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中國歷史上發生了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就是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鬥爭就有了主心骨和領路人。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指出：「我們黨的一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闢未來的一百年。在百年接續奮鬥中，黨團結帶領人民開闢了偉大道路，建立了偉大功業，鑄就了偉大精神，積累了寶貴經驗，創造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人類社會進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蹟。」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我們黨歷來重視黨史學習教育，注重用黨的奮鬥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鬥志、明確方向，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用黨的實踐創造和歷史經驗啟迪智慧、砥礪品格。」。
通過黨史學習，深感黨的百年非凡奮鬥歷程就是一個不斷凝聚力量的歷程。這個力量磅礴巨大，推動我們完成了一個又一個偉大功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蹟。尤其是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締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我們可以從黨的百年歷史中學習領悟到，是中國共產黨強大的凝聚力在民族工作中的作用，推動完成了這一偉大功業。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先後召開第二次、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中央統戰工作會議等重要會議，推動民族工作創新發展，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黨的十九大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入黨章，成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2018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其中，憲法序言第七和第十自然段增加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容。這是「中華民族」首次寫入憲法，從根本法的高度確立了56個民族的憲法地位，為中華民族認同、各民族自我認同和各民族相互認同提供了憲法依據和基礎。要深刻領會「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我們可以從學習黨的百年歷史中汲取智慧。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使中國人民有了「一個先進的堅強的政黨作為凝聚自己力量的領導核心」，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中國人民有了強大的凝聚力量，中國命運有了光明的發展前景。」這個強大的凝聚力量，來源於中國共產黨將維護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作為革命的出發點，來源於「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而這個初心和使命又轉化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力量源泉。中國共產黨的凝聚力貫穿在歷史的不同階段，具體表現為堅定的領導力、理想的感召力、使命的推動力、理論的引領力、情感的向心力、政策的執行力和制度的保障力。這些力量以黨的領導力為統領，互相激發、互相支撐、互相疊加，在黨的民族工作中形成了強大凝聚力，推動締結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
下面，我從百年黨史的四個階段來分析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
一、救國大業：中國共產黨把各族人民凝聚成不可戰勝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在救國大業中把被人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各族人民團結和凝聚成萬眾一心的不可戰勝的力量。五四運動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北京、上海、天津、長沙、濟南等地的少數民族先進青年與漢族先進青年一起踴躍參加了這場愛國運動，並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引領和共產主義理想的感召下，在運動中迅速成長為無產階級先鋒戰士，成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此，我列出了長長的一串名單，緬懷他們，向他們致敬!其中一些人，大家在看《覺醒年代》電視劇時能看到他們的身影。其中，傑出的少數民族代表人物有鄧恩銘(水族，1920年與王盡美一起創立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之一，後任中共青島市委第一任書記，山東省委書記等職)、馬駿(回族，1921年入黨，是東北黨組織的創始人之一)、王俊(滿族，1921年入黨)、劉清揚(女，回族，1921年入黨，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著名先驅者)、趙世炎(土家族，1921年入黨，是旅法中共早期組織的創始人之一)、張伯簡(白族，1921年加入法國共產黨，次年轉入中共)、向警予(女，土家族，1922年入黨，是中共第一位女黨代表、第一位女中央委員、第一任婦女部部長，被毛澤東稱為「她是我黨唯一的女創始人」)、榮耀先(蒙古族，1923年入黨)、韓樂然(朝鮮族，1923年入黨)、龍大道(侗族，1923年入黨，是龍華二十四烈士之一)、郭隆真(女，回族，1923年在法國入黨)、吉雅泰(蒙古族，1925年入黨)、多松年(蒙古族，1925年入黨)，李裕智(蒙古族，1925年入黨)，烏蘭夫(蒙古族，1925年入黨)，韋拔群(壯族，1926年入黨)。這些少數民族早期共產黨員都是赤誠的愛國者、偉大的民族衛士，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他們毅然決然地投入到反帝愛國鬥爭中，接受馬克思主義，決心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黨的領導下，在各地開展早期工農運動，在「打倒軍閥，除列強」的鬥爭中衝鋒陷陣，為掀起大革命的高潮做出了重要貢獻。
具體來看，馬駿在大革命失敗後奉調回國，擔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於1927年12月被捕，1928年2月犧牲。向警予於1928年3月20日因叛徒的出賣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同年5月1日被敵人殺害。鄧恩銘於1928年12月在濟南被捕入獄，1931年4月5日英勇就義。面對嚴重的白色恐怖，時任中共江蘇省委代理書記趙世炎堅定表示：「共產黨就是戰鬥的黨，沒有戰鬥就沒有了黨，黨存在一天就必須戰鬥一天，不願意參加鬥爭，還算什麼共產黨員!」被捕後，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志士不辭犧牲，革命種子已經遍布大江南北，一定會茁壯成長起來，共產黨必將取得勝利。」他們將青春和熱血獻給了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用自己年輕的生命詮釋了共產黨人堅定的理想信念。他們的犧牲轉化為更加巨大的感召力，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革命的洪流中。這就是在革命征程中，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各種力量的激盪與疊加？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時，中國社會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正處於苦難深重和極度屈辱的境地之中。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內統治階級實行的民族剝削和壓迫政策，使中國各少數民族不僅在國家中沒有平等的地位，而且受到種種剝削、歧視乃至鎮壓和殘殺。中國各民族特別是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存在著很深的隔閡。
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自覺地將民族工作作為革命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團結領導各民族，形成統一的革命力量、革命共同體。在對民族關係的認識上，李大釗就曾指出，「今後中國的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隸屬」。「凡具有個性的，不論他是一個團體，是一個領域，是一個民族，是一個個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領域，不受外來的侵犯與干涉，其間全沒有統治與服屬的關係，只有自由聯合的關係」。中國共產黨是在中國歷史上真正舉起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旗幟的政黨。
1923年12月，中國共產黨提出了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主張，即「對外反抗侵略主義的列強加於我人之壓迫，對內解除我人加於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壓迫」。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起草的經過改組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明確提出了「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之後，毛澤東多次提出，中國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要幫助弱小民族，使他們脫離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壓迫統治而得到完全的解放。1935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中強調，民族沒有優劣貴賤之分，「民族是至尊的，同時，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凡在內蒙古區域的漢、回、藏、滿等民族，應根據民族平等的原則，發展民主主義，使這些民族與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並有應用自己的言語文字及信仰與居住等的自由」。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指出，未來建立的民主共和國「對國內各民族，給予平等權利，而在自願原則下，建立統一的政府」。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進一步強調「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一切聯繫群眾的領袖人物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
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黨以強大的民族平等的政策執行力，團結帶領各族人民共同奮鬥。如，在廣西西部，中央代表鄧小平和張雲逸、韋拔群等領導在黨影響下的一部分廣西軍隊和當地農軍，在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後舉行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成立紅七軍和紅八軍，李明瑞任兩軍總指揮，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創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
