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表明，魚的記憶只有7秒，其實，人相比於魚，似乎也好不到哪裡去，健忘是人類普遍的特徵，「好了傷疤忘了疼」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以前的人民唱「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被當作發自內心的認同，現在你說幾句共產黨的好話，都會有一些跪族和美分跳出來指責你，說你被洗腦云云。在他們眼裡，中國共產黨的出現似乎是一個錯誤，他們試圖從各個角度向人民暗示，沒有共產黨也許現在的中國會更好。然而事實真如他們所宣揚的那樣嗎？
一、別樣煙火——認識國家表象下的中華文明
亨廷頓在他的名著《文明的衝突》中論斷「中國，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認識中國，首先要從文明的角度入手。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即便按照西方所謂的「標準」，中國亦當仁不讓的位居「四大文明古國」之列，且是唯一綿延至今的文明體系。回望歷史，這個文明體系具有以下顯著特徵：
（一）以「天下大同」為政治建設理念。早在西周，我們的祖先就認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西漢宣帝則進一步具體化，明確宣告「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致，皆為漢土」。這兩句話的意思很明確，即中國不僅是中國人的中國，更是天下人的中國，中國的使命就是帶領天下人民建設一個光明的「王道樂土」。從歷史上看，「王化」始終是中華文明的天然使命，她從黃河流域起步，以文明洗禮為武器，以朝貢體系為架構，在當時人們已知的全部地理範圍內，始終充當著掌舵者、領航員的角色。歷代士子，不管他所修何業，有一個理念始終是共通的，即「中國」等於「天下」，「中國」不存在了，「天下」也就亡了。所以，幾千年來，每當危難時刻，「沒有什麼比救中國更重要」是印入我們這個民族骨子裡的共識？
（二）以「大一統」為政治建設目標。中華文明源於黃河流域，水患頻發要求大家更多的利用集體力量，均勻軟細的黃土很容易使人們在思想上樹立起整齊劃一的共識，襁褓之中所處的地理環境決定了我們民族的性格，即「大一統」。遍觀歷史，這一目標是任何時期的「政治正確」，一旦某個政治集團或政治人物試圖偏離這一軌道，那他的歷史定性無疑將是極為負面的，政權不視為「正朔」，個人則被視為「國賊」。可以說，「大一統」理念是融入我們民族基因的東西，歷代知識精英無不以為「大一統」添磚加瓦而視為自己的畢生榮譽。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們的「大一統」還絕非僅著眼於今天中國的地理範圍，她從一開始秉持的就是無限開放的模式，以「王化與否」為標準，以定性而非定量為方法，制定了面向所有未知地理範圍的「統一時間表」，典型表現就是「朝貢體系」內涵的不斷延展。回溯古代中國，我們的勢力所及，幾乎覆蓋了整個亞洲。正是對「大一統」的不懈追求，確保了這個文明屢屢置之死地而後生，也是我們文明綿遠悠長最重要的內在動力。
（三）以文明認同為政治聯繫紐帶。在近代西方民族國家的概念傳入之前，我們的祖先是不強調「國家」概念的，多數場合，是以「華夏」來涵括所有認同並實踐華夏文明的各類種族。所謂「入夏則夏，入夷則夷」，你認同並實踐華夏文明，不管你出身何處，你均是中國的一員，反之，你便是「非中國」。這個文明認同的具體表象一是文字，二是哲學，三是衣冠。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縱觀中外歷史，無論中國的文字，還是哲學和衣冠，它都具有高度的穩定性，尤其是文字，西方字母文字略加改動，即可形成新的文字體系，從而形成新的國家，但漢字幾乎「改無可改」。以文明認同為政治聯繫紐帶很大程度上確保了文明的穩定性，而文明的穩定又確保了「中國」這一文明載體的穩定性，這也是中國始終保有遼闊疆域的理論基礎。
回溯中華文明的顯著特徵，可以看到：引領天下是中國的天然使命，任何一個政權都不要幻想「苟活」，一旦某個政權有「苟活」的跡象，那麼人民也一定會讓你這個政權苟活不了；中國必須是統一的，任何試圖分裂國家的言行，都將被人民無情的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中國必須是穩定和永續的，中國的滅亡就等同於天下的淪亡，而沒有了天下，天下的人民就無路可走。所以，每當「中國」處於淪亡的邊緣，「拯救中國」就是各階層最重大、最首要的任務。
二、文明之殤——回望中華文明的末路轉圜
羅貫中先生在《三國演義》中開宗明言「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雖然古代中國以超然於世的姿態締造了傳奇式的輝煌，但正如羅貫中先生所言，我們的文明也數度處於崩潰的邊緣。一般而言，一個文明的崩潰，首先是承載這個文明的載體即政權的崩潰，如果承載某個文明的政權崩潰後不能如期重建，那這個文明在大機率上最終也將趨於消亡，如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希臘、古羅馬等，正因為政權崩潰後未能如期重建，他們的所謂文明也早已消散於歷史的長河。
古代中國有無數的政權崩潰，但正因為政權崩潰後總能如期重建，確保了中華文明能始終衰而不亡、危而不倒。這裡面有著何種軌跡？是什麼力量支撐了她的重建和重塑？讓我們從中華文明的幾個大分裂期後的重建過程來尋找答案？
