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人一起被關在牢里。
其中一個人問另外兩個人:「你們倆是怎麼進來的?」
第一個人回答說:「唉,我上班遲到了,結果他們就指控我拖延革命進程、阻礙無產階級的勝利。」
第二個人回答說:「唉,我上班早到了,結果他們就指控我想投機鑽營,踩著其他工友往上爬,破壞集體主義。」
然後這兩人轉向那個提問的人:「那你呢?」
「唉,我上班準點到,結果他們就指控我戴著一塊西方手錶。」
解析:
笑話的核心在於無論工人怎麼做(遲到、早到、準時),都會被當局找到理由進行指控和懲罰。這構成了一個經典的「無論怎麼做都錯」的困境。
遲到被視為破壞生產、對抗革命;早到被視為個人主義、野心勃勃、破壞同志間的平等;而看似最「正確」的準時,也被扭曲為與西方有聯繫的證據。
這反映了在極權體制下,個體的行為極易被政治化、意識形態化,評判標準並非基於事實或理性,而是基於當權者的偏執猜忌和政治需要。任何行為都可以被解讀為具有顛覆性或不符合「政治正確」
其中一個人問另外兩個人:「你們倆是怎麼進來的?」
第一個人回答說:「唉,我上班遲到了,結果他們就指控我拖延革命進程、阻礙無產階級的勝利。」
第二個人回答說:「唉,我上班早到了,結果他們就指控我想投機鑽營,踩著其他工友往上爬,破壞集體主義。」
然後這兩人轉向那個提問的人:「那你呢?」
「唉,我上班準點到,結果他們就指控我戴著一塊西方手錶。」
解析:
笑話的核心在於無論工人怎麼做(遲到、早到、準時),都會被當局找到理由進行指控和懲罰。這構成了一個經典的「無論怎麼做都錯」的困境。
遲到被視為破壞生產、對抗革命;早到被視為個人主義、野心勃勃、破壞同志間的平等;而看似最「正確」的準時,也被扭曲為與西方有聯繫的證據。
這反映了在極權體制下,個體的行為極易被政治化、意識形態化,評判標準並非基於事實或理性,而是基於當權者的偏執猜忌和政治需要。任何行為都可以被解讀為具有顛覆性或不符合「政治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