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從新媒體迅速發展，我國網民規模大幅度擴大。文章運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調查的公開數據，探究普遍信任和政府信任現狀以及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果。研究結果表明，普遍信任同意度介於同意和中立之間，政府信任度呈現「央強地弱」的總體格局。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且對中央政府的影響程度要高於地方政府。
[關鍵詞]新媒體;普遍信任;政府信任;影響。
[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政治生活與網絡媒介密切相關，據中國網際網路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2次《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國網民規模達8.02億，網際網路普及率為57.7%。可見，網民是民眾的一部分，網民在網上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意願，體現強大真實的民意。而人際信任和政府信任是信任範疇的兩個重要方面。在信任的測量上，人際信任屬於社會信任的領域。韋伯（1995）將其劃分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相同信仰為基礎，也稱和陌生人之間的信任;特殊信任以血緣或裙帶關係為紐帶，建立在自己所熟知的群體之上。而政府信任是民眾對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持有信心的正面期望。因此，網民的政府信任度不僅能夠反映民眾政府信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展現著社會整體信任水平和國家政府信任的未來趨勢。諸多學者在關於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係研究中，均一致認為人際信任特別是普遍信任是政府信任的基礎，普遍信任可以作為解釋居民政府信任的有效變量。且隨著新媒體的快速發展，網民獲取信息方式多元化，網民能從微博、微信等多渠道更及時地了解官方媒體未能及時報道的事態發展與事實真相，可能更能客觀、理性地看待政府行為。因此，本文在借鑑前人關於人際信任與政治信任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運用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的調查數據，利用spss軟體對調查數據進行深入分析，以了解當前網民對政府信任的現狀以及探討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程度。
1文獻回顧與述評。
普遍信任是社會關係網絡中重要的社會資本組成要素之一，長期以來深受國內外學者重視，他們通過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對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得出不同的結論。尤斯拉納（2006）在研究中發現，政府部門之間信任水平會隨著人際信任的下跌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會隨之發生影響，導致公眾對政府信任度下降，即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產生正向影響。而stolle（1998）認為，普遍信任會對自己所屬的公共組織產生負向影響，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越低。同時，還有部分學者認為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不存在顯著關係，如帕特南（2011）認為應該從理論上區分人際信任和政府信任，二者可能不存在相關關係。
近年來，我國不少學者將普遍信任作為解釋變量、政府信任作為被解釋變量來研究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如謝治菊（2013）在基於江浙和貴州高校的實證研究中發現，普遍信任的增強對政府信任的提升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張海良、許偉（2015）在探討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係中，提出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政府信任會隨之產生正向影響。趙慧增、王思琦（2016）以西南交通大學為例，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與中央政府信任相比，普遍信任對地方政府的影響程度更大。
相較於大量學者研究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部分國外學者認為信任可以分為政府信任和社會信任，兩者是屬於不同範疇的概念，並將政府信任作為自變量，普遍信任作為因變量進行研究，得出了相應的成果。什托姆普卡（2005）在對波蘭的實證研究中指出，政府信任態勢的提高促進了公眾間的普遍信任。rahn（1999）、rothstein（2008）等認為，政府信任是影響公眾信任他人的重要影響因素，公眾對政府的信心程度的提升，直接促進公眾信任社會其他人。
關於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研究，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考察的因素各不相同。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社會經濟、依法行政、社會治安狀況等政府績效發展良好會提高公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進而影響政府信任度。（胡榮、胡康等，2011）從公眾的角度來說，公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展現了他們的互惠態度、社會網絡和人際信任的結果，政府關注公民的要求，對行政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公民的意願得以表達，最終促進政府信任度的提升。（高勇，2014）從傳播的角度來看，媒體對政府形象的塑造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公眾更關注媒體，便更能多渠道了解社會事件各種觀點，進而更能客觀、理性看待政府行為，相應地會表現出更加信任政府的態度。此外，劉建平、周雲（2017）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探討時，提出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徵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會對政府信任產生影響。盧海陽、鄭逸芳等（2016）基於對我國16個城市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引入公共政策滿意度及對政府工作滿意度後，政府信任程度表現得更加顯著。
