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觀有詩說：「人生異趣各有求」，對於蘇軾來說，他的異趣不是富貴，不是功名，而是讀書和創作，在文學藝術的瀚海中遨遊，是蘇軾平生之快事。蘇軾自己所說的：「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正可作為蘇軾審美人生的極好概括。
首先是讀書，對此，很多詩話有所記載。可以說，讀書是蘇軾終生不變的生活習慣，是蘇軾戰勝苦難的精神支柱之一。「公嘗言觀書之樂，夜常以三鼓為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有時，在貶謫的蠻荒之地，書籍的來源有限，蘇軾便會將有限的一本書反覆閱讀。他曾有著名的「八面受敵」讀書法：「每一書皆作數過盡之」，「每次作一意求之」（蘇軾：《又答王庠書》）這看似是一種法則式的讀書方法，其實，這種法則多半是精神食糧短缺特殊情況所逼出來的。蘇軾晚年貶謫海外，無書可讀，偶得柳子厚文，於是，橫看側看，敲骨吸髓，何止八面，恐怕每個字都要反覆玩味，如同荒漠中的饑渴者得到有限的一泓清水，是不肯一口吞盡的。有《詩話》記載，蘇軾在黃州時，生活極端艱苦，仍然每夜讀書，「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即再三咨嗟嘆惜，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嘆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音吼）！』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令人失笑，也可知蘇軾讀書之痴迷。」。
在《讀孟郊詩二首》中，我們能感受到蘇軾的那種如饑似渴的閱讀，時而像是飢餓者的大快朵頤，時而又像是美食家的細細品味：「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饑渴之態、貪婪之態、尋覓之態，躍然紙上。如果有美感的時候，蘇軾會感到極大的愉悅：「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讀到佳處、美處，那種審美的愉悅，是無法言傳的，這種感覺西方的詩人曾經說：「如果有一部書能使我讀過之後渾身發冷，而且沒有任何火把能把我暖和過來時，我知道那一定是詩」，（美國女詩人艾米莉·狄金森語）蘇軾的感受卻是美感如佳肴美釀。讀書之於仕宦，就像是天涯倦客，忽然看到清清的溪水一樣，雖然不能從此徹底擺脫仕宦的塵埃，但到底可以使心靈得到得到短暫的休憩：「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塵埃雖未脫，暫憩得一漱。」（蘇軾：《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
對於多才多藝的蘇軾來說，審美的愉悅，其範疇相當的廣泛，書法、繪畫、古董、金彝，無不在其彀中。初踏仕途的鳳翔時期，他就有《鳳翔八觀》，其中的《石鼓歌》《王維吳道子畫》，都是十分著名的。可以說，仕途為蘇軾的審美人生，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視野。在《石蒼舒醉墨堂》中，蘇軾曾論說書法之樂：「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不異逍遙遊」「如欲美酒消百憂」，「興來一揮白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那快意真如莊子筆下的逍遙遊呀！所以，蘇軾人生的閃耀，便是在那「少焉甦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的愉悅，是如同他自己所體會：「吾酒後，乘興作數千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出也」的體驗。
當然，蘇軾的審美人生，並不是與人類社會的隔絕，恰恰相反，蘇軾非常喜愛訪客聊天，在聊天會客中獲得樂趣並得到靈感和創造。有資料記載：「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謔放蕩，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後去。或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嘗為予言之如此也。」（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一）。
蘇軾的審美人生，當然也包涵著對於大自然的審美，在仕宦倦遊之時，對於大自然的審美愉悅，是蘇軾最好的休憩，因此，他陶醉於「歸來平地看跳丸，一點黃金鑄秋橘」的朝霞夕日，呼吸飲酌著湖光山綠：「呼吸湖光飲山綠」，他憐愛著一切美好的生命：「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有時，他對於仕宦生涯極端的悲哀：「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窮途，死灰吹不起」，大自然與他的詩文寫作，就成為唯一不棄的伴侶：「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浩如瀉」「清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天人合一，與自然溶為一體，是華夏民族文化的傳統，不獨蘇軾而然，但蘇軾代表的宋代士大夫之人生，其個體生命之於宇宙自然、社會生活之於自然世界之融合，更達到了新的境界，譬如余極愛東坡詞「我欲醉眠芳草」，因此，若見一片青青碧綠，便欲醉臥其間。