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警務警情產生的根源是什麼[朗讀]

非警務警情是相對於警務警情而言的，它涵蓋了公安機關法定權責範圍之外的各類警情，主要包括民間糾紛報警和非緊急的私人求助。民間糾紛，如夫妻矛盾、鄰居糾紛、消費糾紛和勞動糾紛等，是公民間或公民與單位間在日常生活、工作及生產經營中產生的，這類案件不涉及治安違法犯罪，警察僅負責調解而無執法權。而非緊急的私人求助，如門鎖難開、尋找寵物、水管維修等，是公民為個人利益所提出的非緊急需求，不符合法定求助報警的條件，因此被視為非警務警情。近年來，城市基層派出所接收的非警務警情數量逐漸上升，有成為其主流業務之虞。人們‬不禁要問‬‬，非警務警情產生的根源是什麼。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加之‬城市化進程加速，新事務與新矛盾層出不窮，而法律法規的制定卻常常滯後，導致「治理真空」現象頻現，亟需政府部門填補。同時，社會轉型與體制轉軌使得基層社會控制能力減弱，社區、單位矛盾調處力衰退，公安機關承受了巨大的治安壓力。公安機關內部也曾一度受社會不良風氣侵蝕，出現濫用職權等「陋習」，嚴重損害了警察形象。為此，上世紀90年代，公安部門積極改革，福建漳州110接處警模式應運而生，並全國推廣。公安機關致力於打造「服務型」執法機構，成功重塑形象，贏得了群眾的廣泛認可與支持，自此‬，反應型警務與服務型執法機關建設成為基層公安的主流模式。
當前我國正處於社會矛盾凸顯期，維護社會穩定成為了地方黨委、政府面臨的重大挑戰，對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國法律體系雖在不斷完善，但仍存在部分法律「真空地帶」，使得‬在實際執法過程中出現了大量「執法難、執行難」的現象。公安機關作為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能部門，肩負著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管治的重任，為確保各項行政執法活動能夠順利實施，避免因法律空白或執行難題而節外生枝，需提高行政效能。在此背景下，公安機關適度參與一定的非警務活動，既是為了更好地履行其職責，也符合組織原則要求，有助於全面提升社會治理效能。
有些國家秉持警察中立論，認為警察應不干涉政治、不妨害人民自由，且不歸屬於任何黨派。而在我國，警察不僅承擔維護社會治安的法定職責，還肩負鞏固執政黨地位、維護國家政治穩定的政治責任。我國公安機關實行「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管理體制，正‬是非警務活動長期存在的政治根源。公安機關兼具行政與刑事司法雙重性質，既是政府的職能部門，行使國家行政權，又負責刑事案件偵查，行使國家刑事‬司法權。依據《人民警察法》，公安機關必須無條件執行上級及同級黨委、政府的決定。實踐中，公安機關作為除軍隊外最具強制力的機關，常被政府指令參與聯合執法，且需無條件服從配合‬。
執行法律、維持秩序、提供服務，這三項基本職能是世界各國警察的共通之處，也是社會控制的核心要素，我國亦然。法律的執行範圍雖有限，但秩序的維護卻是無邊界的，為非警務活動提供了客觀條件。從職責範疇來看，公安機關肩負著「預防、制止和偵查違法犯罪活動」的法定職責，而「預防」這一目的，正是公安機關介入非警務活動的法律依據。從某種意義上說，非警務活動可‬視為‬公安機關為預防各類案件發生、最大限度保護公共利益而提前介入的「警務活動」。反之，若公安機關不提前介入，許多非警務活動最終會‬演變為治安、刑事案件，從而轉化為警務活動。從執法效果來看，主動介入顯然優於被動介入。
公安機關集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雙重職責於一身，形成了「集權制」的警察模式。這一模式的一大弊端就是職能定位不夠明確，導致警察職能泛化，對自身職責界限認識不清。在現實生活中，受傳統習慣影響，民眾無論遇到何種困難，往往首先想到求助人民警察。而「110報警服務台」的字面含義就涵蓋了「報警」與「服務」兩層意思。根據公安部相關規定，「報警」受理範圍廣泛，包括刑事案件、治安事件、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群體性事件等，而「服務」則涉及緊急救助、人員走失查找、公眾危難救助以及公共設施險情處置等多方面。然而，模糊的規定範圍，使得非警務活動大量湧入，進一步加劇了警察職責的泛化現象。
在社會轉型及‬社會控制能力弱化的背景下，大量本應由社會內部解決的矛盾外溢至公共領域，公安部門因此承擔起矛盾化解的職責，並努力建設服務型執法機構。民眾越來越習慣依賴公安機關解決矛盾糾紛，使得‬各類非警務警情大量湧入基層派出所。這些非警務警情的存在，映射出城市治理中的資源分散、權威缺失與矛盾極化等痛點，源自城市治理事務的複雜性、社會控制的弱化及民間權威的缺失。基層民警‬在處理非警務警情時，雖面臨權責失衡、警力擠兌等困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治理需求，通過接處警創造治理空間，運用資源連結、權威重塑和矛盾控制等手段，發揮回應訴求與解決矛盾的兜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