總的來說，前人對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係研究存在爭議性，並未有統一的認識，並且國內外研究以理論描述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較少。從政府信任影響因素來看，其潛變量還有待深入探究，學者大多從人口學特徵變量、政府績效論、社會資本論等潛變量來研究，可能疏漏了關於公眾對公共政策等滿意度的影響研究。並且，新媒體時代迅速發展，網民隊伍不斷擴大，媒體因素對政府信任程度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國內外學者基於網民群體的檢驗較為缺乏。鑒於此，本文致力於通過cgss2015調查數據深入探討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
2數據來源與變量測定。
2.1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自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年通過在網際網路發布網絡問卷對中國網民開展網絡調查的公開數據。本文的研究對象選取18周歲以上的中國網民，經過樣本篩選，剔除含有信息嚴重缺失的樣本後，最終所得樣本容量為3730名，樣本人口學特徵如表1所示。2.2變量操作化。
本文所採用的變量的名稱、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本文將政治信任劃分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選取問卷中的問題「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請問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們」加以測量，將選項「非常不信任」「比較不信任」「一般」「比較信任」、「非常信任」分別賦值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網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結果發現，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顯高於地方政府，分別為3.01、1.97。且網民對中央政府比較信任比例最高，約占36.33%，這比地方政府多了20.43個百分比。可見，我國網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顯高於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這與謝星泉（2015）在研究政治信任結構與群體性事件中認為我國公民「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趨勢相一致。
本文將普遍信任作為自變量，選取「在我們這個社會，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進行數據處理，將選項「非常不信任」「比較不信任」「一般」「比較信任」、「非常信任」分別賦值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網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結果發現，我國網民對普遍信任度介於「一般」與「比較信任」之間，約為3.27。如表4所示，網民普遍信任程度最高為「一般」，約占36.68%，其次為「比較信任」，約占35.98%。
朱春奎等（2017）認為性別、年齡、收入、教育程度等社會人口屬性因素對政府信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盧海陽等（2016）在公共政策滿意度與中央政府信任研究中認為人口學特徵、公共政策滿意度等方面對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響。羅龍真（2014）在基於cgss2010對政府信任與社會信任關聯性實證研究中將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社會公平感等作為控制變量，實證檢驗了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應。生活幸福感本文借鑑前人的研究，選取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學歷、職業等人口學特徵、民主政治滿意度、主觀幸福感和時政關注頻率為控制變量納入回歸模型中。
3網民政府信任的logistic回歸分析。
為研究普遍信任是否對政府信任有正向影響，本文對網民的政府信任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人口學特徵、民主政策滿意度以及普遍信任變量對網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統計結果見表5。
3.1普遍信任的影響。
模型1和模型2顯示，在控制人口學變量及民主政治滿意度、主觀滿意度、時政關注頻率等控制變量後，普遍信任在10%的水平上負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影響係數分別為-0.694和-0.248。這表明，網民普遍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低，這與現有的相關的實證研究相牴觸，如張海良，許偉等基於數據cgss2010對人際信任、社會公平與政府信任關係的實證研究。由於研究群體的不同，選取控制變量的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會有所不同。本文認為普遍信任度對政府信任度的負向影響的解釋是：本文選取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新媒體背景下，網民更容易依託社交平台與他人交流，剛開始他們願意選擇相信對方，由於網絡的虛擬世界存在很多動機不純或者帶有不良目的的行為，經過多起網絡交友失范事件報道後，最終使網民趨於培養理性的信任態度，讓政府信任度有較大的改變，由此對政府信任產生負向影響。
3.2人口學變量的影響。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別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係數分別為0.349和0.012。這可能存在的原因有：首先，這是我國「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的體現;其次，無論在勞動力市場還是政治參與中，性別歧視是常見的現象，這種刻板印象會直接影響公眾對女性的信任和支持，長期以來女性便對政府產生較低額度的信任值。而年齡、政治面貌、學歷、職業等其他人口學變量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均不顯著。
3.3其他控制變量的影響。
在模型1、模型2中，網民主觀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地方政府信任度，但對中央政府信任度未產生顯著影響，影響係數分別為1.675和0.530。第一，公眾在生活中獲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自身的幸福感更能表現出來，由此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政府信任度，這與劉明明（2016）在對「社會信任對公眾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的結論相符。第二，地方政府保障制度的執行對公眾基本生活以及權益保障有著較大程度的影響，而中央政府的提案等還需地方政府的試點以及真正執行，加之公眾主觀幸福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政府信任度，最終主觀幸福感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更大。而民主政治滿意度、時政關注頻率均未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產生顯著影響。