詞作之感人，先在詞人之投入，非止形體，乃詞人之一片精魂，皆融化在芳草自然之懷抱，那「可惜一溪風月，莫教踏碎瓊瑤」的惺惺相惜，那種陶醉美景的珍愛，那種「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一聲春曉」的歸依，都令我心醉。而詞序所記錄的此詞的創作過程，更是東坡以詩詞寫作為審美人生的極好例證：「及覺已曉，亂山攢擁，流水鏘然，疑非塵世也。書此語橋柱上。」「書此語橋柱上」，將詞作發表在大自然，則無異於一種泛神情感，將大自然視為可以閱讀，可以欣賞，可以交流情感的讀者。余少年時代，在沙漠中見西遼河水，視為天河，徘徊至暮色而歸，因將小詞以樹枝書寫在沙灘，故深解東坡之審美情結；又如名篇《記承天寺夜遊》中的：「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則自然之景色，乃「一片風景一個心情」，景物更多的是主體之關照，是社會化之自然，「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是幻覺之自然，想像之自然，自然之美，全在：「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閒人，只是相對仕宦人生而言，對於審美來說，卻並不閒，因為蘇軾不但沉浸於美，而且創造了這一千古名篇。故「閒人」兩字，為關鍵詞，可以視為蘇軾審美人生的別樣說法。
相對於柳永式的為歌妓寫作，姜夔式的為生計寫作，蘇軾的審美人生的生命觀念，更多的是為興趣寫作，為審美寫作。這一點，對於蘇軾的詩文藝術創作，有著內在的深刻影響，也從根本上決定了蘇軾的藝術創作的種種特質。譬如蘇軾的藝術創造，是更為隨意的，更為注重主體感受的，更為天馬行空不拘一格的，更為不顧及法則之類的約束而偏重於創作剎那的美感的，是「所謂遊刃有餘，運斤成風」的創造性的快感，與黃庭堅的法則式的寫作，蘇軾的創作更為重視的是靈感，是「奮袂如風，須臾而成的靈光一剎，是「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再難摹」。東坡論述書法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意造」兩字極好，也可以視為蘇軾藝術創造之概括；詩歌寫作也是如此，蘇軾曾說：「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頗有意味。所謂「詩欲其好」，指的是眾人之好，法則之好，「則不能好矣」，則是自我之好，審美之好。因此，以審美人生處來審視蘇軾，則蘇軾詩文藝術的種種怪怪奇奇的現象，都可以大致尋覓到源頭。東坡作詞，之所以能不理會所謂詞體的當行本色，出新意詩人雅詞於詞體別是一家的法度之中，寄士大夫精英文化於豪放風格之外，都與蘇軾的這種審美人生觀念有著淵源關係。「以詩為詞」的文學破體創作，無視每種文學體裁的當行本色的規矩，是因為蘇軾原本就沒將這些法則規矩看得很重，詩文也好，繪畫也好，都不過是使我在創造中愉悅的載體而已，「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達心適意，正是審美與法則之間的極好說明。當然，蘇軾的達心適意，是在對於文學藝術基本法則的深諳嫻熟之後的自由，是總體法則之中的逾矩，是逾矩中的創新。
首先是讀書，對此，很多詩話有所記載。可以說，讀書是蘇軾終生不變的生活習慣，是蘇軾戰勝苦難的精神支柱之一。「公嘗言觀書之樂，夜常以三鼓為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有時，在貶謫的蠻荒之地，書籍的來源有限，蘇軾便會將有限的一本書反覆閱讀。他曾有著名的「八面受敵」讀書法：「每一書皆作數過盡之」，「每次作一意求之」（蘇軾：《又答王庠書》）這看似是一種法則式的讀書方法，其實，這種法則多半是精神食糧短缺特殊情況所逼出來的。蘇軾晚年貶謫海外，無書可讀，偶得柳子厚文，於是，橫看側看，敲骨吸髓，何止八面，恐怕每個字都要反覆玩味，如同荒漠中的饑渴者得到有限的一泓清水，是不肯一口吞盡的。有《詩話》記載，蘇軾在黃州時，生活極端艱苦，仍然每夜讀書，「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即再三咨嗟嘆惜，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嘆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音吼）！』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令人失笑，也可知蘇軾讀書之痴迷。」。
在《讀孟郊詩二首》中，我們能感受到蘇軾的那種如饑似渴的閱讀，時而像是飢餓者的大快朵頤，時而又像是美食家的細細品味：「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饑渴之態、貪婪之態、尋覓之態，躍然紙上。如果有美感的時候，蘇軾會感到極大的愉悅：「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讀到佳處、美處，那種審美的愉悅，是無法言傳的，這種感覺西方的詩人曾經說：「如果有一部書能使我讀過之後渾身發冷，而且沒有任何火把能把我暖和過來時，我知道那一定是詩」，（美國女詩人艾米莉·狄金森語）蘇軾的感受卻是美感如佳肴美釀。讀書之於仕宦，就像是天涯倦客，忽然看到清清的溪水一樣，雖然不能從此徹底擺脫仕宦的塵埃，但到底可以使心靈得到得到短暫的休憩：「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塵埃雖未脫，暫憩得一漱。」（蘇軾：《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