中國工農紅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跨越了十一個省，被稱為「地球上的紅飄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行程是經過自然環境惡劣、社會矛盾複雜的少數民族地區。各族群眾對紅軍從懼怕躲避、物質封鎖甚至武力襲擾，轉變為無私無畏、傾其所有支援幫助，甚至踴躍參軍、堅定跟黨走，為保證長征偉大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比如，「彝海結盟」的故事。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後繼續北上，進入大涼山彝族聚居區時，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紅軍順利通過了彝族地區。「彝海結盟」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成功運用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的典範。再比如，紅軍經過四川阿壩藏族羌族地區，當地各族群眾為紅軍籌集了1000多萬斤糧食，貢獻了20多萬頭牲畜以及大批鹽巴等生活物資，被毛澤東贊之為偉大的「氂牛革命」。毛澤東說，「我們用雙腳用了一年時間走了兩萬五千里，這是史無前例的壯舉，這才是真正的長征。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留下了很多故事，展現了紅軍和各族群眾形成的魚水相依、血肉相連的黨群關係、軍民關係。
今天，我講一個發生在中央紅軍經過通道縣侗寨時發生的一個「豬嘴裡吐銅錢」的故事。1934年12月10日，寒風凜冽，中央軍委第一野戰縱隊的前衛部隊，經過長途跋涉來到通道流源村，暫住在流源村西北村口的明月團寨。當時，整個團寨寂靜無聲，侗寨百姓跑得無影無蹤。原來，因為長期遭受軍閥及土匪的欺壓，加上國民黨反動派的造謠欺騙，當地老百姓看到當兵的，心裡就感到緊張和害怕。所以，為避免再次遭受兵禍之亂帶來的痛苦，楊昌雄的奶奶帶著當時只有七歲的父親楊光斌，跟著村民收拾東西躲到了深山裡，因走得匆忙，便把一頭一百多斤重的肥豬忘在了豬圈裡。當時深藏在山林里的鄉親們，心中十分焦急，因為從沒見過紅軍，也不知道這群人是誰，甚至有些害怕這些國民黨軍隊口中的「赤匪」，就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禱，希望紅軍快點走，家中或許還能多剩下一些財物。
過了些天，幾個膽大的村民返回了寨子，楊昌雄的奶奶也帶著楊光斌急急忙忙地回到家中，卻發現大肥豬不見了，頓時放聲大哭，想起自己起早貪黑，一年到頭好不容易喂大了一頭肥豬，現在卻被紅軍殺了，當時是既難過又氣憤。過了好一陣，奶奶帶著楊光斌在家中四處查看，突然發現灶屋裡的炕上吊著一個豬頭，伸手過去只聽「咚」的一聲，那豬頭滾到地上，「嘩啦、嘩啦」地從豬嘴裡掉出一堆銅錢來。這突如其來的聲響把兩人嚇了一大跳，楊昌雄的奶奶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豬頭裡竟然會吐出銅錢來」!她戰戰兢兢地把銅錢撿起來，數了數足足有幾百枚之多，都夠買兩頭豬了。原來，紅軍因為補給困難，飢餓難忍又找不到村民，便將楊光斌家的肥豬吃了，在豬頭裡塞了買豬錢。這樣，楊光斌家人消除了之前對紅軍的誤解，並將此事告訴了周圍村民。於是，流源村的鄉親們知道了紅軍是窮人的隊伍，不會拿群眾一針一線，是仁義之師。當地村民楊道德、楊通提、楊光慈等主動擔當嚮導，翻山越嶺地找近路將紅軍隊伍帶出一百多里地。這個故事在當地廣為流傳。其實，豬嘴裡「吐」出來的是紅軍對百姓的關懷，是魚水情深的最好體現。如今「豬嘴裡吐銅錢」也成了當地代代相傳的佳話，紅色基因永遠留在了侗鄉。
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堅定不移推動全民族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妥協、分裂、倒退。中國共產黨強調，「發動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動力量，這是獨一無二的方針」，號召全國各族人民一同努力抗日。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號召全國各族人民以「共同體」的形式反對外來侵略。
很多少數民族群眾參加了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為了革命理想，奔赴延安，奔赴前線。在東北有漢、滿、朝鮮、蒙古、回、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赫哲等多民族人民組成的抗日聯軍，在海南島有漢、黎、苗等多民族人民組成的瓊崖縱隊，在雲南有多民族組成的滇、桂、黔邊區縱隊。有些少數民族還組織了自己的革命武裝，如陝甘寧邊區的回民抗日騎兵團，冀中、渤海的回民支隊，大青山根據地的蒙古族游擊隊等。另外，新疆各族群眾先後捐獻了144架飛機，青海各族人民也捐獻了大量的銀圓、羊皮和軍糧，雲南各族人民用雙手搶築而成的滇緬公路，吉林延邊各族兒女「山山金達萊，村村烈士碑」的血灑疆場英雄的各族兒女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些事實表明，各族人民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同時也表明，沒有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奮鬥，中國革命也不可能取得勝利。通過革命鬥爭的實踐，中國共產黨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各少數民族的解放鬥爭對於中國革命成敗的重要作用。因此，黨對正確處理和解決國內民族問題也更加重視了。1947年，我國首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成立，標誌著一個民族統治另一個民族的歷史終結，凸顯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興國大業：各族人民真正成為國家主人。
中國共產黨在興國大業中發揮凝聚作用，團結帶領各族人民真正實現了民族平等、成了國家的主人。費孝通在回顧自己一生的學術經歷時寫道：「新中國的成立在我國歷史上是件空前的大事，全國社會結構起了重大變化，其中之一是民族關係的轉變，從不平等的關係轉變為平等關係。
今天回想起我們中國這個民族關係的根本變化，如果針對世界上民族戰爭至今未息的形勢來看，不能不承認民族平等是件有關人類共同命運的根本大事。在一個和平大同的世界裡，民族平等是絕不能少的條件。這個條件在我們中國首先實現，在人類歷史上是應當大書特書的。」。
新中國的成立標誌著中華民族獲得了獨立，民族壓迫制度被廢除，中國各民族開始進入平等團結、友愛合作、繁榮發展的時代。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發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起來」的偉大號召，前所未有地激發了各民族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當時，中央非常重視發揮少數民族幹部在國家事業發展中的作用，在實踐中通過培養和提拔大批熟悉少數民族事務的少數民族幹部，以有利於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如毛澤東指出，「我們一定要幫助少數民族訓練他們自己的幹部，團結少數民族的廣大群眾」。早在延安時期，1941年9月18日，我們黨就創辦了第一所專門培養少數民族幹部的高等學校——延安民族學院。新中國成立後，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學院在北京成立，烏蘭夫為第一任院長，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創建的全國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基於對少數民族幹部培養和使用的原則，從新中國成立至今，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幹部中均有少數民族幹部擔任主要領導職務。
中央政府領導民族地區開展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西藏百萬農奴翻身得解放，涼山彝族奴隸制社會實現「一步跨千年」的巨變，雲南景頗、傈僳、獨龍、怒、佤、布朗、基諾、德昂等「直過民族」實現了從原始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同時先後成立了新疆(1955)、廣西(1958)、寧夏(1958)、西藏(1965)四個自治區和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功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這期間，黨的領導力、理論的引領力、政策的執行力、制度的保障力、各族群眾的向心力互相激發，提升了各族民眾的國家主人翁意識，增強了國家責任意識、國家認同意識，從而促進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政府立即成立了中央一級的民族事務機構，即民族事務委員會。之後，在西北、西南、中南、東北、華北等大行政區和一些民族事務較多的省、市、行署、專區以及縣級政府，都陸續成立了主管民族事務的機構。機構的設置，為發揮黨的領導力、政策執行力起到了重要的組織保障作用。
20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組織民族識別和正名工作，相關部門本著從實際出發、客觀公正、遵從少數民族人民意願、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原則，深入開展民族識別工作。經過近30年時間，我國確立了包括漢族在內的56個民族，其中包括曾經不被認可、受壓迫和受排擠的少數民族。由此，各民族全部得到國家正式確認，成為中華民族平等的一員。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長期探索和反覆比較的結果，是尊重長期歷史發展併合乎我國國情的正確選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重要內容。作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們黨獨立探索的制度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是對「大一統」下「因俗而治」政治傳統的自覺超越。
在民族區域自治工作的探索階段，把尊重少數民族群眾的文化傳統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生產生活實際結合起來，把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結合起來，探索區域自治之路，在基層得到了少數民族群眾的一致好評。1950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央關於慎重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指示》，明確要求：必須嚴格防止機械搬用漢人地區的工作經驗和口號，必須嚴格禁止以命令主義的方式在少數民族中去推行漢人地區所實行的各種政策。
另外，我們黨始終堅持從各少數民族的具體情況出發決定具體工作方針和具體工作步驟的原則。1952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關於對待佛教等四個問題給西藏工委的指示中強調，必須充分估計到佛教在西藏民族中的悠久歷史及其深入人民的傳統影響，以及達賴、班禪在各階層中享有很高的宗教信仰。同時充分認識到宗教問題的長期性、國際關係，從而加大重視西藏地區的宗教工作在政治上的重要意義。因此，必須堅決遵守和執行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保護宗教政策，對純屬宗教範圍內的事情，不要做任何行政的干涉。
尊重各族群眾不僅體現在政治建設、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等方面，還體現在交往的細節中尊重各族人民的感受，切實把對少數民族群眾的真情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中。新中國成立後，各地少數民族代表人物來京或到國內其他各地參觀，存在攜帶禮物向中央、地方首長或領導機關獻贈的情況。為此，1953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專門對少數民族代表到內地參觀不要攜帶禮物等問題作出指示，對於依照其民族習慣，和領導機關的首長相見時，必須贈送某種禮物(如藏族的哈達等)，否則即為失禮者，則應尊重其習慣。並規定：「今後凡組織少數民族來首都或到國內各地參觀，一般均應稱參觀團，不再採用致敬團名義。」禮品贈送看似小事，但卻折射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具有很強的包容性，不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民族。而「致敬團」到「參觀團」的改變，則凸顯了人格尊重和民族平等，這也漸漸形成了強大的向心力。
周恩來作為新中國第一任總理，曾多次代表黨和國家全面系統地闡述了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觀點和政策，集中反映在1957年8月4日《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的講話中。這個講話首次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使各民族走向共同繁榮是黨和國家的根本立場和根本政策;各民族要繁榮起來，關鍵在於社會改革，主要是經濟改革;通過對我國和蘇聯國情的比較，詳盡闡明了中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和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強調對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來說，合則雙利，分則兩害;指出必須尊重民族自治權利，必須重視民族化的問題;要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強調反對兩種民族主義主要按照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來解決，目的是增進民族團結，建設祖國。
