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作為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值得每代中國人去總結去思考。60年的歷程是光輝的，也是曲折的;它不是理想的牧歌式的進行，而是步履維艱，升沉迭起。回顧我們共和國這六十年的歷程，既有許多寶貴的經驗值得總結，也有不少教訓應該汲取。而無論是經驗抑或教訓，都為我們今後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有益的啟迪。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成立，從根本上實現了國家的獨立，中國歷史翻開新的一頁。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舊中國幾千年來少數剝削者奴役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擺脫了一百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和宰割，開創了全新的人民民主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來即致力於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新中國，走自己獨立的社會主義道路。六十年來，人民共和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闊步前進，國家和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變化。一部迄今為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就是中國人民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建設道路，全面展開社會主義建設並最終走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其間我們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等方面不斷完善和發展。但是，我們應該清楚，人民共和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不平坦。一方面，由於新中國是在舊中國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基礎極端落後的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其艱巨性是空前的和難以想像的;另一方面，更由於共和國的建設者們，包括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們在內，不但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而且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樣一些根本問題並未完全搞清楚，而他們在一段時期內所能學習和借鑑的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又並不是真正成功的。這就使得新中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不能不是充滿著艱難曲折，需要付出艱辛代價的歷程。「革命事件的歷史真相是：雖然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中國革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歷史遺留和傳遞下來的特殊環境和特殊經歷的產物」——《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美]莫里斯·梅斯納？
以史為鑑，可以興邦。大量的文人學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段曲折而光榮的歷史進行總結可謂是碩果纍纍。其中有作為歷史教科書的，也有專門對共和國歷史進行總結的專著等等。有專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為題的，也有把這段歷史作為中國當代史來寫的，也有把它作為中國現代史的一部分來寫的。但是總的來看，都對這段歷史作出了細緻入微的記述。下面對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著作做簡要的概述。《中國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卷 》，主編張豈之，本卷主編楊先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這本書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和教育部歷史學科「九五」規劃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國家級重點教材，全套書共六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卷》，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半個世紀建設社會主義的立場為主線，在理論上，力求全面反映各個時期黨和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思想、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方面的發展變化;在實踐上，力求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和國防建設、對外關係以及執政黨建設等方面，全面地反映各個時期共和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進展;既包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諱言所遭受的重大挫折。本書的編著，力求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以共和國歷史發展中所形成的主要文獻及資料為依據，努力吸取史學界和理論界國史研究的新成果，并力求實事求是地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中國現代史》(第二編下)，王檜林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本書系統闡述了新中國建立到21世紀初50餘年的歷史。編者站在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中國的高度，回顧建國後經濟、政治、外交、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曲折歷程和巨大成就;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對許多重大問題做了實事求是的評價;對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設專章概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主編靳德行，副主編秦英 君，李占才，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書按照中國的通史編撰方法，較全面系統地反映了1949—1988年中國近四十年來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內容。它不同於一般的《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而是一部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時的專著。