對於多才多藝的蘇軾來說，審美的愉悅，其範疇相當的廣泛，書法、繪畫、古董、金彝，無不在其彀中。初踏仕途的鳳翔時期，他就有《鳳翔八觀》，其中的《石鼓歌》《王維吳道子畫》，都是十分著名的。可以說，仕途為蘇軾的審美人生，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視野。在《石蒼舒醉墨堂》中，蘇軾曾論說書法之樂：「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不異逍遙遊」「如欲美酒消百憂」，「興來一揮白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那快意真如莊子筆下的逍遙遊呀！所以，蘇軾人生的閃耀，便是在那「少焉甦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的愉悅，是如同他自己所體會：「吾酒後，乘興作數千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出也」的體驗。
當然，蘇軾的審美人生，並不是與人類社會的隔絕，恰恰相反，蘇軾非常喜愛訪客聊天，在聊天會客中獲得樂趣並得到靈感和創造。有資料記載：「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謔放蕩，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後去。或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嘗為予言之如此也。」（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一）。
蘇軾的審美人生，當然也包涵著對於大自然的審美，在仕宦倦遊之時，對於大自然的審美愉悅，是蘇軾最好的休憩，因此，他陶醉於「歸來平地看跳丸，一點黃金鑄秋橘」的朝霞夕日，呼吸飲酌著湖光山綠：「呼吸湖光飲山綠」，他憐愛著一切美好的生命：「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有時，他對於仕宦生涯極端的悲哀：「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窮途，死灰吹不起」，大自然與他的詩文寫作，就成為唯一不棄的伴侶：「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浩如瀉」「清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天人合一，與自然溶為一體，是華夏民族文化的傳統，不獨蘇軾而然，但蘇軾代表的宋代士大夫之人生，其個體生命之於宇宙自然、社會生活之於自然世界之融合，更達到了新的境界，譬如余極愛東坡詞「我欲醉眠芳草」，因此，若見一片青青碧綠，便欲醉臥其間。詞作之感人，先在詞人之投入，非止形體，乃詞人之一片精魂，皆融化在芳草自然之懷抱，那「可惜一溪風月，莫教踏碎瓊瑤」的惺惺相惜，那種陶醉美景的珍愛，那種「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一聲春曉」的歸依，都令我心醉。而詞序所記錄的此詞的創作過程，更是東坡以詩詞寫作為審美人生的極好例證：「及覺已曉，亂山攢擁，流水鏘然，疑非塵世也。書此語橋柱上。」「書此語橋柱上」，將詞作發表在大自然，則無異於一種泛神情感，將大自然視為可以閱讀，可以欣賞，可以交流情感的讀者。余少年時代，在沙漠中見西遼河水，視為天河，徘徊至暮色而歸，因將小詞以樹枝書寫在沙灘，故深解東坡之審美情結；又如名篇《記承天寺夜遊》中的：「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則自然之景色，乃「一片風景一個心情」，景物更多的是主體之關照，是社會化之自然，「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是幻覺之自然，想像之自然，自然之美，全在：「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閒人，只是相對仕宦人生而言，對於審美來說，卻並不閒，因為蘇軾不但沉浸於美，而且創造了這一千古名篇。故「閒人」兩字，為關鍵詞，可以視為蘇軾審美人生的別樣說法。
相對於柳永式的為歌妓寫作，姜夔式的為生計寫作，蘇軾的審美人生的生命觀念，更多的是為興趣寫作，為審美寫作。這一點，對於蘇軾的詩文藝術創作，有著內在的深刻影響，也從根本上決定了蘇軾的藝術創作的種種特質。譬如蘇軾的藝術創造，是更為隨意的，更為注重主體感受的，更為天馬行空不拘一格的，更為不顧及法則之類的約束而偏重於創作剎那的美感的，是「所謂遊刃有餘，運斤成風」的創造性的快感，與黃庭堅的法則式的寫作，蘇軾的創作更為重視的是靈感，是「奮袂如風，須臾而成的靈光一剎，是「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再難摹」。東坡論述書法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意造」兩字極好，也可以視為蘇軾藝術創造之概括；詩歌寫作也是如此，蘇軾曾說：「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頗有意味。所謂「詩欲其好」，指的是眾人之好，法則之好，「則不能好矣」，則是自我之好，審美之好。因此，以審美人生處來審視蘇軾，則蘇軾詩文藝術的種種怪怪奇奇的現象，都可以大致尋覓到源頭。東坡作詞，之所以能不理會所謂詞體的當行本色，出新意詩人雅詞於詞體別是一家的法度之中，寄士大夫精英文化於豪放風格之外，都與蘇軾的這種審美人生觀念有著淵源關係。「以詩為詞」的文學破體創作，無視每種文學體裁的當行本色的規矩，是因為蘇軾原本就沒將這些法則規矩看得很重，詩文也好，繪畫也好，都不過是使我在創造中愉悅的載體而已，「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達心適意，正是審美與法則之間的極好說明。當然，蘇軾的達心適意，是在對於文學藝術基本法則的深諳嫻熟之後的自由，是總體法則之中的逾矩，是逾矩中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