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不忘、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印發《關於在「不忘、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把學習黨史、新中國史作為主題教育重要內容,不斷增強守、擔使命的思想和行動自覺。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
欲想治國,必先懂史。推動主題教育走實走深,黨員幹部必須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挖掘更多精神「富礦」,於黨史國史中感悟、踐行、堅守。
於黨史國史中感悟「」,感恩圖報回望來時的路。《通知》強調:「黨員領導幹部要把自己擺進去,真學深學,學會歷史思維,培養歷史眼光,增強歷史擔當」。黨員幹部學史,要有「第一人稱」的代入感,將自己擺進歷史,在歷史的海洋中聽一聽先輩「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的豪言壯志。
看一看星星之火燃起的熊熊燎原之勢。
走一走紅軍走過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以歷史的思維和眼光回眸往昔歲月、審視來時路。98年來,是黨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續奮鬥,從低谷走向復興、從苦難走向輝煌、從落後走向領先,完成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改變的是人民群眾越來越幸福美好的生活,而永恆不變的是產黨人為帶領人民站起來的。
於黨史國史中踐行「」,腳踏實地走好腳下的路。習近平總書記囑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建國以來,共產黨人始終堅持「愈艱難,就愈要走」的信念,才成就如今的波瀾壯闊。今天,歷史的「接力棒」已交到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中。我們感悟,更要以行動踐行,努力拚搏,團結奮進,擔負起人民和時代時代賦予的使命。當前,改革進入攻堅期、深水區,黨員幹部要堅定不移干、大膽創新干、久久為功干、盡心竭力干、坦坦蕩蕩干,跨越「雪山」「草地」,征服「婁山關」「臘子口」,做復興路上只爭朝夕的「行動派」和腳踏實地的「實幹家」,以實幹為基,腳踏實地走好腳下的路。
於黨史國史中堅守「」,砥礪前行展望未來的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彰往而知來。修好黨史國史這門「必修課」,黨員幹部要以每一名偉大的共產黨員先輩為鏡,尊重歷史、順應時代、思考未來,時刻審問、傳承、堅守,勇於自我革新、自我凈化、自我完善,才能跟得上黨中央要求、趕得上時代步伐、推得進事業發展。
才能以清醒的頭腦迎接重大挑戰、抵禦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
才能守諾如初,踐諾不輟,走好新時代「長征路」未來每一步,做好新時代的「答卷人」,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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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課講稿:中國共產黨簡史授課輔導 11篇[朗讀]
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黨的領導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時代的選擇,因為黨領導我們實現了民族獨立、國家解放、繁榮富強。
一、1931年-1949年,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
(一)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193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社會矛盾和人民鬥爭深入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1、辛亥革命後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自19世紀70年代產生以後,一直發展緩慢。直到辛亥革命後五四運動前,才有比較迅速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產生以後,就不斷地進行著反侵略、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20世紀鬥爭已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對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鬥爭,1916年天津工人反法國強占老西開的鬥爭,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和工人運動的初步開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階級基礎。
2、新文化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後改為《新青年》)雜誌出版,掀起了一場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狂飆。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啟蒙性的思想解放運動,雖然在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鬥爭,但是客觀上為傳播和接受適合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潮創造了條件。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俄國工農大眾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和所取得的成功,更給予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同時也推動了他們去認真了解和研究指導十月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早在19世紀末期,就已見於中國的記載。隨後,中國的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梁啟超、孫中山等,都根據各自的認識,相繼介紹過馬克思本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觀點。十月革命後,中國最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傑出代表,就是李大釗、陳獨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3、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導致五四運動的爆發。五四運動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首次重大勝利。五四運動偉大意義和歷史作用在於:五四運動表現了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精神,標誌著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這也是五四運動最偉大的歷史功績。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馬克思主義者隊伍的逐步擴大,加快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的步伐。
4、中國共產黨的創建。193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上海小組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小組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武漢小組代表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小組代表陳公博,旅日小組代表周佛海,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大會,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科爾斯基也參加了大會。7月30日晚,由於會場突遭租界巡捕搜查,會議最後一天改為8月初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進行。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中間經過中國共產黨創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五個歷史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道路,期間經歷了從大革命的失敗到土地革命的興起、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兩次大的歷史性轉變。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全國性的勝利。
1、大革命時期(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在黨史上,通常從1933年6月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到1937年7月汪精衛叛變革命這段歷史,稱作「大革命時期」或者「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經過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興起和低落,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工人階級如果沒有廣泛的同盟軍,沒有革命的武裝力量,就無法戰勝全副武裝的反動勢力。黨經過慎重的選擇,把聯合的主要對象確定為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並經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33年6月12日到20日在廣州召開)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3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廣州召開)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同時,1934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對在1905年組織同盟會時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舊三民主義重新解釋,把民族主義解釋為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對內各民族平等;把民權主義解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為少數人所私有;把民生主義解釋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並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舊三民主義於是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國共合作實現後,工人、農民、學生運動得以迅猛發展。1935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起的五卅運動帶動了全國範圍內的大革命高潮。在此次革命高潮中,中國共產黨得到很大發展,一年內黨員數增加了10倍,並與國民黨合作完成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準備了後方基地。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國共合作結出了北伐戰爭勝利的碩果。
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勢並不能掩蓋和遏製革命陣營內部的嚴重危機。隨著1935年3月12日偉大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逝世,國民黨右派的反共逆流逐漸滋長。北伐戰爭勝利後,取得國民黨最高權力並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蔣介石開始露出反共面目,與1937年4月12日在上海悍然發動「四·一二」反共政變;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敗告終,這是黨建立後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2、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
黨史上,通常將從193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這個時期稱作「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或者「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193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探索獨立領導革命鬥爭的新道路。
193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原因,糾正了以陳獨秀為首的黨的領導機關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這次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出路,成為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一個歷史性轉折點。
八七會議後,黨開始進入到反動勢力薄弱的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革命政權,創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將武裝鬥爭的重心轉向農村。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內積累了從事地下工作的豐富經驗,使一度遭到嚴重破壞的黨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得到壯大,黨員數量從1938年的4萬多人發展到1930年的10萬多人。這樣,大革命失敗後似乎陷入絕境的中國共產黨又作為一支重要力量出現了。
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集中兵力,開始對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第五次反「圍剿」,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遭到失敗。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開始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軍事上和領導上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姜台堡會師,紅軍完成了舉世矚目的長征。
3、抗日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抗日戰爭時期從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歷時八年。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特殊的重要歷史階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進攻盧溝橋,標誌著日本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奮起抵抗,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從此開始。
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和中國共產黨倡議國共合作抗戰的情況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與1937年9月22日,發表了周恩來等送交給蔣介石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938年底,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之後,日本開始把對國民黨軍事打擊為主的策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把主要力量轉移到對付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上來。在日本誘降、英美勸降的影響下,國民黨發生了嚴重的動搖和分裂,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在1938年公開投降日本,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親英美派也轉而採取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開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我們黨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領導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裝挺進敵後,廣泛發動群眾和武裝群眾,組建抗日武裝,粉碎了日軍一次又一次的圍攻。1940年下半年,彭德懷指揮八路軍組織105個團的兵力,對華北地區的日偽軍展開大規模攻勢作戰,沉重打擊了日偽軍,史稱「百團大戰」。
抗戰初期,八路軍和新四軍配合國民黨軍作戰,共同打擊日軍,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在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在日本的誘降下,國民黨頑固派不斷製造反共摩擦事件。1940年冬至1941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並於1941年1月4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給敵後抗戰帶來了極大的損失和困難。
1941年和1942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敵後武裝鬥爭,在物質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游擊戰法打擊日偽軍,保衛和鞏固了抗戰陣地,使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有了新的創造和發展,人民軍隊的戰鬥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進入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發生了大的轉變。中國敵後解放區戰場從1943年夏天開始,逐步恢復和擴大。1944年,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遊擊隊普遍發起攻勢作戰,在局部反攻中打擊日偽軍,恢復鞏固原有根據地,開闢了新的根據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七大制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路線,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書上簽字。至此,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奪取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經過八年抗戰,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發展壯大。中國共產黨在對敵鬥爭、統一戰線、根據地建設以及黨自身建設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黨的領導能力大為提高,自身鍛鍊得更加成熟,能夠掌握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純熟而恰當地處理種種複雜問題,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也達到了成熟。這些都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4、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國革命進入了為建立新中國而鬥爭的時期。黨史上把從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這段歷史稱為「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或者「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在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後,中國共產黨和廣大的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把中國建設成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卻在美國的支持下,企圖獨霸人民抗戰的勝利果實,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樣,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就成為戰後國內一切問題的焦點。國共兩黨圍繞這個問題進行的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鬥爭,構成了戰後中國歷史發展的主線?
