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這個特殊的時代背景、歷史節點下,我們每一名黨員幹部都要在新時代展現新擔當新作為、更加自覺地為實現新時代黨賦予的歷史使命而努力奮鬥。按照黨委關於支部書記講黨課的相關工作安排,今天,我就結合自身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圍繞知黨史感黨恩跟黨走,同大家一起交流。
一、堅定理想信念,時刻不忘知黨史
7月1日,我們迎來了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100年來,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跨過一道又一道溝坎,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驚天動地的奇蹟,讓中華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讓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使中華民族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無論我們黨走多遠,走向多麼光輝的未來,中國共產黨人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我們黨從哪裡來,為什麼出發?
我們黨從革命中走來。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為了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一代又一代先進的中國人同外國侵略勢力和封建統治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卻都沒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命運。在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社會危機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21年7月,中國上海法租界的望志路106號樹德里「李公館」、中國浙江嘉興南湖湖面上的小遊船,中共一大13位代表,代表全國58名黨員在這裡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表現出了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使命擔當和英雄氣概。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經過28年浴血奮戰,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我們黨從新中國建設中走來。新中國成立之初,不僅一窮二白、百廢待興,而且面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殘部的經濟封鎖、政治孤立和軍事威脅。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中,我們黨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擔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國家、新社會、新生活的重任,帶領全國人民在曲折中前行、在圍堵中突破、在打壓中奮起,用辛勞和汗水為社會主義建設築基打樁、添磚加瓦。從生產出第一輛汽車,到試製第一輛噴氣式飛機。
從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到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從武漢長江大橋建成,到成渝鐵路通車,是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萬眾一心,發展工農業生產,改變貧窮落後面貌,成功開闢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實現了中華民族從東亞病夫到站起來的偉大飛躍。
我們黨從改革開放中走來。1978年,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征程。短短41年的時間內,我們黨帶領人民堅定不移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發展歷程,我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這樣的發展、這樣的巨變、這樣的成就,在人類發展史上都是罕見的。進入了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偉大鬥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全方位、開創性歷史成就,發生深層次、根本性歷史變革。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武裝下,全社會力量竟相迸發,萬涓成水,匯流成海,形成了推動中華民族闊步前進的歷史洪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巨輪正在乘風破浪前行,中華民族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我們黨從為人民謀幸福中走來。從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再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年的探索,「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讓「諸路皆走不通」的東方古國重獲新生。
從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到馬克思主義不斷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一百年的跨越,讓積貧積弱的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的潮流,走近世界舞台中心。近百年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用鮮血與汗水寫就的奮鬥史冊上,迴響著對「可愛的中國」的深情呼喚,激盪著「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的雄心壯志,書寫著「走自己的道路」的豪邁宣言。風雨兼程百年路,初心不改中國夢。中國共產黨,這個領導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9059.4萬名黨員的全球第一大政黨,向世界展示出愈加成熟、愈發強大的信心和力量。
中華民族,這個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民族,將以更加堅定的意志、更加昂揚的鬥志不斷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
二、補足精神之鈣,時刻不忘感黨恩
我們出生在和平年代,改革開放,國富民強令我們盡享太平盛世的福祉,樹高萬丈不忘根,人若輝煌莫忘恩!今天的我們要時刻牢記幸福生活來之不易,時刻牢記我們黨交出的一份份無愧於歷史和人民的答卷,始終做到熱愛黨、擁護黨、感恩黨。
(一)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前提和基礎。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1949年10月1日,從這個標註改天換地的日子開始,人民翻身成為國家主人。烽火28年,執政70載,中國共產黨將自身的成長壯大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億萬人民的命運緊密相連,以始終如一的初心和使命,實現一個國家波瀾壯闊的發展與進步,創造一個民族與過往全然不同的歷史,不斷把中國人民的自由幸福推向一個個嶄新高度。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如同春雷喚醒大地,改革開放成為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41年的深刻變革,重塑了中國人民的面貌,重塑了中華民族的面貌,重塑了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現代化強國的光輝未來——黨的十九大報告,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政治宣言,也是帶領社會主義中國穩步走向現代化的最新戰略規劃。習總書記在這份報告中,對「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兩個百年目標做出了明確安排,中國共產黨向全世界公布自己的強國時間表。
(二)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永遠奮鬥的根本保證。
在這裡,我想向大家講述一下張富清老人和黃大年教授:張富清是中國建設銀行湖北省分行來鳳支行離休幹部。張富清在解放戰爭的槍林彈雨中九死一生,先後榮立一等功3次、二等功1次,被西北野戰軍記「特等功」,兩次獲得「戰鬥英雄」榮譽稱號。建國後,他響應國家號召主動到偏僻的湖北來鳳縣工作,為貧困山區奉獻一生。60多年來,張富清刻意塵封功績,連兒女也不知情。2018年底,在退役軍人信息採集中,張富清的事跡被人們發現。為黨分憂,為人民謀幸福,是任何時代的共產黨員都應有的選擇。95歲的張富清堅定地認為,在人生的諸多岔路口,他選擇了最應該走的那條路——跟著黨走。
黃大年是著名地球物理學家、吉林大學特聘教授、新興交叉學部學部長,負責協調和組織管理中國跨部門和跨學科優勢技術資源和團隊,首次推動了中國快速移動平台探測技術裝備的研發,攻關技術瓶頸,突破了國外技術封鎖,他既是「無私的愛國者」,也是「新時代海歸科技報國的楷模」。很多人評價黃大年是純粹的知識分子,因為他什麼職務也不要,就想為祖國做些事。還有人評價他是另類的科學家,因為他對待科研只一句「我沒有敵人、也沒有朋友,只有國家利益。黃大年是祖國的棟樑,他爭分奪秒,即使透支自己,也要讓人生髮光。他是新時期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為民族振興不惜以身許國的先進楷模,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優秀代表,在他身上,集中展現了新一代歸僑心繫家國、鞠躬盡瘁的赤子情懷,在僑界樹立起了一座矢志創新、勇攀科技高峰的精神豐碑?
