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的興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似滾滾洪流席捲中國大地，人們通常把它稱為「大革命」或「國民革命」。
這時的各種革命力量，遠不如統治著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強大。黨認識到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決定採取積極步驟去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
正在這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1923年1月根據馬林的提議作出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的決議傳到中國，對促進國共合作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此時的國民黨大體上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它在幾經挫折後，沒有多少實力，而且成分複雜，組織鬆散。但它有幾個不容忽視的優勢:一是它的領袖孫中山在人們心目中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在社會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國南方建起了一塊能夠容納各種革命力量進行活動的根據地，擁有一支數萬人的軍隊。三是孫中山在經歷多次挫折後，深感其領導的革命必須改弦易轍，真誠地歡迎共產黨員同他合作，歡迎蘇聯援助中國革命。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準備建立統一戰線時，首先同國民黨合作是經過慎重選擇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於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黨員420人。大會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和國民黨的革命立場，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三大還明確規定，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三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譚平山、毛澤東、羅章龍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
三大以後，國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應孫中山的邀請，蘇聯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不久被聘為政治顧問。國民黨的改組很快進入實行階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產黨員20多人。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通過的宣言，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出新的解釋。民族主義突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強調民主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兩大原則。這個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會選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約占總數的四分之一。雖然國民黨內部情況相當複雜，但它已開始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
國民黨一大的成功，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次合作實現後，以廣州為中心，彙集全國的革命力量，很快開創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國共合作的實現，促進了工農運動的恢復和發展。
1924年7月，在廣州沙面租界爆發數千名工人參加的政治大罷工。1925年5月在廣州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1924年7月起，在廣州開辦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先後由共產黨人彭湃、阮嘯仙、毛澤東等主持，培養了一批農民運動的骨幹。
在共產黨人的建議下，國民黨一大決定創辦一所陸軍軍官學校(校址在廣州附近的黃埔，通稱黃埔軍校)。1924年5月，黃埔軍校開學，孫中山兼任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11月，旅法歸來的周恩來(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出任軍校政治部主任，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國共產黨從各地選派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黃埔軍校學習。在第一期學生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有56人，占總數的十分之一。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國範圍內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廣泛傳播著。1924年10月，具有進步思想的將領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時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帶，並把所部改編為國民軍。他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1月，孫中山離廣州北上，沿途宣傳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形成廣泛的政治宣傳運動。
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一股向著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猛烈衝擊的革命洪流的同時，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漸顯現出來。國民黨內部的左右派進一步分化，國共關係逐步複雜化。中國革命面臨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給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代表黨員994人。這次大會的歷史功績是，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並對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還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和經濟關係。但對如何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過程中的種種複雜問題，大會沒有作出具體回答，對建立政權和武裝的極端重要性仍缺乏認識。
四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
黨的四大結束後不到兩個月，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國人民的巨大悲痛。國共兩黨組織各界人民舉行哀悼活動，廣泛傳播孫中山的遺囑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聲勢浩大的革命宣傳活動。國民革命的呼聲在全國各地更加高漲。一場新的大規模的革命風暴就要來臨。
全國範圍的大革命高潮，是從1925年的五卅運動開始的。5月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被日本資本家槍殺。5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30日在租界內舉行大規模的反帝示威活動。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學生舉行街頭宣傳和示威遊行，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打死13人，傷者不計其數。此後幾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連續發生英、日等國軍警槍殺中國人的事件。這些事件，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形成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抗議運動。全國各地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從通商都市到偏僻鄉鎮，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怒吼。