根據戰後中國政治的基本形勢,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民主進行了真誠而不懈的努力,號召全黨在不放鬆武裝自衛的條件下,力爭通過和平途徑實現建設新中國的目的。然而,通過1945年8月至10月的重慶談判,及其後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社會其它代表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所取得的成果,在美帝國主義的干預和國民黨的背信棄義下付之東流。1946年6月,蔣介石下令進攻中原解放區,以此為起點,全國規模的內戰開始了。
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中共中央對戰爭前途作了正確的分析和估計,指出人民解放軍戰爭所具有的正義的革命性質。為贏得人民解放戰爭,中共中央提出幾條基本的指導方針:在軍事方面,實行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提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在政治方面,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建立最廣泛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徹底孤立國民黨反動集團。
在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國共產黨組織了規模空前的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三大戰役歷時142天,人民解放軍傷亡24萬餘人,國民黨軍被殲154萬餘人,蔣介石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毀,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隨後,解放軍繼續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舉行勝利大進軍,分別以戰鬥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決殘餘敵人,解放國土。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終於被人民趕出中國大陸,建立新中國的條件已經成熟。
10月1日,首都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在會上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繼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世界大戰後的重大歷史事件,使中國結束了幾千年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100多年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統治者剝削壓迫中國人民的歷史,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成為新國家和新社會的主人,建立和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開闢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黨從建立的時候起,就以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民主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中國人民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向著更高的目標邁進。
二、1949年-1978年,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一)過度時期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經過28年的艱苦鬥爭,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千瘡百孔,人口眾多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探索課題。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果斷地肩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政權的重任,黨的各級組織和人民軍隊,在建立新國家的工作中表現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艱苦奮鬥的作風和嚴明的紀律,令人耳目一新。全國各族人民熱情高漲,廣大工農勞動群眾以翻身做主人的嶄新面貌,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家園,恢復生產;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歡欣鼓舞,踴躍參加革命;許多身處海外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輾轉返回祖國參加建設,中華大地上呈現出萬象更新的新局面。
建國伊始,新中國最重要的任務是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面展開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在接管城市的過程中,沒收官僚資本企業,建立了新中國的國營經濟。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央財經委員會成功地進行了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重大鬥爭。到1950年6月,黨和國家在統一國家財政經濟方面的大量工作,使國家財政收支和市場物資供求基本平衡,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好轉,為安定人民生活,恢復和發展工農生產,創造了有利條件,打好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第一場經濟仗。
1952年,黨中央領導開展了「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和「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懲處了黨內的腐敗分子,純潔了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隊伍,凈化了社會風氣,為開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其他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思想條件和社會條件。
從1953年開始,國家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將經濟建設工作作為整個國家的首要工作。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實施,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大力推進。1955年夏到1956年底,我國加快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在較短的時間裡,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已經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基本建設各條戰線喜報頻傳,農業、教育業都得到了很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改善。總之,「一五」期間工業建設和生產所取得的成就,均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的總和,這是一個奇蹟。
伴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來。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導地位的確立,促使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和社會道德規範在人們中間逐漸樹立起來。有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又有依據社會主義的原則進行政治、文化、思想、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設成果,這就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隨著新生的中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在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落後的情況下建設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成為黨所面臨的全新課題。當時世界上社會主義只有蘇聯一種模式,而且已經暴露出種種弊端,即使是他們成功的經驗,也未必都適合中國國情。因此,黨面臨著在新的形勢下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任務。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標誌著黨對中國新形勢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的開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黨的八大在北京舉行。大會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的八大確立了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面強調要從國家財力、物力的實際狀況出發,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既綜合平衡又穩步前進的方針;在政治關係方面,強調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在科學文化建設方面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導方針;在對外政策方面,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八大一次會議制定的路線是正確的,提出的許多新方針和設想是具有創造精神的。這次會議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並且具有深遠意義的成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在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探索過程,需要經受實踐檢驗。當時面臨的主要是兩大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規模速度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問題。這兩個方面又相互影響,使探索過程出現嚴重曲折。首先是由於錯誤地認為中國富強的目標可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實現,1958年5月在北京召開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正確的,但由於它是在急於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制定的,因此必然存在嚴重缺陷。八大二次會議的召開,表明了「大躍進」運動的正式發動。「大躍進」是從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開始的。在工業方面,盲目提高鋼產量指標,提出「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口號。在農業方面,提出過高的生產指標,對農作物產量的估計嚴重浮誇。教育、文藝等各界也不甘落後,紛紛開展「大躍進」。「大躍進」運動所造成的後果是嚴重的,它導致了國民經濟各部門比例大失調,使社會主義經濟遭到了重大的損失,對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黨中央和毛澤東很快地覺察到了,到1960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左」,「大躍進」運動才被停止。
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開始出現的政治上「左」的錯誤並沒有得到徹底糾正,反而逐步發展起來,終於使1965年初開始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為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在長達10年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科教文衛事業、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遭到嚴重破壞,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挫折。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1957年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左」傾錯誤繼續發展的結果。從它的起因看,既有黨的領袖毛澤東在領導上犯錯誤的主觀原因,又有複雜的社會歷史的客觀原因,還有黨內反革命集團的別有用心的利用。
10年內亂期間,儘管情況十分困難,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的國防和外交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繼1960年我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枚自主研製的飛彈、1964年我國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1967年又爆炸成功了第一顆氫彈。1970年,我國的「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上天。這些成就,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1976次會議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個國家提出的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
三、1978年-至今,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民族復興開闢了正確道路
1976年結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國迎來了有利的發展契機,人們急切地期待著中國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前進。這時,擺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消除這場內亂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亂和經濟建設的進一步調整。然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提出,造成了思想上的嚴重阻礙,使黨無法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能夠使生產力得到更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提高的新道路,中國又經歷了兩年的徘徊。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和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認為,應當及時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它標誌著中國從此進入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全會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會議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救助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時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指明了方向。這次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開始了中國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二)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1993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重要談話,強調黨的基本路線要管100年,動搖不得,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要敢於試驗。1993年10月黨的十四大的召開,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這次大會做出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繼續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
(三)黨的十六大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鬥。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是這次大會的一個歷史性決策,也是一個歷史性貢獻。2003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胡錦濤為國家主席。此後,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同意江澤民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決定胡錦濤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領導集體大幅度的新老交替,實現了中央領導機構平穩而順利的交接,充分說明了我們的黨更加成熟。
(四)黨的十七大和科學發展觀理論在全黨指導思想的確立。2007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在這次大會上,科學回答了黨在改革發展階段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以什麼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麼樣的發展目標繼續前進等重大問題,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出了全面部署,對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出了明確要求。這次大會的另一個歷史性貢獻,就是把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2010年10月,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總結過去、規劃未來、明確發展方向和奮鬥目標的重要會議。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是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綱領性文件。在全會精神的指引下,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正在努力為實現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而奮鬥?
