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熱愛山水,工作之餘,登山是他的一大愛好。拐杖,成為他晚年登山必不可少的用品。他對拐杖沒有什麼講究,不管木製的還是竹製的,只要合用就行。在眾多拐杖中,他特別喜歡一根竹拐杖,這根拐杖來自杭州丁家山?
毛澤東喜歡杭州,稱杭州為第二故鄉,生前先後40多次來杭州。20世紀60年代初,有一次毛澤東登丁家山,上山前,隨行人員沒有帶拐杖,就到附近農家砍了一根竹子,簡單處理了一下,當作拐杖,毛澤東就拄著這根散發著清新竹香的拐杖上山。途中,他仿佛想起了什麼,突然停住了,鄭重地問工作人員:「這根竹子有沒有付錢?」工作人員回答說:「老鄉本來不收錢,但我們還是付了。」毛澤東很高興,讚揚工作人員做得對。毛澤東對這根拐杖喜愛有加,上山後吩咐工作人員不要丟掉,要帶回北京去?
後來,無論是在中南海散步,還是外出視察,毛澤東一直使用這根未經雕琢的拐杖。作為國家領導人,也曾有人給毛澤東送精緻的拐杖,但是他卻從不留用。對於從野外帶回來的這根竹拐杖,他卻敝帚自珍,視為珍寶。
有一年,毛澤東在湖南長沙考察,隨身帶著的就是在杭州丁家山上用過的竹拐杖。其間,越南主席胡志明來中國訪問,到長沙拜見毛澤東。毛澤東與胡志明交情很深,兩人相見甚歡。有一天散步時,胡志明突然向毛澤東提出交換拐杖,以資紀念。毛澤東看了看胡志明手中精緻的拐杖,揚起自己手中的竹拐杖,風趣地說:「就這根打狗棍跟你換?換不得,你的太漂亮了。」胡志明拗不過毛澤東,只好帶著遺憾回去了。
生活作風絕不僅僅是一己的好惡問題,還是一個人精神境界、精神品格的具體反映。生活儉樸是毛澤東的一貫本色,他不太注重物質享受,一向嚴格要求自己,拒奢侈崇儉樸。他的拐杖就是最好的說明。
毛澤東喜歡拐杖,寧可拄杖徒步,也不願坐擔架,更不願坐轎子。
1947年3月,胡宗南重兵進逼延安,毛澤東率中央機關部分人員離開延安轉戰陝北。其時,他肺炎初愈,身體虛弱。衛士們考慮到他行軍困難,為他準備了一副擔架,可他堅決不坐,非與大家一起徒步行軍。毛澤東不坐擔架,這讓大家很傷腦筋。警衛員孫振國找了根柳木棍,送給毛澤東說:「您就用這根柳木棍做拐杖吧,這樣走起路來也許會省力一些。」毛澤東拄著木棍,試走了幾步,很是滿意。此後毛澤東就拄著這根木棍轉戰陝北。
晚年,毛澤東的登山愛好沒有改變,但他有一個原則即上山不坐轎。有一次,毛澤東邀張治中同乘專列外出考察。火車到了安徽,張治中建議毛澤東上黃山看一看,毛澤東心有所動,但是,當他得知不能開車上山,只能坐轎登山時,就毅然放棄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坐轎」。
很多人對毛澤東不坐擔架、不坐轎子感到不解,對此,他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解釋說:「坐轎是騎在勞動人民頭上。我毛澤東不能坐!」。
作為黨和政府的領導人,他比誰都更有權力和條件要求好的物質享受,可他從來不搞特殊化。寧願拄杖徒步,也不坐轎子,正是他公僕本色的體現。「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人民的勤務員,當主席也不能比別人特殊,也不能脫離人民群眾!」所謂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毛主席之所以被人民愛戴和懷念,原因也在於此。
在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如何使廣大黨員謹守樸素的生活作風,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牢記人民公僕的本色,保持與群眾的血肉聯繫,是關係到黨的建設的重大命題。對此,也許可以從毛澤東的拐杖中得到一些啟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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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經典故事18篇[朗讀]
1989年5月31日,在徵得陳雲、李先念同意後,鄧小平找李鵬、姚依林進行了一次長談,這次談話的核心內容之一是選什麼樣的人進中央領導班子?
