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會上，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總結的主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毛澤東、王稼祥作了重要發言。他們尖銳地批評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禦、在戰略轉移中實行退卻逃跑的錯誤。
經過激烈爭辯，多數人同意張聞天、毛澤東等人的報告和意見，認為博古的總結報告是不正確的。會議將毛澤東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委託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會後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並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會議的一系列重大決策，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繫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作出的。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的指揮下，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靈活地變換作戰方向，四次渡過赤水河，迂迴曲折地穿插於敵軍重兵之間。在渡過金沙江後，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紅軍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順利地通過四川境內的大涼山彝族地區，趕到大渡河畔的安順場渡口和瀘定城鐵索橋邊。隨後，強渡天險大渡河，翻越人跡罕至的夾金山，在懋功(今小金)地區同張國燾、徐向前等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師。
為確定會師後紅軍的行動方針，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不久，張國燾卻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針，給紅軍兩大主力會師後的有利形勢蒙上了陰影。
經過激烈爭辯，多數人同意張聞天、毛澤東等人的報告和意見，認為博古的總結報告是不正確的。會議將毛澤東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委託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會後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並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會議的一系列重大決策，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繫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作出的。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的指揮下，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靈活地變換作戰方向，四次渡過赤水河，迂迴曲折地穿插於敵軍重兵之間。在渡過金沙江後，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紅軍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順利地通過四川境內的大涼山彝族地區，趕到大渡河畔的安順場渡口和瀘定城鐵索橋邊。隨後，強渡天險大渡河，翻越人跡罕至的夾金山，在懋功(今小金)地區同張國燾、徐向前等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師。
為確定會師後紅軍的行動方針，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不久，張國燾卻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針，給紅軍兩大主力會師後的有利形勢蒙上了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