦慮和抑鬱的心理問題風險要比其他人高出60%。
這種抑鬱中,就有可能包含著政治性抑鬱。
什麼是政治性抑鬱
近年來,政治性抑鬱(political depression)已經從一種隱喻層面的症候成為了一種臨床症狀,符合美國心理學會(apa)的抑鬱症標準。
根據dr.robert lusson的《政治性抑鬱》一文,政治性抑鬱是比較難以定義的。由政治事件誘發的抑鬱症可能先於已有的抑鬱症狀發作,也可能觸發或加劇本身已經存在的抑鬱狀態。
此外,在原有的抑鬱症狀表現基礎之上,政治抑鬱可能會多出一個表現維度,即個體會覺得自己失去了對於命運的掌控。
有人認為,在各類社交媒體和資訊平台占據人們生活的當下,人們能隨時隨地了解世界上每個角落發生的災難,是造成政治性抑鬱的主要原因。
比如人生輸家在紅谷灘隨機殺人,(思廬哲學編輯)美國總在發生大規模槍擊案,大熊貓在泰國被劣質竹子噎死,2070年所有的珊瑚礁都會消失,巴西博物館大火燒毀兩千萬件文物,巴黎聖母院重建要等四十年。
只要有時間,人們每天可能會從各種新聞里接觸到大量悲劇性事件。這些令人沮喪的新聞充斥著種種結構性之惡和不公,個體的災難時刻都在上演。
而另一方面,人們又清楚的意識到這些新聞背後還有更多無法被看見的惡性事件。但大部分人只是通過新聞資訊來了解事件的觀看者,能做的僅有輿論上的支持,卻改變不了事情本身。有良知的人們卻無能為力,最後被一種巨大無形的無力感所擊潰。
在這種環境下,人們尤其是確信自己不受種族、性別、宗教、階級或財富限制的年輕人,會更容易感到焦慮、憤怒、被欺騙或背叛,並且不願意開始重新審視自我的信仰體系。
而當人們發現當下的自己和原來的價值觀步調不一致時,政治抑鬱可能會反過來引發更深層次的、關乎生命意義問題的危機。
誰更容易政治性抑鬱
政治抑鬱可能與人與社會的關係有關。
那些容易產生政治抑鬱的人,通常敏感細膩、有同理心並且具有社會責任感。他們期待世界變得更好,並希望自己也有責任使社會變得更好。但與之相對的,理想化的願望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會很容易讓他們很容易覺得失落和無助。這種創傷感可能會讓他們不願意面對現實,從而陷入抑鬱。
政治性抑鬱的另一個原因可能來自於個體對於不可抗力的恐懼。對於政治、社會、文化、群體習慣等種種綜合原因造成的悲劇面前,人們通常感到以個體之力難以與之對抗,並恐懼同樣的命運有朝一日會落在自己的身上。
政治性抑鬱之外
dr.robert lusson的《政治性抑鬱》是在美國的政治文化語境下作出的研究。他認為,人們可能在經歷政治抑鬱的時候變得隨波逐流。在文中,作者將「政治性抑鬱」歸於美國中產階級青年的獨特症候。
但實際上,政治性抑鬱既不是美國青年獨有的,也不是中產階級獨有的,而是世界性的。
在近幾年紛亂的世界局勢下,(思廬哲學編輯)人們無疑時常陷入對各方新聞信息的奮力捕捉和思辨、自我觀點的不斷推翻與重建以及對新聞事件本身巨大的苦難的無力感。
作為沒有任何權力和話語權的個體,我們應該認識到的是,在各類事件里,我們的參與始終是有限的,強迫自己時刻被這些事件占據,無疑是一種消耗。
我們目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將過度的參與熱情空耗在遠方的惡上面。
讓自己清醒客觀,獨立思考,就已經是一種成功了。
希望我們既不選擇政治性冷漠,也不陷入政治性憂鬱。
文章轉自公眾號whatonearth
這種抑鬱中,就有可能包含著政治性抑鬱。