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南方，形成有25萬人參加的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決定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由共產黨員蘇兆征擔任委員長，處理罷工事宜，對香港實行封鎖。在廣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罷工堅持十六個月之久。有組織的罷工工人成為廣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五卅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很大發展。到1925年底，黨員人數增加到一萬，一些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方建立起黨的組織。
在五卅運動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下，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汪精衛當選為主席，鮑羅廷被聘為高等顧問。國民政府成立後，將黃埔軍校校軍和駐廣東的粵軍、湘軍、滇軍先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6個軍，共8.5萬人。共產黨員周恩來等擔負起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後，國共兩黨通力合作，經過兩次東征和南征，消滅盤踞東江一帶的軍閥陳炯明部和廣東南路的軍閥鄧本殷部，並平息滇軍、桂軍在廣州發動的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準備了比較可靠的後方基地。
伴隨著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更為嚴重的是，蔣介石因在創建黃埔軍校和統一廣東根據地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謀取主管軍事的權力，其影響和地位已大大增強。他開始加強對共產黨的限制，反共面目越來越明顯。
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得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占了上風。
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國民黨右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占了優勢。3月18日，國民政府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奉命派中山艦到黃埔後，立刻謠言四起，說是要劫持蔣介石。3月20日，蔣介石以所謂中山艦事件為藉口，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監視並軟禁共產黨人，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辦事處。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共產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這一事件後，汪精衛稱病去職，蔣介石為取得最高權力又邁進了一步。在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決議案》。由於中共中央的妥協退讓，決議案獲得通過，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人都辭去職務，蔣介石卻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隨後又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蔣介石的立場進一步轉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方面。但是他的實力有限，還需要得到共產黨和蘇聯的支持，因此沒有立刻同共產黨公開分裂。這時已到北伐戰爭的前夜。北伐的軍事指揮權主要掌握在蔣介石手中這個事實，表明革命形勢雖然在迅速發展，但已經埋伏著嚴重的危機。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大革命的失敗
北伐戰爭的直接打擊目標，是受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主要有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派勢力，其兵力達70萬人。這時，國民革命軍除廣東原有的6個軍外，增加了新歸附的第七、第八軍，共有10萬人左右。針對敵我兵力懸殊的形勢，國民革命軍在以加倫為首的蘇聯軍事顧問的建議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
根據這個戰略方針，1926年5月，國民革命軍先頭部隊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師北伐。在沿途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北伐軍勢如破竹。到9月6日、7日，兩湖戰場的北伐軍分別占領漢陽和漢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圍困月余的武昌，全殲吳佩孚部主力。江西戰場的北伐軍也於11月初殲滅孫傳芳部主力，占領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戰而下福州。北方馮玉祥部於9月17日在綏遠五原誓師，揮軍南下。11月間，國民軍聯軍已控制陝西、甘肅等省。到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已控制了除江蘇、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馮玉祥的國民軍聯軍也已控制西北地區，準備東出潼關，響應北伐軍。北伐戰爭勝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戰爭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是國共合作結出的豐碩成果。在北伐過程中，國共兩黨之間雖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團結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對敵。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在作戰中捨生忘死，發揮了先鋒模範作用。共產黨員葉挺領導的獨立團，成為贏得「鐵軍」稱號的第四軍中英勇善戰的一支部隊。共產黨人進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軍的許多指戰員有著明確的革命目標和不怕犧牲、英勇作戰的革命精神。共產黨人還在發動工農群眾方面作出巨大貢獻，使北伐軍所到之處，都能得到廣大工人、農民和其他革命群眾的直接支援。此外，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和蘇聯提供的物資援助，對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工農運動以空前的規模迅速高漲起來。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廣大農村，到處燃起革命的烈火。農民建立自己的政權和武裝，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把統治幾千年的封建特權和土豪劣紳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會組織的領導下，仿效省港大罷工的經驗，組織武裝的糾察隊。一些城市相繼舉行罷工，大都取得勝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兩次發動的武裝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在革命群眾中產生很大影響。群眾性的反帝鬥爭蓬勃展開，推動國民政府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的高漲，未能遏製革命陣營內部的危機。蔣介石進一步加緊對軍隊和政權的控制，實力迅速膨脹。帝國主義列強認定蔣介石等所代表的勢力同樣是反共的力量，開始對他們進行拉攏。不少原來屬於北洋軍閥或地方軍閥的軍隊紛紛接受蔣介石的改編，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蔣介石身邊。
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的反共面目公開暴露出來。他提出要把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到北伐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於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贛州、九江、安慶等地都發生殺害共產黨人和搗毀總工會、國民黨左派控制的黨部等嚴重事件。南方革命陣營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蔣介石右派集團的公開叛變只是時間問題了。
