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今悲劇業已發生，不能不審視李斯達此前的怪異行為。一位不願具名的同學認為，「李斯達最大的問題，可能在於把生活當成了戲劇」，他活在自己構建起來的世界中，蔑視現實生活中的規則。任何人一旦缺乏敬畏，無視規則，就難免步入歧途。有專家認為，才華橫溢者不乏有古怪毛病。李斯達身上有很多標籤。
但如今悲劇業已發生，不能不審視李斯達此前的怪異行為。一位不願具名的同學認為，「李斯達最大的問題，可能在於把生活當成了戲劇」，他活在自己構建起來的世界中，蔑視現實生活中的規則。任何人一旦缺乏敬畏，無視規則，就難免步入歧途。有專家認為，才華橫溢者不乏有古怪毛病。李斯達身上有很多標籤。
而從其怪異言行看，他或許遭遇了巨大壓力，或許有一定的心理疾病。大學生中並不缺像李斯達一樣怪異的人，更不缺背負沉重壓力的人，不妨鄭重地把李斯達當成一個案例來剖析。如果一個大學生常常喊打喊殺，是不是說明其精神壓力過大？學校該如何及時地予以必要的心理干預？對這種另類學生，是該疏遠他還是走近他？是鄙視他還是陪他一起消除心魔？多年來，媒體報道的高校多起學生自殺或殺人事件，幾乎無一不與心理問題有關。遭遇極端心理困境，無論自戕或殺人，都極端不可取。
講到城市公共管理的安全性與人性化，往往顯得過於宏大，但全部的安全感和人性化都體現在細節當中。粗放的城市管理模式下，我們不時看到路面的無常坍塌，井蓋的缺失，公共廁所的難尋，也可能是一個不經意間吞噬生命的護欄。這些細節或許看似無足輕重，並往往被忽視，然而一旦出事，就可能釀成無可逆轉的悲劇。僅從城市發展的硬體看，當前我國城市建設水平或許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不少已開發國家，但我們卻可能依然是止步於外在的豪華與解決「有無」的問題，而較之精細管理仍有相當的距離。最新發生的這起護欄上的悲劇，顯然又為此提供了新的註腳。公共場所人性化與精細化的細節，總會在不經意間帶給人以舒適與便利，更重要的是，它總能夠儘量減少極端的惡性事件的發生，而這恰恰是對人們安全感的最好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說，護欄間隙寬度不啻為對城市精細管理水平的一次丈量，它不應該再次被熟視無睹。而悲劇所引發的反思，也應該舉一反三，延伸到對城市精細管理的觸動與行動中去。
小時候，我家住在農村，父母總愛跟我說，某某魚塘和水池淹死過人，一定不要去那兒玩。爺爺奶奶也經常提醒，後山有野狗野貓出沒，出門不要走那邊。這些帶有「嚇唬」意味的警告，讓我的童年免去了不少危險。奇怪的是，隨著年歲的增長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俗語，也變得更像一種諷刺。就拿雙胞胎溺亡悲劇來說，不過才兩天而已，當雙胞胎姐妹的家人正悲痛欲絕，當多數圍觀者還沉浸在悲傷和同情的氛圍中時，竟有父母又帶著孩子下到了海里，甚至有工作人員在提醒的時候，還遭到了拒絕和排斥。
由於富士康巨大的就業吸納能力和產值創造能力，這種運行模式往往被外部監督機制所寬容。「十連跳」不是個案而是公案。富士康只是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對工作成本高昂而附加值低廉的代工模式的前景作了預判。「十連跳」是不可持續的管理模式、贏利模式和公關模式的集中體現。在商品越來越重視「血統」，重視其生產過程的和諧性的今天，發生於富士康的這些悲劇，應該成為「體面勞動」的新起點。因此，不僅政府和工會組織應該介入富士康的這些「個案」，而且應該介入到更多經濟組織中，避免類似悲劇的反覆發生。(特約評論員徐立凡)。
將計生與義務教育「捆綁」的做法，事實上正是對於公民教育權利的挾持。所有的計生「捆綁式執法」現象，都到了該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時候了。據《東方早報》報道，37歲的貴州興義農民王光榮不久前割腕自殺，因為繳不起4個孩子22500元的「超生罰款」，而不交錢意味著孩子上學將受阻。社會治理中一些壞的辦法，總是一再地引發更壞的結果，王光榮之死正是一例。王光榮的死與「超生罰款」之間的聯繫，不會因為當地的「闢謠」而不存在。
」只要牢牢拉著孩子的手，就一定安全了嗎？未必。就好比，吸煙的人告訴自己不太可能得肺癌等疾病，酒駕的人都相信「喝酒出事的都是別人，跟我沒有關係」一樣。何況，溺水的人往往都是那些自以為熟悉水性、安全措施做得很好的。悲劇，從來都不是偶然。比如，烏魯木齊一位媽媽上班，把孩子鎖在家裡，然後孩子模仿電視里的情節，撐起雨傘從11樓窗戶跳出；深圳某游泳中心裡，媽媽離孩子只有3米，但因為低頭看手機，孩子溺水，沒有被及時發現，溺水變成溺亡……現實當中，類似的事情幾乎比比皆是。