4結論與討論。
通過數據調查結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信任狀況方面，我國網民普遍信任同意度平均值為2.78，介於「一般」和「比較信任」之間，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顯高於地方政府，分別為3.01、1.97，呈現「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
第二，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方面，普遍信任對中央政府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而對地方政府信任影響不顯著。性別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網民的主觀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地方政府信任度，而未對中央政府產生顯著影響。其他控制變量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影響均不顯著。
本文研究的創新點主要有：第一，選擇在新媒體背景下考察網民的普遍信任狀況，更具有針對性和新穎性。第二，採用logistic回歸模型測量有無普遍信任協變量，其他潛在變量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研究結論證實了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度有促進作用，同時也證實了其他潛在變量對其影響程度的變化。第三，運用實證方法，為學術界關於普遍信任度對政府信任度的影響爭論提供新的理論依據。
本文尚存在以下研究不足之處：一是本文研究數據樣本局限於中國網民群體，未來可以擴展到我國公眾，進而從更大的研究範圍得出的結論更具有適用性和全面性;二是對政府信任的回歸模型中可能還存在其他潛在變量，未來可以全方位深入探究關於對政府信任度的影響因素。[參考文獻]。
[1][波蘭]埃里克·尤斯拉納，著，張敦敏譯.信任的道德基礎[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2]stolle，d.bowlingtogether，bowlingalone：thedevelopmentofgeneralizedtrustinvoluntaryassociations[j].politicalpsychology，1998（19）。
[3][美]羅伯特·帕特南著，劉波，祝乃娟，張孜異，等譯.獨自打保齡球——美國社區的衰落與復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4]謝治菊.大學生特殊信任、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成長之關聯研究——基於江浙和貴州高校的實證調查[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3（04）。
[5]張海良，許偉.人際信任、社會公平與政府信任的關係研究——基於數據cgss2010的實證分析[j].理論與，2015（01）。
[6]趙慧增，王思琦.研究生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關聯性實證研究——以西南交通大學為例[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1）。
[7]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種社會學理論[m].北京：中華書局，2005。
[8]rahnwm，brehmj，carlsonn.nationalelectionsasinstitutionsforgeneratingsocialcapital[j].civicengagementinamericandemocracy，1999：111-160。
[9]rothsteinb.socialcapital，economicgrowthandqualityofgovernment：thecausalmechanism[j].newpoliticaleconomy，2003，8（1）：49-71。
[10]胡榮，胡康，溫瑩瑩.社會資本、政府績效與城市居民對政府的信任[j].社會學研究，2011（01）。
[11]高勇.參與行為與政府信任的關係模式研究[j].社會學研究，2014（05）。
[12]劉建平，周雲.政府信任的概念、影響因素、變化機制與作用[j].廣東社會科學，2017（06）。
[13]盧海陽，鄭逸芳，黃靖洋.公共政策滿意度與中央政府信任——基於中國16個城市的實證分析[j].中國行政管理，2016（08）。
[14]謝星全.「央強地弱」政治信任結構與群體性事件[d].西南交通大學，2015。
[15]朱春奎，毛萬磊.政府信任的概念測量、影響因素與提升策略[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03）。
[16]羅龍真.政府信任與社會信任關聯性[d].暨南大學，2014。
[17]劉明明.社會信任對公眾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j].學習與實踐，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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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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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獻回顧與述評。
普遍信任是社會關係網絡中重要的社會資本組成要素之一，長期以來深受國內外學者重視，他們通過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對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得出不同的結論。尤斯拉納（2006）在研究中發現，政府部門之間信任水平會隨著人際信任的下跌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會隨之發生影響，導致公眾對政府信任度下降，即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產生正向影響。而stolle（1998）認為，普遍信任會對自己所屬的公共組織產生負向影響，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越低。同時，還有部分學者認為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不存在顯著關係，如帕特南（2011）認為應該從理論上區分人際信任和政府信任，二者可能不存在相關關係。
近年來，我國不少學者將普遍信任作為解釋變量、政府信任作為被解釋變量來研究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如謝治菊（2013）在基於江浙和貴州高校的實證研究中發現，普遍信任的增強對政府信任的提升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張海良、許偉（2015）在探討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係中，提出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政府信任會隨之產生正向影響。趙慧增、王思琦（2016）以西南交通大學為例，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與中央政府信任相比，普遍信任對地方政府的影響程度更大。