鄧小平在1950年7月21日《關於西南少數民族問題》的講話中強調了民族問題的重要性，並提出一系列觀點，比如：應該把少數民族工作擺在很高的位置;馬列主義是能夠解決民族問題的;要努力消除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的隔閡，以真正形成中華民族美好的大家庭;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不把經濟搞好，那個自治就是空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改革要採取特殊政策，不能照搬漢族地區的做法;反對兩種民族主義，主要是反對大民族主義;要特別重視對少數民族、宗教上層人士的工作等。
兩位領導人都強調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和發展政策，沒有面向落後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建設，就不會有真正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20世紀50年代初，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已經將發展少數民族經濟視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內容。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黨和國家就開展了青藏公路、內蒙古包頭鋼鐵聯合企業等一系列交通運輸和基礎設施建設，切實改善了少數民族經濟發展水平，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推動了各民族之間的經濟交往與合作。
各民族實現了經濟共同發展和經濟平等。切實採取措施強化民族平等。民族平等是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原則，也是各民族自覺體認中華民族同體的現實路徑。正是基於對民族平等重要性的認識，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發布了《關於處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匾聯的指示》。《指示》明確要求，廢止歷史遺留中的侮辱或者歧視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和匾聯，少數民族人民有保持民族習俗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其他人不能干涉，要互相尊重。1952年，我們國家通過了《中央人民院關於地方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實施辦法的決定》，要求政府應該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權，提倡和鼓勵民族之間的團結、互助，禁止有煽動、激化民族矛盾的行為，從而推動了各民族的全方位平等。各民族全方位的平等、團結，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真正形成的基本保證。
三、富國大業：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
中國共產黨在富國大業中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千方百計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不斷提高各族群眾的生活水平。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開放富國的歷史進程中，取得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文化成就，有力地夯實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現實基礎。同時，黨對民族問題的理論和也逐步深化，對社會主義時期民族問題的發展規律有了進一步的科學認識，在黨的領導力統領下，理論的引領力、情感的向心力、政策的執行力相互促進，民族工作取得了偉大成就。
在民族理論建設上，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的民族理論政策也得以不斷完善和發展。歷屆黨中央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民族理論和毛澤東民族團結思想的基礎上，結合不同時期的時代特色，形成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為中國民族團結進步提供了有力支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總結國內外處理民族問題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不僅全面恢復了過去正確的民族理論、政策體系，而且進行了豐富和發展，形成了鄧小平民族理論。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指出，我國各兄弟民族已結成了社會主義的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關係。
鄧小平民族理論集中表現在，鄧小平將我國社會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納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當中，提出大力發展生產力，實現四個現代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共同繁榮，是解決好我國民族問題基本保證的思想。具體觀點：一是強調了黨的民族政策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是「真正立足於民族平等」，要求在貫徹民族平等原則的過程中，要在「真正」上下功夫;二是民族政策要著眼於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把少數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放到主要位置，並強調「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政策是堅定不移的」，特別要大力「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三是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國家統一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分裂是違背民族意志的，中華民族子孫「要共同奮鬥，實現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提出了兩個鮮明的觀點，第一，「民族團結、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對於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來說，是一個關係到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把民族問題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第二，把我國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涵義確定為「各民族之間平等、團結、互助」的關係。上述觀點載入了同年全國人大通過的新憲法和198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之中。民族區域自治法的頒布在我國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此後，相關法律陸續頒布，基本形成了以憲法為根本，以民族區域自治法為主幹的法律體系。中國共產黨在民族事務治理過程中注重建立完備的民族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在制度建設上下功夫，推動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中國共產黨也非常重視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在中，江澤民也深入實踐了毛澤東關於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論述和鄧小平關於「真正民族平等」的論述。進入新世紀新階段，胡錦濤對於民族團結進步也有系列論述和實踐，如他指出：「新世紀新階段的民族工作必須把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作為主題。」尤其是這一時期也實施了一系列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和共同繁榮的戰略舉措。因此，這一時期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為凝結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這一時期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注重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建設。1979年到1988年，中國共產黨先後在多個重要會議上將民族工作確定為新時期黨和國家重要工作、重要任務，從政治的高度闡明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複雜性。同時，黨和國家在實踐中確立了極具創新性、實效性的少數民族對口支援政策，並通過設立經濟不發達地區發展基金來扶持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除了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國家還對少數民族聚居人口較多的省份實行定額補助制度。除此之外，國家在資源配置上開始對邊疆民族地區傾斜，實行大量的少數民族地區幫扶和優惠政策。1999年由國家民委聯合國家發展委、財政部等部門倡議發起了興邊富民行動，旨在振興邊境、富裕邊民。通過強化政府組織領導，廣泛動員全社會參與，加大對邊境地區的投入和對廣大邊民的幫扶，使邊境地區儘快發展起來，邊民儘早富裕起來，在發展中進一步增強愛國主義感情和加強各民族大團結，最終達到富民、興邊、強國、睦鄰的目的。
進入新世紀，《國務院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正式出台，並從21世紀的第一天開始實施。其中涉及：制定政策的原則和支持的要點;增加資金投入的政策;改善投資環境的政策;擴大對內對外開放的政策;吸引人才和發展科技教育的政策。這標誌著我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邁出實質性的步伐。這一政策措施的頒布和實施，貫穿了黨中央、國務院關於西部開發要積極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新機制的指導思想，有利於創造促進西部大開發的良好環境，對西部大開發的各項重點工作，都會產生積極的指導和推動作用，對進一步處理好民族問題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這一時期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注重強化少數民族地區的思想文化認同。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工作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固然重要。但是，少數民族群眾的思想文化認同也不可忽視，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建設對於民族團結穩定至關重要。1999年9月29日，江澤民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解決民族問題和處理民族關係，必須要用團結、教育的方法，應該做到尊重民族風俗習慣，禁止出現激化民族矛盾以及傷害民族感情的事情。2003年3月4日，胡錦濤第一次明確提出新世紀新階段民族工作的主題，即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2009年，我國發布了《國務院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若干意見》，強調了少數民族文化建設的特殊重要性，並明確了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目標任務以及具體措施。