(五)黨的十八大和科學發展觀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2012年11月8日,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黨的十八大是在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胡錦濤同志代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向本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是充分發揚民主、集中全黨智慧的結晶。報告旗幟鮮明、思想深刻、求真務實、部署全面,經過本次代表大會修改完善,必將成為新形勢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這次大會最大的亮點是將科學發展觀同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併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黨的十八大主題,簡明而又鮮明地向黨內外、國內外宣示了我們黨將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以什麼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麼樣的目標繼續前進這4個關係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大主題,是在全面把握當前世情、國情、黨情,全面把握我國發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緊密相聯的。科學部署了「兩個百年」和「兩個翻一番」的奮鬥,為全面奪取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而奮鬥?
(六)黨的十九大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根本指導的確立。2017年10月18日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大會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回顧和總結了過去5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論斷,深刻闡述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地位,提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確定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目標,對新時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對於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為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三大歷史任務,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繼續奮鬥,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一、1931年-1949年,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
(一)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193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社會矛盾和人民鬥爭深入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1、辛亥革命後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自19世紀70年代產生以後,一直發展緩慢。直到辛亥革命後五四運動前,才有比較迅速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產生以後,就不斷地進行著反侵略、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20世紀鬥爭已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對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鬥爭,1916年天津工人反法國強占老西開的鬥爭,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和工人運動的初步開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階級基礎。
2、新文化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後改為《新青年》)雜誌出版,掀起了一場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狂飆。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啟蒙性的思想解放運動,雖然在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鬥爭,但是客觀上為傳播和接受適合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潮創造了條件。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俄國工農大眾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和所取得的成功,更給予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同時也推動了他們去認真了解和研究指導十月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早在19世紀末期,就已見於中國的記載。隨後,中國的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梁啟超、孫中山等,都根據各自的認識,相繼介紹過馬克思本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觀點。十月革命後,中國最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傑出代表,就是李大釗、陳獨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3、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導致五四運動的爆發。五四運動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首次重大勝利。五四運動偉大意義和歷史作用在於:五四運動表現了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精神,標誌著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這也是五四運動最偉大的歷史功績。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馬克思主義者隊伍的逐步擴大,加快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的步伐。
4、中國共產黨的創建。193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上海小組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小組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武漢小組代表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小組代表陳公博,旅日小組代表周佛海,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大會,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科爾斯基也參加了大會。7月30日晚,由於會場突遭租界巡捕搜查,會議最後一天改為8月初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進行。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中間經過中國共產黨創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五個歷史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道路,期間經歷了從大革命的失敗到土地革命的興起、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兩次大的歷史性轉變。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全國性的勝利。
1、大革命時期(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在黨史上,通常從1933年6月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到1937年7月汪精衛叛變革命這段歷史,稱作「大革命時期」或者「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經過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興起和低落,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工人階級如果沒有廣泛的同盟軍,沒有革命的武裝力量,就無法戰勝全副武裝的反動勢力。黨經過慎重的選擇,把聯合的主要對象確定為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並經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33年6月12日到20日在廣州召開)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3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廣州召開)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同時,1934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對在1905年組織同盟會時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舊三民主義重新解釋,把民族主義解釋為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對內各民族平等;把民權主義解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為少數人所私有;把民生主義解釋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並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舊三民主義於是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國共合作實現後,工人、農民、學生運動得以迅猛發展。1935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起的五卅運動帶動了全國範圍內的大革命高潮。在此次革命高潮中,中國共產黨得到很大發展,一年內黨員數增加了10倍,並與國民黨合作完成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準備了後方基地。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國共合作結出了北伐戰爭勝利的碩果。
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勢並不能掩蓋和遏製革命陣營內部的嚴重危機。隨著1935年3月12日偉大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逝世,國民黨右派的反共逆流逐漸滋長。北伐戰爭勝利後,取得國民黨最高權力並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蔣介石開始露出反共面目,與1937年4月12日在上海悍然發動「四·一二」反共政變;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敗告終,這是黨建立後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2、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
黨史上,通常將從193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這個時期稱作「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或者「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193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探索獨立領導革命鬥爭的新道路。
193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原因,糾正了以陳獨秀為首的黨的領導機關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這次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出路,成為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一個歷史性轉折點。
八七會議後,黨開始進入到反動勢力薄弱的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革命政權,創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將武裝鬥爭的重心轉向農村。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內積累了從事地下工作的豐富經驗,使一度遭到嚴重破壞的黨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得到壯大,黨員數量從1938年的4萬多人發展到1930年的10萬多人。這樣,大革命失敗後似乎陷入絕境的中國共產黨又作為一支重要力量出現了。
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集中兵力,開始對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第五次反「圍剿」,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遭到失敗。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開始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軍事上和領導上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姜台堡會師,紅軍完成了舉世矚目的長征。
3、抗日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抗日戰爭時期從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歷時八年。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特殊的重要歷史階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進攻盧溝橋,標誌著日本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奮起抵抗,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從此開始。
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和中國共產黨倡議國共合作抗戰的情況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與1937年9月22日,發表了周恩來等送交給蔣介石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938年底,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之後,日本開始把對國民黨軍事打擊為主的策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把主要力量轉移到對付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上來。在日本誘降、英美勸降的影響下,國民黨發生了嚴重的動搖和分裂,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在1938年公開投降日本,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親英美派也轉而採取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開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我們黨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領導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裝挺進敵後,廣泛發動群眾和武裝群眾,組建抗日武裝,粉碎了日軍一次又一次的圍攻。1940年下半年,彭德懷指揮八路軍組織105個團的兵力,對華北地區的日偽軍展開大規模攻勢作戰,沉重打擊了日偽軍,史稱「百團大戰」。
抗戰初期,八路軍和新四軍配合國民黨軍作戰,共同打擊日軍,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在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在日本的誘降下,國民黨頑固派不斷製造反共摩擦事件。1940年冬至1941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並於1941年1月4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給敵後抗戰帶來了極大的損失和困難。
1941年和1942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敵後武裝鬥爭,在物質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游擊戰法打擊日偽軍,保衛和鞏固了抗戰陣地,使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有了新的創造和發展,人民軍隊的戰鬥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進入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發生了大的轉變。中國敵後解放區戰場從1943年夏天開始,逐步恢復和擴大。1944年,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遊擊隊普遍發起攻勢作戰,在局部反攻中打擊日偽軍,恢復鞏固原有根據地,開闢了新的根據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七大制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路線,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書上簽字。至此,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奪取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經過八年抗戰,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發展壯大。中國共產黨在對敵鬥爭、統一戰線、根據地建設以及黨自身建設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黨的領導能力大為提高,自身鍛鍊得更加成熟,能夠掌握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純熟而恰當地處理種種複雜問題,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也達到了成熟。這些都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4、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國革命進入了為建立新中國而鬥爭的時期。黨史上把從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這段歷史稱為「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或者「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在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後,中國共產黨和廣大的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把中國建設成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卻在美國的支持下,企圖獨霸人民抗戰的勝利果實,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樣,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就成為戰後國內一切問題的焦點。國共兩黨圍繞這個問題進行的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鬥爭,構成了戰後中國歷史發展的主線?
