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上門女婿的稱謂已經模糊了,即便有,那也是幸福的上門女婿,僅僅是一種形式而已,不可能會有我們老一輩那種上門女婿改名換姓、命運弄人的事了。
口述/夏秋天 整理/丁惠忠
我爹的一碗飯幾大口就吃下了,小珍站起又幫他添了一碗,而且將飯壓實了加滿。
●在村莊裡,一個男人結婚做上門女婿,入贅女方家,俗稱「倒插門」,是一種婚姻生活方式,說不上是好是壞。按傳統常理來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上門女婿也是始終存在的,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應該是沒有其他選擇的選擇。我娘就說過,凡是哪家招個上門女婿,村頭村尾自然會有閒言碎語,肯定比地上的螞蟻還要多,不過想想男人討不上老婆,總比當一輩子光棍強吧。
我在村小學讀書時,上學途中必經過一戶人家東山牆,聽大人說這家老兩口養著三個兒子,都已經長成大小伙子,可惜沒有女人願意嫁給他們。我中午放學跑過這段路,經常見這幾個兒子在宅前自留地幹活,總會嗅到他家杜米棲飯燒焦的味道,以及瞅幾眼三四間用蘆葦杆紮成蘆笆牆做的草屋,就是不見有年輕女人的身影。讀初中時,我轉到鎮上學校念過兩年書,家裡爹娘再也掏不出錢供我上學,只好書包丟掉乖乖地跟在哥哥、姐姐屁股後面出工掙工分,心裡自然惦記著那幾位大哥。輟學後那年夏天,有個親戚來家裡跟我爹娘聊起三個兒子那家,大兒子總算結婚了,娶了外村有兩個女兒家的大女兒,老二做了那家二女兒的上門女婿,定下好日子,換身乾淨衣服一個人過去了。這種家屬之間婚姻互換關係,在村莊老一輩人群中占有一定比例。隔年,三兒子做了另一家上門女婿。那位我叫她寄娘的親戚口氣軟下來,見她悄悄地與我娘說:「我看秋天長大了,人蠻機靈,趁早找個人家姑娘,准不會吃虧。」我娘一聲嘆氣,接著寄娘的話嘮叨,意思是家庭遭遇變故,這日子過得不像樣子,照這個光景過下去,也只好走他爹這條路。怎麼,娘讓我做上門女婿?聽到她們聊起這個話題,我心裡說不出是啥滋味。
●我爹是上門女婿,姓林,傳下來的子女都姓娘的姓氏。本來我爹的父母,叫他們爺爺奶奶,娘的父母是外公外婆,我自小兩邊都叫成爺爺奶奶,潛意識裡總感到缺失外公、外婆這兩個稱呼的。我爹出生於兵荒馬亂的年代,他們林家也是大族,在那個村莊裡幾乎都是林姓人家,但落地不太好,處在江畔荒灘,白晃晃的鹽鹼地占據大片土地,種子播下去常常顆粒無收,於是在生長野草、蘆葦的地方墾荒拓地,才能長一點莊稼,可不夠一家老小十幾口人塞牙逢呢。窮是一方面,問題在於快到餓死人的邊緣,哪有女人願意嫁到這個村莊?所以這個江畔村光棍最多,生下小孩送給外鄉無子女人家寄養的最多,離家走江湖跑碼頭賣狗皮膏藥的人最多,去乞討拾荒的人最多。解放後,我爹到了三十五歲年紀,仍然沒有個女人當家的,怎麼辦?我的爺爺奶奶聽到傳言,說幾十里外的一個村莊,地勢高,熟地,田地長莊稼,有糧食,有飯吃,是個讓人有盼頭的好地方。做父母的都不願耽誤子女的終身大事,就託人打聽哪家有女兒的要上門女婿,不講女人美醜,只要有地種,有飯吃,有屋住就行。沒過多久,那個村莊回話說,有戶人家姑娘二十七八歲,倚仗著村莊條件好,自身外貌漂亮,對相親對象挑走了眼,不想誤了婚姻,爹娘為了這個寶貝女兒急得要跳河。那家提出要先看看人,如果看對眼這事好說。