（一）春秋戰國時期：即公元前771年至公元前221年，這一時期「王室衰微」，中央王朝趨於消解，但各諸侯國仍然保有和維持了本區域內的局部秩序。各諸侯國以重建統一的中央王朝為使命，展開了大規模的爭霸和攻伐，最終由諸侯國之一的秦國重建統一王朝而實現中華文明載體的重建。
分析這一時期中華文明的重整過程，我們不難看到：一是中華文明的高度穩定性，即便是長達數百年的大分裂也不能將其擊碎。二是文明重整的目標始終以「大一統」為指向，各諸侯國無不以重建統一王朝為突出追求。三是在中華文明相較周邊文明具有全面優勢時，政權重建的方式以內部各武力集團的兼并和分化組合為主，外力的制約相當有限。四是政權重建的主力是統治精英，主要是各諸侯國的統治階層和遊走於各諸侯國的士人集團，廣大普通百姓因局部社會秩序的維持而置身事外。
很顯然，中華文明因其穩定性和同一性，在龐大體量的加持下，當我們相較周邊文明具有全面優勢時，即便出現「禮崩樂壞」的極端局面，僅社會精英分子即可以輕鬆收拾舊山河，從而實現文明的重整，也即實現「救中國」的歷史任務。
（二）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即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這一時期以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為先導，在摧毀東漢的基礎上形成三國。此一時期的顯著變化在於北方游牧民族力量的增長而使中華文明相較周邊文明首度在軍事上處於一定劣勢，其主要表征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大規模南下，並在中華文明腹心地帶建立了形式不一的各類政權。但很顯然，因為周邊文明的優勢僅限于軍事一隅且僅具相對優勢，軍事拉鋸成為常態，且在軍事拉鋸的過程中，外族政權常困於中華文明的文化優勢而不得不逐漸中華文明化。同時，外族政權在中華文明化的過程中，那些服務於外族政權的中華文明精英分子也比較容易的依託自身的文化優勢而躋身外族政權上層，並最終由楊堅以「借殼上市」的形式實現了中華文明的再度重整。
總結這一時期的文明重整，我們看到，當中華文明相對周邊文明不再具有全面優勢時，文明復興的難度顯著增加，僅精英分子的內部整合已不能達到目的，農民作為普通百姓的代表首度參與了中華文明的重建過程，並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當僅僅是軍事方面成為我們這個文明的短板時，文明崩滅的結果並不如我們預想的那樣糟糕，精英分子在文化方面的優勢仍然為新的精英階層攫取異族權力提供了條件。
（三）元末明初時期：大致為公元14世紀左右。這一時期，因蒙古軍事集團的異軍突起，使中華文明首度出現了整體「陸沉」期，其標誌就是南宋的滅亡。這一時期的背景變化具有了迥異於以往任何時期的新特點，即中華文明相對於周邊文明，不單軍事上出現了較大程度劣勢，文化上也僅處於相對優勢，我們可以看到，終元一朝，不單沒有出現我們熟悉的軍事拉鋸，即便服務於元朝庭的漢族精英分子也依然缺乏攫取其最高權力的機會。
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不利局面，中華文明重建道路顯然就複雜的多，這裡面同步出現了兩個顯著變化，一是社會各階層的投入達到了空前的程度，農民、士人、原統治精英等均以不同形式投入到文明重建過程，二是各階層的廣泛整合成為時代要求，其傑出代表朱元璋，高屋建瓴式的提出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政治口號，從而成為當時各階層整合所普遍接受的公約數，特別是有效的整合了農民和士人集團，也間接的整合了農民和浙東地主集團，成功建立明朝從而宣告中華文明的再度重建。
總結這一時期的文明重建，很顯然，當難度空前增強時，文明重建的形式和內容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其主要特點就是需要發動和整合最廣泛的社會階層參與，零打碎敲的方式，無論其烈度多麼驚人，結果都不會盡如人意。
透過歷史的迷霧，當我們回望中華文明大分裂期後的重整與重建過程，以下幾點是非常明顯的：一是中華文明的存續雖常處生死邊緣，但正如本文開篇所分析的中華文明的先天特質維持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即便長達數百年的大分裂也始終不能將其擊碎。二是文明重建的目標始終以「大一統」為導向，各實力集團無不以重建統一王朝為追求。三是文明重建的方式隨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參與的階層及各階層的整合深度都逐漸系統化和複雜化。
由此，可大體歸納中華文明的重建軌跡如下：
（一）當相對於周邊文明具有全面優勢時，社會精英的內部整合即可實現重建，也即我們熟悉的「自娛自樂」範疇。
（二）當相對於周邊文明僅具有相對優勢或軍事上的相對劣勢時，軍事拉鋸成為常態，外族政權在拉鋸過程中中華文明化並由服務於外族政權的文明精英分子擇機實現中華文明的同一化。
（三）當相對於周邊文明在軍事上處劣勢或者僅文化上處相對優勢時，必須凝聚共識以動員和整合最廣泛的社會階層共同參與，並在重新確立軍事優勢的基礎上實現文明的再度復興。
三、帝國危局---剖析近代中國的深重危機