正是因為我們祖國有著一批批像張富清、黃大年這樣的民族脊樑,我們才能在一次次的跌倒後重新爬起來,才能在一次次的壓迫下站起來,重回世界民族之林。
三、踐行初心使命,一心一意跟黨走
在新時代的新征程上,還有許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還有許多「婁山關」、「臘子口」需要征服。越是形勢複雜、挑戰嚴峻,我們越要以聽黨話跟黨走的忠誠、堅忍不拔的意志和無私無畏的勇氣,投入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用攻堅克難的實際行動詮釋新時代黨員幹部的使命擔當。
一是學懂弄通做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信仰信念不是沒有根基的空中樓閣,對黨忠誠更不能流於口頭表態,而要建立在深厚的理論修養基礎上。要把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擺在首位,在學懂弄通做實上下更大功夫。
要靜心凝神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做到常學常進,常悟常新,切實把握貫穿其中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從中汲取強大的真理力量、思想力量、實踐力量,學出堅定信念、學出絕對忠誠、學出使命擔當。
二是旗幟鮮明講政治、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習總書記強調,「衡量幹部是否有理想信念,關鍵看是否對黨忠誠。」因此,必須把對黨絕對忠誠落實到一言一行、體現在一點一滴、貫穿於一生一世。
要旗幟鮮明講政治,把堅決做到「兩個維護」融入血脈靈魂、落實到修身為政的全過程,進一步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四個服從」,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以正確的政治方向,不斷夯實絕對忠誠之基。
三是加強黨性修養、黨性鍛鍊。要認真貫徹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培養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純潔黨內政治文化。
要把加強黨性修養作為終身課題,堅決杜絕思想上的跑冒滴漏、行為上的出軌越界,堅決抵制碼頭文化、圈子文化、好人主義,始終做。
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實人,保持共產黨人的初心不改、本色不變,確保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做到政治立場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以上是我的粗淺體會,不妥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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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慶祝建黨100周年黨課講稿[朗讀]
「學黨史」。
學黨史的目的,習近平講了三條:一是用黨的奮鬥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鬥志、明確方向,二是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三是用黨的實踐創造和歷史經驗啟迪智慧、砥礪品格。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2016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就強調,我們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迴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藉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
5年過去了,我們迎來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榮、任務更艱巨、挑戰更嚴峻、工作更偉大。習近平強調,回望過往的奮鬥路,眺望前方的奮進路,必須把黨的歷史學習好、總結好,把黨的成功經驗傳承好、發揚好。
縱觀百年歷史,在每一個重大轉折時期,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總是號召全黨同志加強學習;而每次這樣的學習熱潮,都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實現大發展大進步。在慶祝我們黨百年華誕的重大時刻,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在全黨集中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習近平指出,這正當其時,十分必要。
我們黨的一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闢未來的一百年。了解黨發展壯大的來龍去脈,汲取歷史的寶貴經驗,能夠使全黨同志更加明理、增信、崇德、力行,滿懷信心再出發、再創業,創造下一個更加輝煌的一百年。
習近平將這次黨史學習教育的意義歸納為三個「必然要求」:是牢記初心使命、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偉業的必然要求,是堅定信仰信念、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是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永葆黨的生機活力的必然要求。
教育引導全黨從黨的非凡歷程中領會馬克思主義是如何深刻改變中國、改變世界的,教育引導全黨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教育引導全黨深刻認識黨的性質宗旨,教育引導全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教育引導全黨大力發揚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教育引導全黨從黨史中汲取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通讀這篇深邃的重要講話,字裡行間,習近平談的是黨史,念的是黨情,著眼的是未來。
「悟思想」。
翻開百年黨史,人們會有一個共同的感覺,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
一百年來,我們黨從未動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正因為黨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並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才有了這百年輝煌。
習近平強調,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
學黨史,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悟思想」是學黨史的真諦。習近平的講話深刻闡明了黨史學習教育的重點和工作要求。首先他就強調,要教育引導全黨從黨的非凡歷程中領會馬克思主義是如何深刻改變中國、改變世界的,感悟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力量,深化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的認識。
我們當然不能在歷史的書本上找到解決當前改革發展難題的現成答案,但從中我們可以總結出黨不斷前進的深層原理。那就是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及時回答時代之問、人民之問,廓清困擾和束縛實踐發展的思想迷霧,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不斷開闢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歷史文化傳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並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的理論結晶,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
學黨史,特別要結合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進程,深刻學習領會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
「辦實事」。
習近平指出,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
百年歷史的深刻啟示,最重要的一條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黨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正是因為依靠了人民。黨之所以能夠得到人民擁護,也正是因為造福了人民。
什麼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百年歷史是無數句這樣最樸素的話語寫就的?
學黨史,就是要讀懂這些話,讀懂為什麼人、靠什麼人的問題,這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
學與做相輔相成,「辦實事」就是踐行黨的宗旨,把為民造福的實事辦好。
習近平對高標準高質量完成學習教育各項任務提出明確要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切實為群眾辦實事解難題。他強調,要把學習黨史同總結經驗、觀照現實、推動工作結合起來,同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開展好「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把學習成效轉化為工作動力和成效,防止學習和工作「兩張皮」。
要教育引導全黨深刻認識黨的性質宗旨,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推動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把14億中國人民凝聚成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習近平這番話必須貫穿到學習教育的全過程。
「開新局」。
黨的一切事業都是在鬥爭中誕生、在鬥爭中發展、在鬥爭中壯大的。我們今天要「於變局中開新局」,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
習近平強調,我們黨一步步走過來,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不斷總結經驗、提高本領,不斷提高應對風險、迎接挑戰、化險為夷的能力水平。要更好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必須從歷史中獲得啟迪,從歷史經驗中提煉出克敵制勝的法寶。
這方面內容,習近平在講話中談了很多,非常深刻,無疑是黨史學習教育的重點。
習近平強調,要抓住建黨一百年這個重要節點,從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出發,總結運用黨在不同歷史時期成功應對風險挑戰的豐富經驗,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不斷增強鬥爭意識、豐富鬥爭經驗、提升鬥爭本領,不斷提高治國理政能力和水平。
打鐵必須自身硬。黨的百年歷史,也是我們黨不斷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斷防範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險的歷史。
習近平要求教育引導全黨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著眼於解決黨的建設的現實問題,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
習近平強調,要教育引導全黨從黨史中汲取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堅定不移向黨中央看齊,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全黨上下擰成一股繩,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旗幟鮮明講政治、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是黨的生命,是我們黨能成為百年大黨、創造世紀偉業的關鍵所在。這也是黨史學習教育的關鍵所在。
回望百年黨史,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瞻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我們無比堅定、無比自信。
學黨史的目的,習近平講了三條:一是用黨的奮鬥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鬥志、明確方向,二是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三是用黨的實踐創造和歷史經驗啟迪智慧、砥礪品格。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2016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就強調,我們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迴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藉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
5年過去了,我們迎來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榮、任務更艱巨、挑戰更嚴峻、工作更偉大。習近平強調,回望過往的奮鬥路,眺望前方的奮進路,必須把黨的歷史學習好、總結好,把黨的成功經驗傳承好、發揚好。
縱觀百年歷史,在每一個重大轉折時期,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總是號召全黨同志加強學習;而每次這樣的學習熱潮,都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實現大發展大進步。在慶祝我們黨百年華誕的重大時刻,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在全黨集中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習近平指出,這正當其時,十分必要。
我們黨的一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闢未來的一百年。了解黨發展壯大的來龍去脈,汲取歷史的寶貴經驗,能夠使全黨同志更加明理、增信、崇德、力行,滿懷信心再出發、再創業,創造下一個更加輝煌的一百年。
習近平將這次黨史學習教育的意義歸納為三個「必然要求」:是牢記初心使命、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偉業的必然要求,是堅定信仰信念、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是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永葆黨的生機活力的必然要求。
教育引導全黨從黨的非凡歷程中領會馬克思主義是如何深刻改變中國、改變世界的,教育引導全黨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教育引導全黨深刻認識黨的性質宗旨,教育引導全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教育引導全黨大力發揚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教育引導全黨從黨史中汲取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通讀這篇深邃的重要講話,字裡行間,習近平談的是黨史,念的是黨情,著眼的是未來。
「悟思想」。
翻開百年黨史,人們會有一個共同的感覺,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
一百年來,我們黨從未動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正因為黨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並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才有了這百年輝煌。
習近平強調,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
學黨史,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悟思想」是學黨史的真諦。習近平的講話深刻闡明了黨史學習教育的重點和工作要求。首先他就強調,要教育引導全黨從黨的非凡歷程中領會馬克思主義是如何深刻改變中國、改變世界的,感悟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力量,深化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的認識。
我們當然不能在歷史的書本上找到解決當前改革發展難題的現成答案,但從中我們可以總結出黨不斷前進的深層原理。那就是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及時回答時代之問、人民之問,廓清困擾和束縛實踐發展的思想迷霧,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不斷開闢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歷史文化傳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並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的理論結晶,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
學黨史,特別要結合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進程,深刻學習領會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
「辦實事」。
習近平指出,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
百年歷史的深刻啟示,最重要的一條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黨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正是因為依靠了人民。黨之所以能夠得到人民擁護,也正是因為造福了人民。
什麼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百年歷史是無數句這樣最樸素的話語寫就的?