根據戰後中國政治的基本形勢,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民主進行了真誠而不懈的努力,號召全黨在不放鬆武裝自衛的條件下,力爭通過和平途徑實現建設新中國的目的。然而,通過1945年8月至10月的重慶談判,及其後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社會其它代表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所取得的成果,在美帝國主義的干預和國民黨的背信棄義下付之東流。1946年6月,蔣介石下令進攻中原解放區,以此為起點,全國規模的內戰開始了。
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中共中央對戰爭前途作了正確的分析和估計,指出人民解放軍戰爭所具有的正義的革命性質。為贏得人民解放戰爭,中共中央提出幾條基本的指導方針:在軍事方面,實行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提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在政治方面,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建立最廣泛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徹底孤立國民黨反動集團。
在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國共產黨組織了規模空前的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三大戰役歷時142天,人民解放軍傷亡24萬餘人,國民黨軍被殲154萬餘人,蔣介石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毀,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隨後,解放軍繼續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舉行勝利大進軍,分別以戰鬥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決殘餘敵人,解放國土。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終於被人民趕出中國大陸,建立新中國的條件已經成熟。
10月1日,首都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在會上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繼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世界大戰後的重大歷史事件,使中國結束了幾千年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100多年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統治者剝削壓迫中國人民的歷史,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成為新國家和新社會的主人,建立和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開闢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黨從建立的時候起,就以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民主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中國人民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向著更高的目標邁進。
二、1949年-1978年,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一)過度時期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經過28年的艱苦鬥爭,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千瘡百孔,人口眾多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探索課題。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果斷地肩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政權的重任,黨的各級組織和人民軍隊,在建立新國家的工作中表現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艱苦奮鬥的作風和嚴明的紀律,令人耳目一新。全國各族人民熱情高漲,廣大工農勞動群眾以翻身做主人的嶄新面貌,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家園,恢復生產;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歡欣鼓舞,踴躍參加革命;許多身處海外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輾轉返回祖國參加建設,中華大地上呈現出萬象更新的新局面。
建國伊始,新中國最重要的任務是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面展開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在接管城市的過程中,沒收官僚資本企業,建立了新中國的國營經濟。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央財經委員會成功地進行了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重大鬥爭。到1950年6月,黨和國家在統一國家財政經濟方面的大量工作,使國家財政收支和市場物資供求基本平衡,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好轉,為安定人民生活,恢復和發展工農生產,創造了有利條件,打好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第一場經濟仗。
1952年,黨中央領導開展了「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和「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懲處了黨內的腐敗分子,純潔了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隊伍,凈化了社會風氣,為開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其他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思想條件和社會條件。
從1953年開始,國家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將經濟建設工作作為整個國家的首要工作。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實施,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大力推進。1955年夏到1956年底,我國加快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在較短的時間裡,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已經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基本建設各條戰線喜報頻傳,農業、教育業都得到了很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改善。總之,「一五」期間工業建設和生產所取得的成就,均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的總和,這是一個奇蹟。
伴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來。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導地位的確立,促使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和社會道德規範在人們中間逐漸樹立起來。有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又有依據社會主義的原則進行政治、文化、思想、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設成果,這就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隨著新生的中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在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落後的情況下建設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成為黨所面臨的全新課題。當時世界上社會主義只有蘇聯一種模式,而且已經暴露出種種弊端,即使是他們成功的經驗,也未必都適合中國國情。因此,黨面臨著在新的形勢下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任務。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標誌著黨對中國新形勢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的開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黨的八大在北京舉行。大會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的八大確立了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面強調要從國家財力、物力的實際狀況出發,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既綜合平衡又穩步前進的方針;在政治關係方面,強調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在科學文化建設方面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導方針;在對外政策方面,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八大一次會議制定的路線是正確的,提出的許多新方針和設想是具有創造精神的。這次會議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並且具有深遠意義的成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在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探索過程,需要經受實踐檢驗。當時面臨的主要是兩大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規模速度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問題。這兩個方面又相互影響,使探索過程出現嚴重曲折。首先是由於錯誤地認為中國富強的目標可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實現,1958年5月在北京召開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正確的,但由於它是在急於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制定的,因此必然存在嚴重缺陷。八大二次會議的召開,表明了「大躍進」運動的正式發動。「大躍進」是從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開始的。在工業方面,盲目提高鋼產量指標,提出「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口號。在農業方面,提出過高的生產指標,對農作物產量的估計嚴重浮誇。教育、文藝等各界也不甘落後,紛紛開展「大躍進」。「大躍進」運動所造成的後果是嚴重的,它導致了國民經濟各部門比例大失調,使社會主義經濟遭到了重大的損失,對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黨中央和毛澤東很快地覺察到了,到1960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左」,「大躍進」運動才被停止。
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開始出現的政治上「左」的錯誤並沒有得到徹底糾正,反而逐步發展起來,終於使1965年初開始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為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在長達10年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科教文衛事業、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遭到嚴重破壞,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挫折。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1957年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左」傾錯誤繼續發展的結果。從它的起因看,既有黨的領袖毛澤東在領導上犯錯誤的主觀原因,又有複雜的社會歷史的客觀原因,還有黨內反革命集團的別有用心的利用。
10年內亂期間,儘管情況十分困難,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的國防和外交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繼1960年我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枚自主研製的飛彈、1964年我國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1967年又爆炸成功了第一顆氫彈。1970年,我國的「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上天。這些成就,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1976次會議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個國家提出的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
三、1978年-至今,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民族復興開闢了正確道路
1976年結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國迎來了有利的發展契機,人們急切地期待著中國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前進。這時,擺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消除這場內亂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亂和經濟建設的進一步調整。然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提出,造成了思想上的嚴重阻礙,使黨無法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能夠使生產力得到更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提高的新道路,中國又經歷了兩年的徘徊。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和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認為,應當及時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它標誌著中國從此進入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全會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會議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救助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時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指明了方向。這次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開始了中國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二)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1993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重要談話,強調黨的基本路線要管100年,動搖不得,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要敢於試驗。1993年10月黨的十四大的召開,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這次大會做出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繼續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
(三)黨的十六大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鬥。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是這次大會的一個歷史性決策,也是一個歷史性貢獻。2003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胡錦濤為國家主席。此後,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同意江澤民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決定胡錦濤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領導集體大幅度的新老交替,實現了中央領導機構平穩而順利的交接,充分說明了我們的黨更加成熟。
(四)黨的十七大和科學發展觀理論在全黨指導思想的確立。2007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在這次大會上,科學回答了黨在改革發展階段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以什麼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麼樣的發展目標繼續前進等重大問題,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出了全面部署,對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出了明確要求。這次大會的另一個歷史性貢獻,就是把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2010年10月,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總結過去、規劃未來、明確發展方向和奮鬥目標的重要會議。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是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綱領性文件。在全會精神的指引下,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正在努力為實現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而奮鬥?
(五)黨的十八大和科學發展觀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2012年11月8日,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黨的十八大是在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胡錦濤同志代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向本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是充分發揚民主、集中全黨智慧的結晶。報告旗幟鮮明、思想深刻、求真務實、部署全面,經過本次代表大會修改完善,必將成為新形勢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這次大會最大的亮點是將科學發展觀同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併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黨的十八大主題,簡明而又鮮明地向黨內外、國內外宣示了我們黨將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以什麼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麼樣的目標繼續前進這4個關係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大主題,是在全面把握當前世情、國情、黨情,全面把握我國發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緊密相聯的。科學部署了「兩個百年」和「兩個翻一番」的奮鬥,為全面奪取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而奮鬥?