滿清入關是中華歷史發展的一個偶然，本文不討論滿清統治對中華文明發展的利弊，事實是當西方列強攜堅船利炮出現在中國的近海時，他們驚奇的發現，如此遼闊的土地上，居住的幾乎是「一群白痴」。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西方列強利用全面優勢，將中國毫不留情的送入了半殖民地的行列，滿清政府系列割地、賠款等喪權辱國的行為在此不再贅述，我們著重分析的是此一時期相比於以往的大分裂期出現了哪些明顯的不同：
一是中華文明相對周邊文明處於全面劣勢。西方文明挾工業文明成果幾乎對中華文明形成了「碾壓」，這種「碾壓」甚至只能用「代差」方可形容。
二是中華文明的絕效續命丹即文化優勢也喪失殆盡。從直觀來看，是力量的差異，從間接來看，則是你無法將西方列強中華文明化，因為文明的層次不在一個維度，就如非洲的原始部落，哪怕人數再多，也無法將今天任何一個現代文明部落化，精英分子即便委身列強，他們也只能尷尬的充當西方列強的「買辦」，「借殼上市」的辦法也行不通。
三是中央王朝落伍、式微但僵而不死，這在以往文明崩潰期也是極為獨特的。其根源在於中華文明的龐大體量，使任何一個西方列強均無法實現直接統治，他們極需要時刻扶持一個傀儡式的本土政權以實現代理統治，而不在乎這個政權是否符合中國國民的實際需要。換句話說，一旦我們內部任何武裝力量的崛起可能影響到西方列強的利益時，他們本能的選擇是毫不猶豫的幫助這個政權撲滅潛在的競爭者。
四是中華文明的整體顏面掃地。正如前文所述，當時的中國人在西方列強眼裡，等同於「白痴」，西方文明進化的短暫，使西方人並不具備中華文明「悲天憫人」的高尚情懷，他們毫不客氣的對中華大地進行了各種思維所及的燒殺搶掠，中華的國權和人權基本沉淪到馬里亞納海溝，這是驕傲的中華文明所不能接受的極端局面。
事實上，當時的諸多仁人志士已經看到了這個極端危重的局面，他們意識到，如果任由這種局面發展下去，則中華文明將「萬劫不復」，各路有志之士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進行了「救中國」的系列嘗試，我們來具體的看一下：
（一）農民階級：以太平天國起義為代表，席捲了大半個中國，幾乎推翻代表落後生產力和西方殖民者利益的清政府。但很顯然，他們的鬥爭目標始終僅局限於農民階級一隅，無論前期的「均田薄賦」還是後期幾乎沒來得及實施的「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等主張，其著眼點都聚焦在農民階級層面，從而註定了他們並不能融合當時社會最廣泛的力量共同參與，特別是無法吸引高層次的知識分子參與，最後在清政府和西方列強的聯合絞殺下失敗。太平天國，轟轟烈烈的出場，但歷史留給他們的只有一個背影。
（二）士人集團：以戊戍變法為代表，他們目光如炬，敏銳的察覺了當時迥異於以往任何時代的大變局，並按照自己的設想制定了有關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系列措施，這是士人集團首度以一個獨立階層的身份走上「救中國」的前台。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士人集團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恰恰是農民階級的主張未能吸引他們的目光，加之中央王朝的僵而不死，使他們對中央王朝還抱有最後一絲的期待。然而，「廟堂之策」如沒有「江湖之遠」的支撐，註定了這只能是一場悲劇，由於他們所有的措施均天然的缺乏來自其他階層特別是廣大普通百姓的理解和支持，這場變法運動持續百天即歸於寂靜。
（三）地主階級：也即一般意義上的統治精英，以洋務運動為代表，他們試圖以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科技來實現富國強兵。這樣的路線不能將之完全的斥為「天真」，俄國歷史上的彼得大帝即以同樣的思路取得過成功，但中國的地主階級所沒有看到的是，歷經200餘年的統治，當時腐朽、落後的清政府中央王朝事實上已處於瓦解的前夜，沒有富於進取的統治階層集體作支撐，他們這種試圖以局部進步來挽救整體的行動依然只能收穫失敗。
（四）資產階級：即資本集團，某種程度上，他們是洋務運動的副產品，洋務運動雖然失敗了，但間接的造就了資產階級，以辛亥革命為代表，以建立中華民國為標誌。很顯然，資本的逐利性使資產階級和廣大普通百姓天然的居於對立，他們無力也無願與廣大百姓深度融合，從而註定他們的階級力量始終處於一個相對弱勢地位，特別是當他們走上前台面對西方列強的資本勢力時，更是處境尷尬。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形式上的統一政權是建立了，但這個政權是空前弱勢的，是不能有效維護民族利益、有效承擔文明復興重任的。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為什麼中華民國建立後，全國的革命運動依然風起雲湧。正如本文開頭所論述的，中華文明要麼引領世界，要麼歸於消亡，沒有任何第三條路可走，試圖苟活的政權無法得到廣大人民的認同？
很顯然，當我們透過歷史的側面，總結近代中國諸多嘗試的失敗，其根本原因在於中華文明相較周邊文明已處於整體劣勢，要有效實現目標，就必須出現這樣的一種力量：一是它的鬥爭目標必須是既能推翻腐朽落後的中央王朝，又能有效抵禦西方列強的凌辱。二是她必須能動員和號召最廣泛的社會階層參與，並能提出被最廣泛社會階層所接受的鬥爭綱領和路線，從而實現最廣泛社會階層的深度融合。三是她必須能有效打碎既有的利益格局並實現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維護好最普通百姓的現實利益。四是她必須能有效維護中華文明的道統，在重建統一政權的基礎上，重塑中華文明的體面。時代呼喚這樣的力量，一旦這樣的力量出現，那就將是中華文明順利步入現代社會的最後一搏。那麼，這樣的力量在哪裡。