全書線索清晰，內容豐富，理論亦較準確穩妥，是高等院校開設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課程的適用教材，也是黨政幹部、中學教師學習的參考用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綱》，主編張模超，鄭志廷，費迅，李斌，重慶大學出版社。本書較全面、系統、客觀、穩妥地敘述了從1949年到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了、鞏固和發展的 46年的歷史。全書共分六章，內容翔實，觀點公允，同時吸收了近年來學術界在這方面的主要成果，並對一些問題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反映和科學的評述，以供讀者研究。該書條理清晰，結構合理，文字樸實，知識性和可讀性強。本書主要供普通高等院校本、專科歷史學專業作為必修課程及文理科有關專業作為選修課程的教材使用，也可作成人考試的教材或參考書，並對理論工作者、各級行政管理人員學習和了解、研究中國國情，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有一定的借鑑作用和自學參考價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二版)》，主編何沁，高等教育出版社。本書全面科學地反映了建國50年來共和國所走過的曲折歷程和輝煌成就，材料豐富、敘事清楚、論證準確;合理吸收了共和國史研究的新成果，對建國50年來的重大事件、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都做了清楚的敘述和公正的評價;對50年來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也做了正確的概括和較為全面的總結。修訂版增寫了十四大以後到建國50周年前夕的歷史，進一步突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使全書內容更加豐富和完整。全書文筆自然流暢，清新準確，使最為豐富和全面、並具有鮮明特色的一部共和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綱》(1949——1982)郭彬蔚著，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9年4月。本書的撰寫，以接觸到的第一手資料為依據，以《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為準繩，參考了史學界近年來的科研成果，在此基礎上闡述歷史事件、評價歷史人物，并力圖澄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成的混亂，反映歷史的本來面貌，是一本簡易輕便的關於共和國史的書。莫里斯·梅斯納(maurice meisner)的《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一書，因其在資料和理論上的某些獨到之處而受到人們注意。在西方國家中，許多人譽之為關於中國革命的經典性著作之一。我國的讀者和研究人員可以從書中了解西方學者掌握那些資料、運用什麼觀點來撰寫我國現代歷史，從而開闊視野，從多方位、多角度來審視我國這幾十年的過去。本書的主要特點是材料豐富，涉及面廣，並且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寫中國現代史，用比較歷史研究法剖析、敘述我國幾十年來發生的重要歷史事件，評價歷史人物。用梅斯納自己的話說，本書是「根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過去和現在所宣稱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標準去評價當代中國歷史」的。書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毛澤東時代和毛澤東逝世後的時代，都力求「在合理的範圍內公正地衡量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成功和失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鑑》，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四個歷史分期，分為四卷，比較全面、系統地收集了各類重大事件、典章制度、大事記和文獻資料，介紹了新中國成長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教育、衛生、體育、國防的等方面的情況，使學習和了解新中國歷史的一部大型工具書，也為研究新中國歷史提供了豐富的、有條理的歷史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年)》，作者沈志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該書是一套資料翔實、忠於史實、摒除黨派觀點的中國當代史。每卷約六十萬字、八百頁;完整反映出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至1981年間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發展全貌。這是到現在為止，一部規模最宏大、敘事最詳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每卷都達到了史學著作的世界水平。作者不但一律以中俄檔案、回憶錄、口述歷史等為基本原料，而且也大量地參考了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每位作者都以批判的態度檢查史料，對於史料中互相衝突記載，詳加考訂，以建立最可信的史實。余英時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退休講座教授、克魯格人文獎得主。他翻閱《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之後，不僅發現其敘事詳盡，更發現其已突破中國官方機構對資料的壟斷和保衛，有豐富的文獻檔案為基礎，史實的可信度極高。每冊獨立，各有作者，但前後仍有脈絡可循，容易閱讀。這一套大書的出版是這幾十年來近代史學界的一大盛事。陳永發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他認為十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特點是：十一位功力深厚的中國當代史家合力撰寫;各卷作者均是長期從事中共黨史和國史研究專家，多次研討，分工撰寫，歷時七年。全景式歷史紀錄，通史與專題結合：既有反映高層決策和鬥爭的重大事件揭示，又有表現芸芸眾生的喜怒哀樂、社會風貌和流行思潮的生動畫面;各卷獨立成篇，又首尾相貫。倚重檔案、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以中央及地方檔案史料的發掘和最新研究成果為基礎，對關係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的重大史實作出詳盡考訂和分析。是目前最具規模、足以了解當代中國政治發展及未來走向的大型中國當代史研究著述，是中外各圖書館、大學、研究機構，以及學者和教師的必備參考用書？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著作很多，但大體上都是把共和國史劃分為幾個時間段進行記敘，雖有局部格局的調整，總體來看沒有太大差別。(一)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作為第一階段，這七年是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時期。