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 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 為主題，撰寫小論文 信任為話題[朗讀]

摘要：以山東省950名青少年學生為調查對象，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與研究，結果發現，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政治參與路徑均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顯著影響。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改善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有效策略。
關鍵詞：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心理機制。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
1問題的提出。
政府信任，指民眾對於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抱有的信心，相信它們會制定符合民眾利益的政策並提供其預期的政策結果[1]。青少年是未來社會主義建設的接班人和生力軍，他們的政府信任直接決定了我國政治生態和民主建設的發展與未來。學界關於青少年政府信任現狀的研究，得出的結果不盡相同。有些研究表明，當代中國青少年政治信任的總體狀況良好[2-3]，另外一些研究顯示，當代青少年政治認同度不高且呈工見非均衡狀態[4]。
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是山東省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在新舊動能轉換中，各級政府肩負著提供公共產品，支持科技創新，引導產業發展，健全社會保障等重要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山東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目前關於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主體方面的影響因素主要有青少年的性別、年齡、家庭情況、人際信任、思政政治教育、大眾傳媒等;客體方面主要有政府的服務水平、公務員的素質、行政執行力等因素[5]。對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種競爭性理論解釋路徑，即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政治參與路徑[6]。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及心理機制的分析模型，見圖1。
什麼因素影響山東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三種解釋理論預測作用如何？如何提升青少年政府信任？對此，本文進行有益的探索？
2研究方法。
2.1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對山東省4所中學和4所大學的950名青少年進行調查研究。其中，男生386人（40.6%），女生564人（59.4%）;高一學生147人（15.5%），高二學生140人（14.7%），高三學生118人（12.4%），大一學生166人（17.5%），大二學生146人（15.4%），大三學生120人（12.6%），大四學生112人（11.8%）;生源地為農村的571人（60.1%），城鎮的為379人（39.9%）;政治面貌為中共黨員（含預備黨員）的50人（5.3%），非黨員900人（94.7%）;學生幹部97人（10.2%），非學生幹部853人（89.8%）。
2.2研究工具。
通過對國內外大量文獻梳理，建構了包含五個因素的大學生政府信任初測問卷，分別為基本信息、政府信任（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市級政府、縣區政府、鄉鎮<街道>政府）、理性文化路徑（制度信任、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生活滿意度）、社會文化路徑（人際信任）、政治參與路徑（制度性參與、非制度行參與）。對初測問卷數據實施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最終確定正式問卷包括以上4個維度，共19題。問卷中每個維度的信度檢驗結果，表明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問卷是穩定可信的。題項信度分析，見表1。
3調查結果。
3.1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體狀況。
數據結果顯示，在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四維結構中，受訪學生各維度的題項均分在3.591-3.704，處於中等偏上水平。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量表得分為3.621，也處於中等偏上水平[7]。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體狀況，見表2。
青少年在「結果信任」維度上的得分最低，在「制度信任」維度上的得分最高，各維度平均值的大小順序為：制度信任>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
3.2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的多元回歸。
為了分析和比較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以及政治參與路徑對於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構建了四個多元統計分析模型，具體結果見表2。在控制變量方面，模型一到三的結果顯示，性別、年級、政治面貌、生源地均對青少年政府信任沒有統計上的影響，學生幹部這一個變量卻具有顯著差異。三種理論解釋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見表3。
模型1關注理性選擇路徑對於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除制度信任外，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生活滿意度均與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係，由此可以推斷理性選擇路徑對於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強大的預測作用。
模型2關注社會文化路徑對於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人際信任與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係。
模型3關注政治參與路徑對於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政治參與與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係。
模型4採用逐步回歸的方式，保留顯著影響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因子。從表中可以看出，理性選擇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釋力最強（0.282+0.137+0.162=0.581），其次為社會文化路徑（0.149），最後為政治參與路徑（0.134）。由此可見三種解釋路徑都對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一定的預測力。
4結論與建議。
從表2可以看出，理性選擇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釋力最強，這與現在文獻研究結果較為一致。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社會背景下，各級政府仍需加大教育投入，加強校園軟硬體建設，熱愛學生、關注學生、善待學生，不斷提高辦學水平，讓青少年切切實實體會到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提高廣大青少年的學校滿意度。
