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很多人懷念那個時期，是出於一個樸素的觀點：那時候物質條件倒是挺差的，但是那個年代社會公平呀，沒有腐敗呀。的確，人們不患寡而患不均，「那個時候社會平等論」、「那個時候無腐敗論」成為很多人懷念過去、甚至同情「四人幫」的理由。
但實際情況是，那時候的造反派當官發跡以後，跟常人一樣，首先考慮的就是住得好、吃得好。
王洪文先是得到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後來又得到一幢三層洋樓，再後來又得到東湖路七號的一個大別墅，裡面包含游泳池、網球場，甚至他對這些都不滿意，想讓上海市革委會把東湖路電影院劃撥給他，作為私家影院（徐景賢：我所接觸的王洪文）。來到北京後，中央為他安排了釣魚台16號樓，他嫌棄住的地方不夠寬敞，又讓人在郊區建了兩個別墅，光建築面積就分別達700平米和1700平米。
姚文元到北京後，一家五口住進了一個有60多間房子的四合院，後來嫌棄院子「狹小」，又搬進一個125間房子的大四合院（北京八中隔壁），為了迎接他搬家僅裝修就花了13萬多。1978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365元，當時北京市戶均人口4.1人，每戶收入1500元左右，這就相當於當時北京市區87戶人家一年收入。而根據一些經濟學研究，「文革」中人民幣1元的購買力，相當於今天的100元左右，這些裝修費摺合現在人民幣1300萬左右，放到當下也是令人咋舌。
林彪、康生這些「清心寡欲」、深居簡出的「老同志」，住宅規模也頗為可觀。林彪的毛家灣大宅面積1.7萬平方米，其中林彪私用建築面積2800平方米，加上「林辦」的辦公樓，建築面積達11000多平方米。康生的竹園四合院，共有115間房子，面積達2萬多平方米，這裡本來是盛宣懷的府邸，建國之初董必武曾經住在這裡，他嫌棄這裡太大，短住一段時間就走了，但康生不嫌棄大，一住就是19年。改革開放後，因為這裡設施豪華、環境優美，一度成為接待外賓的場所，匈牙利總理、瑞典副首相等曾經在這裡下榻。
在飲食方面，最挑剔的屬江青。據她的秘書楊銀祿回憶，她吃雞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點兒蛋黃，吃雛雞要半斤的，魚要掐頭去尾，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綠豆芽要掐掉頭和尾。江青還很注重保健品，她喜歡服用進口蛋白粉，價格達幾十美元。據王稼祥夫人朱仲麗（長期在衛生和保健系統工作）的回憶，江青隨便一次索取的滋補品就要價格上萬元，都要有關部門從香港採購。
江青對茶飲保健也特別重視。她還曾心血來潮，想在釣魚台親自種龍井，於是命令空軍派4架大型運輸機從浙江的杭州運來上好茶樹，冬天為茶樹搭上暖房，以防凍死。由於北方的氣溫低，不適宜茶樹的生長，不到一年，那些茶樹就枯萎了，她又叫空軍用飛機把這些茶樹運回杭州（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空軍幾乎成為江青的御用「順豐快遞」，1971年2月，她在廣州休養，要穿一件小大衣，就讓空軍專機火速從北京送來；9月初，她住在北京時，想起她在青島時用過的一個臥榻，又派一架大型運輸機把那個臥榻運過來）（楊銀祿，2014）。
王洪文對吃喝也很講究。1975年他帶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從各地運來最新鮮的，有南通的蛤蜊，寧波的青蟹，蘇州的石榴，還從廣州空運過來新鮮的菠蘿、香蕉等水果。王洪文還頗愛西餐，到北京後曾經專門從錦江飯店調去一名廚師做西餐，他最喜歡的有牛尾湯、焗牡蠣等菜。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歡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徐景賢：我所接觸的王洪文）。粉碎「四人幫」後，查抄王洪文辦公室的時候，警衛局工作人員發現裡面最顯眼是一個大酒櫃，柜子里滿滿的茅台酒和中華煙（陳守信，2009）。他的這些愛好跟當今查處的那些貪污犯又有什麼區別呢？要知道，那個年代的全國老百姓都是憑糧票吃供應糧的，城裡人30多斤一月，經常餓肚子；而農村的老百姓都是吃糠咽菜啃樹皮的啊！
住房、飲食等基本物質條件滿足了，其他生活「品味」也就提升上來了。王洪文把上海輕工業局當做自己的私家供給站，不斷地派秘書從那裡提取高檔手錶、家具、家電等東西，僅1975年、1976年兩年，他取走的東西共達13多萬元。掌權已久後，貧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講究起來，漸漸看不上國貨，上海外貿部門又成為他的供給站，先後派人從那裡取走的進口電視、手錶、煙酒、日用生活用品達50多萬元，就連釣魚竿和汽車喇叭也都非進口不用（《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3，1977；李海文，2015，第197頁）。這些東西按照現在的購買力達數千萬元，還不算是極度腐敗嗎？