前三年主要是統一祖國大陸，繼續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任務，恢復國民經濟，鞏固人民民主政權;後四年主要是中國共產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前完成「一五」計劃，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在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七年，中國實現革命性質和社會性質的根本的轉變，是中國歷史上的創舉和偉大進步，是成功的。(二)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這十年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的十年。黨的八大前後對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初步探索。「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雖然在1957年6月開始進行的反右派鬥爭中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但總體上講，成績是主要的，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基本上執行了黨的八大路線和「八大」規定的在綜合平穩中穩步前進的方針，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黨的八屆三中全會改變了「八大」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科學論斷，輕率的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隨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又努力地領導全黨糾正已經察覺到的錯誤，但由於受思想認識上的局限，尚未覺悟到從根本上改變「左」傾思想，在廬山會議後期糾「左」又中斷了，錯誤的開展「反右傾」鬥爭，「左」的錯誤進一步發展，造成了國民經濟三年嚴重困難局面。給黨和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重大損失。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開始再次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全面調整國民經濟。雖然糾正錯誤是限定在堅持「三面紅旗」和廬山會議「反右傾」的雷池之內，糾正的很不徹底，但要糾正錯誤，克服困難的總的思想和方針是正確的，在恢復經濟、恢復黨的優良傳統、作風和黨在人民群眾中的信譽等方面，收到了顯著的成效。從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新強調階級鬥爭到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這個階段由於堅持「八字方針」，由於接受1959年盧三會議的教訓，防止政治鬥爭對的衝擊，扭轉了嚴重困難的局面，國民經濟迅速得到恢復，並向一個新的台階邁進，在經濟管理體制方面，也進行了一些改革的試驗。但是，「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並未得到有效的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並且將在一段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進一步延伸到黨內的高層，步步升級，愈演愈烈，終於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總之，這一階段是在犯錯與糾錯中前進，雖有正確的思想路線但沒有貫徹下去，而糾正工作中的錯誤也很不徹底，左傾思想不斷在滋長，功過參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三)1966年5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為第三階段。對於「文化大革命」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其定義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是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是當時的稱呼，實際上這根本不能稱為革命，而只是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場內亂。「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轉折，它在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這本來是一項合理的單必須做長期的艱巨的努力才能完成的歷史任務。可是有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名義，狂熱的紅衛兵們，卻以為「殺向社會」，用打人、抄家、焚書、改街名店號，砸寺廟，破壞文化古蹟等粗暴野蠻的手段，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如此等等。這使人們很自然地想起革命導師列寧的一段名言：「對於一個真正的革命家來說，最大的危險，甚至也許是唯一的危險，就是誇大革命性，忘記適當地和有效地運用革命的限度和條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開始用大寫字母開頭寫『革命』二字，把『革命』奉為幾乎是神聖的東西，喪失理智，不能最冷靜最清楚地考慮、權衡和檢查一下，究竟應該在什麼時候、什麼環境、什麼場合採取革命行動、應該在什麼時候、什麼環境、什麼場合採取改良主義的行動，那麼他們就最容易為此而碰得頭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地頭腦，一心設想什麼『偉大的、勝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場合、任何情況下都能夠而且應該用革命方式來解決種種任務，那他們就會毀滅，而且一定會遭到毀滅(不是指他們事業的表面的失敗，而是指內部的破產)。」《列寧選集》第4卷，第612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恩格斯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頁)。從這種意義上說，沒有對「文化大革命」錯誤歷史的深刻反思，就不會有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四)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到1992年初，是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時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兩年，是在徘徊中前進的兩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理事問題的決議》，標誌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勝利完成。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歷史性的偉大轉折，到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我們的國家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走過了十三年的重要歷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理論上取得的最大收穫，就是在馬克思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的飛躍中，創立了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集中到一句話，就是」上了三個大台階」，即經濟建設上了一個大台階，人民生活上了一個大台階，綜合國力上了一個大台階。