四、橫空出世---中國共產黨的天然使命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從政治層面來講，是一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哲學。無數的知識精英敏銳的察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實的契合點，即馬克思主義起碼是一種能夠發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器，總結近代系列「救中國」嘗試的失敗，未能有效發動群眾無疑是關鍵性因素之一，可以說，馬克思主義與當時中國的現實要求一拍即合，中國共產黨歷經艱難在上海正式成立了。
黨的革命歷程，大家已耳熟能詳，本文不再引述。我常常在在想，為什麼只有中國共產黨在「救中國」事業上取得了最後的成功？回到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中國共產黨的出現，契合了當時處於「絕望」狀態下的中國的所有現實需求，它具備迥異於以往任何革命力量的鮮明特點？
（一）革命目標：中國共產黨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綱領，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描述，共產主義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中華文明的特質決定了所有的「第一」對中華子民均具有無窮的吸引力，可以說，這面奮鬥的大旗，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各階層產生了難以抗拒的魔力，從而為最廣泛社會力量的深度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粘合劑，相當程度上，也奠定了最廣泛社會階層源源參與的理論基礎。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幾乎集合了當時中國各階層的有志之士。
（二）：革命主力：中國共產黨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首先從制度層面劃定了革命的主力是工人和農民，從而確保了當時社會最主體階層的深度參與。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明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有機組成部分，以「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為指引，有效吸引各路知識精英的源源加入。尤為關鍵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以「團結所能團結的大多數人」為目標，將當時有志復興中華的各階層精英團結到自己的大旗之下。革命主力的囊括性，確保了中國共產黨累積起最廣泛的社會基礎。
（三）利益再分配：中國共產黨始終抓住「土地」這一當時中國農民階層最現實的利益需求，不斷深入和完善土地政策。建國後，又著力推進公私合營，完成民族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看得見的現實利益，為獲得最廣大普通百姓的衷心擁護和支持奠定了基礎，從而也為革命進展紮好了最深厚的底層支撐。
（四）道統承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來自西方，但始終以「中國化」為己任，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特別是在經歷偉大的長征之後，基本完成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並明確樹立起「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革命階段奮鬥目標，將中華文明的復興和中國人民的幸福列為首要議事日程，這無疑對當時的社會各階層特別是知識精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五）民族體面：中國共產黨始終將民族利益的維護置於首位，無論是革命期，還是執政期，面對西方列強，均講求「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哲學，大是大非面前從不妥協退讓，特別是一舉廢除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各類不平等條約和規定，更是重聚中華民族精氣神的關鍵之舉。至於建國後的系列對外自衛戰爭的勝利，特別是抗美援朝的勝利，是對整個民族的強力補鈣之舉，她極大的復興了中華民族整個古老、偉大的民族榮光。
我們常說，歷史，是一門記錄社會運行軌跡的科學，而「科學」就蘊含在社會運行邏輯之中，這種邏輯，需要我們用心去探求。很顯然，結合中華文明重整和重建的歷史運行規律，我們很容易的看到，中國共產黨出現在近代處於崩潰的中國不是偶然的。在當時「救中國」的危重社會背景下，只有中國共產黨契合了當時社會的所有現實需求，也是看似紛繁複雜的中國社會運轉體系在不斷優化組合之後的必然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從來都不是一句空話，這是今天的我們所尤其需要記取和珍視的寶貴經驗。