藝術家出身，生活品味本來就很高的江青更不必說。她與21世紀的高收入女性一樣，喜歡巴黎的時尚用品，一套假髮就價值四千五百法郎（《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3）。江青特別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電視上看到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後來趁馬科斯夫人來華訪問之機，江青特意讓服裝研究部門為她仿製了一件黑色繡花連衣裙和一雙雲頭鞋（楊銀祿，2014）。江青與當代社會生活講究的人一樣，也特別注重水質問題，70年代她一度喜歡居住在廣州，嫌棄下榻別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專門開鑿10公里管道，引來山泉水直接供應到她的樓上；她也喜歡白色沙灘，她嫌棄廣州的沙子不好，派人專門從海南運來白色的細沙；她嫌棄吉姆車冷風不好，廣州有關部門一口氣為其採購了6輛奔馳（李子元、閆長貴，2014）。江青最奢侈的愛好是攝影和看外國電影。大家都知道江青攝影藝術堪稱專業級別，但是背後不知花費了多少國庫經費，她使用的攝影器材都是國外進口的最頂尖級產品，僅有記錄在案的，1972年一次從香港進口6萬米伊斯曼膠捲，就花了好幾百萬元（李捷、於俊道，2013，第81頁）。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豐富多彩，1975年她為了去山西大寨擺拍，專門讓特級裁縫做了一身模仿「大寨農民」的衣服，還特意從北京運來四匹馬，其他物品拉了好幾卡車。
「文革」時看外國電影，不像今天我們花幾十塊錢買張電影票就可以解決。那個時代，中國與外國文化隔絕，要看外國電影需要先支付進口版權。為了滿足江青的私慾，僅1975年國家有關部門就進口550部外國和香港電影，耗資達1500萬元。為了讓觀影效果更好，張春橋又讓人從國外花了100萬美元專門採購最先進的放映設備（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97頁），這實質是價格高昂的文化「特供」。根據楊銀祿的回憶，江青到晚上8時後，經常約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釣魚台17號樓禮堂看電影，看外國原聲電影時，還要請外語翻譯過來，「一個偌大的禮堂,或是他們五六個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個人看,在微弱的燈光下總是顯得空洞而幽深」
更可怕的那個時代官員們的雅貪，「雅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江青先後94次從北京文物管理處，拿走古玩、字畫、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冊，為這些文物她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宮的文房四寶象牙筆付了1分錢，墨錠付了2分錢（鍾史聞，1977）。頗有「文化底蘊」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穫滿滿」，掠奪的圖書達34000多冊，古玩字畫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還有很多周朝的青銅器。
康生為了達到「合法」占有，對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從文管處付款購買的形式獲得，宋拓漢石經，僅付10元；黃庭堅的《臘梅三詠》，僅付5元。康生還嫌棄文管處工作人員估價太高，指責他們「沒有無產階級感情」。當時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對他們的藏品都是垂涎已久，「文革」爆發後，唆使造反派以抄家為名盜竊他們的文物。
康生曾在鄧拓家做客，賞玩過鄧拓收藏的善本書和字畫，鄧拓家被抄後，立即去文物庫房「淘寶」。傅惜華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書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處詢問："傅惜華的書集中起來沒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齊燕銘、鄧拓、阿英、龍雲、章乃器、傅忠謨、趙元方、齊白石、尚小雲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個單位。就連最「清心寡欲」，對文化藝術不感興趣的林彪、葉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誘惑，1968年至1971年間，先後上百次親自或派人從文物管理部門取走字畫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跡，圖書5077冊，僅支付766元。此外，林家還從故宮「借」來1000多件上等的瑪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畫等，密密麻麻堆在臥室里，林彪晚年沒事的時候，在家裡最大的愛好是擺弄從故宮「借」來的精緻的八音盒（武建華，2011）。
