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後代，現在怎樣[朗讀]

孔繼寧曾在一文中談到，2006年9月9日，我在毛主席紀念堂對著外公大聲說出了自己的心聲：外公，您離開我們三十周年了，您的外孫已長大成人，他沒有辜負您的期望，他正在做一個對國家、對人民有益的人，您安息吧。
我們全家經常聚會見面，每年9月9日和12月26日，我們都會見面。家裡人還一起去了朝鮮為岸英舅舅掃墓。那次一共去了38人。妹妹孔東梅陪媽媽回了一趟延安，媽媽自從1937年離開延安就再也沒有回去過，所以意義很重要，媽媽就是1937年出生在那裡的。

孔冬梅：媽媽性格的形成可能和她的成長經歷和受過的教育有關。媽媽在9歲之前一直在蘇聯，通讀很多西方著名文學作品。回國後，因為外婆賀子珍的特殊身份，媽媽學會了做人做事認真和低調。
所以，在培養兒女方面，首先不能讓孩子有優越感，怕對他們成長不利，所以我們兄妹兩人從小就被告知，不許對外人說自己的身世，要夾著尾巴做人。其次是給孩子一個寬鬆和無憂無慮的成長環境，不打不罵是她教育孩子的原則，即使是孩子犯點小錯，媽媽也是對孩子進行一些啟發。
後來，我大學畢業之後走上工作崗位，媽媽給我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只要你認為對的事情，我永遠支持你」
也許是從小就成長在被愛的寬鬆環境里，我的性格中就多了一份獨立，敢做敢想，現在開心地做著自己喜歡的文化產業。

孔冬梅：兩年的留學經歷甘苦參半。特別是到美國的前半年時間，語言、文化的障礙，自己很有壓力，加之在那段時間裡，為了省錢住便宜的旅店，搬過不少次家，異鄉的孤獨讓我有著強烈的飄泊感。於是，打電話給媽媽成了那段歲月最開心的事情。那時的美國打國際長途很貴，不像現在很便宜了，所以也不能每天打，每周打一次就不錯了。電話里，我總會把美國的一些見聞告訴媽媽，最重要的是要陪孤獨的老人說話，我從不會說自己在異鄉的困難。而媽媽那邊，最擔心的還是女兒的身體，她和天下所有母親一樣，希望女兒健康快樂。我們母女倆從那時就深深地體會到相依為命這四個字了。

毛新宇：不追求做官追求為人民服務，這是爺爺毛主席的一貫教導。從我伯父開始，我爺爺就曾經對我伯父講過，說你雖然是領袖的兒子，但是作為父親我給你的權力只有一個，就是去勞動。爺爺不光是這樣要求伯父的，也是這樣教育我父母的，不要求他們去追求財產和官位，一再教導他們，好好地做一個普通的人，好好地為人民服務。新中國成立以後，我伯父毛岸英就受我爺爺派遣，到湖南去，除了給我奶奶掃墓以外，也是為了了解湖南的土改工作，在我伯父去關心湖南的土改工作的時候，毛家的一個親戚給毛岸英寫了一封信，這個信的意思就是說新中國也成立了，毛主席也當了開國領袖了，他以為我的岸英伯父也是身居高位的人，這封信提出能不能利用岸英伯父的地位和影響，為自己謀一個一官半職，我覺得這封信可以作為我們今後世代相傳的教材，在這封信里伯父就答覆了這個親戚，我覺得伯父在這個信裡面表達的思想、立場、觀點，可以永遠作為我們毛家不追求官位，不貪圖名譽的座右銘。
這封信中說：新中國之所以不同於舊中國，毛澤東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就在於什麼呢？這個根本的區別在於新的中國，新的社會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是勞動人民憑本事，憑雙手勤勞創造美好生活的社會。中國曆時幾千年來皇親國戚統治廣大人民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而勞動人民憑自己的本事建設新的社會和國家的偉大時代到來了，說你這種在一種新的偉大的時代，有這種沾親帶故，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這種想法是落後的，是應該值得批評。另外伯父還說，我毛岸英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我沒有權力和資本去為你，為我們家的親屬謀任何私利，如果我這樣做父親毛澤東也是不允許的。所以說我們在新的社會，新的時代，只有憑自己的本事，努力去為人民服務，為人民也為自己創造美好的幸福生活。我覺得伯父這個信寫的思想非常深刻，非常好，我的記憶也是非常深刻的？
伯父的這個信是我們作為毛家後人的人生的理念的一個座右銘，所以我們時刻記得。

李敏：三年困難時期，我正在上大學，那時我和同學們一樣住校，由於糧食供應不足，沒少挨餓。與我朝夕相處了四年的大學同學沒人知道我的真實身份，我的大學就是這樣以一個普通百姓家孩子的身份度過的。
說到這段往事時，記者不由好奇地問李敏：「怎麼可能隱瞞得那麼好呢？」李敏說：「我不是改了名字叫李敏嗎？我是上小學以後改的名，以前叫毛嬌嬌，父親之所以叫我們改名，就是為了讓我們跟老百姓過一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