最後，筆者只是一個業餘的歷史愛好者，所記所述亦未能遵循一般的學院派觀點，只是結合歷史運行的邏輯軌跡提出自己一些粗淺的看法，不專業，也不系統，期待並歡迎大家的批評指正。
一、別樣煙火——認識國家表象下的中華文明
亨廷頓在他的名著《文明的衝突》中論斷「中國，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認識中國，首先要從文明的角度入手。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即便按照西方所謂的「標準」，中國亦當仁不讓的位居「四大文明古國」之列，且是唯一綿延至今的文明體系。回望歷史，這個文明體系具有以下顯著特徵：
（一）以「天下大同」為政治建設理念。早在西周，我們的祖先就認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西漢宣帝則進一步具體化，明確宣告「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致，皆為漢土」。這兩句話的意思很明確，即中國不僅是中國人的中國，更是天下人的中國，中國的使命就是帶領天下人民建設一個光明的「王道樂土」。從歷史上看，「王化」始終是中華文明的天然使命，她從黃河流域起步，以文明洗禮為武器，以朝貢體系為架構，在當時人們已知的全部地理範圍內，始終充當著掌舵者、領航員的角色。歷代士子，不管他所修何業，有一個理念始終是共通的，即「中國」等於「天下」，「中國」不存在了，「天下」也就亡了。所以，幾千年來，每當危難時刻，「沒有什麼比救中國更重要」是印入我們這個民族骨子裡的共識？
（二）以「大一統」為政治建設目標。中華文明源於黃河流域，水患頻發要求大家更多的利用集體力量，均勻軟細的黃土很容易使人們在思想上樹立起整齊劃一的共識，襁褓之中所處的地理環境決定了我們民族的性格，即「大一統」。遍觀歷史，這一目標是任何時期的「政治正確」，一旦某個政治集團或政治人物試圖偏離這一軌道，那他的歷史定性無疑將是極為負面的，政權不視為「正朔」，個人則被視為「國賊」。可以說，「大一統」理念是融入我們民族基因的東西，歷代知識精英無不以為「大一統」添磚加瓦而視為自己的畢生榮譽。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們的「大一統」還絕非僅著眼於今天中國的地理範圍，她從一開始秉持的就是無限開放的模式，以「王化與否」為標準，以定性而非定量為方法，制定了面向所有未知地理範圍的「統一時間表」，典型表現就是「朝貢體系」內涵的不斷延展。回溯古代中國，我們的勢力所及，幾乎覆蓋了整個亞洲。正是對「大一統」的不懈追求，確保了這個文明屢屢置之死地而後生，也是我們文明綿遠悠長最重要的內在動力。
（三）以文明認同為政治聯繫紐帶。在近代西方民族國家的概念傳入之前，我們的祖先是不強調「國家」概念的，多數場合，是以「華夏」來涵括所有認同並實踐華夏文明的各類種族。所謂「入夏則夏，入夷則夷」，你認同並實踐華夏文明，不管你出身何處，你均是中國的一員，反之，你便是「非中國」。這個文明認同的具體表象一是文字，二是哲學，三是衣冠。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縱觀中外歷史，無論中國的文字，還是哲學和衣冠，它都具有高度的穩定性，尤其是文字，西方字母文字略加改動，即可形成新的文字體系，從而形成新的國家，但漢字幾乎「改無可改」。以文明認同為政治聯繫紐帶很大程度上確保了文明的穩定性，而文明的穩定又確保了「中國」這一文明載體的穩定性，這也是中國始終保有遼闊疆域的理論基礎。
回溯中華文明的顯著特徵，可以看到：引領天下是中國的天然使命，任何一個政權都不要幻想「苟活」，一旦某個政權有「苟活」的跡象，那麼人民也一定會讓你這個政權苟活不了；中國必須是統一的，任何試圖分裂國家的言行，都將被人民無情的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中國必須是穩定和永續的，中國的滅亡就等同於天下的淪亡，而沒有了天下，天下的人民就無路可走。所以，每當「中國」處於淪亡的邊緣，「拯救中國」就是各階層最重大、最首要的任務。
二、文明之殤——回望中華文明的末路轉圜
羅貫中先生在《三國演義》中開宗明言「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雖然古代中國以超然於世的姿態締造了傳奇式的輝煌，但正如羅貫中先生所言，我們的文明也數度處於崩潰的邊緣。一般而言，一個文明的崩潰，首先是承載這個文明的載體即政權的崩潰，如果承載某個文明的政權崩潰後不能如期重建，那這個文明在大機率上最終也將趨於消亡，如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希臘、古羅馬等，正因為政權崩潰後未能如期重建，他們的所謂文明也早已消散於歷史的長河。
古代中國有無數的政權崩潰，但正因為政權崩潰後總能如期重建，確保了中華文明能始終衰而不亡、危而不倒。這裡面有著何種軌跡？是什麼力量支撐了她的重建和重塑？讓我們從中華文明的幾個大分裂期後的重建過程來尋找答案？
（一）春秋戰國時期：即公元前771年至公元前221年，這一時期「王室衰微」，中央王朝趨於消解，但各諸侯國仍然保有和維持了本區域內的局部秩序。各諸侯國以重建統一的中央王朝為使命，展開了大規模的爭霸和攻伐，最終由諸侯國之一的秦國重建統一王朝而實現中華文明載體的重建。