但如今悲劇業已發生，不能不審視李斯達此前的怪異行為。一位不願具名的同學認為，「李斯達最大的問題，可能在於把生活當成了戲劇」，他活在自己構建起來的世界中，蔑視現實生活中的規則。任何人一旦缺乏敬畏，無視規則，就難免步入歧途。有專家認為，才華橫溢者不乏有古怪毛病。李斯達身上有很多標籤。
而從其怪異言行看，他或許遭遇了巨大壓力，或許有一定的心理疾病。大學生中並不缺像李斯達一樣怪異的人，更不缺背負沉重壓力的人，不妨鄭重地把李斯達當成一個案例來剖析。如果一個大學生常常喊打喊殺，是不是說明其精神壓力過大？學校該如何及時地予以必要的心理干預？對這種另類學生，是該疏遠他還是走近他？是鄙視他還是陪他一起消除心魔？多年來，媒體報道的高校多起學生自殺或殺人事件，幾乎無一不與心理問題有關。遭遇極端心理困境，無論自戕或殺人，都極端不可取。
講到城市公共管理的安全性與人性化，往往顯得過於宏大，但全部的安全感和人性化都體現在細節當中。粗放的城市管理模式下，我們不時看到路面的無常坍塌，井蓋的缺失，公共廁所的難尋，也可能是一個不經意間吞噬生命的護欄。這些細節或許看似無足輕重，並往往被忽視，然而一旦出事，就可能釀成無可逆轉的悲劇。僅從城市發展的硬體看，當前我國城市建設水平或許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不少已開發國家，但我們卻可能依然是止步於外在的豪華與解決「有無」的問題，而較之精細管理仍有相當的距離。最新發生的這起護欄上的悲劇，顯然又為此提供了新的註腳。公共場所人性化與精細化的細節，總會在不經意間帶給人以舒適與便利，更重要的是，它總能夠儘量減少極端的惡性事件的發生，而這恰恰是對人們安全感的最好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說，護欄間隙寬度不啻為對城市精細管理水平的一次丈量，它不應該再次被熟視無睹。而悲劇所引發的反思，也應該舉一反三，延伸到對城市精細管理的觸動與行動中去。
小時候，我家住在農村，父母總愛跟我說，某某魚塘和水池淹死過人，一定不要去那兒玩。爺爺奶奶也經常提醒，後山有野狗野貓出沒，出門不要走那邊。這些帶有「嚇唬」意味的警告，讓我的童年免去了不少危險。奇怪的是，隨著年歲的增長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俗語，也變得更像一種諷刺。就拿雙胞胎溺亡悲劇來說，不過才兩天而已，當雙胞胎姐妹的家人正悲痛欲絕，當多數圍觀者還沉浸在悲傷和同情的氛圍中時，竟有父母又帶著孩子下到了海里，甚至有工作人員在提醒的時候，還遭到了拒絕和排斥。
由於富士康巨大的就業吸納能力和產值創造能力，這種運行模式往往被外部監督機制所寬容。「十連跳」不是個案而是公案。富士康只是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對工作成本高昂而附加值低廉的代工模式的前景作了預判。「十連跳」是不可持續的管理模式、贏利模式和公關模式的集中體現。在商品越來越重視「血統」，重視其生產過程的和諧性的今天，發生於富士康的這些悲劇，應該成為「體面勞動」的新起點。因此，不僅政府和工會組織應該介入富士康的這些「個案」，而且應該介入到更多經濟組織中，避免類似悲劇的反覆發生。(特約評論員徐立凡)。
將計生與義務教育「捆綁」的做法，事實上正是對於公民教育權利的挾持。所有的計生「捆綁式執法」現象，都到了該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時候了。據《東方早報》報道，37歲的貴州興義農民王光榮不久前割腕自殺，因為繳不起4個孩子22500元的「超生罰款」，而不交錢意味著孩子上學將受阻。社會治理中一些壞的辦法，總是一再地引發更壞的結果，王光榮之死正是一例。王光榮的死與「超生罰款」之間的聯繫，不會因為當地的「闢謠」而不存在。
」只要牢牢拉著孩子的手，就一定安全了嗎？未必。就好比，吸煙的人告訴自己不太可能得肺癌等疾病，酒駕的人都相信「喝酒出事的都是別人，跟我沒有關係」一樣。何況，溺水的人往往都是那些自以為熟悉水性、安全措施做得很好的。悲劇，從來都不是偶然。比如，烏魯木齊一位媽媽上班，把孩子鎖在家裡，然後孩子模仿電視里的情節，撐起雨傘從11樓窗戶跳出；深圳某游泳中心裡，媽媽離孩子只有3米，但因為低頭看手機，孩子溺水，沒有被及時發現，溺水變成溺亡……現實當中，類似的事情幾乎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