四、強國大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國共產黨在強國大業中發揮凝聚作用，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獲得巨大發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新時代民族工作的鮮明主線。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舉旗定向，謀篇布局，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統攬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對於民族工作發表了一系列講話，進行了一系列實踐，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在實踐中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開闢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新境界，為新時代做好民族工作、團結好各民族提供了行動指南。這一思想的形成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各個民族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各個民族只有凝心聚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順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被總結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之一。這意味著這一指導思想將在當下和未來轉化為巨大的理論引領力和制度保障力。
在此，我們系統梳理一下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論述，有助於對於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的理解和把握。
在2014年5月召開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高舉各民族大團結的旗幟，在各民族中牢固樹立國家意識、公民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在2014年9月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基礎，使各族人民增強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構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國家統一之基、民族團結之本、精神力量之源。
在2015年8月召開的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大力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在201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隨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入黨章。
2019年10月，中辦、國辦印發了《關於全面深入持久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意見》。
在2019年9月27日召開的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做好各項工作。
在2019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這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顯著優勢。
在今年8月召開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今年9月召開的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不斷鞏固各民族大團結。
在今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可以更加清晰、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民族工作的鮮明主線，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大原則，已經成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征程上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
這個時期民族法治建設進一步加強，出台了《中國公民民族成分登記管理辦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民族法律法規體系更趨完善，黨和國家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體制機制更加完備，為依法有效治理民族事務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撐，進一步奠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法治基礎。201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只有樹立對法律的信仰，各族群眾自覺按法律辦事，民族團結才有保障，民族關係才會牢固。2014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民族工作的意見》指出，要加強民族工作法律法規建設，認真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修訂完善有關民族工作的法規條例，推進城市和散居地區民族工作制度化、規範化、精細化。堅持在法律範圍內、法治軌道上處理涉及民族因素的問題。在2019年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確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全面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規體系，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權益。要堅持一視同仁、一斷於法，依法妥善處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保證各族公民平等享有權利、平等履行義務，確保民族事務治理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規體系，是全面依法治國在民族工作領域的集中體現，是維護民族團結的基本路徑，深刻體現了法治文明的時代要求。同時，健全的民族工作法律法規體系能夠提升各民族的政治認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法律制度層面奠定了基石，提供了堅強的法制保障。
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維護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積極培養、選拔少數民族幹部，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文化和社會事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集中體現了我國民族工作的新成就、新使命、新要求，為中國共產黨處理好新時代的民族關係、做好新時代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精準扶貧戰略是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大舉措。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貧困問題一直是黨和國家關心的重點。貧困問題不解決，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就無法實現。面對少數民族地區的脫貧難度大、問題多的現實境況，中國共產黨確定了民族地區是國家脫貧攻堅的主戰場和硬骨頭。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時，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的理念。「十二五」期間，民族八省區的gdp總量達7.47萬億元，地方公共財政收入達8886億元。2012-2019年，民族地區累計減貧2500多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1%下降到4%。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全面實現小康少數民族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能掉隊」，首次提出各民族必須同步實現小康。在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提出精準扶貧這一核心戰略，還走遍了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先後召開七次跨省區的脫貧攻堅座談會，親自部署、親自挂帥、親自出征、親自督戰，號召全黨全國全社會合力攻堅。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是我們黨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體現。
今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這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光榮，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光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攻堅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靠的是黨的堅強領導，靠的是中華民族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品質，靠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開放以來積累的堅實物質基礎，靠的是一任接著一任乾的堅守執著，靠的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奮鬥。」我們成功地消除了區域性貧困，但是少數民族地區脫貧不是一勞永逸的終極成果。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遠。」用好發展這把解決民族問題的總鑰匙，實現民族地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確保各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與全國同步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
在社會主義中國，黨是確保中華民族實現均衡發展、共同富裕的堅強領導核心。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政治共同體，也是經濟共同體，中國經濟的騰飛和均衡發展，離不開中華民族經濟共同體成員的積極支持和通力合作，也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關於平衡發展理念的一貫堅持。進入新時代，各民族交融發展的物質基礎極大豐富，發展消除了社會結構分割和社會心理疏離，為不同民族基於現代化的共同文化、共同價值觀的形成奠定了物質基礎。100年來，正是因為有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中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才使得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維護，中華民族現代化程度不斷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此過程中不斷強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並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在數千年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各民族共同開拓了遼闊的疆域、共同書寫了悠久的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精神，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歷史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經濟共同體、政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最後，讓我們在學習百年黨史的過程中汲取思想的力量、信仰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實踐的力量，統一全黨的思想、意志、行動，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磅礴的力量，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鬥。