這時，共產黨人本來應該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軍隊和一部分地方政權，以便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可是，中共中央忽視對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於民眾運動。結果，當蔣介石發動突然襲擊時，中共中央不僅在精神上缺乏準備，而且在實際力量對比上難以組織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敗的趨勢，已很明顯了。
面對革命陣營隨時可能發生分裂的嚴重局面，中共中央於1926年12月13日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提出既要防止「軍事政權」的「向右」，又要防止民眾運動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這次會議沒有能夠解決黨如何生存並堅持鬥爭的問題，反而決定對群眾運動採取消極壓制的方針，造成的後果極其嚴重。會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開始在實際工作中得到貫徹。
對於這種右傾錯誤，黨內一部分同志進行了抵制和反對。毛澤東在1927年初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32天考察。他在所寫的中，尖銳地批駁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種種責難，論述了農村革命的偉大意義。瞿秋白等也對右傾錯誤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當北伐軍推進到上海近郊時，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陳獨秀、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汪壽華等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下，發動總罷工，隨即轉為武裝起義，由周恩來擔任總指揮。經過三十多個小時的戰鬥，占領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區，並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這次起義的勝利，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後，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軍開進市區。3月24日，北伐軍占領南京。當天下午，游弋在長江江面的英、美軍艦藉口保護僑民，猛烈炮轟南京，造成中國軍民嚴重傷亡。南京事件後，蔣介石加快了勾結帝國主義實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蔣介石等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用暴力手段實行「清黨」。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對蔣介石的陰謀活動有所覺察，力圖鞏固革命成果。但共產國際仍對蔣介石抱有期望，不贊成同蔣破裂。這樣，由陳獨秀出面，同剛從海外歸國的汪精衛於4月5日發表聯合宣言，把「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說成是「謠言」，要求「不聽信任何謠言」。汪陳宣言的發表，使一部分共產黨員放鬆警惕，誤以為局勢已經緩和下來。
4月12日，蔣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眾舉起屠刀，發動反革命政變。隨後，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也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僅廣東一地，被捕殺者就達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捕殺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國內政局迅速逆轉。除以張作霖為首的北京政府外，蔣介石於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以與武漢的國民政府相對立。這就在全國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漢三個政權對峙的局面。
這時的武漢政府基本上還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遷到武漢後，繼續同在武漢的國民黨人合作。
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80多人，代表黨員57967人。大會未能對武漢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確的分析，導致了對汪精衛一派的右傾遷就政策，未能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為全黨指明方向。
黨的五大第一次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並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陳獨秀為總書記。五大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未能解決全黨堅強有力的領導問題，自然無法遏制愈來愈惡化的局勢。
黨的五大閉幕後，武漢政府所轄地區的危機越來越嚴重，反共事件不斷發生。在這種情況下，鮑羅廷和陳獨秀等仍企圖以讓步來拉住汪精衛集團。黨內對陳獨秀右傾錯誤的不滿越來越強烈。7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實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強烈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已在公開地準備政變，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聲明共產黨將繼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願意同國民黨內的革命分子繼續合作。這個宣言雖然發得遲了一點，但對振奮黨內的革命精神起了積極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後失敗了。
這次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從客觀上說，一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力量比革命陣營的力量要強大得多，並且有更多的政治經驗；二是國民黨背信棄義地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發動突然襲擊。在主觀上，是陳獨秀等人在後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因而獲得很大的勝利。但是，這時的黨終究還處在幼年時期，是在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方面都缺乏經驗的黨，是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還沒有較深刻了解的黨。因此，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動搖不定；在大革命的後期，受了反革命勢力的欺騙，沒有能夠領導全黨採取果斷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敗就難以避免了。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雖然對大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於他們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還難以擺脫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這對釀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有直接影響。
曾經造成很大聲勢並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仍然具有深遠的意義。通過這場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發展，千百萬工農群眾開始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黨還開始掌握一部分軍隊。尤其是通過革命勝利和失敗的反覆，黨經受了深刻的鍛鍊和嚴峻的考驗。所有這一切，為黨領導人民把革命鬥爭推向新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1924年至1927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似滾滾洪流席捲中國大地，人們通常把它稱為「大革命」或「國民革命」。