學黨史,就是要讀懂這些話,讀懂為什麼人、靠什麼人的問題,這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
學與做相輔相成,「辦實事」就是踐行黨的宗旨,把為民造福的實事辦好。
習近平對高標準高質量完成學習教育各項任務提出明確要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切實為群眾辦實事解難題。他強調,要把學習黨史同總結經驗、觀照現實、推動工作結合起來,同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開展好「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把學習成效轉化為工作動力和成效,防止學習和工作「兩張皮」。
要教育引導全黨深刻認識黨的性質宗旨,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推動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把14億中國人民凝聚成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習近平這番話必須貫穿到學習教育的全過程。
「開新局」。
黨的一切事業都是在鬥爭中誕生、在鬥爭中發展、在鬥爭中壯大的。我們今天要「於變局中開新局」,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
習近平強調,我們黨一步步走過來,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不斷總結經驗、提高本領,不斷提高應對風險、迎接挑戰、化險為夷的能力水平。要更好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必須從歷史中獲得啟迪,從歷史經驗中提煉出克敵制勝的法寶。
這方面內容,習近平在講話中談了很多,非常深刻,無疑是黨史學習教育的重點。
習近平強調,要抓住建黨一百年這個重要節點,從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出發,總結運用黨在不同歷史時期成功應對風險挑戰的豐富經驗,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不斷增強鬥爭意識、豐富鬥爭經驗、提升鬥爭本領,不斷提高治國理政能力和水平。
打鐵必須自身硬。黨的百年歷史,也是我們黨不斷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斷防範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險的歷史。
習近平要求教育引導全黨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著眼於解決黨的建設的現實問題,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
習近平強調,要教育引導全黨從黨史中汲取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堅定不移向黨中央看齊,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全黨上下擰成一股繩,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旗幟鮮明講政治、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是黨的生命,是我們黨能成為百年大黨、創造世紀偉業的關鍵所在。這也是黨史學習教育的關鍵所在。
回望百年黨史,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瞻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我們無比堅定、無比自信。
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鮮血譜寫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綱性地概說從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的歷史過程。我把講的內容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國前的黨史。第二部分是建國後的黨史。建國前的黨史可分為五個階段:①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早年革命活動時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也就是北伐戰爭時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8—1937.7);④抗日戰爭時期(1937.7—1948.8);⑤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即解放戰爭時期)(1945.8—1949.9)。建國後的黨史也分為四個階段: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②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③whdgm時期;④歷史的偉大轉折時期。
一、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動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它從誕生時起,就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為最終奮鬥目標,以民主集中制為組織原則,統一的,新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制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革命統一戰線策略,發動和領導工人進行罷工鬥爭,為推動人民革命運動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準備。
(一)中國共產黨誕生前的中國社會。
自從1840年英國政府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以後,在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下,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又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為它們的殖民地,它們不但運用政治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手段,對中國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壓迫,還極力保持中國封建的剝削形式及其的上層建築,把中國地主階級作為它們的統治工具和支柱,阻礙和破壞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從此以後,中國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封建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三重壓迫和剝削,處於危難之中。
中國的出路在哪裡?中國廣大人民如何才能當家作主,發展中國的社會生產力?一大批有志氣的中國人在吶喊,在尋求救國之路……。
一九一一年,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先生領導了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結束了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好景不長,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所竊取。袁世凱為了帝制,積極投靠帝國主義,野蠻地鎮壓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殺革命人士。從此,各地軍閥紛紛割據,中國完全淪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這就是建黨前的中國社會現狀。
(二)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一大批有識之士在尋求救國之路,中國出現了新文化運動。主要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還有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胡適等大批人士,他們倡導民主、和平、自由,抨擊封建禮教,傳播西方文化。特別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對中國的影響最大,它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並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一九一九年中國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他們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得到全國各地工人、學生的熱烈響應和支持,使工人運動迅速掀起,五四運動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1920年初,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醞釀組織中國共產黨。同年三月共產國際派代表維經斯基(中國名字叫吳廷康)來華,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維經斯基先到北京與李大釗會晤,後經李大釗介紹又去上海會見陳獨秀,進一步商討在中國建黨的問題。經過幾個月的醞釀,1920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上海共產黨主義小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陳潭秋等在湖北;毛澤東、何叔衡在湖南;譚平山、陳公博在廣東;王盡美,鄧恩銘在山東;施存統、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繼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與此同時,在法國的趙世炎、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飛也開始了建黨活動。
(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黨的早期革命活動。
經過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多方面的活動,建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條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來華,建議上海小組發起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7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的最後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大會的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陳獨秀因事沒有參加,指派包惠僧參加,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了大會。這次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是推翻『資本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黨綱還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大會最後選擇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黨的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從此,中國無產階級有了英明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革命的面目也就煥然一新。
1922年7月,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根據列寧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黨成立後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發表了宣言。並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動力,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清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為: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黨主義社會。大會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案》。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被推選為委員長。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22年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國發生罷工一百多次,有幾十萬人參加。它的直接領導和機構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於1921年8月成立,書記部的書記是劉少奇。這次罷工影響最大的是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後慘遭軍閥吳佩孚的鎮壓,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1923年在共產國際的倡議下,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接受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於本年一月十二日通過的在中國實行國共合作的決議,決定會體共產黨員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肯定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同時指出:「絕對不能與國民黨合併」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的原有組織和嚴格的集中領導機構。大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北伐戰爭
早在1922年8月西湖會議之後,中國共產黨負責人即向孫中山說明了關於實現國共合作的主張。屢遭失敗,正處於絕望中的孫中山,不顧國民黨內頑固分子的反對,對此表示欣然同意。孫中山贊成依照民主的原則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經過一年多籌備,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共產黨人參加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對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重新做了解釋。這次大會還選舉了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等共產黨員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經過這次大會,國民黨實際上已經被改組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聯盟,成了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組織。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與共產黨共同努力,創辦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培養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幹部,建立革命武裝,對於改造舊軍隊建立革命軍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戰爭的勝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國民革命軍先後進行了二次的東征,平定了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等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來直接關懷下,還建立了共產黨人直接領導的國民革命第四軍獨力團,使中國共產黨開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規武裝。由於北洋軍閥統治的中原大部地區黑暗透頂,一九二六年二月,廣東國民政府決定舉行北伐。北伐戰爭的直接目標是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它的主要敵人是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共約七十萬軍隊,當時廣東國民政府共有國民革命軍十萬人左右。國民革命軍在蘇聯軍方顧問的幫助下,制定了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集中兵力,長驅直進。首先消滅了吳佩孚,然後消孫傳芳,最後消滅張作霖,統一了全國。北伐戰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其中,共產黨直接領導的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軍的先遣部隊為北伐戰爭的勝利立下了汗馬的功勞。
(二)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竊取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危害。
早在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內部就已分裂為左右兩派的爭鬥,1925年8月,堅決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著名領袖廖仲愷被反動派所暗殺。戴季陶極力排擠國民黨內的共產黨人士,蔣介石也加緊對革命領導權的篡奪,陷割共產黨人,1926年3月製造了「中山艦事件」,逮捕了第一軍中的共產黨人,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處。5月,蔣介石又拋出了《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須交出名單等等。面對蔣介石的篡權陰謀,陳獨秀卻一再妥協退讓,使蔣介石的陰謀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派反動軍隊收繳了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工人糾察隊武裝,占領上海總工會,逮捕和槍殺革命群眾,公開發動反革命政變,上海工人舉行抗議又遭到血腥的鎮壓。四月十五日蔣介石又與廣東反動派同謀去廣州製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黃埔軍校和工人糾警隊的武裝,逮捕和槍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這一時期,我黨優秀的領導人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肖楚女、熊雄等先後英勇犧牲。