我爹身上帶著全家湊的二毛錢,拎著向鄰居家借的十隻雞蛋,跟著介紹人去女方家相親了。儘管是初冬微冷天氣,來到女方家,正是中午時刻,趕了幾十里路,我爹還是滿臉汗水,肚子餓得咕咕叫,再加上介紹人叮囑守規矩,越臨近家門氣氛越緊張。這家夏姓人家,一看到我爹高個子,長相端正,濃眉大眼,就是臉黑,身體瘦點,不過一副汗流浹背的模樣,倒顯出幾分大男人的英氣來。女方的爹娘滿臉笑容,特別是她的娘急忙朝待在西房間的女兒叫喚,「小珍,你快出來,客人到了,去添飯呀」。小珍有點含羞,偷偷地瞄了一眼我爹,轉身到廚房捧了兩碗菜,返身又端了幾樣小菜和一盆飯放到客堂間台子上,一齊坐下吃起飯來。我爹的一碗飯幾大口就吃下了,小珍站起又幫他添了一碗,而且將飯壓實了加滿。這個小動作被一桌子人都看見了,介紹人打趣地說:「瞧瞧,小珍心疼人了」。小珍瞪了介紹人一眼,難為情地低下頭。我爹當天沒有回去,直至三天後幫女方家張羅完婚事,做了上門女婿,才帶著小珍回到自己父母那邊村莊,算是邊報信邊看高堂。
●從此我爹改姓夏,兩年多時間裡,生下我哥、我姐,1953年秋天,爹娘又生下我。家裡人口多,開銷就大,到我八九歲時,碰上三年乾旱、洪澇自然災害,造成糧食短缺和饑荒,原先這個村莊還算有飯吃,來當上門女婿的男人特別多,被稱為上門女婿村。我娘常念叨,像我爹帶二毛錢、十隻雞蛋換個老婆的人,是不多的,其他一些上門女婿空手而來,連身上的灰塵都沒有,白送給一個女人。村莊裡一些上門女婿,由於得不到女方家族的認可,只把他們當成勞動工具使喚,像是從外面牽來的一頭牛,只知道把它往大田地趕,根本沒有女婿、丈夫、父親的尊嚴,甚至沒有一個男人應該有的禮儀和地位。上門女婿的家庭,女方好像天生就有一種優越感。村莊北河沿瞿家上門女婿阿杉,得不到半點尊重,他更加自卑,沒有一天有過男主人的感覺,瞿家老少都可以欺負他,成了瞿家的長期僱工,他跟幾個同是上門女婿的男人說:「怎麼一夜天好像回到了舊社會啊!」不管是下暴雨,38度高溫,還是寒冬臘月,他是每天被瞿家人催著去幹活,即使生病了,連藥都不給買,手腳都不讓閒下來。阿杉常對外人發牢騷,討個老婆吃足苦頭,早曉得被人這般不待好,還不如不要女人呢。所以,當自然災害來臨開始出現餓死人的困境時,阿杉是第一個離開這個村莊去逃命的,自此再也沒有回到瞿家。
我爹雖然沒有什麼文化,但他懂人情識事務,對夏家長輩關心,小輩愛護,同輩之間多了寬容和理解,各方面都得到了夏氏一族的認可。尤其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爹想盡辦法與全家老小共同面對,吃野草、啃樹皮,按他說的話「連河溝里蝦兵蟹將都被翻遍了」,由於乾旱,河溝見底,陷在爛泥里的田螺、蚌、蘆根等東西,全部進入人的肚子。命總算活下來了,我爹撐起這個家自然受到大家的尊重,其他人家上門女婿都將我爹作為榜樣。
●「文化大革命」開始,本來偏遠貧困、與世無爭的村莊,一下子打破了安靜太平的日子。有個在小鎮上開縫紉店的小業主,接觸三教九流的人多,腦子靈活,觀念新,敢於說三道四,被造反派說成是反革命分子,是「特務」。那時我年齡不小了,看到小業主的縫紉店被砸,人也看押起來,就覺得要出事。後來查這個小業主社會關係時,查到了我爹與小業主是老家遠房親戚,他們的父母上一輩之間有些往來,再加上我爹做上門女婿有個好名聲,不懷好意者硬是把互不來往不搭界的小輩扯到一起,說我爹是被「特務」安排做上門女婿,潛伏在這個村莊裡。還有人揭發我爹幫一個老地主除草,立場不穩,是壞分子。如此一來,我爹被定為四類分子之一。有年開春,在大隊院子裡,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先要將泥地上的草除盡,那天我爹路過看到一個老地主累得攤坐在泥地上,就十分同情他,便上前幫他除草完成任務。因為第二天要召開批鬥大會,為了提高春耕生產農民的出工率,以及體現運動的威力,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等四類分子掛牌站在四方型土墩上,我爹也被列入批鬥對象。