這時的各種革命力量，遠不如統治著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強大。黨認識到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決定採取積極步驟去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
正在這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1923年1月根據馬林的提議作出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的決議傳到中國，對促進國共合作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此時的國民黨大體上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它在幾經挫折後，沒有多少實力，而且成分複雜，組織鬆散。但它有幾個不容忽視的優勢:一是它的領袖孫中山在人們心目中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在社會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國南方建起了一塊能夠容納各種革命力量進行活動的根據地，擁有一支數萬人的軍隊。三是孫中山在經歷多次挫折後，深感其領導的革命必須改弦易轍，真誠地歡迎共產黨員同他合作，歡迎蘇聯援助中國革命。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準備建立統一戰線時，首先同國民黨合作是經過慎重選擇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於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黨員420人。大會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和國民黨的革命立場，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三大還明確規定，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三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譚平山、毛澤東、羅章龍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
三大以後，國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應孫中山的邀請，蘇聯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不久被聘為政治顧問。國民黨的改組很快進入實行階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產黨員20多人。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通過的宣言，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出新的解釋。民族主義突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強調民主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兩大原則。這個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會選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約占總數的四分之一。雖然國民黨內部情況相當複雜，但它已開始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
國民黨一大的成功，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次合作實現後，以廣州為中心，彙集全國的革命力量，很快開創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國共合作的實現，促進了工農運動的恢復和發展。
1924年7月，在廣州沙面租界爆發數千名工人參加的政治大罷工。1925年5月在廣州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1924年7月起，在廣州開辦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先後由共產黨人彭湃、阮嘯仙、毛澤東等主持，培養了一批農民運動的骨幹。
在共產黨人的建議下，國民黨一大決定創辦一所陸軍軍官學校(校址在廣州附近的黃埔，通稱黃埔軍校)。1924年5月，黃埔軍校開學，孫中山兼任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11月，旅法歸來的周恩來(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出任軍校政治部主任，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國共產黨從各地選派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黃埔軍校學習。在第一期學生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有56人，占總數的十分之一。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國範圍內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廣泛傳播著。1924年10月，具有進步思想的將領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時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帶，並把所部改編為國民軍。他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1月，孫中山離廣州北上，沿途宣傳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形成廣泛的政治宣傳運動。
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一股向著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猛烈衝擊的革命洪流的同時，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漸顯現出來。國民黨內部的左右派進一步分化，國共關係逐步複雜化。中國革命面臨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給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代表黨員994人。這次大會的歷史功績是，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並對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還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和經濟關係。但對如何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過程中的種種複雜問題，大會沒有作出具體回答，對建立政權和武裝的極端重要性仍缺乏認識。
四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
黨的四大結束後不到兩個月，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國人民的巨大悲痛。國共兩黨組織各界人民舉行哀悼活動，廣泛傳播孫中山的遺囑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聲勢浩大的革命宣傳活動。國民革命的呼聲在全國各地更加高漲。一場新的大規模的革命風暴就要來臨。
全國範圍的大革命高潮，是從1925年的五卅運動開始的。5月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被日本資本家槍殺。5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30日在租界內舉行大規模的反帝示威活動。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學生舉行街頭宣傳和示威遊行，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打死13人，傷者不計其數。此後幾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連續發生英、日等國軍警槍殺中國人的事件。這些事件，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形成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抗議運動。全國各地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從通商都市到偏僻鄉鎮，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怒吼。