相較於大量學者研究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部分國外學者認為信任可以分為政府信任和社會信任，兩者是屬於不同範疇的概念，並將政府信任作為自變量，普遍信任作為因變量進行研究，得出了相應的成果。什托姆普卡（2005）在對波蘭的實證研究中指出，政府信任態勢的提高促進了公眾間的普遍信任。rahn（1999）、rothstein（2008）等認為，政府信任是影響公眾信任他人的重要影響因素，公眾對政府的信心程度的提升，直接促進公眾信任社會其他人。
關於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研究，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考察的因素各不相同。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社會經濟、依法行政、社會治安狀況等政府績效發展良好會提高公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進而影響政府信任度。（胡榮、胡康等，2011）從公眾的角度來說，公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展現了他們的互惠態度、社會網絡和人際信任的結果，政府關注公民的要求，對行政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公民的意願得以表達，最終促進政府信任度的提升。（高勇，2014）從傳播的角度來看，媒體對政府形象的塑造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公眾更關注媒體，便更能多渠道了解社會事件各種觀點，進而更能客觀、理性看待政府行為，相應地會表現出更加信任政府的態度。此外，劉建平、周雲（2017）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探討時，提出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徵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會對政府信任產生影響。盧海陽、鄭逸芳等（2016）基於對我國16個城市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引入公共政策滿意度及對政府工作滿意度後，政府信任程度表現得更加顯著。
總的來說，前人對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係研究存在爭議性，並未有統一的認識，並且國內外研究以理論描述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較少。從政府信任影響因素來看，其潛變量還有待深入探究，學者大多從人口學特徵變量、政府績效論、社會資本論等潛變量來研究，可能疏漏了關於公眾對公共政策等滿意度的影響研究。並且，新媒體時代迅速發展，網民隊伍不斷擴大，媒體因素對政府信任程度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國內外學者基於網民群體的檢驗較為缺乏。鑒於此，本文致力於通過cgss2015調查數據深入探討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
2數據來源與變量測定。
2.1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自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年通過在網際網路發布網絡問卷對中國網民開展網絡調查的公開數據。本文的研究對象選取18周歲以上的中國網民，經過樣本篩選，剔除含有信息嚴重缺失的樣本後，最終所得樣本容量為3730名，樣本人口學特徵如表1所示。2.2變量操作化。
本文所採用的變量的名稱、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本文將政治信任劃分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選取問卷中的問題「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請問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們」加以測量，將選項「非常不信任」「比較不信任」「一般」「比較信任」、「非常信任」分別賦值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網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結果發現，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顯高於地方政府，分別為3.01、1.97。且網民對中央政府比較信任比例最高，約占36.33%，這比地方政府多了20.43個百分比。可見，我國網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顯高於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這與謝星泉（2015）在研究政治信任結構與群體性事件中認為我國公民「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趨勢相一致。
本文將普遍信任作為自變量，選取「在我們這個社會，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進行數據處理，將選項「非常不信任」「比較不信任」「一般」「比較信任」、「非常信任」分別賦值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網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結果發現，我國網民對普遍信任度介於「一般」與「比較信任」之間，約為3.27。如表4所示，網民普遍信任程度最高為「一般」，約占36.68%，其次為「比較信任」，約占35.98%。
朱春奎等（2017）認為性別、年齡、收入、教育程度等社會人口屬性因素對政府信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盧海陽等（2016）在公共政策滿意度與中央政府信任研究中認為人口學特徵、公共政策滿意度等方面對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響。羅龍真（2014）在基於cgss2010對政府信任與社會信任關聯性實證研究中將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社會公平感等作為控制變量，實證檢驗了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應。生活幸福感本文借鑑前人的研究，選取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學歷、職業等人口學特徵、民主政治滿意度、主觀幸福感和時政關注頻率為控制變量納入回歸模型中。
3網民政府信任的logistic回歸分析。
為研究普遍信任是否對政府信任有正向影響，本文對網民的政府信任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人口學特徵、民主政策滿意度以及普遍信任變量對網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統計結果見表5。
3.1普遍信任的影響。