鄧小平深知選人重於泰山。他結合自身經歷講了一段黨史,他說:從毛劉周朱開始,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定成熟的領導集體。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從陳獨秀起,一直到遵義會議,沒有一屆是真正成熟的。在這中間有一段時間,說是要強調工人階級領導,就勉強拉工人來當領導。我們黨的歷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領導,是從毛劉周朱這一代開始。那麼,改革開放後,怎樣選出「成熟」的領導人和領導集體呢?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講了五條標準。
選改革者。改革大業不半途而廢,改革巨輪順利航行,必須選堅定的改革者。其一,選改革者是最重要的一條。鄧小平說:「新的中央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這是最重要的一條。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實際的。」其二,選改革者是大局。鄧小平指出:「有一個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確定新班子成員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要看到這個大局。」其三,不選改革者就會經常鬧事,就會永無寧日。鄧小平強調:「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個平平庸庸體現不出中國前途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那就真正永無寧日。」。
鄧小平強調選改革者是因為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國、發展中國、強盛中國,決定改革大業的成敗在於改革者、在於改革者在改革歷史進程中大有所為。
選開放者。放眼世界搞改革,打開國門搞建設,選開放者同樣決定中國命運。鄧小平交待了兩點:一是不許關門,封閉就會造成災難。鄧小平說:「關門可不行啊,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那種封閉時代。那種封閉的方式也造成了災難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種狀態下,經濟不可能發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國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強。現在世界的發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變化,特別是科學技術,追都難追上。」二是要幹起來,大開放。鄧小平指出:「一個好班子,搞改革開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幾件開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機會就不要丟,就是要堅持,要幹起來,要體現改革開放,大開放。」選開放者,鄧小平進一步設想:我們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我們本錢少,但可以通過開放,增加就業,搞稅收,利用地皮得點錢,帶動發展各行各業,增加財政收入,獲得益處。
鄧小平強調選開放者是因為開放才能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走向民族復興。
選實幹者。實幹興邦,威信來自干實事、干成實事。選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幹者,特別是把在改革開放中干出實績的人選進中央領導班子是鄧小平一貫的用人標準。他指出:「一個是組成具有改革開放形象的中央領導班子,使人民放心,這是取信於民的第一條。第二條是真正干出實績,來取信於民。」鄧小平還考慮一個更深層次的長遠問題,即新當選的中央領導人和新組建的中央領導班子,怎樣在較短時間內樹立威信,鄧小平深知靠老同志的威望和提攜都不是長久之計。他的辦法和出路就是「實幹」,鄧小平說:「新的領導機構應該做幾件改革開放的事情給大家看。三個月內,半年內,形象就可以樹立起來了。」他還交待說:「新的領導班子一經建立了威信,我堅決退出,不干擾你們的事。」總之,「取信於民,要干出實績」。
鄧小平強調選實幹者是由黨的中心任務、黨的階段任務、黨的歷史任務所決定的。
選公認者。鄧小平說:「我誠懇地希望,在選人的問題上,要注意社會公論,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風度來處理這個問題。」公認,鄧小平強調:「使黨內信得過,人民信得過。」鄧小平用「誠懇」二字講「公認」和兩個「信得過」,怎樣識別公認者和信得過者。在這次談話中,他提出四條原則:一要在改革開放方面做出實績。二要在四項基本原則方面堅定不移。三要在反腐敗方面動真格的。四要在團結方面不搞小圈子。
鄧小平強調選公認者是由黨的性質、人民的願望、社會的穩定所決定的。
選人「三要」。一是「要拋棄一切成見,尋找人民相信是堅持改革路線的人」。二是「要拋棄個人恩怨來選人,反對過自己的人也要用」。三是「考慮人的角度,也要深化,這也是一種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鄧小平講的「三要」,核心是用堅持和敢於改革的人,在這個前提下摒棄個人私見,以黨的大業為重,放寬視野選人。也就是說,在深化改革用人思路和方式中選「准」人。
鄧小平強調「三要」是由黨的新老交替、黨長期執政、執政有力所決定的。
在改革開放時代選黨的中央領導人,鄧小平特彆強調兩點:其一,「進入新的政治局、書記處特別是會的人,要從改革開放這個角度選」。其二,「我們現在就是要選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並有政績的人,大膽地將他們放進新的領導機構里,要使人民感到我們真心實意要搞改革開放」。
總之,選改革者、開放者、實幹者、公認者以及「三要」思路是鄧小平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最終取得勝利的歷史時期的主要用人原則和標準。
鄧小平最後明確講:「我請你們把我的話帶給將要在新的領導機構裡面工作的每一個同志。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鄧小平關於怎樣選好中央領導人的五條標準集中體現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一文中。