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南方，形成有25萬人參加的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決定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由共產黨員蘇兆征擔任委員長，處理罷工事宜，對香港實行封鎖。在廣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罷工堅持十六個月之久。有組織的罷工工人成為廣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五卅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很大發展。到1925年底，黨員人數增加到一萬，一些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方建立起黨的組織。
在五卅運動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下，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汪精衛當選為主席，鮑羅廷被聘為高等顧問。國民政府成立後，將黃埔軍校校軍和駐廣東的粵軍、湘軍、滇軍先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6個軍，共8.5萬人。共產黨員周恩來等擔負起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後，國共兩黨通力合作，經過兩次東征和南征，消滅盤踞東江一帶的軍閥陳炯明部和廣東南路的軍閥鄧本殷部，並平息滇軍、桂軍在廣州發動的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準備了比較可靠的後方基地。
伴隨著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更為嚴重的是，蔣介石因在創建黃埔軍校和統一廣東根據地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謀取主管軍事的權力，其影響和地位已大大增強。他開始加強對共產黨的限制，反共面目越來越明顯。
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得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占了上風。
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國民黨右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占了優勢。3月18日，國民政府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奉命派中山艦到黃埔後，立刻謠言四起，說是要劫持蔣介石。3月20日，蔣介石以所謂中山艦事件為藉口，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監視並軟禁共產黨人，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辦事處。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共產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這一事件後，汪精衛稱病去職，蔣介石為取得最高權力又邁進了一步。在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決議案》。由於中共中央的妥協退讓，決議案獲得通過，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人都辭去職務，蔣介石卻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隨後又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蔣介石的立場進一步轉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方面。但是他的實力有限，還需要得到共產黨和蘇聯的支持，因此沒有立刻同共產黨公開分裂。這時已到北伐戰爭的前夜。北伐的軍事指揮權主要掌握在蔣介石手中這個事實，表明革命形勢雖然在迅速發展，但已經埋伏著嚴重的危機。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大革命的失敗
北伐戰爭的直接打擊目標，是受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主要有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派勢力，其兵力達70萬人。這時，國民革命軍除廣東原有的6個軍外，增加了新歸附的第七、第八軍，共有10萬人左右。針對敵我兵力懸殊的形勢，國民革命軍在以加倫為首的蘇聯軍事顧問的建議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
根據這個戰略方針，1926年5月，國民革命軍先頭部隊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師北伐。在沿途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北伐軍勢如破竹。到9月6日、7日，兩湖戰場的北伐軍分別占領漢陽和漢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圍困月余的武昌，全殲吳佩孚部主力。江西戰場的北伐軍也於11月初殲滅孫傳芳部主力，占領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戰而下福州。北方馮玉祥部於9月17日在綏遠五原誓師，揮軍南下。11月間，國民軍聯軍已控制陝西、甘肅等省。到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已控制了除江蘇、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馮玉祥的國民軍聯軍也已控制西北地區，準備東出潼關，響應北伐軍。北伐戰爭勝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戰爭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是國共合作結出的豐碩成果。在北伐過程中，國共兩黨之間雖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團結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對敵。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在作戰中捨生忘死，發揮了先鋒模範作用。共產黨員葉挺領導的獨立團，成為贏得「鐵軍」稱號的第四軍中英勇善戰的一支部隊。共產黨人進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軍的許多指戰員有著明確的革命目標和不怕犧牲、英勇作戰的革命精神。共產黨人還在發動工農群眾方面作出巨大貢獻，使北伐軍所到之處，都能得到廣大工人、農民和其他革命群眾的直接支援。此外，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和蘇聯提供的物資援助，對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工農運動以空前的規模迅速高漲起來。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廣大農村，到處燃起革命的烈火。農民建立自己的政權和武裝，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把統治幾千年的封建特權和土豪劣紳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會組織的領導下，仿效省港大罷工的經驗，組織武裝的糾察隊。一些城市相繼舉行罷工，大都取得勝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兩次發動的武裝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在革命群眾中產生很大影響。群眾性的反帝鬥爭蓬勃展開，推動國民政府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的高漲，未能遏製革命陣營內部的危機。蔣介石進一步加緊對軍隊和政權的控制，實力迅速膨脹。帝國主義列強認定蔣介石等所代表的勢力同樣是反共的力量，開始對他們進行拉攏。不少原來屬於北洋軍閥或地方軍閥的軍隊紛紛接受蔣介石的改編，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蔣介石身邊。
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的反共面目公開暴露出來。他提出要把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到北伐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於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贛州、九江、安慶等地都發生殺害共產黨人和搗毀總工會、國民黨左派控制的黨部等嚴重事件。南方革命陣營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蔣介石右派集團的公開叛變只是時間問題了。