通過黨史學習，深感黨的百年非凡奮鬥歷程就是一個不斷凝聚力量的歷程。這個力量磅礴巨大，推動我們完成了一個又一個偉大功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蹟。尤其是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締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我們可以從黨的百年歷史中學習領悟到，是中國共產黨強大的凝聚力在民族工作中的作用，推動完成了這一偉大功業。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先後召開第二次、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中央統戰工作會議等重要會議，推動民族工作創新發展，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黨的十九大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入黨章，成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2018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其中，憲法序言第七和第十自然段增加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容。這是「中華民族」首次寫入憲法，從根本法的高度確立了56個民族的憲法地位，為中華民族認同、各民族自我認同和各民族相互認同提供了憲法依據和基礎。要深刻領會「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我們可以從學習黨的百年歷史中汲取智慧。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使中國人民有了「一個先進的堅強的政黨作為凝聚自己力量的領導核心」，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中國人民有了強大的凝聚力量，中國命運有了光明的發展前景。」這個強大的凝聚力量，來源於中國共產黨將維護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作為革命的出發點，來源於「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而這個初心和使命又轉化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力量源泉。中國共產黨的凝聚力貫穿在歷史的不同階段，具體表現為堅定的領導力、理想的感召力、使命的推動力、理論的引領力、情感的向心力、政策的執行力和制度的保障力。這些力量以黨的領導力為統領，互相激發、互相支撐、互相疊加，在黨的民族工作中形成了強大凝聚力，推動締結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
下面，我從百年黨史的四個階段來分析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
一、救國大業：中國共產黨把各族人民凝聚成不可戰勝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在救國大業中把被人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各族人民團結和凝聚成萬眾一心的不可戰勝的力量。五四運動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北京、上海、天津、長沙、濟南等地的少數民族先進青年與漢族先進青年一起踴躍參加了這場愛國運動，並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引領和共產主義理想的感召下，在運動中迅速成長為無產階級先鋒戰士，成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此，我列出了長長的一串名單，緬懷他們，向他們致敬!其中一些人，大家在看《覺醒年代》電視劇時能看到他們的身影。其中，傑出的少數民族代表人物有鄧恩銘(水族，1920年與王盡美一起創立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之一，後任中共青島市委第一任書記，山東省委書記等職)、馬駿(回族，1921年入黨，是東北黨組織的創始人之一)、王俊(滿族，1921年入黨)、劉清揚(女，回族，1921年入黨，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著名先驅者)、趙世炎(土家族，1921年入黨，是旅法中共早期組織的創始人之一)、張伯簡(白族，1921年加入法國共產黨，次年轉入中共)、向警予(女，土家族，1922年入黨，是中共第一位女黨代表、第一位女中央委員、第一任婦女部部長，被毛澤東稱為「她是我黨唯一的女創始人」)、榮耀先(蒙古族，1923年入黨)、韓樂然(朝鮮族，1923年入黨)、龍大道(侗族，1923年入黨，是龍華二十四烈士之一)、郭隆真(女，回族，1923年在法國入黨)、吉雅泰(蒙古族，1925年入黨)、多松年(蒙古族，1925年入黨)，李裕智(蒙古族，1925年入黨)，烏蘭夫(蒙古族，1925年入黨)，韋拔群(壯族，1926年入黨)。這些少數民族早期共產黨員都是赤誠的愛國者、偉大的民族衛士，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他們毅然決然地投入到反帝愛國鬥爭中，接受馬克思主義，決心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黨的領導下，在各地開展早期工農運動，在「打倒軍閥，除列強」的鬥爭中衝鋒陷陣，為掀起大革命的高潮做出了重要貢獻。
具體來看，馬駿在大革命失敗後奉調回國，擔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於1927年12月被捕，1928年2月犧牲。向警予於1928年3月20日因叛徒的出賣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同年5月1日被敵人殺害。鄧恩銘於1928年12月在濟南被捕入獄，1931年4月5日英勇就義。面對嚴重的白色恐怖，時任中共江蘇省委代理書記趙世炎堅定表示：「共產黨就是戰鬥的黨，沒有戰鬥就沒有了黨，黨存在一天就必須戰鬥一天，不願意參加鬥爭，還算什麼共產黨員!」被捕後，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志士不辭犧牲，革命種子已經遍布大江南北，一定會茁壯成長起來，共產黨必將取得勝利。」他們將青春和熱血獻給了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用自己年輕的生命詮釋了共產黨人堅定的理想信念。他們的犧牲轉化為更加巨大的感召力，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革命的洪流中。這就是在革命征程中，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各種力量的激盪與疊加？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時，中國社會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正處於苦難深重和極度屈辱的境地之中。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內統治階級實行的民族剝削和壓迫政策，使中國各少數民族不僅在國家中沒有平等的地位，而且受到種種剝削、歧視乃至鎮壓和殘殺。中國各民族特別是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存在著很深的隔閡。
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自覺地將民族工作作為革命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團結領導各民族，形成統一的革命力量、革命共同體。在對民族關係的認識上，李大釗就曾指出，「今後中國的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隸屬」。「凡具有個性的，不論他是一個團體，是一個領域，是一個民族，是一個個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領域，不受外來的侵犯與干涉，其間全沒有統治與服屬的關係，只有自由聯合的關係」。中國共產黨是在中國歷史上真正舉起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旗幟的政黨。
1923年12月，中國共產黨提出了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主張，即「對外反抗侵略主義的列強加於我人之壓迫，對內解除我人加於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壓迫」。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起草的經過改組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明確提出了「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之後，毛澤東多次提出，中國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要幫助弱小民族，使他們脫離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壓迫統治而得到完全的解放。1935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中強調，民族沒有優劣貴賤之分，「民族是至尊的，同時，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凡在內蒙古區域的漢、回、藏、滿等民族，應根據民族平等的原則，發展民主主義，使這些民族與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並有應用自己的言語文字及信仰與居住等的自由」。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指出，未來建立的民主共和國「對國內各民族，給予平等權利，而在自願原則下，建立統一的政府」。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進一步強調「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一切聯繫群眾的領袖人物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
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黨以強大的民族平等的政策執行力，團結帶領各族人民共同奮鬥。如，在廣西西部，中央代表鄧小平和張雲逸、韋拔群等領導在黨影響下的一部分廣西軍隊和當地農軍，在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後舉行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成立紅七軍和紅八軍，李明瑞任兩軍總指揮，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創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
中國工農紅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跨越了十一個省，被稱為「地球上的紅飄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行程是經過自然環境惡劣、社會矛盾複雜的少數民族地區。各族群眾對紅軍從懼怕躲避、物質封鎖甚至武力襲擾，轉變為無私無畏、傾其所有支援幫助，甚至踴躍參軍、堅定跟黨走，為保證長征偉大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比如，「彝海結盟」的故事。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後繼續北上，進入大涼山彝族聚居區時，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紅軍順利通過了彝族地區。「彝海結盟」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成功運用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的典範。再比如，紅軍經過四川阿壩藏族羌族地區，當地各族群眾為紅軍籌集了1000多萬斤糧食，貢獻了20多萬頭牲畜以及大批鹽巴等生活物資，被毛澤東贊之為偉大的「氂牛革命」。毛澤東說，「我們用雙腳用了一年時間走了兩萬五千里，這是史無前例的壯舉，這才是真正的長征。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留下了很多故事，展現了紅軍和各族群眾形成的魚水相依、血肉相連的黨群關係、軍民關係。