蔣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眾紛紛發表討蔣聲明。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和國民黨左派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等聯名發表討蔣通電,痛斥蔣介石的罪行。武漢國民黨中央和武漢國民政府發布命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寫了「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的意見書。但這個時候,蔣介石的勢力已經形成。在中國革命處於緊急的關頭,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漢舉行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批評陳獨秀犯了忽略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右傾錯誤;強調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但未提出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同時,仍寄希望於汪精衛,特別是大會仍選陳獨秀為中央總書記,而陳獨秀在會後仍然繼續執行右傾路線。黨的「五大」並沒有能夠擔負挽救革命的任務。黨的「五大」以後,武漢地區的危機更趨嚴重而表面化,汪精衛集團利用國民黨中央和武漢政府的名義,連續發出種種宣言和訓令,攻擊和鎮壓工農運動。製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變,接著公開支持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但陳獨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讓步,企圖推住汪精衛。6月30日中共中央擴大會還通過決議,更進而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至使汪精衛的反動氣焰更加囂張。7月10日根據共產黨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了改組,成立了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實際上免除了陳獨秀的職務。7月13日中央發表了時局宣言。揭露汪精衛的反革命活動,並命令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敗局已無法挽回。
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這個時期黨的歷史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黨主要是發動和領導各地武裝起義,創建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復和發展。
第二階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黨在白區的鬥爭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
第三階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變革後,全國出現了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潮,但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不但喪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勢,而且給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第四階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黨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取得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
第五階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
(一)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全國革命勢力受到嚴重摧殘,中國共產黨員由五萬七千多人減少到一萬人左右,中國革命暫時轉入低潮。黨的組織轉入地下工作,形成紅白對立,國共兩黨對壘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決定舉行湘、鄂、粵、贛四省的農民暴動和南昌起義,以武裝鬥爭反對國民黨反動派。8月1日,在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原北伐戰爭和其他革命武裝三萬餘人在南昌起義,全部解除了國民黨三、六、九軍在南昌的部隊武裝。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但部隊後來在開往廣東時遭到敵人的圍攻而失敗,剩下一部分部隊轉到邊界農村堅持鬥爭。8月7日,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糾正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並確定秋收起義。會議選舉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八七」會議後,毛澤東受中央委託到湖南領導秋收起義。起義部隊經三灣改編後於十月到達井岡山地區,開始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十二月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了廣州起義,這次起義,由於沒有及時轉移到農村,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結果也失敗了。從「八七」會議至28年底,全國各地還有一百餘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英勇地打出了敵人,使我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1928年9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的一部分軍隊和湘南農民軍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同時,各地的起義部隊也紛紛建立了武裝根據地。
正當中國共產黨的大批骨幹力量深入農村,建立和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這個時候,①紅軍壯大;②工人運動高漲。黨內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憤恨,左傾情緒逐漸膨脹起來。他們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盲目地組織工人暴動,使大革命失敗後保存下來的黨的一部分力量受到嚴重損失。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和革命的性質,提出了實行土地革命,建立了農民主專政以及其他具體的方針政策,批判了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隨後,在六屆一中全會選舉向忠發為總書記,但又不適當地強調了「城市領導作用」。
(二)工農紅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六大」以後,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30年全國紅軍已發展到10萬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開闢了大小十餘塊革命根據地。隨著紅軍的擴大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紅軍本身的建設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縣古田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思路,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觀念,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任務。強調要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首位。重申中央軍委的指示,指出中國革命是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規定了紅軍的基本任務是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武裝農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擴大根據地。在此同時,黨的白區工作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到1930年全國黨員已發展到12萬人以上,工會會員也已恢復到十萬人以上,白區文化戰線方面也得到了發展。在革命形勢好轉的同時,國民黨軍閥內部卻爆發了大混戰,至使黨內主要領導人李立三等『左傾』冒險主義的頭腦膨脹,並堅持城市中心論,組織工人大暴動,命令紅軍攻打城市。使紅軍和根據地受到了嚴重損失,也使白反黨的組織遭到破壞,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了會議,結束了李立三的路線,糾正了『左傾』的錯誤。由於紅軍攻打城市的結果,使敵人引起了警覺,於是國民黨便部署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採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於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後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輝煌勝利,各根據地開展了反圍剿的游擊戰爭。正當我黨糾正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紅軍反圍剿不斷勝利,白區反文化圍剿鬥爭向前發展的時候,我黨卻又出現了一個比李立三「左傾「錯誤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更加完備的「左傾」機會注意,即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學習過,對馬列主義的著作能逐條地背誦,在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於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國取得了中央的領導地位。他們打著『反右傾』的旗號,對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殘酷的鬥爭,無情的打擊。黨內民主氣氛遭到很大的破壞。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在瀋陽制選人『九.一八』事變,東北軍在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繼退入關內,東北三者淪陷為日本的殖民地,國民黨政府更於同年5月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激起全國各界的強烈反對,抗日運動在全國迅速掀起。但由於王明路線的錯誤,革命力量不但沒有得到發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向忠發曾擔中央黨書記)。中央領導機關遭到破壞,白區的組織相繼破壞,到1933年初,黨的臨時中央不得不被迫離開上海。而遷入中央蘇區。32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糾集60餘萬兵力向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軍事『圍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由於張國燾的輕敵而遭到失敗,中央蘇區毛澤東的『反圍剿』方針與臨時中央發生了分歧,毛澤東受到排擠,撤銷了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是年冬,國民黨反動派調集50多萬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當時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靈活地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殲敵近三個師,俘敵萬餘,繳槍一萬餘支。33年初,臨時中央遷入蘇區,王明路線在蘇壓控制了整個軍事的局面。同年10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六次『圍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採取了「關門主義」,拒敵於「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把軍隊的指揮權完全交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曾在二戰期間在蘇聯的史達林保衛戰中立下過很大的戰功),李德教條地運用蘇聯與德國戰爭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極「左」路線,使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鬥爭陷入了慘重的失敗,從此全國大部分蘇區失去了根據地,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萬里長征。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經遵義,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批判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經過將近二年艱難險阻的長征(通過大涼山,飛奪瀘定橋,渡過大渡河,四渡赤水、翻過了終年積雪的大雪山等)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工區會師,紅軍終於取得了長征的勝利。
在這同時,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也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地後,35年又發動了華北事變,企圖把華北地區變成它的殖民地,中國共產黨於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各地學生紛紛上街遊行,爆發了「一·二九」愛國運動。中國共產黨也於瓦窯堡召開了會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在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共產黨還對東北軍和西北軍做了大量的工作。張學良、楊虎城也希望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然而蔣介石卻仍然頑固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政策,鎮壓各地抗日運動。拒絕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要求,並準備把張、楊部隊調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變」。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釋放一切政治犯,實行民主政治等八項主張,並電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國大計。黨中央冷靜地分析了西安事變的錯綜複雜形勢,經過反覆研究,確定了和平解決這一事變的方針,並派出由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組成的代表團參加談判,經過各方的努力,終於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與共產黨聯合抗日」以及釋放政治犯等條件,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隨後,張學良即釋放蔣介石,並親自送他回南京。從此,張學良遭到了蔣介石的長期扣留。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進了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從此,中國時局轉為抗日戰爭的時期。
四、抗日戰爭時期(31.9——45.8)
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革命戰爭,它的主要打擊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採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總結了歷史經驗,認清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規律,毛澤東思想達到了成熟,並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全黨的空前團結,壯大了革命的力量,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為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盧溝橋事變;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抗擊,國民政府被迫於八月十四日發表自衛宣言。從此,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
抗戰開始不久,中國就形成了兩個戰場,即正面的國民黨戰場和敵後的解放區戰場。在兩個戰場上,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國共產黨確定了抗日持久戰和敵後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對蔣介石集團採取又聯合又鬥爭,積極展開敵後游擊戰爭,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壯大。抗日戰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果。而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在抗戰初期取得台兒莊戰役的勝利,但是,由於蔣介石堅持後面抗戰路線,國民黨的一百多萬軍隊擋不住幾十萬日軍的進攻而節節敗退,南京政府不得不遷入重慶,並且,出現了向日寇投降的情況。