社會文化路徑（人際信任）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的塑造作用。當前青少年學生的人際信任不容樂觀，研究發現我國大學生人際信任水平與年代之間呈顯著的負相關，說明大學生人際信任正逐年降低[8]。從學校角度來講，應該通過多種形式加強青少年的「三觀」培養和教育，增加社會責任感，提升人格，完善道德，不斷提高對學校、教師和同學的信任水平。
政治參與路徑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影響。學校要通過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選修課、專題講座、主題班會等形式，加強大學生政治主體觀教育，使大學生充分認識其政治權利和義務，增強大學生的政治效能感，提高大學生的政府信任度。高校應該從學生全面發展的高度出發，開設政治活動和政治技能訓練。積極推行學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鼓勵學生參與學校管理，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積極與當地政府部門和團群組織協作，開展豐富多彩的政治活動，豐富大學生的政治參與經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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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對政府的認可程度，是政府政策執行的基礎。汶川的地震災區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沒有隨著災區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得到相應的提升，通過運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實證分析探究了人際信任、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績效、人際信任均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災區居民;政府信任;人際信任;政府績效。
中圖分類號：d9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19.066。
1問題的提出。
2008年汶川8.0級特大地震給震區帶來了巨大的財產和生命安全損失，我國政府在救災所表現出的強大動員能力、應急能力也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尤其通過政府的各項震後恢復政策，使得汶川災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獲得歷史性機遇，基礎公共社會高水平重構，產業發展能力也持續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對於震前有較大幅度提高。
較高的政府信任度會有效降低政府運行的成本，於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會受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在突發事件發生的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執行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更為顯著。政府信任作為公民對政府的主觀評價，受諸多因素的影響。現有的研究中不乏對政府影響因素的探討，程倩認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質內涵，政府信任關係是公民對政府及其政策執行過程中各相關要素、政策執行過程以及政策執行結果的心理預期。在二者的關係解釋上，政府高校的運作過程以及較好的績效水平可以帶來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兩者呈正相關關係（程倩，2011）。繆婷婷認為，影響政府信任的因素具體包括政府作為、政府績效以及新聞媒體的興起（繆婷婷，2016）。在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對居民的政府信任影響更為顯著。在突發事件中，公民對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領導者的價值觀以及政府政策執行情況的影響，政府信任與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對受災民眾的真誠關懷和激勵呈顯著正相關的影響（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基於「汶川地震災區災後重建十周年狀況調查」數據，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2文獻綜述及研究假設。
2.1人際信任。
在文化主義視角下，人際信任會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高巍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民眾越容易相信他人，則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15）。胡榮等學者研究發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度會產生顯著影響（胡榮，2007）。陳天祥構建了包括村內信任和社會信任的影響因素模型，驗證了民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陳天祥，2017）。人際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於民眾與政府的良性互動（劉人寧，2018）。人際信任變量作為文化路徑中重要的解釋變量，對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將其作為自變量的指標之一。據此，提出假設1：
假設1：人際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際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績效。
制度主義路徑認為政府績效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對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績效涵蓋政治、經濟、環境保護等多方面的績效。許偉通過研究發現，政府績效變量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驗證了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正相關關係。楊培鴻（2007）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公共服務績效作為關鍵性的影響因素，對公民政府信任評價起著重要的作用。陳天祥在研究中國鄉鎮政府的政府信任情況時也將政府績效作為自變量進行分析（陳天祥等，2017）。由此，提出假設2：
假設2：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係。
3研究方法。
3.1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數據來源於國家部中國發展戰略研究院聯同西南大學開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調查範圍包括四川省5市/州30縣/區共198個村/社區，共抽取了30個受災縣中的4950戶住戶，共完成家戶問卷3826份，完成個人問卷3751份。
3.2變量的操作化。
因變量：政府信任變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關於政府信任被劃分為對中央政府、省政府、縣/市政府、鄉/鎮/街道四個層級政府的信任，選項分別為「完全信任」、「比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對四個信任度賦值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類推。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變量一：人際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對人際信任變量操作為題目——對「家人」、「住在你周圍的人」、「市場上的商人/買賣人」、「外地人」、「村幹部」、「警察」、「醫生」、「法官」共8種不同類型群體信任情況，答案與測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據指標特徵，提取出三個因子，分別為「權威信任」、「社會信任」、「鄰里信任」。