(六)黨的十九大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根本指導的確立。2017年10月18日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大會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回顧和總結了過去5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論斷,深刻闡述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地位,提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確定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目標,對新時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對於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為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三大歷史任務,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繼續奮鬥,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中國共產黨簡史》在編寫中注意把握五條線索,即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定理想信念、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繫和黨的自身建設。把握好這五條完整貫穿全書的主要脈絡,是研讀《中國共產黨簡史》、開展好黨史學習的可靠途徑。
線索一:黨的初心使命
在全書敘述中,也始終圍繞這一線索展開。從大事來看,新中國的成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開創和發展,本身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階段性勝利,就是黨的初心使命的體現。在具體敘述上,從土地革命的意義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原因,從黨的十八大報告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等,都明確點出了黨的初心使命。
線索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作為歷史性讀物,《中國共產黨簡史》的一大特點在於生動呈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國共產黨簡史》明確指出,經過大革命,黨從正反兩方面積累了深刻的經驗,開始在實踐中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途徑。接著,敘述了在抗戰關鍵時刻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介紹了毛澤東撰寫的《實踐論》《矛盾論》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闡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提出與系統闡明的重大意義。在這些歷史事件的基礎上,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
線索三:堅定理想信念
歷史和現實都告誡我們,全黨理想信念堅定,就擁有無比強大力量。我們黨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理想信念起了重要作用,這在百年黨史上有很多事例。對此,《中國共產黨簡史》中有豐富體現。在百年奮鬥歷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頑強拼搏、不懈奮鬥,形成了一系列偉大精神,這些精神在《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均有述及,這些精神的形成過程及其內涵是中國共產黨人堅定理想信念的生動體現。
線索四: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繫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識是奮進的動力。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是優良傳統和成功密碼,是研讀《中國共產黨簡史》的重要線索。
線索五:黨的自身建設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的自身建設歷來關係重大、決定全局。《中國共產黨簡史》忠實記錄百年黨建的大事、要事。
線索一:黨的初心使命
在全書敘述中,也始終圍繞這一線索展開。從大事來看,新中國的成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開創和發展,本身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階段性勝利,就是黨的初心使命的體現。在具體敘述上,從土地革命的意義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原因,從黨的十八大報告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等,都明確點出了黨的初心使命。
線索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作為歷史性讀物,《中國共產黨簡史》的一大特點在於生動呈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國共產黨簡史》明確指出,經過大革命,黨從正反兩方面積累了深刻的經驗,開始在實踐中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途徑。接著,敘述了在抗戰關鍵時刻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介紹了毛澤東撰寫的《實踐論》《矛盾論》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闡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提出與系統闡明的重大意義。在這些歷史事件的基礎上,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
線索三:堅定理想信念
歷史和現實都告誡我們,全黨理想信念堅定,就擁有無比強大力量。我們黨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理想信念起了重要作用,這在百年黨史上有很多事例。對此,《中國共產黨簡史》中有豐富體現。在百年奮鬥歷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頑強拼搏、不懈奮鬥,形成了一系列偉大精神,這些精神在《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均有述及,這些精神的形成過程及其內涵是中國共產黨人堅定理想信念的生動體現。
線索四: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繫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識是奮進的動力。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是優良傳統和成功密碼,是研讀《中國共產黨簡史》的重要線索。
線索五:黨的自身建設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的自身建設歷來關係重大、決定全局。《中國共產黨簡史》忠實記錄百年黨建的大事、要事。
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的興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似滾滾洪流席捲中國大地,人們通常把它稱為「大革命」或「國民革命」。
這時的各種革命力量,遠不如統治著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強大。黨認識到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決定採取積極步驟去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
正在這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1923年1月根據馬林的提議作出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的決議傳到中國,對促進國共合作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此時的國民黨大體上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它在幾經挫折後,沒有多少實力,而且成分複雜,組織鬆散。但它有幾個不容忽視的優勢:一是它的領袖孫中山在人們心目中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在社會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國南方建起了一塊能夠容納各種革命力量進行活動的根據地,擁有一支數萬人的軍隊。三是孫中山在經歷多次挫折後,深感其領導的革命必須改弦易轍,真誠地歡迎共產黨員同他合作,歡迎蘇聯援助中國革命。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準備建立統一戰線時,首先同國民黨合作是經過慎重選擇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於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黨員420人。大會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和國民黨的革命立場,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三大還明確規定,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三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譚平山、毛澤東、羅章龍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
三大以後,國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應孫中山的邀請,蘇聯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不久被聘為政治顧問。國民黨的改組很快進入實行階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產黨員20多人。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通過的宣言,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出新的解釋。民族主義突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強調民主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兩大原則。這個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會選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約占總數的四分之一。雖然國民黨內部情況相當複雜,但它已開始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
國民黨一大的成功,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次合作實現後,以廣州為中心,彙集全國的革命力量,很快開創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國共合作的實現,促進了工農運動的恢復和發展。
1924年7月,在廣州沙面租界爆發數千名工人參加的政治大罷工。1925年5月在廣州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1924年7月起,在廣州開辦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先後由共產黨人彭湃、阮嘯仙、毛澤東等主持,培養了一批農民運動的骨幹。
在共產黨人的建議下,國民黨一大決定創辦一所陸軍軍官學校(校址在廣州附近的黃埔,通稱黃埔軍校)。1924年5月,黃埔軍校開學,孫中山兼任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11月,旅法歸來的周恩來(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出任軍校政治部主任,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國共產黨從各地選派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黃埔軍校學習。在第一期學生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有56人,占總數的十分之一。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國範圍內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廣泛傳播著。1924年10月,具有進步思想的將領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時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帶,並把所部改編為國民軍。他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1月,孫中山離廣州北上,沿途宣傳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形成廣泛的政治宣傳運動。
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一股向著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猛烈衝擊的革命洪流的同時,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漸顯現出來。國民黨內部的左右派進一步分化,國共關係逐步複雜化。中國革命面臨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給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代表黨員994人。這次大會的歷史功績是,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並對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還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和經濟關係。但對如何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過程中的種種複雜問題,大會沒有作出具體回答,對建立政權和武裝的極端重要性仍缺乏認識。
四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
黨的四大結束後不到兩個月,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國人民的巨大悲痛。國共兩黨組織各界人民舉行哀悼活動,廣泛傳播孫中山的遺囑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聲勢浩大的革命宣傳活動。國民革命的呼聲在全國各地更加高漲。一場新的大規模的革命風暴就要來臨。
全國範圍的大革命高潮,是從1925年的五卅運動開始的。5月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被日本資本家槍殺。5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30日在租界內舉行大規模的反帝示威活動。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學生舉行街頭宣傳和示威遊行,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打死13人,傷者不計其數。此後幾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連續發生英、日等國軍警槍殺中國人的事件。這些事件,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形成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抗議運動。全國各地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從通商都市到偏僻鄉鎮,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怒吼。