分析這一時期中華文明的重整過程，我們不難看到：一是中華文明的高度穩定性，即便是長達數百年的大分裂也不能將其擊碎。二是文明重整的目標始終以「大一統」為指向，各諸侯國無不以重建統一王朝為突出追求。三是在中華文明相較周邊文明具有全面優勢時，政權重建的方式以內部各武力集團的兼并和分化組合為主，外力的制約相當有限。四是政權重建的主力是統治精英，主要是各諸侯國的統治階層和遊走於各諸侯國的士人集團，廣大普通百姓因局部社會秩序的維持而置身事外。
很顯然，中華文明因其穩定性和同一性，在龐大體量的加持下，當我們相較周邊文明具有全面優勢時，即便出現「禮崩樂壞」的極端局面，僅社會精英分子即可以輕鬆收拾舊山河，從而實現文明的重整，也即實現「救中國」的歷史任務。
（二）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即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這一時期以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為先導，在摧毀東漢的基礎上形成三國。此一時期的顯著變化在於北方游牧民族力量的增長而使中華文明相較周邊文明首度在軍事上處於一定劣勢，其主要表征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大規模南下，並在中華文明腹心地帶建立了形式不一的各類政權。但很顯然，因為周邊文明的優勢僅限于軍事一隅且僅具相對優勢，軍事拉鋸成為常態，且在軍事拉鋸的過程中，外族政權常困於中華文明的文化優勢而不得不逐漸中華文明化。同時，外族政權在中華文明化的過程中，那些服務於外族政權的中華文明精英分子也比較容易的依託自身的文化優勢而躋身外族政權上層，並最終由楊堅以「借殼上市」的形式實現了中華文明的再度重整。
總結這一時期的文明重整，我們看到，當中華文明相對周邊文明不再具有全面優勢時，文明復興的難度顯著增加，僅精英分子的內部整合已不能達到目的，農民作為普通百姓的代表首度參與了中華文明的重建過程，並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當僅僅是軍事方面成為我們這個文明的短板時，文明崩滅的結果並不如我們預想的那樣糟糕，精英分子在文化方面的優勢仍然為新的精英階層攫取異族權力提供了條件。
（三）元末明初時期：大致為公元14世紀左右。這一時期，因蒙古軍事集團的異軍突起，使中華文明首度出現了整體「陸沉」期，其標誌就是南宋的滅亡。這一時期的背景變化具有了迥異於以往任何時期的新特點，即中華文明相對於周邊文明，不單軍事上出現了較大程度劣勢，文化上也僅處於相對優勢，我們可以看到，終元一朝，不單沒有出現我們熟悉的軍事拉鋸，即便服務於元朝庭的漢族精英分子也依然缺乏攫取其最高權力的機會。
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不利局面，中華文明重建道路顯然就複雜的多，這裡面同步出現了兩個顯著變化，一是社會各階層的投入達到了空前的程度，農民、士人、原統治精英等均以不同形式投入到文明重建過程，二是各階層的廣泛整合成為時代要求，其傑出代表朱元璋，高屋建瓴式的提出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政治口號，從而成為當時各階層整合所普遍接受的公約數，特別是有效的整合了農民和士人集團，也間接的整合了農民和浙東地主集團，成功建立明朝從而宣告中華文明的再度重建。
總結這一時期的文明重建，很顯然，當難度空前增強時，文明重建的形式和內容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其主要特點就是需要發動和整合最廣泛的社會階層參與，零打碎敲的方式，無論其烈度多麼驚人，結果都不會盡如人意。
透過歷史的迷霧，當我們回望中華文明大分裂期後的重整與重建過程，以下幾點是非常明顯的：一是中華文明的存續雖常處生死邊緣，但正如本文開篇所分析的中華文明的先天特質維持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即便長達數百年的大分裂也始終不能將其擊碎。二是文明重建的目標始終以「大一統」為導向，各實力集團無不以重建統一王朝為追求。三是文明重建的方式隨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參與的階層及各階層的整合深度都逐漸系統化和複雜化。
由此，可大體歸納中華文明的重建軌跡如下：
（一）當相對於周邊文明具有全面優勢時，社會精英的內部整合即可實現重建，也即我們熟悉的「自娛自樂」範疇。
（二）當相對於周邊文明僅具有相對優勢或軍事上的相對劣勢時，軍事拉鋸成為常態，外族政權在拉鋸過程中中華文明化並由服務於外族政權的文明精英分子擇機實現中華文明的同一化。
（三）當相對於周邊文明在軍事上處劣勢或者僅文化上處相對優勢時，必須凝聚共識以動員和整合最廣泛的社會階層共同參與，並在重新確立軍事優勢的基礎上實現文明的再度復興。
三、帝國危局---剖析近代中國的深重危機
滿清入關是中華歷史發展的一個偶然，本文不討論滿清統治對中華文明發展的利弊，事實是當西方列強攜堅船利炮出現在中國的近海時，他們驚奇的發現，如此遼闊的土地上，居住的幾乎是「一群白痴」。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西方列強利用全面優勢，將中國毫不留情的送入了半殖民地的行列，滿清政府系列割地、賠款等喪權辱國的行為在此不再贅述，我們著重分析的是此一時期相比於以往的大分裂期出現了哪些明顯的不同：
一是中華文明相對周邊文明處於全面劣勢。西方文明挾工業文明成果幾乎對中華文明形成了「碾壓」，這種「碾壓」甚至只能用「代差」方可形容。