這一歷史時期式共和國開始騰飛的歷史。(五)從1992年1月鄧小平南方談話至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蓬勃開展十八年。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為標誌，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共十五大確立鄧小平理論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並闡述了黨的基本綱領。1998年3月召開全國人大九屆一次會議，提出本屆新政府「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的施政任務。1998年抵禦亞洲金融危機和抗洪救災確保經濟發展。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制定和開始實施。香港、澳門回歸祖國。2000年我國實現了鄧小平提出的第二步戰略目標，初步建立了小康社會。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我國進入新世紀的三大任務。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共十六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道德知道思想，把黨的基本經驗概括為「十個堅持」。中共十六大和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標誌著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順利完成交接。胡錦濤考察西柏坡，強調結合新的實際堅持做到「兩個務必」。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下發增加農民收入的2004年一號文件。大興求真務實之風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入新世紀黨的領導能力在不斷增強，社會主義建設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前進？
有人說，歷史是昨天與今天的對話，「掌握過去，理解過去，把它當作理解現在的一把鑰匙。」(愛德華·霍列特·卡爾《歷史是什麼?》第23頁)歷史是昨天的現實，今天的思想，是一種理論思維。強烈而深厚的歷史意識，是民族復興的希望。鄙薄歷史，不敢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淺薄的、沒有出息的民族。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視自己的歷史，為未來發展提供更多的可供借鑑的經驗教訓，是歷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每一個國人不可推卸的義務。然而，正如費正清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序中所說的那樣「前赴後繼的中國精英為解決從晚清時期遺留下來的國內問題和回答工業化西方一個世紀之久的挑戰所作的努力，在1949年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央政府這時已經獲得了中國大陸的全部控制權，由此而取得了渴望已久的國家統一。而且，它第一次提出了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工程方面的最大規模的實驗。然而，我們意識到我們的這些論斷是過渡性的——這主要不是因為還有許多極為重要的資料沒有公開(因為有一些資料非常可能永遠不會公開)，也不是因為我們所敘述的事件距離現在太近，因為歷史學家的評價總是在不斷地修正的，不管其時間距離的因素多麼有利。主要的原因是這場實驗遠遠沒有結束，只有當這場實驗臨近完結之時(100年後?)，對於這最初幾十年的一個完整的觀察才有可能。」我們對共和國的歷史的敘述也不是完美的和已經結束了的，共和國在向前發展，我們的歷史敘述需要繼續？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成立，從根本上實現了國家的獨立，中國歷史翻開新的一頁。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舊中國幾千年來少數剝削者奴役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擺脫了一百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和宰割，開創了全新的人民民主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來即致力於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新中國，走自己獨立的社會主義道路。六十年來，人民共和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闊步前進，國家和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變化。一部迄今為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就是中國人民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建設道路，全面展開社會主義建設並最終走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其間我們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等方面不斷完善和發展。但是，我們應該清楚，人民共和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不平坦。一方面，由於新中國是在舊中國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基礎極端落後的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其艱巨性是空前的和難以想像的;另一方面，更由於共和國的建設者們，包括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們在內，不但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而且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樣一些根本問題並未完全搞清楚，而他們在一段時期內所能學習和借鑑的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又並不是真正成功的。這就使得新中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不能不是充滿著艱難曲折，需要付出艱辛代價的歷程。「革命事件的歷史真相是：雖然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中國革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歷史遺留和傳遞下來的特殊環境和特殊經歷的產物」——《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美]莫里斯·梅斯納？