什麼是政治性抑鬱
近年來,政治性抑鬱(political depression)已經從一種隱喻層面的症候成為了一種臨床症狀,符合美國心理學會(apa)的抑鬱症標準。
根據dr.robert lusson的《政治性抑鬱》一文,政治性抑鬱是比較難以定義的。由政治事件誘發的抑鬱症可能先於已有的抑鬱症狀發作,也可能觸發或加劇本身已經存在的抑鬱狀態。
此外,在原有的抑鬱症狀表現基礎之上,政治抑鬱可能會多出一個表現維度,即個體會覺得自己失去了對於命運的掌控。
有人認為,在各類社交媒體和資訊平台占據人們生活的當下,人們能隨時隨地了解世界上每個角落發生的災難,是造成政治性抑鬱的主要原因。
比如人生輸家在紅谷灘隨機殺人,(思廬哲學編輯)美國總在發生大規模槍擊案,大熊貓在泰國被劣質竹子噎死,2070年所有的珊瑚礁都會消失,巴西博物館大火燒毀兩千萬件文物,巴黎聖母院重建要等四十年。
只要有時間,人們每天可能會從各種新聞里接觸到大量悲劇性事件。這些令人沮喪的新聞充斥著種種結構性之惡和不公,個體的災難時刻都在上演。
而另一方面,人們又清楚的意識到這些新聞背後還有更多無法被看見的惡性事件。但大部分人只是通過新聞資訊來了解事件的觀看者,能做的僅有輿論上的支持,卻改變不了事情本身。有良知的人們卻無能為力,最後被一種巨大無形的無力感所擊潰。
在這種環境下,人們尤其是確信自己不受種族、性別、宗教、階級或財富限制的年輕人,會更容易感到焦慮、憤怒、被欺騙或背叛,並且不願意開始重新審視自我的信仰體系。
而當人們發現當下的自己和原來的價值觀步調不一致時,政治抑鬱可能會反過來引發更深層次的、關乎生命意義問題的危機。
誰更容易政治性抑鬱
政治抑鬱可能與人與社會的關係有關。
那些容易產生政治抑鬱的人,通常敏感細膩、有同理心並且具有社會責任感。他們期待世界變得更好,並希望自己也有責任使社會變得更好。但與之相對的,理想化的願望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會很容易讓他們很容易覺得失落和無助。這種創傷感可能會讓他們不願意面對現實,從而陷入抑鬱。
政治性抑鬱的另一個原因可能來自於個體對於不可抗力的恐懼。對於政治、社會、文化、群體習慣等種種綜合原因造成的悲劇面前,人們通常感到以個體之力難以與之對抗,並恐懼同樣的命運有朝一日會落在自己的身上。
政治性抑鬱之外
dr.robert lusson的《政治性抑鬱》是在美國的政治文化語境下作出的研究。他認為,人們可能在經歷政治抑鬱的時候變得隨波逐流。在文中,作者將「政治性抑鬱」歸於美國中產階級青年的獨特症候。
但實際上,政治性抑鬱既不是美國青年獨有的,也不是中產階級獨有的,而是世界性的。
在近幾年紛亂的世界局勢下,(思廬哲學編輯)人們無疑時常陷入對各方新聞信息的奮力捕捉和思辨、自我觀點的不斷推翻與重建以及對新聞事件本身巨大的苦難的無力感。
作為沒有任何權力和話語權的個體,我們應該認識到的是,在各類事件里,我們的參與始終是有限的,強迫自己時刻被這些事件占據,無疑是一種消耗。
我們目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將過度的參與熱情空耗在遠方的惡上面。
讓自己清醒客觀,獨立思考,就已經是一種成功了。
希望我們既不選擇政治性冷漠,也不陷入政治性憂鬱。
文章轉自公眾號whatonea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