林彪集團的「大老粗」們也收穫不少，根據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門統計，黃永勝拿走文物342件、圖書5702冊，吳法憲拿走文物151件、圖書620冊，李作鵬拿走文物579件、圖書1494冊，邱會作拿走文物188件、圖書1161冊。黃永勝夫人還從原廣州市市長朱光那裡騙取名人畫卷77軸、碑帖8冊、線裝古書3函另510冊，獻給葉群。對於一些名家的藏品，「文革」新貴們也不好意思獨吞，都順水推舟做人情，合理分贓。著名畫家葉淺予被抄家後，所藏33件名畫，林彪獲得16件，江青獲得古墨、鎮尺等3件，陳伯達獲得張大幹、徐悲鴻畫作11件，康生夫獲得潘天壽《野趣圖》及名貴印章等共9件，李作鵬、汪東興各獲得1件（何滿子，2015）。他們還經常成群結隊一起掃蕩「戰利品」。1970年5月2日，康生率領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陳伯達一起擁進文管處庫房，挑選各自喜愛的東西，作為專家的康生，在一旁做專業指點。他們在管理人員面前，恐失身份，還不斷假惺惺地互相謙讓、彼此贈送。
那個時代的官員不只有物質和生活上的貪污腐化，他們跟任何時代的貪官污吏一樣，大搞裙帶關係，讓自己的權力利益最大化。康生的兒子張子石，「文革」中從青島市教育局長躥升至山東革委會常委，之後又擔任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書記；江青所欣賞的京劇演員于會泳、浩亮和劉慶棠都被火速提拔成為文化部長和副部長；王洪文當上副主席後，就通知王秀珍開名單，在中央要害部門安排人，他一口氣內定了18個副部級以上幹部，都是他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小兄弟（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83頁）……獲得提拔的黨羽們也像舊社會官僚一樣，懂得投桃報李。馬天水不斷讓上海市革委會財務部門給予王洪文）等生活補助費，甚至還給王秀珍等專門撥發「婦女營養費」。粉碎「四人幫」以後，警衛局查抄王洪文辦公室，發現保險柜里有很多信封里裝著現金，都是上海一些機關偷偷給他的「生活補貼」，就連王洪文的警衛員也被周到的「照顧」，每月有15元（陳守信，2009）。
上海市革委會常委黃濤，每次進京都必須帶著東西，先後帶去200多塊高檔手錶孝敬給張春橋。1976年，張春橋女兒結婚，特意在上海錦江酒店擺宴席50多桌，收穫了大量當時最奢侈的禮品，徐景賢送了一台價值2000多元的西德產彩電，陳阿大送禮金1000元（王守家，2016，第201頁）。
這些工人農民出身的造反派領袖們，趣味和行為跟他們天天嘲諷的封建帝修資又有什麼不同呢？他們僅僅掌握了八九年的權力，就腐化至此。如果讓他們坐上幾十年江山，會墮落到何種程度？而下面的各級幹部利用手裡權力，也是暗地裡腐敗成風：上海造反派領袖徐景賢，喜歡吃進口蔬菜，一次花費9600元；王秀珍為了要幾斤特殊毛線，竟開動整個生產線；陳阿大占據兩套別墅，其中一套是新康花園15號樓，新康花園是上海最著名的高檔洋樓之一，張元濟、趙丹等文化名人曾經住在這裡（李海文，2015）。更不用說，全國各個地區、縣、國有工廠，哪個造反派領袖上位，不是趁機撈一把？當年農民分配糧食的流行一句口頭禪就是：「好糧食是大隊幹部的，癟糧食是小隊幹部的，泥糧食是老百姓的。」更不要說上級下來的推薦當兵名額、讀工農兵大學名額，首先都被公社幹部和大隊幹部弄走了，一般老百姓想都不敢想。
那個年代做衣服買布需要布票，農民沒有關係，哪裡去弄到布票呢？所以，衣服都是大人穿過孩子穿，老大穿過老二穿，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大人孩子的衣服上都是補丁連著補丁。文革後期上面分配了一種叫「尿素」的化肥，是日本進口的，撒在農田裡面莊稼特別肯長，非常神奇；更神奇的是裝化肥的口袋，比供銷社購買的布還結實耐用。可惜，這些寶貝疙瘩老百姓是得不到的，都被大隊和生產隊幹部私分做衣服了。很多幹部屁股上寫著「凈重50公斤」，褲襠里寫著「含氮量80％」，尿素袋子也只是村裡幹部能弄到，一般社員是沒有這個機會的。所以，老百姓就編歌謠譏諷：大小隊幹部，都有尿素褲，前頭是「日本」，後頭是「尿素」。「大幹部小幹部，一人一個尿素褲，有黑的，有藍的，就他媽沒有社員的。」
所以，那個年代並不是沒有貪污、沒有腐敗的歷史特殊階段，它與任何歷史時期一樣，獲得了巨大權力的階層，在不受制約的情況下，都會迅速腐敗起來。「文革」造反派以反特權、反官僚等級制度起家，但是他們掌權後享受著新的特權，比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文革」的貪污腐敗告訴我們，它不可能建成一個平等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