以史為鑑，可以興邦。大量的文人學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段曲折而光榮的歷史進行總結可謂是碩果纍纍。其中有作為歷史教科書的，也有專門對共和國歷史進行總結的專著等等。有專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為題的，也有把這段歷史作為中國當代史來寫的，也有把它作為中國現代史的一部分來寫的。但是總的來看，都對這段歷史作出了細緻入微的記述。下面對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著作做簡要的概述。《中國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卷 》，主編張豈之，本卷主編楊先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這本書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和教育部歷史學科「九五」規劃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國家級重點教材，全套書共六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卷》，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半個世紀建設社會主義的立場為主線，在理論上，力求全面反映各個時期黨和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思想、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方面的發展變化;在實踐上，力求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和國防建設、對外關係以及執政黨建設等方面，全面地反映各個時期共和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進展;既包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諱言所遭受的重大挫折。本書的編著，力求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以共和國歷史發展中所形成的主要文獻及資料為依據，努力吸取史學界和理論界國史研究的新成果，并力求實事求是地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中國現代史》(第二編下)，王檜林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本書系統闡述了新中國建立到21世紀初50餘年的歷史。編者站在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中國的高度，回顧建國後經濟、政治、外交、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曲折歷程和巨大成就;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對許多重大問題做了實事求是的評價;對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設專章概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主編靳德行，副主編秦英 君，李占才，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書按照中國的通史編撰方法，較全面系統地反映了1949—1988年中國近四十年來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內容。它不同於一般的《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而是一部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時的專著。全書線索清晰，內容豐富，理論亦較準確穩妥，是高等院校開設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課程的適用教材，也是黨政幹部、中學教師學習的參考用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綱》，主編張模超，鄭志廷，費迅，李斌，重慶大學出版社。本書較全面、系統、客觀、穩妥地敘述了從1949年到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了、鞏固和發展的 46年的歷史。全書共分六章，內容翔實，觀點公允，同時吸收了近年來學術界在這方面的主要成果，並對一些問題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反映和科學的評述，以供讀者研究。該書條理清晰，結構合理，文字樸實，知識性和可讀性強。本書主要供普通高等院校本、專科歷史學專業作為必修課程及文理科有關專業作為選修課程的教材使用，也可作成人考試的教材或參考書，並對理論工作者、各級行政管理人員學習和了解、研究中國國情，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有一定的借鑑作用和自學參考價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二版)》，主編何沁，高等教育出版社。本書全面科學地反映了建國50年來共和國所走過的曲折歷程和輝煌成就，材料豐富、敘事清楚、論證準確;合理吸收了共和國史研究的新成果，對建國50年來的重大事件、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都做了清楚的敘述和公正的評價;對50年來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也做了正確的概括和較為全面的總結。修訂版增寫了十四大以後到建國50周年前夕的歷史，進一步突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使全書內容更加豐富和完整。全書文筆自然流暢，清新準確，使最為豐富和全面、並具有鮮明特色的一部共和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綱》(1949——1982)郭彬蔚著，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9年4月。本書的撰寫，以接觸到的第一手資料為依據，以《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為準繩，參考了史學界近年來的科研成果，在此基礎上闡述歷史事件、評價歷史人物，并力圖澄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成的混亂，反映歷史的本來面貌，是一本簡易輕便的關於共和國史的書。莫里斯·梅斯納(maurice meisner)的《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一書，因其在資料和理論上的某些獨到之處而受到人們注意。在西方國家中，許多人譽之為關於中國革命的經典性著作之一。我國的讀者和研究人員可以從書中了解西方學者掌握那些資料、運用什麼觀點來撰寫我國現代歷史，從而開闊視野，從多方位、多角度來審視我國這幾十年的過去。本書的主要特點是材料豐富，涉及面廣，並且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寫中國現代史，用比較歷史研究法剖析、敘述我國幾十年來發生的重要歷史事件，評價歷史人物。用梅斯納自己的話說，本書是「根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過去和現在所宣稱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標準去評價當代中國歷史」的。