今天，我講一個發生在中央紅軍經過通道縣侗寨時發生的一個「豬嘴裡吐銅錢」的故事。1934年12月10日，寒風凜冽，中央軍委第一野戰縱隊的前衛部隊，經過長途跋涉來到通道流源村，暫住在流源村西北村口的明月團寨。當時，整個團寨寂靜無聲，侗寨百姓跑得無影無蹤。原來，因為長期遭受軍閥及土匪的欺壓，加上國民黨反動派的造謠欺騙，當地老百姓看到當兵的，心裡就感到緊張和害怕。所以，為避免再次遭受兵禍之亂帶來的痛苦，楊昌雄的奶奶帶著當時只有七歲的父親楊光斌，跟著村民收拾東西躲到了深山裡，因走得匆忙，便把一頭一百多斤重的肥豬忘在了豬圈裡。當時深藏在山林里的鄉親們，心中十分焦急，因為從沒見過紅軍，也不知道這群人是誰，甚至有些害怕這些國民黨軍隊口中的「赤匪」，就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禱，希望紅軍快點走，家中或許還能多剩下一些財物。
過了些天，幾個膽大的村民返回了寨子，楊昌雄的奶奶也帶著楊光斌急急忙忙地回到家中，卻發現大肥豬不見了，頓時放聲大哭，想起自己起早貪黑，一年到頭好不容易喂大了一頭肥豬，現在卻被紅軍殺了，當時是既難過又氣憤。過了好一陣，奶奶帶著楊光斌在家中四處查看，突然發現灶屋裡的炕上吊著一個豬頭，伸手過去只聽「咚」的一聲，那豬頭滾到地上，「嘩啦、嘩啦」地從豬嘴裡掉出一堆銅錢來。這突如其來的聲響把兩人嚇了一大跳，楊昌雄的奶奶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豬頭裡竟然會吐出銅錢來」!她戰戰兢兢地把銅錢撿起來，數了數足足有幾百枚之多，都夠買兩頭豬了。原來，紅軍因為補給困難，飢餓難忍又找不到村民，便將楊光斌家的肥豬吃了，在豬頭裡塞了買豬錢。這樣，楊光斌家人消除了之前對紅軍的誤解，並將此事告訴了周圍村民。於是，流源村的鄉親們知道了紅軍是窮人的隊伍，不會拿群眾一針一線，是仁義之師。當地村民楊道德、楊通提、楊光慈等主動擔當嚮導，翻山越嶺地找近路將紅軍隊伍帶出一百多里地。這個故事在當地廣為流傳。其實，豬嘴裡「吐」出來的是紅軍對百姓的關懷，是魚水情深的最好體現。如今「豬嘴裡吐銅錢」也成了當地代代相傳的佳話，紅色基因永遠留在了侗鄉。
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堅定不移推動全民族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妥協、分裂、倒退。中國共產黨強調，「發動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動力量，這是獨一無二的方針」，號召全國各族人民一同努力抗日。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號召全國各族人民以「共同體」的形式反對外來侵略。
很多少數民族群眾參加了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為了革命理想，奔赴延安，奔赴前線。在東北有漢、滿、朝鮮、蒙古、回、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赫哲等多民族人民組成的抗日聯軍，在海南島有漢、黎、苗等多民族人民組成的瓊崖縱隊，在雲南有多民族組成的滇、桂、黔邊區縱隊。有些少數民族還組織了自己的革命武裝，如陝甘寧邊區的回民抗日騎兵團，冀中、渤海的回民支隊，大青山根據地的蒙古族游擊隊等。另外，新疆各族群眾先後捐獻了144架飛機，青海各族人民也捐獻了大量的銀圓、羊皮和軍糧，雲南各族人民用雙手搶築而成的滇緬公路，吉林延邊各族兒女「山山金達萊，村村烈士碑」的血灑疆場英雄的各族兒女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些事實表明，各族人民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同時也表明，沒有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奮鬥，中國革命也不可能取得勝利。通過革命鬥爭的實踐，中國共產黨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各少數民族的解放鬥爭對於中國革命成敗的重要作用。因此，黨對正確處理和解決國內民族問題也更加重視了。1947年，我國首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成立，標誌著一個民族統治另一個民族的歷史終結，凸顯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興國大業：各族人民真正成為國家主人。
中國共產黨在興國大業中發揮凝聚作用，團結帶領各族人民真正實現了民族平等、成了國家的主人。費孝通在回顧自己一生的學術經歷時寫道：「新中國的成立在我國歷史上是件空前的大事，全國社會結構起了重大變化，其中之一是民族關係的轉變，從不平等的關係轉變為平等關係。
今天回想起我們中國這個民族關係的根本變化，如果針對世界上民族戰爭至今未息的形勢來看，不能不承認民族平等是件有關人類共同命運的根本大事。在一個和平大同的世界裡，民族平等是絕不能少的條件。這個條件在我們中國首先實現，在人類歷史上是應當大書特書的。」。
新中國的成立標誌著中華民族獲得了獨立，民族壓迫制度被廢除，中國各民族開始進入平等團結、友愛合作、繁榮發展的時代。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發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起來」的偉大號召，前所未有地激發了各民族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當時，中央非常重視發揮少數民族幹部在國家事業發展中的作用，在實踐中通過培養和提拔大批熟悉少數民族事務的少數民族幹部，以有利於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如毛澤東指出，「我們一定要幫助少數民族訓練他們自己的幹部，團結少數民族的廣大群眾」。早在延安時期，1941年9月18日，我們黨就創辦了第一所專門培養少數民族幹部的高等學校——延安民族學院。新中國成立後，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學院在北京成立，烏蘭夫為第一任院長，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創建的全國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基於對少數民族幹部培養和使用的原則，從新中國成立至今，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幹部中均有少數民族幹部擔任主要領導職務。
中央政府領導民族地區開展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西藏百萬農奴翻身得解放，涼山彝族奴隸制社會實現「一步跨千年」的巨變，雲南景頗、傈僳、獨龍、怒、佤、布朗、基諾、德昂等「直過民族」實現了從原始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同時先後成立了新疆(1955)、廣西(1958)、寧夏(1958)、西藏(1965)四個自治區和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功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這期間，黨的領導力、理論的引領力、政策的執行力、制度的保障力、各族群眾的向心力互相激發，提升了各族民眾的國家主人翁意識，增強了國家責任意識、國家認同意識，從而促進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政府立即成立了中央一級的民族事務機構，即民族事務委員會。之後，在西北、西南、中南、東北、華北等大行政區和一些民族事務較多的省、市、行署、專區以及縣級政府，都陸續成立了主管民族事務的機構。機構的設置，為發揮黨的領導力、政策執行力起到了重要的組織保障作用。
20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組織民族識別和正名工作，相關部門本著從實際出發、客觀公正、遵從少數民族人民意願、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原則，深入開展民族識別工作。經過近30年時間，我國確立了包括漢族在內的56個民族，其中包括曾經不被認可、受壓迫和受排擠的少數民族。由此，各民族全部得到國家正式確認，成為中華民族平等的一員。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長期探索和反覆比較的結果，是尊重長期歷史發展併合乎我國國情的正確選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重要內容。作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們黨獨立探索的制度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是對「大一統」下「因俗而治」政治傳統的自覺超越。
在民族區域自治工作的探索階段，把尊重少數民族群眾的文化傳統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生產生活實際結合起來，把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結合起來，探索區域自治之路，在基層得到了少數民族群眾的一致好評。1950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央關於慎重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指示》，明確要求：必須嚴格防止機械搬用漢人地區的工作經驗和口號，必須嚴格禁止以命令主義的方式在少數民族中去推行漢人地區所實行的各種政策。
另外，我們黨始終堅持從各少數民族的具體情況出發決定具體工作方針和具體工作步驟的原則。1952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關於對待佛教等四個問題給西藏工委的指示中強調，必須充分估計到佛教在西藏民族中的悠久歷史及其深入人民的傳統影響，以及達賴、班禪在各階層中享有很高的宗教信仰。同時充分認識到宗教問題的長期性、國際關係，從而加大重視西藏地區的宗教工作在政治上的重要意義。因此，必須堅決遵守和執行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保護宗教政策，對純屬宗教範圍內的事情，不要做任何行政的干涉。
尊重各族群眾不僅體現在政治建設、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等方面，還體現在交往的細節中尊重各族人民的感受，切實把對少數民族群眾的真情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中。新中國成立後，各地少數民族代表人物來京或到國內其他各地參觀，存在攜帶禮物向中央、地方首長或領導機關獻贈的情況。為此，1953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專門對少數民族代表到內地參觀不要攜帶禮物等問題作出指示，對於依照其民族習慣，和領導機關的首長相見時，必須贈送某種禮物(如藏族的哈達等)，否則即為失禮者，則應尊重其習慣。並規定：「今後凡組織少數民族來首都或到國內各地參觀，一般均應稱參觀團，不再採用致敬團名義。」禮品贈送看似小事，但卻折射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具有很強的包容性，不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民族。而「致敬團」到「參觀團」的改變，則凸顯了人格尊重和民族平等，這也漸漸形成了強大的向心力。
周恩來作為新中國第一任總理，曾多次代表黨和國家全面系統地闡述了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觀點和政策，集中反映在1957年8月4日《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的講話中。這個講話首次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使各民族走向共同繁榮是黨和國家的根本立場和根本政策;各民族要繁榮起來，關鍵在於社會改革，主要是經濟改革;通過對我國和蘇聯國情的比較，詳盡闡明了中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和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強調對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來說，合則雙利，分則兩害;指出必須尊重民族自治權利，必須重視民族化的問題;要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強調反對兩種民族主義主要按照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來解決，目的是增進民族團結，建設祖國。