二是中華文明的絕效續命丹即文化優勢也喪失殆盡。從直觀來看，是力量的差異，從間接來看，則是你無法將西方列強中華文明化，因為文明的層次不在一個維度，就如非洲的原始部落，哪怕人數再多，也無法將今天任何一個現代文明部落化，精英分子即便委身列強，他們也只能尷尬的充當西方列強的「買辦」，「借殼上市」的辦法也行不通。
三是中央王朝落伍、式微但僵而不死，這在以往文明崩潰期也是極為獨特的。其根源在於中華文明的龐大體量，使任何一個西方列強均無法實現直接統治，他們極需要時刻扶持一個傀儡式的本土政權以實現代理統治，而不在乎這個政權是否符合中國國民的實際需要。換句話說，一旦我們內部任何武裝力量的崛起可能影響到西方列強的利益時，他們本能的選擇是毫不猶豫的幫助這個政權撲滅潛在的競爭者。
四是中華文明的整體顏面掃地。正如前文所述，當時的中國人在西方列強眼裡，等同於「白痴」，西方文明進化的短暫，使西方人並不具備中華文明「悲天憫人」的高尚情懷，他們毫不客氣的對中華大地進行了各種思維所及的燒殺搶掠，中華的國權和人權基本沉淪到馬里亞納海溝，這是驕傲的中華文明所不能接受的極端局面。
事實上，當時的諸多仁人志士已經看到了這個極端危重的局面，他們意識到，如果任由這種局面發展下去，則中華文明將「萬劫不復」，各路有志之士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進行了「救中國」的系列嘗試，我們來具體的看一下：
（一）農民階級：以太平天國起義為代表，席捲了大半個中國，幾乎推翻代表落後生產力和西方殖民者利益的清政府。但很顯然，他們的鬥爭目標始終僅局限於農民階級一隅，無論前期的「均田薄賦」還是後期幾乎沒來得及實施的「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等主張，其著眼點都聚焦在農民階級層面，從而註定了他們並不能融合當時社會最廣泛的力量共同參與，特別是無法吸引高層次的知識分子參與，最後在清政府和西方列強的聯合絞殺下失敗。太平天國，轟轟烈烈的出場，但歷史留給他們的只有一個背影。
（二）士人集團：以戊戍變法為代表，他們目光如炬，敏銳的察覺了當時迥異於以往任何時代的大變局，並按照自己的設想制定了有關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系列措施，這是士人集團首度以一個獨立階層的身份走上「救中國」的前台。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士人集團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恰恰是農民階級的主張未能吸引他們的目光，加之中央王朝的僵而不死，使他們對中央王朝還抱有最後一絲的期待。然而，「廟堂之策」如沒有「江湖之遠」的支撐，註定了這只能是一場悲劇，由於他們所有的措施均天然的缺乏來自其他階層特別是廣大普通百姓的理解和支持，這場變法運動持續百天即歸於寂靜。
（三）地主階級：也即一般意義上的統治精英，以洋務運動為代表，他們試圖以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科技來實現富國強兵。這樣的路線不能將之完全的斥為「天真」，俄國歷史上的彼得大帝即以同樣的思路取得過成功，但中國的地主階級所沒有看到的是，歷經200餘年的統治，當時腐朽、落後的清政府中央王朝事實上已處於瓦解的前夜，沒有富於進取的統治階層集體作支撐，他們這種試圖以局部進步來挽救整體的行動依然只能收穫失敗。
（四）資產階級：即資本集團，某種程度上，他們是洋務運動的副產品，洋務運動雖然失敗了，但間接的造就了資產階級，以辛亥革命為代表，以建立中華民國為標誌。很顯然，資本的逐利性使資產階級和廣大普通百姓天然的居於對立，他們無力也無願與廣大百姓深度融合，從而註定他們的階級力量始終處於一個相對弱勢地位，特別是當他們走上前台面對西方列強的資本勢力時，更是處境尷尬。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形式上的統一政權是建立了，但這個政權是空前弱勢的，是不能有效維護民族利益、有效承擔文明復興重任的。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為什麼中華民國建立後，全國的革命運動依然風起雲湧。正如本文開頭所論述的，中華文明要麼引領世界，要麼歸於消亡，沒有任何第三條路可走，試圖苟活的政權無法得到廣大人民的認同？
很顯然，當我們透過歷史的側面，總結近代中國諸多嘗試的失敗，其根本原因在於中華文明相較周邊文明已處於整體劣勢，要有效實現目標，就必須出現這樣的一種力量：一是它的鬥爭目標必須是既能推翻腐朽落後的中央王朝，又能有效抵禦西方列強的凌辱。二是她必須能動員和號召最廣泛的社會階層參與，並能提出被最廣泛社會階層所接受的鬥爭綱領和路線，從而實現最廣泛社會階層的深度融合。三是她必須能有效打碎既有的利益格局並實現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維護好最普通百姓的現實利益。四是她必須能有效維護中華文明的道統，在重建統一政權的基礎上，重塑中華文明的體面。時代呼喚這樣的力量，一旦這樣的力量出現，那就將是中華文明順利步入現代社會的最後一搏。那麼，這樣的力量在哪裡。