自變量二：政府績效。
本研究中關於政府績效感知被測量為居民對「貧困問題」、「貧富差距」、「失業情況」、「空氣污染」、「水污染」、「缺水問題」、「孩子上學不方便」的嚴重程度評價，答案包括「特別嚴重」、「比較嚴重」、「不太嚴重」、「不成問題」四個程度的測量，從「特別嚴重」至「不成問題」分別賦值為1-4。通過因子分析，提取3個公因子為「人民生活」、「環境保護」、「公共服務」。
4研究分析。
4.1相關性分析。
通過相關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際信任的三個維度與政府信任的相關顯著性均為0.000，小於0.05，均呈顯著性相關關係，表明民眾個人信任水平會顯著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其中權威人群信任維度的得分係數最高，為0.665。
居民對政府績效感知的三個維度與政府信任的sig值均為0.000，小於0.05，表明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有顯著性相關關係。居民績效感知各維度與政府信任呈負相關關係，表明政府在這些方面存在問題的嚴重性越高，政府信任感越低，其中公共服務維度的得分係數最高。4.2回歸分析。
該部分基於因子分析和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採取線性回歸方法進一步驗證各影響因素與政府信任的關係，建立了2個回歸模型，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模型1中檢驗的是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係。在研究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國，採用逐步回歸法，將人際信任的3個公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模型1的相關係數為0.678，調整後的r方為0.459。因此，最終建立的模型1包含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3個影響因素。通過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該模型回歸的顯著性水平均顯示p<0.05，表明回歸程度顯著，可以認為該模型有效。從回歸係數表可知，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的回歸係數分別為0.616、0.161、0.085，均大於0，說明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檢驗中，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於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模型2檢驗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係。在研究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採用逐步回歸法，將績效感知的3個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制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三個維度的變量，建立模型2。根據模型2可知，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的回歸係數分別為-0.179、-0.118、-0.109，絕對值均大於0，回歸係數為負，說明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人民生活各方面問題的嚴重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係，政府績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檢驗中，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人民生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於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5研究結論。
本章首先在因子分析以及驗證各影響因素與因變量存在相關性的基礎上進行線性回歸分析，進而驗證了相關假設。具體結論如下：
（1）假設1得到驗證：人際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際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通過分析發現，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存在正相關關係。人際信任包括權威信任、社會信任及鄰里信任。其中對權威群體的信任是本研究中影響政府信任最顯著的因素，人際信任對居民的政府信任產生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鄰里信任，社會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程度最低。
人際信任一直都被當作影響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過實證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結論。如何通過提高居民的人際信任水平從而提高政府信任水平是當前應該思考的問題。從本文的研究中可知，人際信任中居民對警察、醫生、法官、村幹部這類具有一定社會公信力的群體有著較高的信任水平，這與我國傳統的信任特徵有關，人們對這部分人群持有敬畏之心。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在當今社會中，這部分過去極具公信力的人群也面臨公信力下降的困境。因此，需提高這部分人群的服務能力，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人際信任中得分最低的是社會信任，即對陌生人的信任水平的解釋。在人際關係越來越「冷漠」的今天，社會信任顯得尤為重要。近年出現的「扶不扶」、「小悅悅」等問題和事件極大的打擊了人們的信任感，使得人們對外界保持極高的警惕心，人們越發地變得更為「冷漠」。因此，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嚴厲打擊破壞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
（2）假設2得到驗證：政府績效越好，公民對政府的信任越強。政府績效越差，公民對政府的信任越低。通過回歸分析發現，居民對政府績效的感知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本研究從政府在公共服務、環境保護、人民生活三方面的績效成果來考察政府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三個維度中環境保護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最為顯著。
政府績效是政府行為的直觀體現，政府績效的好壞直接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水平，提高政府工作績效是我國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本研究關於災區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的關係中，人民生活、公共服務、環境保護方面的績效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提高災區居民政府信任需要提高政府績效，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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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從新媒體迅速發展，我國網民規模大幅度擴大。文章運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調查的公開數據，探究普遍信任和政府信任現狀以及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果。研究結果表明，普遍信任同意度介於同意和中立之間，政府信任度呈現「央強地弱」的總體格局。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且對中央政府的影響程度要高於地方政府。
