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論中國共產黨歷史[朗讀]

這張黨證是1933年7月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直屬隊頒發給朱德的。黨證長10.1厘米、寬6.5厘米，豎開本，黑色鉛字印刷。黨證封面上呈橫弧形排列著「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中間是豎向印刷的「中國共產黨黨證」字樣，字間蓋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印章;下面橫列的是黨證的號碼:第001128號。翻開紙片已經泛黃的封面，封里是登記表，其項目有姓名、籍貫、年齡、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入黨年月以及頒發單位黨組織的蓋章簽字和頒發時間，各項目的空欄已按朱德的情況填實。黨證的內頁是黨費交納登記表，表內有朱德1933年至1934年逐月交納黨費和黨小組長陳友才、羅舜初、康克清等簽收的印章。再往後，是印刷工整的中國共產黨十大政綱。封底印有五星和鐮刀錘子的黨徽標誌。黨證所記載的交納黨費的時間，正是紅軍在反「圍剿」作戰十分頻繁和長征前後紅軍諸事繁多的緊張時刻，但黨證的記錄所體現的是作為紅軍統帥的朱德，不論多忙，都在認真履行著一個普通黨員應盡的義務。
1929年12月古田會議做出的決議，是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這個決議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紅軍必須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
軍隊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不論職務高低，都要在黨組織的管理監督之內，都要參與黨的組織生活。作為紅軍總司令的朱德正是這樣嚴格要求自己，並身體力行的。
1930年1月至1932年9月一直和毛澤東、朱德在一個黨小組的老紅軍徐松林回憶說:「有個時期我同毛主席、朱總司令在同一個黨小組。每次小組會他倆都按時到。開會時除了毛主席以外，大家輪流做主席，會上只許叫毛同志朱同志，不許叫別的名字。我們提出了什麼問題，他倆總是細心分析和解決。」？
老紅軍宋仁綏回憶道:「記得我到機要科工作時間不久，大家選我當黨小組長，敬愛的朱總司令就編在我們這個黨小組。朱總司統帥全軍，又是我們黨的主要負責人之，日理萬機，確實很忙。但是，他總嚴格要求自己，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出現在群眾之中，每到過黨組織生活時，他主動參加我們的黨小組會。有時，我看到他實在很忙，就不想打擾他，他知道了還批評我不按黨的組織原則辦事。」「當時，我們紅軍黨組織有個傳統，常常由黨小組長給每個黨員分配任務，讓作一些非黨同志政治思想工作。我們敬愛的朱總司令看到我每次分配任務都沒有他的份，就幾次向我提出要求。」「在他的再三要求下，我只好給他分配任務了:當時軍委有個炊事員工作不安心，幾個黨員同志先後給他做思想工作，都沒有打通他的思想。我就把做這個炊事員思想工作的任務交給了朱總司令，我們敬愛的朱總司令在晚上和飯後休息的時間幾次找這個炊事員談心做工作，終於解開了他的思想疙瘩。這個同志以後進步很快，還成了模範炊事員。」「事後，我們敬愛的朱總司令還向我彙報了他做這個同志工作的過程。」當年，朱總司令向宋仁綏彙報工作時，他面前的這個黨小才是一個二十來歲剛入伍三年的紅軍戰士，但在朱德的眼中，他就是黨的領導的代表，自己就是一個普通的黨員。
透過這本紅軍時期的黨證，展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普通黨員並不普通的偉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