鄧小平深知選人重於泰山。他結合自身經歷講了一段黨史,他說:從毛劉周朱開始,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定成熟的領導集體。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從陳獨秀起,一直到遵義會議,沒有一屆是真正成熟的。在這中間有一段時間,說是要強調工人階級領導,就勉強拉工人來當領導。我們黨的歷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領導,是從毛劉周朱這一代開始。那麼,改革開放後,怎樣選出「成熟」的領導人和領導集體呢?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講了五條標準。
選改革者。改革大業不半途而廢,改革巨輪順利航行,必須選堅定的改革者。其一,選改革者是最重要的一條。鄧小平說:「新的中央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這是最重要的一條。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實際的。」其二,選改革者是大局。鄧小平指出:「有一個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確定新班子成員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要看到這個大局。」其三,不選改革者就會經常鬧事,就會永無寧日。鄧小平強調:「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個平平庸庸體現不出中國前途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那就真正永無寧日。」。
鄧小平強調選改革者是因為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國、發展中國、強盛中國,決定改革大業的成敗在於改革者、在於改革者在改革歷史進程中大有所為。
選開放者。放眼世界搞改革,打開國門搞建設,選開放者同樣決定中國命運。鄧小平交待了兩點:一是不許關門,封閉就會造成災難。鄧小平說:「關門可不行啊,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那種封閉時代。那種封閉的方式也造成了災難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種狀態下,經濟不可能發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國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強。現在世界的發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變化,特別是科學技術,追都難追上。」二是要幹起來,大開放。鄧小平指出:「一個好班子,搞改革開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幾件開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機會就不要丟,就是要堅持,要幹起來,要體現改革開放,大開放。」選開放者,鄧小平進一步設想:我們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我們本錢少,但可以通過開放,增加就業,搞稅收,利用地皮得點錢,帶動發展各行各業,增加財政收入,獲得益處。
鄧小平強調選開放者是因為開放才能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走向民族復興。
選實幹者。實幹興邦,威信來自干實事、干成實事。選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幹者,特別是把在改革開放中干出實績的人選進中央領導班子是鄧小平一貫的用人標準。他指出:「一個是組成具有改革開放形象的中央領導班子,使人民放心,這是取信於民的第一條。第二條是真正干出實績,來取信於民。」鄧小平還考慮一個更深層次的長遠問題,即新當選的中央領導人和新組建的中央領導班子,怎樣在較短時間內樹立威信,鄧小平深知靠老同志的威望和提攜都不是長久之計。他的辦法和出路就是「實幹」,鄧小平說:「新的領導機構應該做幾件改革開放的事情給大家看。三個月內,半年內,形象就可以樹立起來了。」他還交待說:「新的領導班子一經建立了威信,我堅決退出,不干擾你們的事。」總之,「取信於民,要干出實績」。
鄧小平強調選實幹者是由黨的中心任務、黨的階段任務、黨的歷史任務所決定的。
選公認者。鄧小平說:「我誠懇地希望,在選人的問題上,要注意社會公論,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風度來處理這個問題。」公認,鄧小平強調:「使黨內信得過,人民信得過。」鄧小平用「誠懇」二字講「公認」和兩個「信得過」,怎樣識別公認者和信得過者。在這次談話中,他提出四條原則:一要在改革開放方面做出實績。二要在四項基本原則方面堅定不移。三要在反腐敗方面動真格的。四要在團結方面不搞小圈子。
鄧小平強調選公認者是由黨的性質、人民的願望、社會的穩定所決定的。
選人「三要」。一是「要拋棄一切成見,尋找人民相信是堅持改革路線的人」。二是「要拋棄個人恩怨來選人,反對過自己的人也要用」。三是「考慮人的角度,也要深化,這也是一種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鄧小平講的「三要」,核心是用堅持和敢於改革的人,在這個前提下摒棄個人私見,以黨的大業為重,放寬視野選人。也就是說,在深化改革用人思路和方式中選「准」人。
鄧小平強調「三要」是由黨的新老交替、黨長期執政、執政有力所決定的。
在改革開放時代選黨的中央領導人,鄧小平特彆強調兩點:其一,「進入新的政治局、書記處特別是會的人,要從改革開放這個角度選」。其二,「我們現在就是要選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並有政績的人,大膽地將他們放進新的領導機構里,要使人民感到我們真心實意要搞改革開放」。
總之,選改革者、開放者、實幹者、公認者以及「三要」思路是鄧小平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最終取得勝利的歷史時期的主要用人原則和標準。
鄧小平最後明確講:「我請你們把我的話帶給將要在新的領導機構裡面工作的每一個同志。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鄧小平關於怎樣選好中央領導人的五條標準集中體現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一文中。