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南方,形成有25萬人參加的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決定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由共產黨員蘇兆征擔任委員長,處理罷工事宜,對香港實行封鎖。在廣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罷工堅持十六個月之久。有組織的罷工工人成為廣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五卅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很大發展。到1925年底,黨員人數增加到一萬,一些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方建立起黨的組織。
在五卅運動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下,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汪精衛當選為主席,鮑羅廷被聘為高等顧問。國民政府成立後,將黃埔軍校校軍和駐廣東的粵軍、湘軍、滇軍先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6個軍,共8.5萬人。共產黨員周恩來等擔負起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後,國共兩黨通力合作,經過兩次東征和南征,消滅盤踞東江一帶的軍閥陳炯明部和廣東南路的軍閥鄧本殷部,並平息滇軍、桂軍在廣州發動的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準備了比較可靠的後方基地。
伴隨著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更為嚴重的是,蔣介石因在創建黃埔軍校和統一廣東根據地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謀取主管軍事的權力,其影響和地位已大大增強。他開始加強對共產黨的限制,反共面目越來越明顯。
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得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占了上風。
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國民黨右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占了優勢。3月18日,國民政府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奉命派中山艦到黃埔後,立刻謠言四起,說是要劫持蔣介石。3月20日,蔣介石以所謂中山艦事件為藉口,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監視並軟禁共產黨人,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辦事處。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共產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這一事件後,汪精衛稱病去職,蔣介石為取得最高權力又邁進了一步。在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決議案》。由於中共中央的妥協退讓,決議案獲得通過,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人都辭去職務,蔣介石卻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隨後又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蔣介石的立場進一步轉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方面。但是他的實力有限,還需要得到共產黨和蘇聯的支持,因此沒有立刻同共產黨公開分裂。這時已到北伐戰爭的前夜。北伐的軍事指揮權主要掌握在蔣介石手中這個事實,表明革命形勢雖然在迅速發展,但已經埋伏著嚴重的危機。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大革命的失敗
北伐戰爭的直接打擊目標,是受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主要有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派勢力,其兵力達70萬人。這時,國民革命軍除廣東原有的6個軍外,增加了新歸附的第七、第八軍,共有10萬人左右。針對敵我兵力懸殊的形勢,國民革命軍在以加倫為首的蘇聯軍事顧問的建議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
根據這個戰略方針,1926年5月,國民革命軍先頭部隊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師北伐。在沿途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北伐軍勢如破竹。到9月6日、7日,兩湖戰場的北伐軍分別占領漢陽和漢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圍困月余的武昌,全殲吳佩孚部主力。江西戰場的北伐軍也於11月初殲滅孫傳芳部主力,占領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戰而下福州。北方馮玉祥部於9月17日在綏遠五原誓師,揮軍南下。11月間,國民軍聯軍已控制陝西、甘肅等省。到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已控制了除江蘇、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馮玉祥的國民軍聯軍也已控制西北地區,準備東出潼關,響應北伐軍。北伐戰爭勝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戰爭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是國共合作結出的豐碩成果。在北伐過程中,國共兩黨之間雖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團結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對敵。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在作戰中捨生忘死,發揮了先鋒模範作用。共產黨員葉挺領導的獨立團,成為贏得「鐵軍」稱號的第四軍中英勇善戰的一支部隊。共產黨人進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軍的許多指戰員有著明確的革命目標和不怕犧牲、英勇作戰的革命精神。共產黨人還在發動工農群眾方面作出巨大貢獻,使北伐軍所到之處,都能得到廣大工人、農民和其他革命群眾的直接支援。此外,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和蘇聯提供的物資援助,對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工農運動以空前的規模迅速高漲起來。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廣大農村,到處燃起革命的烈火。農民建立自己的政權和武裝,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把統治幾千年的封建特權和土豪劣紳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會組織的領導下,仿效省港大罷工的經驗,組織武裝的糾察隊。一些城市相繼舉行罷工,大都取得勝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兩次發動的武裝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在革命群眾中產生很大影響。群眾性的反帝鬥爭蓬勃展開,推動國民政府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的高漲,未能遏製革命陣營內部的危機。蔣介石進一步加緊對軍隊和政權的控制,實力迅速膨脹。帝國主義列強認定蔣介石等所代表的勢力同樣是反共的力量,開始對他們進行拉攏。不少原來屬於北洋軍閥或地方軍閥的軍隊紛紛接受蔣介石的改編,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蔣介石身邊。
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的反共面目公開暴露出來。他提出要把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到北伐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於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贛州、九江、安慶等地都發生殺害共產黨人和搗毀總工會、國民黨左派控制的黨部等嚴重事件。南方革命陣營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蔣介石右派集團的公開叛變只是時間問題了。
這時,共產黨人本來應該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軍隊和一部分地方政權,以便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可是,中共中央忽視對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於民眾運動。結果,當蔣介石發動突然襲擊時,中共中央不僅在精神上缺乏準備,而且在實際力量對比上難以組織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敗的趨勢,已很明顯了。
面對革命陣營隨時可能發生分裂的嚴重局面,中共中央於1926年12月13日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提出既要防止「軍事政權」的「向右」,又要防止民眾運動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這次會議沒有能夠解決黨如何生存並堅持鬥爭的問題,反而決定對群眾運動採取消極壓制的方針,造成的後果極其嚴重。會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開始在實際工作中得到貫徹。
對於這種右傾錯誤,黨內一部分同志進行了抵制和反對。毛澤東在1927年初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32天考察。他在所寫的中,尖銳地批駁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種種責難,論述了農村革命的偉大意義。瞿秋白等也對右傾錯誤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當北伐軍推進到上海近郊時,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陳獨秀、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汪壽華等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下,發動總罷工,隨即轉為武裝起義,由周恩來擔任總指揮。經過三十多個小時的戰鬥,占領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區,並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這次起義的勝利,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後,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軍開進市區。3月24日,北伐軍占領南京。當天下午,游弋在長江江面的英、美軍艦藉口保護僑民,猛烈炮轟南京,造成中國軍民嚴重傷亡。南京事件後,蔣介石加快了勾結帝國主義實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蔣介石等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用暴力手段實行「清黨」。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對蔣介石的陰謀活動有所覺察,力圖鞏固革命成果。但共產國際仍對蔣介石抱有期望,不贊成同蔣破裂。這樣,由陳獨秀出面,同剛從海外歸國的汪精衛於4月5日發表聯合宣言,把「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說成是「謠言」,要求「不聽信任何謠言」。汪陳宣言的發表,使一部分共產黨員放鬆警惕,誤以為局勢已經緩和下來。
4月12日,蔣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眾舉起屠刀,發動反革命政變。隨後,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也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僅廣東一地,被捕殺者就達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捕殺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國內政局迅速逆轉。除以張作霖為首的北京政府外,蔣介石於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以與武漢的國民政府相對立。這就在全國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漢三個政權對峙的局面。
這時的武漢政府基本上還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遷到武漢後,繼續同在武漢的國民黨人合作。
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80多人,代表黨員57967人。大會未能對武漢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確的分析,導致了對汪精衛一派的右傾遷就政策,未能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為全黨指明方向。
黨的五大第一次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並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陳獨秀為總書記。五大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未能解決全黨堅強有力的領導問題,自然無法遏制愈來愈惡化的局勢。
黨的五大閉幕後,武漢政府所轄地區的危機越來越嚴重,反共事件不斷發生。在這種情況下,鮑羅廷和陳獨秀等仍企圖以讓步來拉住汪精衛集團。黨內對陳獨秀右傾錯誤的不滿越來越強烈。7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實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強烈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已在公開地準備政變,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聲明共產黨將繼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願意同國民黨內的革命分子繼續合作。這個宣言雖然發得遲了一點,但對振奮黨內的革命精神起了積極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後失敗了。
這次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從客觀上說,一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力量比革命陣營的力量要強大得多,並且有更多的政治經驗;二是國民黨背信棄義地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發動突然襲擊。在主觀上,是陳獨秀等人在後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因而獲得很大的勝利。但是,這時的黨終究還處在幼年時期,是在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方面都缺乏經驗的黨,是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還沒有較深刻了解的黨。因此,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動搖不定;在大革命的後期,受了反革命勢力的欺騙,沒有能夠領導全黨採取果斷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敗就難以避免了。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雖然對大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於他們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還難以擺脫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這對釀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有直接影響。