模型1和模型2顯示，在控制人口學變量及民主政治滿意度、主觀滿意度、時政關注頻率等控制變量後，普遍信任在10%的水平上負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影響係數分別為-0.694和-0.248。這表明，網民普遍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低，這與現有的相關的實證研究相牴觸，如張海良，許偉等基於數據cgss2010對人際信任、社會公平與政府信任關係的實證研究。由於研究群體的不同，選取控制變量的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會有所不同。本文認為普遍信任度對政府信任度的負向影響的解釋是：本文選取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新媒體背景下，網民更容易依託社交平台與他人交流，剛開始他們願意選擇相信對方，由於網絡的虛擬世界存在很多動機不純或者帶有不良目的的行為，經過多起網絡交友失范事件報道後，最終使網民趨於培養理性的信任態度，讓政府信任度有較大的改變，由此對政府信任產生負向影響。
3.2人口學變量的影響。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別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係數分別為0.349和0.012。這可能存在的原因有：首先，這是我國「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的體現;其次，無論在勞動力市場還是政治參與中，性別歧視是常見的現象，這種刻板印象會直接影響公眾對女性的信任和支持，長期以來女性便對政府產生較低額度的信任值。而年齡、政治面貌、學歷、職業等其他人口學變量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均不顯著。
3.3其他控制變量的影響。
在模型1、模型2中，網民主觀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地方政府信任度，但對中央政府信任度未產生顯著影響，影響係數分別為1.675和0.530。第一，公眾在生活中獲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自身的幸福感更能表現出來，由此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政府信任度，這與劉明明（2016）在對「社會信任對公眾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的結論相符。第二，地方政府保障制度的執行對公眾基本生活以及權益保障有著較大程度的影響，而中央政府的提案等還需地方政府的試點以及真正執行，加之公眾主觀幸福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政府信任度，最終主觀幸福感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更大。而民主政治滿意度、時政關注頻率均未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產生顯著影響。
4結論與討論。
通過數據調查結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信任狀況方面，我國網民普遍信任同意度平均值為2.78，介於「一般」和「比較信任」之間，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顯高於地方政府，分別為3.01、1.97，呈現「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
第二，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方面，普遍信任對中央政府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而對地方政府信任影響不顯著。性別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網民的主觀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地方政府信任度，而未對中央政府產生顯著影響。其他控制變量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影響均不顯著。
本文研究的創新點主要有：第一，選擇在新媒體背景下考察網民的普遍信任狀況，更具有針對性和新穎性。第二，採用logistic回歸模型測量有無普遍信任協變量，其他潛在變量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研究結論證實了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度有促進作用，同時也證實了其他潛在變量對其影響程度的變化。第三，運用實證方法，為學術界關於普遍信任度對政府信任度的影響爭論提供新的理論依據。
本文尚存在以下研究不足之處：一是本文研究數據樣本局限於中國網民群體，未來可以擴展到我國公眾，進而從更大的研究範圍得出的結論更具有適用性和全面性;二是對政府信任的回歸模型中可能還存在其他潛在變量，未來可以全方位深入探究關於對政府信任度的影響因素。[參考文獻]。
[1][波蘭]埃里克·尤斯拉納，著，張敦敏譯.信任的道德基礎[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2]stolle，d.bowlingtogether，bowlingalone：thedevelopmentofgeneralizedtrustinvoluntaryassociations[j].politicalpsychology，19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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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謝治菊.大學生特殊信任、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成長之關聯研究——基於江浙和貴州高校的實證調查[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3（04）。
[5]張海良，許偉.人際信任、社會公平與政府信任的關係研究——基於數據cgss2010的實證分析[j].理論與，2015（01）。
[6]趙慧增，王思琦.研究生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關聯性實證研究——以西南交通大學為例[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1）。
[7]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種社會學理論[m].北京：中華書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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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othsteinb.socialcapital，economicgrowthandqualityofgovernment：thecausalmechanism[j].newpoliticaleconomy，2003，8（1）：49-71。
[10]胡榮，胡康，溫瑩瑩.社會資本、政府績效與城市居民對政府的信任[j].社會學研究，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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