土地革命時期,方誌敏曾是模範根據地的創建者。作為根據地最高首長,他規定,從自己開始,所有幹部一律減衣縮食,每天只有四分錢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從紅軍在白區繳獲來的物品中要了一塊絨布。方誌敏知道後,馬上把妻子批評了一頓,並要求她立即送回。方誌敏也有不「摳門」的時候。那時,部隊向外購買一支槍,要花50塊銀元「天價」。買一批槍,花掉的錢堪稱巨資,他一點不含糊,果斷批准。
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發言中有這樣一句話「共產主義者應當是沒有私心的人。」這是朱德身居高位時嚴格律己的基本準則,更是他貫徹共產主義信仰的真實寫照。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他堅決不要元帥工資,直至他去世的21年間,從未領過元帥的工資。跟隨朱德多年的秘書郭仁後來回憶說「委員長從來沒有拿過元帥的工資,委員長逝世後大家才知道這件事。」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尤其是在擔任中央重要領導職務後,每頓飯也都是三菜一湯,三盤菜是兩素一葷。早上洗臉也捨不得多放水,朱德總是對服務人員說「要注意節約,節約一滴水、一分錢。自來水不是自來的,不能浪費。有錢不能亂花,要支援國家建設。」平時,朱德穿的都是舊衣服,破了補上補丁繼續穿。連床上的被褥和床單都是打著補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們和工作人員要給他換新的時,他總會說「衣服被子只要整齊乾淨就好,補補能穿能蓋,何必買新的給國家節約一寸布也是好的。這比戰爭年代好多了,那時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1959年,他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後,接見外賓較多,考慮到國際影響,工作人員準備為他做兩套新衣服,好在參加外事活動時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錢省下來可以支援國家建設嘛!」後來經過各方面人員的共同勸說和動員,他才勉強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並且堅持自己出錢。三年困難時期,由於家裡來往的客人多,虧欠了50多斤糧食,工作人員想讓機關補上。雖然這是政策允許的,但朱德還是很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建議——他不願意享受特殊照顧,不願意讓國家多為他花一分錢。最後,朱德堅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糧食」的辦法把虧欠的糧食全部補了回來。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講過我只有兩萬元存款,這筆錢不要動用,不要分給孩子們,作為我的黨費交給組織。他還曾對孫輩們說「我是無產階級,我所用的東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後一律上交國家。我最珍貴的是屋裡那張毛主席像,可以留給你們;我讀過的書,你們可以拿去讀。」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時間,每天睡眠時間很短,到了吃飯的時候,總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辦公室。他總是說「我能做的事情就應該去做,這樣可以為毛主席分擔一些工作,年輕的同志也可以騰出手來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兒朱敏勸他「你是近90高齡的人了,這樣會吃不消的。」他認真地說「人活著是為什麼活著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時孩子們也勸說「爺爺,你要注意保重身體啊!」他總是說「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時間很寶貴。共產黨員要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服務,生死不顧,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
梁斌從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陽工作了五個年頭,領受了四個第一。即第一任宣傳部長,第一任襄陽日報社長,第一任黨校校長,第一任團青委書記。在這裡留下了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和土改運動,親手創辦襄陽建國後第一張報紙《襄陽日報》等足跡,同時也為孕育《紅旗譜》、《翻身記事》等宏篇巨著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最終,梁老以其常人無法想像的執著,為人們留下了以《紅旗譜》為代表的數百萬字的寶貴文化財富。可是,就是這樣一位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巨匠,一位功勳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資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卻三辭官。梁斌第一次辭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親自點將,調他擔任新武漢日報社社長。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辭官,為寫他的長篇巨著《紅旗譜》。隨後,他調任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只做一個機關黨支部書記。第二次辭官,是梁斌辭去中央文學研究所機關黨支部書記,以便專心創作他的《紅旗譜》。第三次辭官,是梁斌找到中組部的領導要求辭去職務,那位領導準備安排他到天津去當副市長,又被他辭掉了。後來梁老終於如願,在河北省文聯掛了個名,從此專心地創作《紅旗譜》。別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卻主動要求越做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