鄧小平在1950年7月21日《關於西南少數民族問題》的講話中強調了民族問題的重要性，並提出一系列觀點，比如：應該把少數民族工作擺在很高的位置;馬列主義是能夠解決民族問題的;要努力消除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的隔閡，以真正形成中華民族美好的大家庭;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不把經濟搞好，那個自治就是空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改革要採取特殊政策，不能照搬漢族地區的做法;反對兩種民族主義，主要是反對大民族主義;要特別重視對少數民族、宗教上層人士的工作等。
兩位領導人都強調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和發展政策，沒有面向落後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建設，就不會有真正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20世紀50年代初，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已經將發展少數民族經濟視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內容。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黨和國家就開展了青藏公路、內蒙古包頭鋼鐵聯合企業等一系列交通運輸和基礎設施建設，切實改善了少數民族經濟發展水平，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推動了各民族之間的經濟交往與合作。
各民族實現了經濟共同發展和經濟平等。切實採取措施強化民族平等。民族平等是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原則，也是各民族自覺體認中華民族同體的現實路徑。正是基於對民族平等重要性的認識，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發布了《關於處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匾聯的指示》。《指示》明確要求，廢止歷史遺留中的侮辱或者歧視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和匾聯，少數民族人民有保持民族習俗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其他人不能干涉，要互相尊重。1952年，我們國家通過了《中央人民院關於地方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實施辦法的決定》，要求政府應該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權，提倡和鼓勵民族之間的團結、互助，禁止有煽動、激化民族矛盾的行為，從而推動了各民族的全方位平等。各民族全方位的平等、團結，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真正形成的基本保證。
三、富國大業：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
中國共產黨在富國大業中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千方百計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不斷提高各族群眾的生活水平。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開放富國的歷史進程中，取得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文化成就，有力地夯實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現實基礎。同時，黨對民族問題的理論和也逐步深化，對社會主義時期民族問題的發展規律有了進一步的科學認識，在黨的領導力統領下，理論的引領力、情感的向心力、政策的執行力相互促進，民族工作取得了偉大成就。
在民族理論建設上，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的民族理論政策也得以不斷完善和發展。歷屆黨中央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民族理論和毛澤東民族團結思想的基礎上，結合不同時期的時代特色，形成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為中國民族團結進步提供了有力支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總結國內外處理民族問題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不僅全面恢復了過去正確的民族理論、政策體系，而且進行了豐富和發展，形成了鄧小平民族理論。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指出，我國各兄弟民族已結成了社會主義的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關係。
鄧小平民族理論集中表現在，鄧小平將我國社會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納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當中，提出大力發展生產力，實現四個現代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共同繁榮，是解決好我國民族問題基本保證的思想。具體觀點：一是強調了黨的民族政策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是「真正立足於民族平等」，要求在貫徹民族平等原則的過程中，要在「真正」上下功夫;二是民族政策要著眼於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把少數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放到主要位置，並強調「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政策是堅定不移的」，特別要大力「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三是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國家統一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分裂是違背民族意志的，中華民族子孫「要共同奮鬥，實現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提出了兩個鮮明的觀點，第一，「民族團結、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對於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來說，是一個關係到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把民族問題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第二，把我國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涵義確定為「各民族之間平等、團結、互助」的關係。上述觀點載入了同年全國人大通過的新憲法和198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之中。民族區域自治法的頒布在我國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此後，相關法律陸續頒布，基本形成了以憲法為根本，以民族區域自治法為主幹的法律體系。中國共產黨在民族事務治理過程中注重建立完備的民族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在制度建設上下功夫，推動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中國共產黨也非常重視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在中，江澤民也深入實踐了毛澤東關於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論述和鄧小平關於「真正民族平等」的論述。進入新世紀新階段，胡錦濤對於民族團結進步也有系列論述和實踐，如他指出：「新世紀新階段的民族工作必須把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作為主題。」尤其是這一時期也實施了一系列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和共同繁榮的戰略舉措。因此，這一時期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為凝結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這一時期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注重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建設。1979年到1988年，中國共產黨先後在多個重要會議上將民族工作確定為新時期黨和國家重要工作、重要任務，從政治的高度闡明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複雜性。同時，黨和國家在實踐中確立了極具創新性、實效性的少數民族對口支援政策，並通過設立經濟不發達地區發展基金來扶持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除了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國家還對少數民族聚居人口較多的省份實行定額補助制度。除此之外，國家在資源配置上開始對邊疆民族地區傾斜，實行大量的少數民族地區幫扶和優惠政策。1999年由國家民委聯合國家發展委、財政部等部門倡議發起了興邊富民行動，旨在振興邊境、富裕邊民。通過強化政府組織領導，廣泛動員全社會參與，加大對邊境地區的投入和對廣大邊民的幫扶，使邊境地區儘快發展起來，邊民儘早富裕起來，在發展中進一步增強愛國主義感情和加強各民族大團結，最終達到富民、興邊、強國、睦鄰的目的。
進入新世紀，《國務院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正式出台，並從21世紀的第一天開始實施。其中涉及：制定政策的原則和支持的要點;增加資金投入的政策;改善投資環境的政策;擴大對內對外開放的政策;吸引人才和發展科技教育的政策。這標誌著我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邁出實質性的步伐。這一政策措施的頒布和實施，貫穿了黨中央、國務院關於西部開發要積極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新機制的指導思想，有利於創造促進西部大開發的良好環境，對西部大開發的各項重點工作，都會產生積極的指導和推動作用，對進一步處理好民族問題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這一時期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注重強化少數民族地區的思想文化認同。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工作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固然重要。但是，少數民族群眾的思想文化認同也不可忽視，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建設對於民族團結穩定至關重要。1999年9月29日，江澤民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解決民族問題和處理民族關係，必須要用團結、教育的方法，應該做到尊重民族風俗習慣，禁止出現激化民族矛盾以及傷害民族感情的事情。2003年3月4日，胡錦濤第一次明確提出新世紀新階段民族工作的主題，即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2009年，我國發布了《國務院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若干意見》，強調了少數民族文化建設的特殊重要性，並明確了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目標任務以及具體措施。