相反,中國共產黨開闢了敵後戰場,革命力量迅速壯大。面對國民黨內部的投敵情緒,1940年8月——12月,八路軍總部在彭德懷的指揮下,調動全國所有的軍隊,向日寇展開了「百團大戰」,總計大小戰鬥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斃傷日偽軍25800餘人。百團大戰給了日軍沉重的打擊,進一步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提高了黨的軍隊的威望。當然,它也使我軍主力損失較大,過早的曝露了我軍力量,致使以後日軍的主力轉為進攻紅軍根據地,實行大規模的「掃蕩」。此後,蔣介石也實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並於1941年1月發動了皖南事變,將開赴抗日前線的新四軍進行襲擊,新四軍軍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難,軍長葉挺被無理扣押,副軍長項英遇害,並聲明要將軍長葉挺提交軍事法庭審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後,我党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1941年至1942年,由於日軍集中主力對敵後解放區進行連續的「掃蕩」,國民黨大批將領率部降日,蔣介石又調集數十萬大軍包圍陝、甘、寧和敵後解放區。加上華北各地的自然災害,敵後人民抗戰陷入嚴重困境,解放區人口和八路軍的數量都有了明顯的下降。黨為克服困難,及時調整了各項政策,開展了整風運動和解放區的大生產運動一二五師三五九旅王震堅持了艱苦的游擊戰爭,保衛了抗戰陣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中國抗日戰爭逐步轉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國人民贏得了抗戰的最後勝利。日本帝國主義在美國二顆原子彈轟炸後,又絕蘇聯紅軍的強大進攻,不得不於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至此,抗日戰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五.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45.8——49.10)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是中國民主革命最後取得全國勝利,毛澤東是想進一步取得全面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為爭取國內和平民主階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開始,蔣介石就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瘋狂搶奪抗戰勝利成果,積極準備內戰。中國共產黨根據「七大」的方針和抗日戰爭勝利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運用革命的兩手策略,開展和平談判與武裝鬥爭相交的複雜鬥爭。為欺騙人民,爭取時間準備內戰,蔣介石於45年8月三次電邀毛澤東赴約重慶談判。我黨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揭露美、蔣的真面目,團結和教育人民,孤立國民黨蔣介石,增強我黨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代表我黨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一方面是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力爭在和平條件下實現中國社會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區軍民加強自衛戰爭的整備,粉碎蔣介石兩面陰謀。重慶談判國共雙方於一月十日簽訂了停戰協議,並在協定簽訂的當天在重慶召開了有各黨派和社會賢達代表三十八人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但蔣介石的停戰協定是一種緩兵之計,他對此毫無誠意,到3月份國民黨二中全會和四月國民參政會時,他便公然撕毀了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調集軍隊大舉進攻東北,積極準備發動內戰。
(二)人民解放戰爭的防禦階段。
這個階段,我黨在政治上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在軍事上主動撤離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運動戰為主,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全面進攻,沉重地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使敵我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有利於我的重大變化,為我軍轉入戰略進攻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解放戰爭的第一年,由於殲滅了大量的敵人有生力量,敵我力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國民黨軍隊由四百三十萬人下降到三百七十萬人,我軍則由一百二十五人發展到一百九十五萬人。敵軍兵力削弱,士氣低落,人民反對,後方空虛,機動作戰力量銳減;我軍越戰越勇,士氣高漲,人民擁護,後方鞏固,機動作戰能力大為增強。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黨中央確定了我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由戰略防禦轉入全國性的戰略進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控制區域。
(三)第三階段是從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階段。
這個時期,解放區普遍深入地開展了土地革命和整黨整軍運動。在全國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奪取全國的勝利制定了正確的方針,使中國革命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
(四)戰略決戰的偉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會議充分肯定了解放戰爭前兩年的各方面成績和經驗,規定了今後時期的工作任務。由於敵我雙方力量的變化,我軍與敵軍進行戰略決戰的時機已然成熟,於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便及時作出了關於戰略決戰的決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華東野戰軍首先發動了濟南戰役,攻克濟南,全殲守敵11萬人;揭開了戰略決戰的序幕。9月7日中央軍委又下達了遼瀋戰役的作戰方針。從9月12日到11月2日曆時52天,殲敵47萬;並迫使長春守敵起義投降,解放了東北全境。緊接著遼瀋戰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歷時65天);華東和中央野戰軍又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共殲敵55萬,解放了長江以北廣大地區;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戰役的勝利,殲敵52萬,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在全國的勝利已成定局。
三大戰役勝利後,國民黨反動統治已面臨絕境,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陰謀,以便取得喘息時間,保存反動勢力,以便捲土重來。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宜將乘勇追強寇,不可怙名學霸王」。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聲稱原意接受我黨八項條件求和,經過15天的讀判,我黨代表團將《國內和平協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團。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絕簽字,讀判宣告破產。49年3月5日至13日,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在面柏坡召開,批准了關於召開新政協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並指出黨的工作重心已由農村轉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澤東、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戰軍百萬雄師從湖口至江陰的千里戰線上,強渡長江天塹,解放了中國大陸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國大陸。9月21——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大會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宣告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六.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49.10——56.12)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是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時期,分二個階段。
建國後的頭三年是第一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恢復國民經濟,發展生產,為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準備條件。在這個階段,除繼續肅清國民黨殘餘勢力和土匪,鎮壓反革命分子外,在農村擴大新解放區實行土地革命;在老區開始組織互助合作;在城市沒收官僚資本,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開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同時,勝利地完成了各項社會改革任務,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和反對不法資本家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進行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九五二年底,在國民經濟不僅已經達到而且在許多方面已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的基礎上,我黨中央又及時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就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指明了從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具體途經和步驟,創立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導下,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展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對農業、手工業通過合作化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經過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過渡形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從而順利地實現了我國社會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偉大轉變。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時地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屆四中全會,還粉碎了高崗,饒瀨石反黨篡權的陰謀。)。
七、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57.1——66.4)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由於我黨對迅速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面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思想上、理論上缺乏充分的準備,在複雜的國內外環境中,主觀指導上發生了失誤,歷史發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但是,從總體上看,這個時期黨的指導方針在大部分時間裡基本上是正確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遭到嚴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黨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培養和鍛鍊了大批經濟文化建設人才。這是我黨工作的主導方面。
這十年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957年是第一階段。由於執行了八大的正確方針,黨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大勝利。(由於對1957年春夏之交的國內政治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量,過分誇大敵情,在全國開展了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以致反右派鬥爭被嚴重擴大化了。反右派後,黨內的「左」傾情緒開始發展了。)雖然在反右派鬥爭中發生了嚴重的擴大化失誤,但還是屬於局部性質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階段。這個時期我們稱它為「五統年」。黨在指導方針上發生嚴重的「左」傾錯誤,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的公社化運動。稍後,黨開始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同時,陳雲向黨中央毛澤東建議降低計劃指標。7月,黨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原定的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左」傾錯誤,但在整個過程將要結束時,仍沒有能提出切合實際的糾「左」方案,從蘇聯訪問剛回國參加廬山會議的彭德懷,根據全國農村現實情況,向毛澤東寫了一封建議信,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績後,尖銳地指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並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意見。這封信大大地觸犯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在群眾中至高無上的權威。以致使整個會議的形勢急轉直下,把糾「左」轉為反右,錯誤地開展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鬥爭。這場鬥爭,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嚴重的不良影響。致使「左」的錯誤更加發展起來。再加上1960年後,中蘇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共對蘇共的賬務全部需清還,國內自然災害又嚴重,以致出現了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局面。
第三階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左」的錯誤,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61年8月八屆全會)。這是一次重要的轉變。到1965年底,經濟調整任務勝利完成,國民經濟又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是,「左」的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未能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終於導致了「whdgm」的發動。
八、「whdgm」時期(66年5月——76年10月)
「whdgm」時期是黨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其主要特點是,全局性的「左」傾嚴重錯始終占支配地位。這一方面,是1957年以來,黨內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左」傾思潮惡性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澤東對當時的國內,國際形勢分析的錯誤。再加上預感到自己的權威與地位的受到威脅。他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全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結論: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whdgm」,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了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陰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就導致了「whdgm」的發動。
wg時期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66年5月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動開始發動「whdgm」到1969年4月黨的九大。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澤東的部署,炮打所謂的「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澤東8月15日在中南貼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掀起了高潮。毛澤東的大字報的內容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whdgm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嗎?」。
whdgm進行了全面奪權,進行了所謂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首當其衝的是劉少奇,繼之為鄧小平。
第二階段是從「九大」以後到1973年8月黨的十大。黨的九大把林彪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寫進黨章。成為法定的接班人,加強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在其時,由於林彪體質偏弱,毛澤東健康情況良好,於是為了奪取最高的權力,便發動了反革命的武裝政變。在這一階段,一大批黨和領導人慘遭批鬥、打擊,一大批知識分子挨整,全國各地都建立了革委會。全國「斗」、「批」、「改」運動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變後,林彪的反革命政變陰謀徹底破產,圍繞批林整風,在黨內又發生了分歧和鬥爭。
第三階段是從十大以後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澤東先是批准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當發觀江青等人藉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又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一九七五年周恩來病重,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各方面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接著又發生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全國再度陷入混亂。江青反革命集團乘機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經過曲折複雜的鬥爭,在華國鋒,葉釗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終於取得了十月的勝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幫」,從而結來了長達十年之久的內亂。