這時，共產黨人本來應該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軍隊和一部分地方政權，以便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可是，中共中央忽視對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於民眾運動。結果，當蔣介石發動突然襲擊時，中共中央不僅在精神上缺乏準備，而且在實際力量對比上難以組織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敗的趨勢，已很明顯了。
面對革命陣營隨時可能發生分裂的嚴重局面，中共中央於1926年12月13日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提出既要防止「軍事政權」的「向右」，又要防止民眾運動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這次會議沒有能夠解決黨如何生存並堅持鬥爭的問題，反而決定對群眾運動採取消極壓制的方針，造成的後果極其嚴重。會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開始在實際工作中得到貫徹。
對於這種右傾錯誤，黨內一部分同志進行了抵制和反對。毛澤東在1927年初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32天考察。他在所寫的中，尖銳地批駁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種種責難，論述了農村革命的偉大意義。瞿秋白等也對右傾錯誤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當北伐軍推進到上海近郊時，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陳獨秀、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汪壽華等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下，發動總罷工，隨即轉為武裝起義，由周恩來擔任總指揮。經過三十多個小時的戰鬥，占領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區，並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這次起義的勝利，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後，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軍開進市區。3月24日，北伐軍占領南京。當天下午，游弋在長江江面的英、美軍艦藉口保護僑民，猛烈炮轟南京，造成中國軍民嚴重傷亡。南京事件後，蔣介石加快了勾結帝國主義實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蔣介石等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用暴力手段實行「清黨」。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對蔣介石的陰謀活動有所覺察，力圖鞏固革命成果。但共產國際仍對蔣介石抱有期望，不贊成同蔣破裂。這樣，由陳獨秀出面，同剛從海外歸國的汪精衛於4月5日發表聯合宣言，把「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說成是「謠言」，要求「不聽信任何謠言」。汪陳宣言的發表，使一部分共產黨員放鬆警惕，誤以為局勢已經緩和下來。
4月12日，蔣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眾舉起屠刀，發動反革命政變。隨後，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也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僅廣東一地，被捕殺者就達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捕殺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國內政局迅速逆轉。除以張作霖為首的北京政府外，蔣介石於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以與武漢的國民政府相對立。這就在全國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漢三個政權對峙的局面。
這時的武漢政府基本上還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遷到武漢後，繼續同在武漢的國民黨人合作。
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80多人，代表黨員57967人。大會未能對武漢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確的分析，導致了對汪精衛一派的右傾遷就政策，未能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為全黨指明方向。
黨的五大第一次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並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陳獨秀為總書記。五大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未能解決全黨堅強有力的領導問題，自然無法遏制愈來愈惡化的局勢。
黨的五大閉幕後，武漢政府所轄地區的危機越來越嚴重，反共事件不斷發生。在這種情況下，鮑羅廷和陳獨秀等仍企圖以讓步來拉住汪精衛集團。黨內對陳獨秀右傾錯誤的不滿越來越強烈。7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實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強烈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已在公開地準備政變，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聲明共產黨將繼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願意同國民黨內的革命分子繼續合作。這個宣言雖然發得遲了一點，但對振奮黨內的革命精神起了積極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後失敗了。
這次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從客觀上說，一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力量比革命陣營的力量要強大得多，並且有更多的政治經驗；二是國民黨背信棄義地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發動突然襲擊。在主觀上，是陳獨秀等人在後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因而獲得很大的勝利。但是，這時的黨終究還處在幼年時期，是在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方面都缺乏經驗的黨，是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還沒有較深刻了解的黨。因此，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動搖不定；在大革命的後期，受了反革命勢力的欺騙，沒有能夠領導全黨採取果斷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敗就難以避免了。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雖然對大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於他們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還難以擺脫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這對釀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有直接影響。
曾經造成很大聲勢並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仍然具有深遠的意義。通過這場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發展，千百萬工農群眾開始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黨還開始掌握一部分軍隊。尤其是通過革命勝利和失敗的反覆，黨經受了深刻的鍛鍊和嚴峻的考驗。所有這一切，為黨領導人民把革命鬥爭推向新的階段準備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