四、強國大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國共產黨在強國大業中發揮凝聚作用，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獲得巨大發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新時代民族工作的鮮明主線。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舉旗定向，謀篇布局，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統攬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對於民族工作發表了一系列講話，進行了一系列實踐，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在實踐中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開闢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新境界，為新時代做好民族工作、團結好各民族提供了行動指南。這一思想的形成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各個民族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各個民族只有凝心聚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順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被總結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之一。這意味著這一指導思想將在當下和未來轉化為巨大的理論引領力和制度保障力。
在此，我們系統梳理一下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論述，有助於對於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的理解和把握。
在2014年5月召開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高舉各民族大團結的旗幟，在各民族中牢固樹立國家意識、公民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在2014年9月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基礎，使各族人民增強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構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國家統一之基、民族團結之本、精神力量之源。
在2015年8月召開的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大力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在201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隨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入黨章。
2019年10月，中辦、國辦印發了《關於全面深入持久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意見》。
在2019年9月27日召開的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做好各項工作。
在2019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這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顯著優勢。
在今年8月召開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今年9月召開的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不斷鞏固各民族大團結。
在今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可以更加清晰、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民族工作的鮮明主線，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大原則，已經成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征程上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
這個時期民族法治建設進一步加強，出台了《中國公民民族成分登記管理辦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民族法律法規體系更趨完善，黨和國家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體制機制更加完備，為依法有效治理民族事務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撐，進一步奠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法治基礎。201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只有樹立對法律的信仰，各族群眾自覺按法律辦事，民族團結才有保障，民族關係才會牢固。2014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民族工作的意見》指出，要加強民族工作法律法規建設，認真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修訂完善有關民族工作的法規條例，推進城市和散居地區民族工作制度化、規範化、精細化。堅持在法律範圍內、法治軌道上處理涉及民族因素的問題。在2019年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確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全面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規體系，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權益。要堅持一視同仁、一斷於法，依法妥善處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保證各族公民平等享有權利、平等履行義務，確保民族事務治理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規體系，是全面依法治國在民族工作領域的集中體現，是維護民族團結的基本路徑，深刻體現了法治文明的時代要求。同時，健全的民族工作法律法規體系能夠提升各民族的政治認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法律制度層面奠定了基石，提供了堅強的法制保障。
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維護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積極培養、選拔少數民族幹部，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文化和社會事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集中體現了我國民族工作的新成就、新使命、新要求，為中國共產黨處理好新時代的民族關係、做好新時代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精準扶貧戰略是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大舉措。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貧困問題一直是黨和國家關心的重點。貧困問題不解決，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就無法實現。面對少數民族地區的脫貧難度大、問題多的現實境況，中國共產黨確定了民族地區是國家脫貧攻堅的主戰場和硬骨頭。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時，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的理念。「十二五」期間，民族八省區的gdp總量達7.47萬億元，地方公共財政收入達8886億元。2012-2019年，民族地區累計減貧2500多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1%下降到4%。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全面實現小康少數民族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能掉隊」，首次提出各民族必須同步實現小康。在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提出精準扶貧這一核心戰略，還走遍了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先後召開七次跨省區的脫貧攻堅座談會，親自部署、親自挂帥、親自出征、親自督戰，號召全黨全國全社會合力攻堅。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是我們黨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體現。
今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這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光榮，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光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攻堅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靠的是黨的堅強領導，靠的是中華民族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品質，靠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開放以來積累的堅實物質基礎，靠的是一任接著一任乾的堅守執著，靠的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奮鬥。」我們成功地消除了區域性貧困，但是少數民族地區脫貧不是一勞永逸的終極成果。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遠。」用好發展這把解決民族問題的總鑰匙，實現民族地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確保各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與全國同步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
在社會主義中國，黨是確保中華民族實現均衡發展、共同富裕的堅強領導核心。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政治共同體，也是經濟共同體，中國經濟的騰飛和均衡發展，離不開中華民族經濟共同體成員的積極支持和通力合作，也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關於平衡發展理念的一貫堅持。進入新時代，各民族交融發展的物質基礎極大豐富，發展消除了社會結構分割和社會心理疏離，為不同民族基於現代化的共同文化、共同價值觀的形成奠定了物質基礎。100年來，正是因為有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中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才使得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維護，中華民族現代化程度不斷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此過程中不斷強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並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在數千年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各民族共同開拓了遼闊的疆域、共同書寫了悠久的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精神，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歷史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經濟共同體、政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最後，讓我們在學習百年黨史的過程中汲取思想的力量、信仰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實踐的力量，統一全黨的思想、意志、行動，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磅礴的力量，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