總之,whdgm是一場由黨內的領導者發動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的,給黨和人民事業帶來深重災難的一場內亂。
九、歷史的偉大轉折時期
從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到一九八二年九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六年,是我黨領導人民大力進行撥亂反正,重新確立和發展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六年,是勝利實現歷史性偉大轉變,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取得撥亂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六年。
這六年的歷史課分為兩個階段:
前兩年為第一階段。由於我們黨對全面清理「左」傾錯誤的思想準備還很不夠,也由於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繼續犯「左」的錯誤,使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始終徘徊不前的局面。
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2年9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為第二階段。三中全會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了歷史的偉大轉折。(就是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黨的十二大總結了六年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各條戰線撥亂反正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分析了我國政治和經濟形勢,提出了全國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宏偉綱領和方針任務,闡明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從此,中國政治、經濟發生了偉大的歷史性的轉變,工農業穩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全國人民向小康型社會邁進。
一、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動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它從誕生時起,就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為最終奮鬥目標,以民主集中制為組織原則,統一的,新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制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革命統一戰線策略,發動和領導工人進行罷工鬥爭,為推動人民革命運動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準備。
(一)中國共產黨誕生前的中國社會。
自從1840年英國政府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以後,在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下,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又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為它們的殖民地,它們不但運用政治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手段,對中國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壓迫,還極力保持中國封建的剝削形式及其的上層建築,把中國地主階級作為它們的統治工具和支柱,阻礙和破壞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從此以後,中國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封建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三重壓迫和剝削,處於危難之中。
中國的出路在哪裡?中國廣大人民如何才能當家作主,發展中國的社會生產力?一大批有志氣的中國人在吶喊,在尋求救國之路……。
一九一一年,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先生領導了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結束了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好景不長,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所竊取。袁世凱為了帝制,積極投靠帝國主義,野蠻地鎮壓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殺革命人士。從此,各地軍閥紛紛割據,中國完全淪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這就是建黨前的中國社會現狀。
(二)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一大批有識之士在尋求救國之路,中國出現了新文化運動。主要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還有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胡適等大批人士,他們倡導民主、和平、自由,抨擊封建禮教,傳播西方文化。特別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對中國的影響最大,它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並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一九一九年中國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他們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得到全國各地工人、學生的熱烈響應和支持,使工人運動迅速掀起,五四運動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1920年初,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醞釀組織中國共產黨。同年三月共產國際派代表維經斯基(中國名字叫吳廷康)來華,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維經斯基先到北京與李大釗會晤,後經李大釗介紹又去上海會見陳獨秀,進一步商討在中國建黨的問題。經過幾個月的醞釀,1920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上海共產黨主義小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陳潭秋等在湖北;毛澤東、何叔衡在湖南;譚平山、陳公博在廣東;王盡美,鄧恩銘在山東;施存統、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繼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與此同時,在法國的趙世炎、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飛也開始了建黨活動。
(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黨的早期革命活動。
經過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多方面的活動,建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條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來華,建議上海小組發起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7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的最後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大會的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陳獨秀因事沒有參加,指派包惠僧參加,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了大會。這次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是推翻『資本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黨綱還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大會最後選擇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黨的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從此,中國無產階級有了英明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革命的面目也就煥然一新。
1922年7月,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根據列寧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黨成立後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發表了宣言。並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動力,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清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為: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黨主義社會。大會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案》。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被推選為委員長。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22年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國發生罷工一百多次,有幾十萬人參加。它的直接領導和機構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於1921年8月成立,書記部的書記是劉少奇。這次罷工影響最大的是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後慘遭軍閥吳佩孚的鎮壓,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1923年在共產國際的倡議下,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接受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於本年一月十二日通過的在中國實行國共合作的決議,決定會體共產黨員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肯定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同時指出:「絕對不能與國民黨合併」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的原有組織和嚴格的集中領導機構。大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北伐戰爭
早在1922年8月西湖會議之後,中國共產黨負責人即向孫中山說明了關於實現國共合作的主張。屢遭失敗,正處於絕望中的孫中山,不顧國民黨內頑固分子的反對,對此表示欣然同意。孫中山贊成依照民主的原則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經過一年多籌備,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共產黨人參加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對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重新做了解釋。這次大會還選舉了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等共產黨員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經過這次大會,國民黨實際上已經被改組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聯盟,成了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組織。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與共產黨共同努力,創辦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培養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幹部,建立革命武裝,對於改造舊軍隊建立革命軍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戰爭的勝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國民革命軍先後進行了二次的東征,平定了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等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來直接關懷下,還建立了共產黨人直接領導的國民革命第四軍獨力團,使中國共產黨開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規武裝。由於北洋軍閥統治的中原大部地區黑暗透頂,一九二六年二月,廣東國民政府決定舉行北伐。北伐戰爭的直接目標是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它的主要敵人是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共約七十萬軍隊,當時廣東國民政府共有國民革命軍十萬人左右。國民革命軍在蘇聯軍方顧問的幫助下,制定了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集中兵力,長驅直進。首先消滅了吳佩孚,然後消孫傳芳,最後消滅張作霖,統一了全國。北伐戰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其中,共產黨直接領導的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軍的先遣部隊為北伐戰爭的勝利立下了汗馬的功勞。
(二)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竊取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危害。
早在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內部就已分裂為左右兩派的爭鬥,1925年8月,堅決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著名領袖廖仲愷被反動派所暗殺。戴季陶極力排擠國民黨內的共產黨人士,蔣介石也加緊對革命領導權的篡奪,陷割共產黨人,1926年3月製造了「中山艦事件」,逮捕了第一軍中的共產黨人,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處。5月,蔣介石又拋出了《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須交出名單等等。面對蔣介石的篡權陰謀,陳獨秀卻一再妥協退讓,使蔣介石的陰謀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派反動軍隊收繳了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工人糾察隊武裝,占領上海總工會,逮捕和槍殺革命群眾,公開發動反革命政變,上海工人舉行抗議又遭到血腥的鎮壓。四月十五日蔣介石又與廣東反動派同謀去廣州製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黃埔軍校和工人糾警隊的武裝,逮捕和槍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這一時期,我黨優秀的領導人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肖楚女、熊雄等先後英勇犧牲。
蔣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眾紛紛發表討蔣聲明。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和國民黨左派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等聯名發表討蔣通電,痛斥蔣介石的罪行。武漢國民黨中央和武漢國民政府發布命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寫了「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的意見書。但這個時候,蔣介石的勢力已經形成。在中國革命處於緊急的關頭,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漢舉行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批評陳獨秀犯了忽略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右傾錯誤;強調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但未提出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同時,仍寄希望於汪精衛,特別是大會仍選陳獨秀為中央總書記,而陳獨秀在會後仍然繼續執行右傾路線。黨的「五大」並沒有能夠擔負挽救革命的任務。黨的「五大」以後,武漢地區的危機更趨嚴重而表面化,汪精衛集團利用國民黨中央和武漢政府的名義,連續發出種種宣言和訓令,攻擊和鎮壓工農運動。製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變,接著公開支持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但陳獨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讓步,企圖推住汪精衛。6月30日中共中央擴大會還通過決議,更進而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至使汪精衛的反動氣焰更加囂張。7月10日根據共產黨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了改組,成立了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實際上免除了陳獨秀的職務。7月13日中央發表了時局宣言。揭露汪精衛的反革命活動,並命令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敗局已無法挽回。
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這個時期黨的歷史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黨主要是發動和領導各地武裝起義,創建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復和發展。