[關鍵詞]新媒體;普遍信任;政府信任;影響。
[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政治生活與網絡媒介密切相關，據中國網際網路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2次《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國網民規模達8.02億，網際網路普及率為57.7%。可見，網民是民眾的一部分，網民在網上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意願，體現強大真實的民意。而人際信任和政府信任是信任範疇的兩個重要方面。在信任的測量上，人際信任屬於社會信任的領域。韋伯（1995）將其劃分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相同信仰為基礎，也稱和陌生人之間的信任;特殊信任以血緣或裙帶關係為紐帶，建立在自己所熟知的群體之上。而政府信任是民眾對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持有信心的正面期望。因此，網民的政府信任度不僅能夠反映民眾政府信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展現著社會整體信任水平和國家政府信任的未來趨勢。諸多學者在關於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係研究中，均一致認為人際信任特別是普遍信任是政府信任的基礎，普遍信任可以作為解釋居民政府信任的有效變量。且隨著新媒體的快速發展，網民獲取信息方式多元化，網民能從微博、微信等多渠道更及時地了解官方媒體未能及時報道的事態發展與事實真相，可能更能客觀、理性地看待政府行為。因此，本文在借鑑前人關於人際信任與政治信任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運用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的調查數據，利用spss軟體對調查數據進行深入分析，以了解當前網民對政府信任的現狀以及探討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程度。
1文獻回顧與述評。
普遍信任是社會關係網絡中重要的社會資本組成要素之一，長期以來深受國內外學者重視，他們通過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對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得出不同的結論。尤斯拉納（2006）在研究中發現，政府部門之間信任水平會隨著人際信任的下跌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會隨之發生影響，導致公眾對政府信任度下降，即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產生正向影響。而stolle（1998）認為，普遍信任會對自己所屬的公共組織產生負向影響，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越低。同時，還有部分學者認為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不存在顯著關係，如帕特南（2011）認為應該從理論上區分人際信任和政府信任，二者可能不存在相關關係。
近年來，我國不少學者將普遍信任作為解釋變量、政府信任作為被解釋變量來研究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如謝治菊（2013）在基於江浙和貴州高校的實證研究中發現，普遍信任的增強對政府信任的提升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張海良、許偉（2015）在探討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係中，提出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政府信任會隨之產生正向影響。趙慧增、王思琦（2016）以西南交通大學為例，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與中央政府信任相比，普遍信任對地方政府的影響程度更大。
相較於大量學者研究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部分國外學者認為信任可以分為政府信任和社會信任，兩者是屬於不同範疇的概念，並將政府信任作為自變量，普遍信任作為因變量進行研究，得出了相應的成果。什托姆普卡（2005）在對波蘭的實證研究中指出，政府信任態勢的提高促進了公眾間的普遍信任。rahn（1999）、rothstein（2008）等認為，政府信任是影響公眾信任他人的重要影響因素，公眾對政府的信心程度的提升，直接促進公眾信任社會其他人。
關於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研究，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考察的因素各不相同。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社會經濟、依法行政、社會治安狀況等政府績效發展良好會提高公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進而影響政府信任度。（胡榮、胡康等，2011）從公眾的角度來說，公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展現了他們的互惠態度、社會網絡和人際信任的結果，政府關注公民的要求，對行政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公民的意願得以表達，最終促進政府信任度的提升。（高勇，2014）從傳播的角度來看，媒體對政府形象的塑造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公眾更關注媒體，便更能多渠道了解社會事件各種觀點，進而更能客觀、理性看待政府行為，相應地會表現出更加信任政府的態度。此外，劉建平、周雲（2017）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探討時，提出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徵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會對政府信任產生影響。盧海陽、鄭逸芳等（2016）基於對我國16個城市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引入公共政策滿意度及對政府工作滿意度後，政府信任程度表現得更加顯著。
總的來說，前人對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係研究存在爭議性，並未有統一的認識，並且國內外研究以理論描述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較少。從政府信任影響因素來看，其潛變量還有待深入探究，學者大多從人口學特徵變量、政府績效論、社會資本論等潛變量來研究，可能疏漏了關於公眾對公共政策等滿意度的影響研究。並且，新媒體時代迅速發展，網民隊伍不斷擴大，媒體因素對政府信任程度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國內外學者基於網民群體的檢驗較為缺乏。鑒於此，本文致力於通過cgss2015調查數據深入探討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
2數據來源與變量測定。
2.1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自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年通過在網際網路發布網絡問卷對中國網民開展網絡調查的公開數據。本文的研究對象選取18周歲以上的中國網民，經過樣本篩選，剔除含有信息嚴重缺失的樣本後，最終所得樣本容量為3730名，樣本人口學特徵如表1所示。2.2變量操作化。