曾經造成很大聲勢並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仍然具有深遠的意義。通過這場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發展,千百萬工農群眾開始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黨還開始掌握一部分軍隊。尤其是通過革命勝利和失敗的反覆,黨經受了深刻的鍛鍊和嚴峻的考驗。所有這一切,為黨領導人民把革命鬥爭推向新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1924年至1927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似滾滾洪流席捲中國大地,人們通常把它稱為「大革命」或「國民革命」。
這時的各種革命力量,遠不如統治著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強大。黨認識到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決定採取積極步驟去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
正在這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1923年1月根據馬林的提議作出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的決議傳到中國,對促進國共合作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此時的國民黨大體上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它在幾經挫折後,沒有多少實力,而且成分複雜,組織鬆散。但它有幾個不容忽視的優勢:一是它的領袖孫中山在人們心目中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在社會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國南方建起了一塊能夠容納各種革命力量進行活動的根據地,擁有一支數萬人的軍隊。三是孫中山在經歷多次挫折後,深感其領導的革命必須改弦易轍,真誠地歡迎共產黨員同他合作,歡迎蘇聯援助中國革命。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準備建立統一戰線時,首先同國民黨合作是經過慎重選擇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於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黨員420人。大會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和國民黨的革命立場,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三大還明確規定,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三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譚平山、毛澤東、羅章龍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
三大以後,國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應孫中山的邀請,蘇聯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不久被聘為政治顧問。國民黨的改組很快進入實行階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產黨員20多人。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通過的宣言,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出新的解釋。民族主義突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強調民主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兩大原則。這個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會選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約占總數的四分之一。雖然國民黨內部情況相當複雜,但它已開始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
國民黨一大的成功,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次合作實現後,以廣州為中心,彙集全國的革命力量,很快開創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國共合作的實現,促進了工農運動的恢復和發展。
1924年7月,在廣州沙面租界爆發數千名工人參加的政治大罷工。1925年5月在廣州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1924年7月起,在廣州開辦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先後由共產黨人彭湃、阮嘯仙、毛澤東等主持,培養了一批農民運動的骨幹。
在共產黨人的建議下,國民黨一大決定創辦一所陸軍軍官學校(校址在廣州附近的黃埔,通稱黃埔軍校)。1924年5月,黃埔軍校開學,孫中山兼任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11月,旅法歸來的周恩來(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出任軍校政治部主任,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國共產黨從各地選派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黃埔軍校學習。在第一期學生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有56人,占總數的十分之一。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國範圍內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廣泛傳播著。1924年10月,具有進步思想的將領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時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帶,並把所部改編為國民軍。他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1月,孫中山離廣州北上,沿途宣傳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形成廣泛的政治宣傳運動。
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一股向著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猛烈衝擊的革命洪流的同時,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漸顯現出來。國民黨內部的左右派進一步分化,國共關係逐步複雜化。中國革命面臨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給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代表黨員994人。這次大會的歷史功績是,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並對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還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和經濟關係。但對如何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過程中的種種複雜問題,大會沒有作出具體回答,對建立政權和武裝的極端重要性仍缺乏認識。
四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
黨的四大結束後不到兩個月,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國人民的巨大悲痛。國共兩黨組織各界人民舉行哀悼活動,廣泛傳播孫中山的遺囑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聲勢浩大的革命宣傳活動。國民革命的呼聲在全國各地更加高漲。一場新的大規模的革命風暴就要來臨。
全國範圍的大革命高潮,是從1925年的五卅運動開始的。5月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被日本資本家槍殺。5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30日在租界內舉行大規模的反帝示威活動。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學生舉行街頭宣傳和示威遊行,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打死13人,傷者不計其數。此後幾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連續發生英、日等國軍警槍殺中國人的事件。這些事件,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形成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抗議運動。全國各地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從通商都市到偏僻鄉鎮,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怒吼。
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南方,形成有25萬人參加的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決定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由共產黨員蘇兆征擔任委員長,處理罷工事宜,對香港實行封鎖。在廣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罷工堅持十六個月之久。有組織的罷工工人成為廣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五卅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很大發展。到1925年底,黨員人數增加到一萬,一些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方建立起黨的組織。
在五卅運動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下,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汪精衛當選為主席,鮑羅廷被聘為高等顧問。國民政府成立後,將黃埔軍校校軍和駐廣東的粵軍、湘軍、滇軍先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6個軍,共8.5萬人。共產黨員周恩來等擔負起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後,國共兩黨通力合作,經過兩次東征和南征,消滅盤踞東江一帶的軍閥陳炯明部和廣東南路的軍閥鄧本殷部,並平息滇軍、桂軍在廣州發動的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準備了比較可靠的後方基地。
伴隨著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更為嚴重的是,蔣介石因在創建黃埔軍校和統一廣東根據地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謀取主管軍事的權力,其影響和地位已大大增強。他開始加強對共產黨的限制,反共面目越來越明顯。
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得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占了上風。
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國民黨右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占了優勢。3月18日,國民政府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奉命派中山艦到黃埔後,立刻謠言四起,說是要劫持蔣介石。3月20日,蔣介石以所謂中山艦事件為藉口,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監視並軟禁共產黨人,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辦事處。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共產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這一事件後,汪精衛稱病去職,蔣介石為取得最高權力又邁進了一步。在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決議案》。由於中共中央的妥協退讓,決議案獲得通過,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人都辭去職務,蔣介石卻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隨後又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蔣介石的立場進一步轉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方面。但是他的實力有限,還需要得到共產黨和蘇聯的支持,因此沒有立刻同共產黨公開分裂。這時已到北伐戰爭的前夜。北伐的軍事指揮權主要掌握在蔣介石手中這個事實,表明革命形勢雖然在迅速發展,但已經埋伏著嚴重的危機。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大革命的失敗
北伐戰爭的直接打擊目標,是受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主要有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派勢力,其兵力達70萬人。這時,國民革命軍除廣東原有的6個軍外,增加了新歸附的第七、第八軍,共有10萬人左右。針對敵我兵力懸殊的形勢,國民革命軍在以加倫為首的蘇聯軍事顧問的建議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