第二階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黨在白區的鬥爭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
第三階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變革後,全國出現了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潮,但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不但喪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勢,而且給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第四階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黨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取得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
第五階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
(一)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全國革命勢力受到嚴重摧殘,中國共產黨員由五萬七千多人減少到一萬人左右,中國革命暫時轉入低潮。黨的組織轉入地下工作,形成紅白對立,國共兩黨對壘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決定舉行湘、鄂、粵、贛四省的農民暴動和南昌起義,以武裝鬥爭反對國民黨反動派。8月1日,在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原北伐戰爭和其他革命武裝三萬餘人在南昌起義,全部解除了國民黨三、六、九軍在南昌的部隊武裝。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但部隊後來在開往廣東時遭到敵人的圍攻而失敗,剩下一部分部隊轉到邊界農村堅持鬥爭。8月7日,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糾正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並確定秋收起義。會議選舉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八七」會議後,毛澤東受中央委託到湖南領導秋收起義。起義部隊經三灣改編後於十月到達井岡山地區,開始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十二月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了廣州起義,這次起義,由於沒有及時轉移到農村,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結果也失敗了。從「八七」會議至28年底,全國各地還有一百餘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英勇地打出了敵人,使我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1928年9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的一部分軍隊和湘南農民軍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同時,各地的起義部隊也紛紛建立了武裝根據地。
正當中國共產黨的大批骨幹力量深入農村,建立和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這個時候,①紅軍壯大;②工人運動高漲。黨內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憤恨,左傾情緒逐漸膨脹起來。他們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盲目地組織工人暴動,使大革命失敗後保存下來的黨的一部分力量受到嚴重損失。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和革命的性質,提出了實行土地革命,建立了農民主專政以及其他具體的方針政策,批判了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隨後,在六屆一中全會選舉向忠發為總書記,但又不適當地強調了「城市領導作用」。
(二)工農紅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六大」以後,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30年全國紅軍已發展到10萬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開闢了大小十餘塊革命根據地。隨著紅軍的擴大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紅軍本身的建設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縣古田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思路,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觀念,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任務。強調要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首位。重申中央軍委的指示,指出中國革命是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規定了紅軍的基本任務是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武裝農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擴大根據地。在此同時,黨的白區工作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到1930年全國黨員已發展到12萬人以上,工會會員也已恢復到十萬人以上,白區文化戰線方面也得到了發展。在革命形勢好轉的同時,國民黨軍閥內部卻爆發了大混戰,至使黨內主要領導人李立三等『左傾』冒險主義的頭腦膨脹,並堅持城市中心論,組織工人大暴動,命令紅軍攻打城市。使紅軍和根據地受到了嚴重損失,也使白反黨的組織遭到破壞,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了會議,結束了李立三的路線,糾正了『左傾』的錯誤。由於紅軍攻打城市的結果,使敵人引起了警覺,於是國民黨便部署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採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於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後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輝煌勝利,各根據地開展了反圍剿的游擊戰爭。正當我黨糾正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紅軍反圍剿不斷勝利,白區反文化圍剿鬥爭向前發展的時候,我黨卻又出現了一個比李立三「左傾「錯誤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更加完備的「左傾」機會注意,即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學習過,對馬列主義的著作能逐條地背誦,在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於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國取得了中央的領導地位。他們打著『反右傾』的旗號,對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殘酷的鬥爭,無情的打擊。黨內民主氣氛遭到很大的破壞。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在瀋陽制選人『九.一八』事變,東北軍在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繼退入關內,東北三者淪陷為日本的殖民地,國民黨政府更於同年5月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激起全國各界的強烈反對,抗日運動在全國迅速掀起。但由於王明路線的錯誤,革命力量不但沒有得到發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向忠發曾擔中央黨書記)。中央領導機關遭到破壞,白區的組織相繼破壞,到1933年初,黨的臨時中央不得不被迫離開上海。而遷入中央蘇區。32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糾集60餘萬兵力向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軍事『圍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由於張國燾的輕敵而遭到失敗,中央蘇區毛澤東的『反圍剿』方針與臨時中央發生了分歧,毛澤東受到排擠,撤銷了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是年冬,國民黨反動派調集50多萬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當時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靈活地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殲敵近三個師,俘敵萬餘,繳槍一萬餘支。33年初,臨時中央遷入蘇區,王明路線在蘇壓控制了整個軍事的局面。同年10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六次『圍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採取了「關門主義」,拒敵於「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把軍隊的指揮權完全交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曾在二戰期間在蘇聯的史達林保衛戰中立下過很大的戰功),李德教條地運用蘇聯與德國戰爭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極「左」路線,使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鬥爭陷入了慘重的失敗,從此全國大部分蘇區失去了根據地,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萬里長征。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經遵義,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批判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經過將近二年艱難險阻的長征(通過大涼山,飛奪瀘定橋,渡過大渡河,四渡赤水、翻過了終年積雪的大雪山等)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工區會師,紅軍終於取得了長征的勝利。
在這同時,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也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地後,35年又發動了華北事變,企圖把華北地區變成它的殖民地,中國共產黨於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各地學生紛紛上街遊行,爆發了「一·二九」愛國運動。中國共產黨也於瓦窯堡召開了會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在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共產黨還對東北軍和西北軍做了大量的工作。張學良、楊虎城也希望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然而蔣介石卻仍然頑固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政策,鎮壓各地抗日運動。拒絕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要求,並準備把張、楊部隊調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變」。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釋放一切政治犯,實行民主政治等八項主張,並電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國大計。黨中央冷靜地分析了西安事變的錯綜複雜形勢,經過反覆研究,確定了和平解決這一事變的方針,並派出由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組成的代表團參加談判,經過各方的努力,終於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與共產黨聯合抗日」以及釋放政治犯等條件,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隨後,張學良即釋放蔣介石,並親自送他回南京。從此,張學良遭到了蔣介石的長期扣留。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進了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從此,中國時局轉為抗日戰爭的時期。
四、抗日戰爭時期(31.9——45.8)
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革命戰爭,它的主要打擊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採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總結了歷史經驗,認清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規律,毛澤東思想達到了成熟,並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全黨的空前團結,壯大了革命的力量,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為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盧溝橋事變;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抗擊,國民政府被迫於八月十四日發表自衛宣言。從此,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
抗戰開始不久,中國就形成了兩個戰場,即正面的國民黨戰場和敵後的解放區戰場。在兩個戰場上,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國共產黨確定了抗日持久戰和敵後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對蔣介石集團採取又聯合又鬥爭,積極展開敵後游擊戰爭,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壯大。抗日戰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果。而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在抗戰初期取得台兒莊戰役的勝利,但是,由於蔣介石堅持後面抗戰路線,國民黨的一百多萬軍隊擋不住幾十萬日軍的進攻而節節敗退,南京政府不得不遷入重慶,並且,出現了向日寇投降的情況。
相反,中國共產黨開闢了敵後戰場,革命力量迅速壯大。面對國民黨內部的投敵情緒,1940年8月——12月,八路軍總部在彭德懷的指揮下,調動全國所有的軍隊,向日寇展開了「百團大戰」,總計大小戰鬥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斃傷日偽軍25800餘人。百團大戰給了日軍沉重的打擊,進一步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提高了黨的軍隊的威望。當然,它也使我軍主力損失較大,過早的曝露了我軍力量,致使以後日軍的主力轉為進攻紅軍根據地,實行大規模的「掃蕩」。此後,蔣介石也實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並於1941年1月發動了皖南事變,將開赴抗日前線的新四軍進行襲擊,新四軍軍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難,軍長葉挺被無理扣押,副軍長項英遇害,並聲明要將軍長葉挺提交軍事法庭審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後,我党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1941年至1942年,由於日軍集中主力對敵後解放區進行連續的「掃蕩」,國民黨大批將領率部降日,蔣介石又調集數十萬大軍包圍陝、甘、寧和敵後解放區。加上華北各地的自然災害,敵後人民抗戰陷入嚴重困境,解放區人口和八路軍的數量都有了明顯的下降。黨為克服困難,及時調整了各項政策,開展了整風運動和解放區的大生產運動一二五師三五九旅王震堅持了艱苦的游擊戰爭,保衛了抗戰陣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中國抗日戰爭逐步轉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國人民贏得了抗戰的最後勝利。日本帝國主義在美國二顆原子彈轟炸後,又絕蘇聯紅軍的強大進攻,不得不於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至此,抗日戰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五.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45.8——49.10)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是中國民主革命最後取得全國勝利,毛澤東是想進一步取得全面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為爭取國內和平民主階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開始,蔣介石就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瘋狂搶奪抗戰勝利成果,積極準備內戰。中國共產黨根據「七大」的方針和抗日戰爭勝利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運用革命的兩手策略,開展和平談判與武裝鬥爭相交的複雜鬥爭。為欺騙人民,爭取時間準備內戰,蔣介石於45年8月三次電邀毛澤東赴約重慶談判。我黨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揭露美、蔣的真面目,團結和教育人民,孤立國民黨蔣介石,增強我黨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代表我黨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一方面是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力爭在和平條件下實現中國社會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區軍民加強自衛戰爭的整備,粉碎蔣介石兩面陰謀。重慶談判國共雙方於一月十日簽訂了停戰協議,並在協定簽訂的當天在重慶召開了有各黨派和社會賢達代表三十八人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但蔣介石的停戰協定是一種緩兵之計,他對此毫無誠意,到3月份國民黨二中全會和四月國民參政會時,他便公然撕毀了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調集軍隊大舉進攻東北,積極準備發動內戰。
