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實踐中，案件事實是紛繁複雜多樣的，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型。一方面，由於受到取證難、技術方面等諸多客觀因素的影響，有的已發案件難以憑藉既有的證據來認定，在一定時期表現為「死案」，這就需要我們繼續加大偵破力度，使其成為「活案」，不讓真兇逃脫法網；在另一方面，有的案件雖然具有一定的證據，甚至有的被告人主動供述，但在證據體系上還沒有達到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則應該先劃定為「疑案」。對此格局，首先需要我們在多方面著手來完善證據體系，以便使「疑案」成為「明案」。例如，在王書金案中，對於其供述在1993年針對張某甲的故意殺人、強姦案，雖然在王書金指認的現場挖出一具屍骨，但受限於在2005年的dna鑑定技術，難以鑑定出被害人的真實身份。隨著鑑定技術在今年的發展，可以對骨頭鑑定出dna數據，從而確定被害人就是張某甲，彌補了在證據鏈條中的關鍵性環節，司法機關據此對該起犯罪事實增加認定判決。但是，我們也應該客觀地看到，鑒於各方面主客觀因素的限制，有的「疑案」會在訴訟階段長期存在下去，這就要求司法機關堅守證明審查標準，在既有證據不足以認定被告人實施了被指控的犯罪行為時，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不應認定被告人有罪。這明顯體現在王書金供述的與聶樹斌案相關聯的強姦、殺人案中。
我們可以假設，在該案擁有王書金口供和其他一定證據的基礎上，面對全社會在聶樹斌案後對此案的關注焦點和壓力，司法機關可以順水推舟地將「真兇」的帽子扣在王書金頭上，以此在表象上來安撫被害人家庭以及社會公眾的樸素情感。但是，從深層次看，這會帶來極為昂貴的法治代價，破壞司法機關的權威和公正性，並沒有實現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辯證統一。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這是我國司法機關對待口供所一貫堅持的基本原則，這不僅在糾錯聶樹斌案中得到體現，而且也再次彰顯在王書金案中。雖然兩個案件在證據審查上均屬於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範疇，沒有在實質上解開民眾所關注的石家莊西郊玉米地案的「真兇」謎團，但司法機關對兩個案件的處理過程，是從不同的兩條線和側面，體現出一堂生動的法治教育課，可以讓民眾切實地認識到證據審查標準和疑罪從無原則的精神，必須一以貫之地堅守。同時需要指出的是，該案「真兇」的外圍圈較大，並不局限在聶樹斌與王書金兩人，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既然沒有認定聶樹斌是兇手，那麼按照非此即彼的思路，王書金就應該是罪犯，這是違背形式邏輯的基本原理。
最後，在案件事實不能查證屬實和依法認定的情形下，由於不具備刑事訴訟程序和證據的基本前提，就難以進入刑事實體方面的認定問題，當然也就談不上關於王書金的重大立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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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假設，在該案擁有王書金口供和其他一定證據的基礎上，面對全社會在聶樹斌案後對此案的關注焦點和壓力，司法機關可以順水推舟地將「真兇」的帽子扣在王書金頭上，以此在表象上來安撫被害人家庭以及社會公眾的樸素情感。但是，從深層次看，這會帶來極為昂貴的法治代價，破壞司法機關的權威和公正性，並沒有實現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辯證統一。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這是我國司法機關對待口供所一貫堅持的基本原則，這不僅在糾錯聶樹斌案中得到體現，而且也再次彰顯在王書金案中。雖然兩個案件在證據審查上均屬於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範疇，沒有在實質上解開民眾所關注的石家莊西郊玉米地案的「真兇」謎團，但司法機關對兩個案件的處理過程，是從不同的兩條線和側面，體現出一堂生動的法治教育課，可以讓民眾切實地認識到證據審查標準和疑罪從無原則的精神，必須一以貫之地堅守。同時需要指出的是，該案「真兇」的外圍圈較大，並不局限在聶樹斌與王書金兩人，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既然沒有認定聶樹斌是兇手，那麼按照非此即彼的思路，王書金就應該是罪犯，這是違背形式邏輯的基本原理。
最後，在案件事實不能查證屬實和依法認定的情形下，由於不具備刑事訴訟程序和證據的基本前提，就難以進入刑事實體方面的認定問題，當然也就談不上關於王書金的重大立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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