本文所採用的變量的名稱、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本文將政治信任劃分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選取問卷中的問題「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請問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們」加以測量，將選項「非常不信任」「比較不信任」「一般」「比較信任」、「非常信任」分別賦值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網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結果發現，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顯高於地方政府，分別為3.01、1.97。且網民對中央政府比較信任比例最高，約占36.33%，這比地方政府多了20.43個百分比。可見，我國網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顯高於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這與謝星泉（2015）在研究政治信任結構與群體性事件中認為我國公民「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趨勢相一致。
本文將普遍信任作為自變量，選取「在我們這個社會，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進行數據處理，將選項「非常不信任」「比較不信任」「一般」「比較信任」、「非常信任」分別賦值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網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結果發現，我國網民對普遍信任度介於「一般」與「比較信任」之間，約為3.27。如表4所示，網民普遍信任程度最高為「一般」，約占36.68%，其次為「比較信任」，約占35.98%。
朱春奎等（2017）認為性別、年齡、收入、教育程度等社會人口屬性因素對政府信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盧海陽等（2016）在公共政策滿意度與中央政府信任研究中認為人口學特徵、公共政策滿意度等方面對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響。羅龍真（2014）在基於cgss2010對政府信任與社會信任關聯性實證研究中將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社會公平感等作為控制變量，實證檢驗了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應。生活幸福感本文借鑑前人的研究，選取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學歷、職業等人口學特徵、民主政治滿意度、主觀幸福感和時政關注頻率為控制變量納入回歸模型中。
3網民政府信任的logistic回歸分析。
為研究普遍信任是否對政府信任有正向影響，本文對網民的政府信任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人口學特徵、民主政策滿意度以及普遍信任變量對網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統計結果見表5。
3.1普遍信任的影響。
模型1和模型2顯示，在控制人口學變量及民主政治滿意度、主觀滿意度、時政關注頻率等控制變量後，普遍信任在10%的水平上負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影響係數分別為-0.694和-0.248。這表明，網民普遍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低，這與現有的相關的實證研究相牴觸，如張海良，許偉等基於數據cgss2010對人際信任、社會公平與政府信任關係的實證研究。由於研究群體的不同，選取控制變量的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會有所不同。本文認為普遍信任度對政府信任度的負向影響的解釋是：本文選取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新媒體背景下，網民更容易依託社交平台與他人交流，剛開始他們願意選擇相信對方，由於網絡的虛擬世界存在很多動機不純或者帶有不良目的的行為，經過多起網絡交友失范事件報道後，最終使網民趨於培養理性的信任態度，讓政府信任度有較大的改變，由此對政府信任產生負向影響。
3.2人口學變量的影響。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別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係數分別為0.349和0.012。這可能存在的原因有：首先，這是我國「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的體現;其次，無論在勞動力市場還是政治參與中，性別歧視是常見的現象，這種刻板印象會直接影響公眾對女性的信任和支持，長期以來女性便對政府產生較低額度的信任值。而年齡、政治面貌、學歷、職業等其他人口學變量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均不顯著。
3.3其他控制變量的影響。
在模型1、模型2中，網民主觀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地方政府信任度，但對中央政府信任度未產生顯著影響，影響係數分別為1.675和0.530。第一，公眾在生活中獲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自身的幸福感更能表現出來，由此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政府信任度，這與劉明明（2016）在對「社會信任對公眾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的結論相符。第二，地方政府保障制度的執行對公眾基本生活以及權益保障有著較大程度的影響，而中央政府的提案等還需地方政府的試點以及真正執行，加之公眾主觀幸福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政府信任度，最終主觀幸福感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更大。而民主政治滿意度、時政關注頻率均未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產生顯著影響。
4結論與討論。
通過數據調查結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信任狀況方面，我國網民普遍信任同意度平均值為2.78，介於「一般」和「比較信任」之間，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顯高於地方政府，分別為3.01、1.97，呈現「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
第二，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方面，普遍信任對中央政府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而對地方政府信任影響不顯著。性別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網民的主觀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地方政府信任度，而未對中央政府產生顯著影響。其他控制變量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影響均不顯著。
本文研究的創新點主要有：第一，選擇在新媒體背景下考察網民的普遍信任狀況，更具有針對性和新穎性。第二，採用logistic回歸模型測量有無普遍信任協變量，其他潛在變量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研究結論證實了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度有促進作用，同時也證實了其他潛在變量對其影響程度的變化。第三，運用實證方法，為學術界關於普遍信任度對政府信任度的影響爭論提供新的理論依據。
本文尚存在以下研究不足之處：一是本文研究數據樣本局限於中國網民群體，未來可以擴展到我國公眾，進而從更大的研究範圍得出的結論更具有適用性和全面性;二是對政府信任的回歸模型中可能還存在其他潛在變量，未來可以全方位深入探究關於對政府信任度的影響因素。[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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