(二)人民解放戰爭的防禦階段。
這個階段,我黨在政治上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在軍事上主動撤離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運動戰為主,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全面進攻,沉重地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使敵我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有利於我的重大變化,為我軍轉入戰略進攻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解放戰爭的第一年,由於殲滅了大量的敵人有生力量,敵我力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國民黨軍隊由四百三十萬人下降到三百七十萬人,我軍則由一百二十五人發展到一百九十五萬人。敵軍兵力削弱,士氣低落,人民反對,後方空虛,機動作戰力量銳減;我軍越戰越勇,士氣高漲,人民擁護,後方鞏固,機動作戰能力大為增強。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黨中央確定了我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由戰略防禦轉入全國性的戰略進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控制區域。
(三)第三階段是從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階段。
這個時期,解放區普遍深入地開展了土地革命和整黨整軍運動。在全國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奪取全國的勝利制定了正確的方針,使中國革命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
(四)戰略決戰的偉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會議充分肯定了解放戰爭前兩年的各方面成績和經驗,規定了今後時期的工作任務。由於敵我雙方力量的變化,我軍與敵軍進行戰略決戰的時機已然成熟,於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便及時作出了關於戰略決戰的決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華東野戰軍首先發動了濟南戰役,攻克濟南,全殲守敵11萬人;揭開了戰略決戰的序幕。9月7日中央軍委又下達了遼瀋戰役的作戰方針。從9月12日到11月2日曆時52天,殲敵47萬;並迫使長春守敵起義投降,解放了東北全境。緊接著遼瀋戰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歷時65天);華東和中央野戰軍又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共殲敵55萬,解放了長江以北廣大地區;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戰役的勝利,殲敵52萬,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在全國的勝利已成定局。
三大戰役勝利後,國民黨反動統治已面臨絕境,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陰謀,以便取得喘息時間,保存反動勢力,以便捲土重來。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宜將乘勇追強寇,不可怙名學霸王」。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聲稱原意接受我黨八項條件求和,經過15天的讀判,我黨代表團將《國內和平協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團。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絕簽字,讀判宣告破產。49年3月5日至13日,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在面柏坡召開,批准了關於召開新政協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並指出黨的工作重心已由農村轉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澤東、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戰軍百萬雄師從湖口至江陰的千里戰線上,強渡長江天塹,解放了中國大陸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國大陸。9月21——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大會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宣告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六.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49.10——56.12)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是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時期,分二個階段。
建國後的頭三年是第一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恢復國民經濟,發展生產,為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準備條件。在這個階段,除繼續肅清國民黨殘餘勢力和土匪,鎮壓反革命分子外,在農村擴大新解放區實行土地革命;在老區開始組織互助合作;在城市沒收官僚資本,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開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同時,勝利地完成了各項社會改革任務,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和反對不法資本家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進行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九五二年底,在國民經濟不僅已經達到而且在許多方面已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的基礎上,我黨中央又及時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就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指明了從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具體途經和步驟,創立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導下,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展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對農業、手工業通過合作化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經過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過渡形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從而順利地實現了我國社會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偉大轉變。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時地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屆四中全會,還粉碎了高崗,饒瀨石反黨篡權的陰謀。)。
七、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57.1——66.4)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由於我黨對迅速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面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思想上、理論上缺乏充分的準備,在複雜的國內外環境中,主觀指導上發生了失誤,歷史發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但是,從總體上看,這個時期黨的指導方針在大部分時間裡基本上是正確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遭到嚴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黨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培養和鍛鍊了大批經濟文化建設人才。這是我黨工作的主導方面。
這十年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957年是第一階段。由於執行了八大的正確方針,黨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大勝利。(由於對1957年春夏之交的國內政治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量,過分誇大敵情,在全國開展了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以致反右派鬥爭被嚴重擴大化了。反右派後,黨內的「左」傾情緒開始發展了。)雖然在反右派鬥爭中發生了嚴重的擴大化失誤,但還是屬於局部性質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階段。這個時期我們稱它為「五統年」。黨在指導方針上發生嚴重的「左」傾錯誤,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的公社化運動。稍後,黨開始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同時,陳雲向黨中央毛澤東建議降低計劃指標。7月,黨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原定的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左」傾錯誤,但在整個過程將要結束時,仍沒有能提出切合實際的糾「左」方案,從蘇聯訪問剛回國參加廬山會議的彭德懷,根據全國農村現實情況,向毛澤東寫了一封建議信,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績後,尖銳地指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並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意見。這封信大大地觸犯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在群眾中至高無上的權威。以致使整個會議的形勢急轉直下,把糾「左」轉為反右,錯誤地開展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鬥爭。這場鬥爭,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嚴重的不良影響。致使「左」的錯誤更加發展起來。再加上1960年後,中蘇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共對蘇共的賬務全部需清還,國內自然災害又嚴重,以致出現了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局面。
第三階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左」的錯誤,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61年8月八屆全會)。這是一次重要的轉變。到1965年底,經濟調整任務勝利完成,國民經濟又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是,「左」的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未能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終於導致了「whdgm」的發動。
八、「whdgm」時期(66年5月——76年10月)
「whdgm」時期是黨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其主要特點是,全局性的「左」傾嚴重錯始終占支配地位。這一方面,是1957年以來,黨內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左」傾思潮惡性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澤東對當時的國內,國際形勢分析的錯誤。再加上預感到自己的權威與地位的受到威脅。他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全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結論: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whdgm」,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了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陰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就導致了「whdgm」的發動。
wg時期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66年5月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動開始發動「whdgm」到1969年4月黨的九大。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澤東的部署,炮打所謂的「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澤東8月15日在中南貼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掀起了高潮。毛澤東的大字報的內容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whdgm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嗎?」。
whdgm進行了全面奪權,進行了所謂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首當其衝的是劉少奇,繼之為鄧小平。
第二階段是從「九大」以後到1973年8月黨的十大。黨的九大把林彪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寫進黨章。成為法定的接班人,加強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在其時,由於林彪體質偏弱,毛澤東健康情況良好,於是為了奪取最高的權力,便發動了反革命的武裝政變。在這一階段,一大批黨和領導人慘遭批鬥、打擊,一大批知識分子挨整,全國各地都建立了革委會。全國「斗」、「批」、「改」運動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變後,林彪的反革命政變陰謀徹底破產,圍繞批林整風,在黨內又發生了分歧和鬥爭。
第三階段是從十大以後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澤東先是批准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當發觀江青等人藉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又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一九七五年周恩來病重,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各方面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接著又發生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全國再度陷入混亂。江青反革命集團乘機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經過曲折複雜的鬥爭,在華國鋒,葉釗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終於取得了十月的勝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幫」,從而結來了長達十年之久的內亂。
總之,whdgm是一場由黨內的領導者發動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的,給黨和人民事業帶來深重災難的一場內亂。
九、歷史的偉大轉折時期
從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到一九八二年九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六年,是我黨領導人民大力進行撥亂反正,重新確立和發展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六年,是勝利實現歷史性偉大轉變,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取得撥亂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六年。
這六年的歷史課分為兩個階段:
前兩年為第一階段。由於我們黨對全面清理「左」傾錯誤的思想準備還很不夠,也由於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繼續犯「左」的錯誤,使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始終徘徊不前的局面。
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2年9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為第二階段。三中全會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了歷史的偉大轉折。(就是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黨的十二大總結了六年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各條戰線撥亂反正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分析了我國政治和經濟形勢,提出了全國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宏偉綱領和方針任務,闡明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從此,中國政治、經濟發生了偉大的歷史性的轉變,工農業穩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全國人民向小康型社會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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