●自此以後,我們一家成為別人取笑和斥責,隨時可以被人欺負的壞分子家庭。同族人對我爹上門女婿的身份百般刁難,叫他滾回幾十路外的老家去,別在他們村莊丟人現眼。我娘抱著我爹邊哭邊說,提出帶我們一家回爹的老家,離開這個是非之地。我爹認真地說:「小珍,到哪裡都一樣,你相信『四類分子』哪個是真的?我不能離開,莫須有的『罪名』遲早會弄清楚的。唉,只是苦了你和孩子們啊!」何止是苦,我奶奶本患有眼疾,現在連人人稱道的上門女婿被扣上壞分子帽子,遊街批鬥,受盡凌辱,奶奶流乾眼汨,哭瞎了眼睛,以致失去勞動能力。祖奶奶癱瘓在床好幾年,家庭經此打擊,病情加重,身邊離不得人,親戚互相幫忙照顧。而我爹既然被列入壞分子隊伍,隨時被喚去大隊種樹,除草,開溝墊土,做路,全是沒有任何報酬的義務工,回到小隊出工還被打折扣。三年自然災害困難度過來了,到「文革」時期我的家就被一頂高帽子徹底擊垮。哥哥、姐姐和我的婚姻,也成了我少年時上學路過那家三個兒子家庭的翻板,哥哥娶了外村女人,姐姐嫁到那家成了外村媳婦。1975年經人介紹,我做了外村一個「四類分子」家庭的上門女婿。我娘說,牆上髒了再塗層泥,反正髒了,怕啥,老天總會開眼的。
●我與人家姑娘玲兒是同病相憐,她沒人敢娶,我沒人敢嫁,搬到她家住,兩個所謂賤民家屬就這樣一起過著貧賤日子。第二年,好消息從北京傳來,「四人幫」被粉碎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了。老天有眼啊,還真讓我娘說中了。我和玲兒拎著兩瓶酒看我爹娘去了,這漫長的等待總算雲開霧散,值得慶祝。公社一紙紅頭文件把村莊「四類分子」的帽子給撤銷了,並在經濟上給予一定的補償。那天我帶去的兩瓶酒哪裡夠,哥哥姐姐又從村裡商店買了兩大缸酒,我們全家和族氏長輩、兄弟個個喝得酩酊大醉。
老話說因禍得福,也許被虧欠太多,大隊安排我爹進了村副業場,哥哥到磚瓦廠上班,姐姐被她所在公社安排到棉紡廠上班,生活條件漸漸好轉起來。我與玲兒結婚後,因家庭拮据等因素,不想連累孩子,所以沒有及時要孩子。到1977年恢復高校招生制度出台,我憑藉還有點文化底子,報名參加高考,想以此改變自己和家庭的命運。我妻子發動親戚、熟人搞來一些複習資料,我胡亂複習、做題,那些文字、數字像是老朋友一般,並沒有嫌棄我這個鄉村上門女婿,以及曾經所謂的「四類分子」家屬,它們都肯幫著我,非常愉快地來到我的腦袋就不走了。幾個月後參加公社組織的模擬考試,如果達不到文化考試合格,就取消高考資格。我的文化模擬考試成績,名列公社報考人數前五名,取得了高考資格。正式考試時,我激動得手抽筋,影響了臨場發揮。回家與玲兒一說,她眼淚汪汪地安慰說:「秋天,你過來沒有改姓,即便考不上,這個家你是當家人,我們尋別的活路,苦日子都熬過來了,上個學算什麼。」高考結果出來,我被當地一座中等師範學校錄取了,成為村莊第一個大學生。
兩年後畢業,我被分配到外公社當小學教師。這時我與玲兒想要自己的孩子了。過了一年多,我的女兒出生,給家庭帶來了新的歡樂。可惜當我和玲兒再想生一個孩子時,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只能生一個孩子,我們為女兒辦了獨生子女證書。現在,我女兒早已結婚,女婿也是獨生子女,外孫都五歲了。我們家安排著女兒、女婿的房間,他們兩邊都居住,方便來往。
現在,上門女婿的稱謂已經模糊了,即便有,那也是幸福的上門女婿,僅僅是一種形式而已,不可能會有我們老一輩那種上門女婿改名換姓、命運弄人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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