四、橫空出世---中國共產黨的天然使命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從政治層面來講，是一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哲學。無數的知識精英敏銳的察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實的契合點，即馬克思主義起碼是一種能夠發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器，總結近代系列「救中國」嘗試的失敗，未能有效發動群眾無疑是關鍵性因素之一，可以說，馬克思主義與當時中國的現實要求一拍即合，中國共產黨歷經艱難在上海正式成立了。
黨的革命歷程，大家已耳熟能詳，本文不再引述。我常常在在想，為什麼只有中國共產黨在「救中國」事業上取得了最後的成功？回到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中國共產黨的出現，契合了當時處於「絕望」狀態下的中國的所有現實需求，它具備迥異於以往任何革命力量的鮮明特點？
（一）革命目標：中國共產黨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綱領，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描述，共產主義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中華文明的特質決定了所有的「第一」對中華子民均具有無窮的吸引力，可以說，這面奮鬥的大旗，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各階層產生了難以抗拒的魔力，從而為最廣泛社會力量的深度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粘合劑，相當程度上，也奠定了最廣泛社會階層源源參與的理論基礎。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幾乎集合了當時中國各階層的有志之士。
（二）：革命主力：中國共產黨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首先從制度層面劃定了革命的主力是工人和農民，從而確保了當時社會最主體階層的深度參與。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明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有機組成部分，以「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為指引，有效吸引各路知識精英的源源加入。尤為關鍵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以「團結所能團結的大多數人」為目標，將當時有志復興中華的各階層精英團結到自己的大旗之下。革命主力的囊括性，確保了中國共產黨累積起最廣泛的社會基礎。
（三）利益再分配：中國共產黨始終抓住「土地」這一當時中國農民階層最現實的利益需求，不斷深入和完善土地政策。建國後，又著力推進公私合營，完成民族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看得見的現實利益，為獲得最廣大普通百姓的衷心擁護和支持奠定了基礎，從而也為革命進展紮好了最深厚的底層支撐。
（四）道統承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來自西方，但始終以「中國化」為己任，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特別是在經歷偉大的長征之後，基本完成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並明確樹立起「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革命階段奮鬥目標，將中華文明的復興和中國人民的幸福列為首要議事日程，這無疑對當時的社會各階層特別是知識精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五）民族體面：中國共產黨始終將民族利益的維護置於首位，無論是革命期，還是執政期，面對西方列強，均講求「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哲學，大是大非面前從不妥協退讓，特別是一舉廢除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各類不平等條約和規定，更是重聚中華民族精氣神的關鍵之舉。至於建國後的系列對外自衛戰爭的勝利，特別是抗美援朝的勝利，是對整個民族的強力補鈣之舉，她極大的復興了中華民族整個古老、偉大的民族榮光。
我們常說，歷史，是一門記錄社會運行軌跡的科學，而「科學」就蘊含在社會運行邏輯之中，這種邏輯，需要我們用心去探求。很顯然，結合中華文明重整和重建的歷史運行規律，我們很容易的看到，中國共產黨出現在近代處於崩潰的中國不是偶然的。在當時「救中國」的危重社會背景下，只有中國共產黨契合了當時社會的所有現實需求，也是看似紛繁複雜的中國社會運轉體系在不斷優化組合之後的必然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從來都不是一句空話，這是今天的我們所尤其需要記取和珍視的寶貴經驗。
最後，筆者只是一個業餘的歷史愛好者，所記所述亦未能遵循一般的學院派觀點，只是結合歷史運行的邏輯軌跡提出自己一些粗淺的看法，不專業，也不系統，期待並歡迎大家的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