書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毛澤東時代和毛澤東逝世後的時代，都力求「在合理的範圍內公正地衡量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成功和失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鑑》，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四個歷史分期，分為四卷，比較全面、系統地收集了各類重大事件、典章制度、大事記和文獻資料，介紹了新中國成長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教育、衛生、體育、國防的等方面的情況，使學習和了解新中國歷史的一部大型工具書，也為研究新中國歷史提供了豐富的、有條理的歷史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年)》，作者沈志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該書是一套資料翔實、忠於史實、摒除黨派觀點的中國當代史。每卷約六十萬字、八百頁;完整反映出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至1981年間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發展全貌。這是到現在為止，一部規模最宏大、敘事最詳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每卷都達到了史學著作的世界水平。作者不但一律以中俄檔案、回憶錄、口述歷史等為基本原料，而且也大量地參考了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每位作者都以批判的態度檢查史料，對於史料中互相衝突記載，詳加考訂，以建立最可信的史實。余英時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退休講座教授、克魯格人文獎得主。他翻閱《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之後，不僅發現其敘事詳盡，更發現其已突破中國官方機構對資料的壟斷和保衛，有豐富的文獻檔案為基礎，史實的可信度極高。每冊獨立，各有作者，但前後仍有脈絡可循，容易閱讀。這一套大書的出版是這幾十年來近代史學界的一大盛事。陳永發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他認為十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特點是：十一位功力深厚的中國當代史家合力撰寫;各卷作者均是長期從事中共黨史和國史研究專家，多次研討，分工撰寫，歷時七年。全景式歷史紀錄，通史與專題結合：既有反映高層決策和鬥爭的重大事件揭示，又有表現芸芸眾生的喜怒哀樂、社會風貌和流行思潮的生動畫面;各卷獨立成篇，又首尾相貫。倚重檔案、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以中央及地方檔案史料的發掘和最新研究成果為基礎，對關係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的重大史實作出詳盡考訂和分析。是目前最具規模、足以了解當代中國政治發展及未來走向的大型中國當代史研究著述，是中外各圖書館、大學、研究機構，以及學者和教師的必備參考用書？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著作很多，但大體上都是把共和國史劃分為幾個時間段進行記敘，雖有局部格局的調整，總體來看沒有太大差別。(一)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作為第一階段，這七年是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時期。前三年主要是統一祖國大陸，繼續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任務，恢復國民經濟，鞏固人民民主政權;後四年主要是中國共產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前完成「一五」計劃，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在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七年，中國實現革命性質和社會性質的根本的轉變，是中國歷史上的創舉和偉大進步，是成功的。(二)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這十年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的十年。黨的八大前後對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初步探索。「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雖然在1957年6月開始進行的反右派鬥爭中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但總體上講，成績是主要的，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基本上執行了黨的八大路線和「八大」規定的在綜合平穩中穩步前進的方針，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黨的八屆三中全會改變了「八大」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科學論斷，輕率的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隨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又努力地領導全黨糾正已經察覺到的錯誤，但由於受思想認識上的局限，尚未覺悟到從根本上改變「左」傾思想，在廬山會議後期糾「左」又中斷了，錯誤的開展「反右傾」鬥爭，「左」的錯誤進一步發展，造成了國民經濟三年嚴重困難局面。給黨和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重大損失。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開始再次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全面調整國民經濟。雖然糾正錯誤是限定在堅持「三面紅旗」和廬山會議「反右傾」的雷池之內，糾正的很不徹底，但要糾正錯誤，克服困難的總的思想和方針是正確的，在恢復經濟、恢復黨的優良傳統、作風和黨在人民群眾中的信譽等方面，收到了顯著的成效。從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新強調階級鬥爭到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這個階段由於堅持「八字方針」，由於接受1959年盧三會議的教訓，防止政治鬥爭對的衝擊，扭轉了嚴重困難的局面，國民經濟迅速得到恢復，並向一個新的台階邁進，在經濟管理體制方面，也進行了一些改革的試驗。但是，「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並未得到有效的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並且將在一段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進一步延伸到黨內的高層，步步升級，愈演愈烈，終於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總之，這一階段是在犯錯與糾錯中前進，雖有正確的思想路線但沒有貫徹下去，而糾正工作中的錯誤也很不徹底，左傾思想不斷在滋長，功過參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三)1966年5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為第三階段。對於「文化大革命」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其定義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是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是當時的稱呼，實際上這根本不能稱為革命，而只是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場內亂。