根據這個戰略方針,1926年5月,國民革命軍先頭部隊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師北伐。在沿途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北伐軍勢如破竹。到9月6日、7日,兩湖戰場的北伐軍分別占領漢陽和漢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圍困月余的武昌,全殲吳佩孚部主力。江西戰場的北伐軍也於11月初殲滅孫傳芳部主力,占領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戰而下福州。北方馮玉祥部於9月17日在綏遠五原誓師,揮軍南下。11月間,國民軍聯軍已控制陝西、甘肅等省。到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已控制了除江蘇、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馮玉祥的國民軍聯軍也已控制西北地區,準備東出潼關,響應北伐軍。北伐戰爭勝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戰爭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是國共合作結出的豐碩成果。在北伐過程中,國共兩黨之間雖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團結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對敵。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在作戰中捨生忘死,發揮了先鋒模範作用。共產黨員葉挺領導的獨立團,成為贏得「鐵軍」稱號的第四軍中英勇善戰的一支部隊。共產黨人進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軍的許多指戰員有著明確的革命目標和不怕犧牲、英勇作戰的革命精神。共產黨人還在發動工農群眾方面作出巨大貢獻,使北伐軍所到之處,都能得到廣大工人、農民和其他革命群眾的直接支援。此外,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和蘇聯提供的物資援助,對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工農運動以空前的規模迅速高漲起來。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廣大農村,到處燃起革命的烈火。農民建立自己的政權和武裝,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把統治幾千年的封建特權和土豪劣紳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會組織的領導下,仿效省港大罷工的經驗,組織武裝的糾察隊。一些城市相繼舉行罷工,大都取得勝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兩次發動的武裝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在革命群眾中產生很大影響。群眾性的反帝鬥爭蓬勃展開,推動國民政府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的高漲,未能遏製革命陣營內部的危機。蔣介石進一步加緊對軍隊和政權的控制,實力迅速膨脹。帝國主義列強認定蔣介石等所代表的勢力同樣是反共的力量,開始對他們進行拉攏。不少原來屬於北洋軍閥或地方軍閥的軍隊紛紛接受蔣介石的改編,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蔣介石身邊。
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的反共面目公開暴露出來。他提出要把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到北伐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於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贛州、九江、安慶等地都發生殺害共產黨人和搗毀總工會、國民黨左派控制的黨部等嚴重事件。南方革命陣營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蔣介石右派集團的公開叛變只是時間問題了。
這時,共產黨人本來應該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軍隊和一部分地方政權,以便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可是,中共中央忽視對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於民眾運動。結果,當蔣介石發動突然襲擊時,中共中央不僅在精神上缺乏準備,而且在實際力量對比上難以組織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敗的趨勢,已很明顯了。
面對革命陣營隨時可能發生分裂的嚴重局面,中共中央於1926年12月13日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提出既要防止「軍事政權」的「向右」,又要防止民眾運動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這次會議沒有能夠解決黨如何生存並堅持鬥爭的問題,反而決定對群眾運動採取消極壓制的方針,造成的後果極其嚴重。會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開始在實際工作中得到貫徹。
對於這種右傾錯誤,黨內一部分同志進行了抵制和反對。毛澤東在1927年初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32天考察。他在所寫的中,尖銳地批駁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種種責難,論述了農村革命的偉大意義。瞿秋白等也對右傾錯誤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當北伐軍推進到上海近郊時,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陳獨秀、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汪壽華等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下,發動總罷工,隨即轉為武裝起義,由周恩來擔任總指揮。經過三十多個小時的戰鬥,占領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區,並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這次起義的勝利,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後,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軍開進市區。3月24日,北伐軍占領南京。當天下午,游弋在長江江面的英、美軍艦藉口保護僑民,猛烈炮轟南京,造成中國軍民嚴重傷亡。南京事件後,蔣介石加快了勾結帝國主義實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蔣介石等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用暴力手段實行「清黨」。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對蔣介石的陰謀活動有所覺察,力圖鞏固革命成果。但共產國際仍對蔣介石抱有期望,不贊成同蔣破裂。這樣,由陳獨秀出面,同剛從海外歸國的汪精衛於4月5日發表聯合宣言,把「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說成是「謠言」,要求「不聽信任何謠言」。汪陳宣言的發表,使一部分共產黨員放鬆警惕,誤以為局勢已經緩和下來。
4月12日,蔣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眾舉起屠刀,發動反革命政變。隨後,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也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僅廣東一地,被捕殺者就達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捕殺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國內政局迅速逆轉。除以張作霖為首的北京政府外,蔣介石於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以與武漢的國民政府相對立。這就在全國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漢三個政權對峙的局面。
這時的武漢政府基本上還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遷到武漢後,繼續同在武漢的國民黨人合作。
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80多人,代表黨員57967人。大會未能對武漢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確的分析,導致了對汪精衛一派的右傾遷就政策,未能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為全黨指明方向。
黨的五大第一次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並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陳獨秀為總書記。五大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未能解決全黨堅強有力的領導問題,自然無法遏制愈來愈惡化的局勢。
黨的五大閉幕後,武漢政府所轄地區的危機越來越嚴重,反共事件不斷發生。在這種情況下,鮑羅廷和陳獨秀等仍企圖以讓步來拉住汪精衛集團。黨內對陳獨秀右傾錯誤的不滿越來越強烈。7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實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強烈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已在公開地準備政變,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聲明共產黨將繼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願意同國民黨內的革命分子繼續合作。這個宣言雖然發得遲了一點,但對振奮黨內的革命精神起了積極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後失敗了。
這次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從客觀上說,一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力量比革命陣營的力量要強大得多,並且有更多的政治經驗;二是國民黨背信棄義地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發動突然襲擊。在主觀上,是陳獨秀等人在後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因而獲得很大的勝利。但是,這時的黨終究還處在幼年時期,是在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方面都缺乏經驗的黨,是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還沒有較深刻了解的黨。因此,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動搖不定;在大革命的後期,受了反革命勢力的欺騙,沒有能夠領導全黨採取果斷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敗就難以避免了。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雖然對大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於他們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還難以擺脫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這對釀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有直接影響。
曾經造成很大聲勢並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仍然具有深遠的意義。通過這場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發展,千百萬工農群眾開始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黨還開始掌握一部分軍隊。尤其是通過革命勝利和失敗的反覆,黨經受了深刻的鍛鍊和嚴峻的考驗。所有這一切,為黨領導人民把革命鬥爭推向新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當我合上這本《中國共產黨簡史》時,心中的激動溢於言表,滿腔的感慨難以言說——人類的語言終究是有很大局限性,短短五百三十一頁如何能夠道盡這百年的滄桑與輝煌?如何能奏出這慷慨激昂的偉大樂章。
作為新時代的基層工作者,我們沒有經歷過戰火洗禮,更體會不到前輩們篳路襤褸,以啟山林的艱辛,生活在新中國的我們,走的是先輩們鋪好的康莊大道。所以,通過本書去回望黨的奮鬥歷程,去感悟黨的奮鬥初心,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堅定信念,不僅「正當其時,十分必要」,而且能讓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到更遠的未來。
這是需要我們用心感悟的指引書。從「井岡山駐地的燎原星火」到「天安門城樓的莊嚴宣告」;從「春天的故事」到「邁向新時代」。百年漫漫征途,見證了無數共產黨人不怕苦、不畏難、不懼犧牲的崇高精神。前有浴血奮戰、保家衛國的戰爭年代,三百多萬共產黨員為國捐軀,今有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期,三百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幹部奮戰在貧困地區,一千八百多名黨員將生命奉獻在脫貧攻堅的征程上。歷史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脊樑,是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看懂了這段光輝歷史,也就能深刻理解歷史和人民為什麼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感悟了其中精髓,也就能錘鍊過硬素質,如此便能呵護初心和使命,永葆鮮紅色彩。「風斜雨急處,要立得腳定;花濃柳艷處,要著得眼高。」認真學習黨史,細學篤行,便能找准信仰的立足點,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從而堅定心中信仰。只要我們以黨史為精神指引,用黨史激勵自己,就能更加愛崗敬業,增強工作中的擔當責任意識,就能更好地踐行初心、牢記使命?
這是需要我們潛心學習的警示書。習近平總書記曾說,「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從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問題,勇於自我革命,具有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學習黨史,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的歷史中的重大事件,便可從中總結經驗教訓,以正面典型教育自己,以反面教材警醒自己,這樣就可以進一步端正立場,煉就一顆堅定的初心。反覆潛心學習,就如同飲茶,唇齒留香,時時刻刻都能從黨史中汲取信仰力量,時時處處都能警醒自己,將初心和使命銘記在心,見之於行,牢固樹立知敬畏、存戒懼的思想,在誘惑面前保持清醒,在關鍵時刻不犯迷糊。
這是激勵我們書寫未來的請戰書。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統攬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已經實現。
「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合上過往之書,眺望前方之路。今天我們是黨史的學習者,但同樣我們也是未來的續寫者。我們要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鍛筋煉骨,同心協力,不斷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為實現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而努力。
作為新時代的基層工作者,我們沒有經歷過戰火洗禮,更體會不到前輩們篳路襤褸,以啟山林的艱辛,生活在新中國的我們,走的是先輩們鋪好的康莊大道。所以,通過本書去回望黨的奮鬥歷程,去感悟黨的奮鬥初心,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堅定信念,不僅「正當其時,十分必要」,而且能讓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到更遠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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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合上過往之書,眺望前方之路。今天我們是黨史的學習者,但同樣我們也是未來的續寫者。我們要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鍛筋煉骨,同心協力,不斷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為實現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