「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轉折，它在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這本來是一項合理的單必須做長期的艱巨的努力才能完成的歷史任務。可是有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名義，狂熱的紅衛兵們，卻以為「殺向社會」，用打人、抄家、焚書、改街名店號，砸寺廟，破壞文化古蹟等粗暴野蠻的手段，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如此等等。這使人們很自然地想起革命導師列寧的一段名言：「對於一個真正的革命家來說，最大的危險，甚至也許是唯一的危險，就是誇大革命性，忘記適當地和有效地運用革命的限度和條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開始用大寫字母開頭寫『革命』二字，把『革命』奉為幾乎是神聖的東西，喪失理智，不能最冷靜最清楚地考慮、權衡和檢查一下，究竟應該在什麼時候、什麼環境、什麼場合採取革命行動、應該在什麼時候、什麼環境、什麼場合採取改良主義的行動，那麼他們就最容易為此而碰得頭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地頭腦，一心設想什麼『偉大的、勝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場合、任何情況下都能夠而且應該用革命方式來解決種種任務，那他們就會毀滅，而且一定會遭到毀滅(不是指他們事業的表面的失敗，而是指內部的破產)。」《列寧選集》第4卷，第612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恩格斯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頁)。從這種意義上說，沒有對「文化大革命」錯誤歷史的深刻反思，就不會有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四)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到1992年初，是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時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兩年，是在徘徊中前進的兩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理事問題的決議》，標誌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勝利完成。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歷史性的偉大轉折，到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我們的國家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走過了十三年的重要歷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理論上取得的最大收穫，就是在馬克思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的飛躍中，創立了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集中到一句話，就是」上了三個大台階」，即經濟建設上了一個大台階，人民生活上了一個大台階，綜合國力上了一個大台階。這一歷史時期式共和國開始騰飛的歷史。(五)從1992年1月鄧小平南方談話至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蓬勃開展十八年。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為標誌，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共十五大確立鄧小平理論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並闡述了黨的基本綱領。1998年3月召開全國人大九屆一次會議，提出本屆新政府「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的施政任務。1998年抵禦亞洲金融危機和抗洪救災確保經濟發展。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制定和開始實施。香港、澳門回歸祖國。2000年我國實現了鄧小平提出的第二步戰略目標，初步建立了小康社會。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我國進入新世紀的三大任務。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共十六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道德知道思想，把黨的基本經驗概括為「十個堅持」。中共十六大和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標誌著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順利完成交接。胡錦濤考察西柏坡，強調結合新的實際堅持做到「兩個務必」。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下發增加農民收入的2004年一號文件。大興求真務實之風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入新世紀黨的領導能力在不斷增強，社會主義建設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前進？
有人說，歷史是昨天與今天的對話，「掌握過去，理解過去，把它當作理解現在的一把鑰匙。」(愛德華·霍列特·卡爾《歷史是什麼?》第23頁)歷史是昨天的現實，今天的思想，是一種理論思維。強烈而深厚的歷史意識，是民族復興的希望。鄙薄歷史，不敢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淺薄的、沒有出息的民族。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視自己的歷史，為未來發展提供更多的可供借鑑的經驗教訓，是歷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每一個國人不可推卸的義務。然而，正如費正清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序中所說的那樣「前赴後繼的中國精英為解決從晚清時期遺留下來的國內問題和回答工業化西方一個世紀之久的挑戰所作的努力，在1949年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央政府這時已經獲得了中國大陸的全部控制權，由此而取得了渴望已久的國家統一。而且，它第一次提出了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工程方面的最大規模的實驗。然而，我們意識到我們的這些論斷是過渡性的——這主要不是因為還有許多極為重要的資料沒有公開(因為有一些資料非常可能永遠不會公開)，也不是因為我們所敘述的事件距離現在太近，因為歷史學家的評價總是在不斷地修正的，不管其時間距離的因素多麼有利。主要的原因是這場實驗遠遠沒有結束，只有當這場實驗臨近完結之時(100年後?)，對於這最初幾十年的一個完整的觀察才有可能。」我們對共和國的歷史的敘述也不是完美的和已經結束了的，共和國在向前發展，我們的歷史敘述需要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