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前教育專業畢業論文12篇[朗讀]

關鍵詞:兒童;癲癇;臨床護理。
癲癇是由於大腦神經元異常放電而引起的發作性腦功能異常現象,臨床表現以反覆發作、突然發生為特徵的腦部疾病,發作多短暫且有自限性。癲癇是兒童時期常見的神經系統疾患,長期、頻繁地發作可損害腦功能[1]。發作時可造成呼吸道痙攣、窒息、吸入性肺炎、骨折、摔傷、大腦缺氧,癲癇持續狀態如不能及時救治可導致呼吸循環衰竭而死亡。2007～2009年我院共收治癲癇患兒21例,通過精心治療與護理,均獲得了滿意療效。
1臨床資料。
1.1一般資料21例患兒中,男13例,女8例,年齡2～14歲,平均816歲。均為大發作,發作時突然意識喪失、全身抽動、面色青紫、口吐白沫,持續3～10min逐漸停止。1例患兒發作時間持續15min以上,2例患兒有尿失禁現象。
1.2治療方法與結果當患兒出現癲癇持續狀態時,立即平臥,頭偏向一側,低流量持續吸氧,保持呼吸道通暢,注意患兒安全,防止發生意外。靜脈注射地西泮,用藥同時採取支持療法,防止併發症。本組21例患兒經過及時治療均控制發作,無1例出現併發症。
2臨床護理。
2.1緊急處理癲癇持續狀態時間越長,造成腦損害的程度越重,搶救必須爭分奪秒,力爭在最短時間內控制發作[2]。發作時應立即使患兒平臥,頭偏向一側,鬆開衣領,給予低流持續吸氧;及時清除口鼻分泌物,有舌後墜者可用舌鉗將舌拉出,防止窒息,必要時用吸痰器吸出痰液,保持呼吸道通暢;在患兒上下齒之間放置牙墊或厚紗布包裹的壓舌板,以防舌咬傷。選用作用強、副作用小的安定靜脈注射,安定一般用量為013～015mg/kg緩慢注射,不超過10mg,必要時可重複使用。如果出現呼吸抑制,則需停止注射。為了防止癲癇發作再次出現,也可在靜注後將安定20～40mg加入5%葡萄糖液500ml或019%生理鹽水500ml中緩慢滴注。用藥同時採取支持療法,維持正常生命功能。病情穩定後將頭部抬高30°,以利靜脈回流,降低顱內壓。
2.2安全防護癲癇發作期間,患兒意識喪失,有受傷的危險,要注意患兒的安全,移開患兒周圍可能導致受傷的物品,保護患兒肢體,防止抽搐時碰撞造成皮膚破損。抽搐時不要用力按壓患兒肢體,以免造成骨折或扭傷。應由專人守護,加床檔,防止墜床,必要時使用約束帶保護患兒肢體。發作後昏睡不醒的,儘可能減少搬動,讓患兒臥床休息,可給予低流量持續吸氧。意識恢復後,仍要加強保護措施,以防因身體衰弱或精神恍惚發生意外。
2.3病情觀察①發作類型:記錄發作時伴隨症狀、持續時間與頻率、患兒的生命體徵、瞳孔變化、對光反射及神志改變;觀察發作停止後患兒是否意識完全恢復,有無頭痛、疲乏及行為異常。②呼吸變化:觀察有無呼吸急促、發紺或呼吸減慢,檢測動脈血氣分析及結果,及時發現酸中毒表現並予以糾正。③循環衰竭的征像:嚴密觀察患兒意識,定時檢測生命體徵變化並記錄,備好搶救物品、藥品。新晨範文網。
2.4健康教育①解除患兒的精神負擔,結合不同年齡患兒的心理狀態,有針對性地進行心理疏導,給予關懷、愛護,鼓勵他們與同伴交流,幫助他們建立信心,克服自卑、孤獨、悲觀等心理行為障礙。②指導家長合理安排患兒的生活與學習,合理安排好患兒飲食,宜給予高蛋白、低熱量、清淡無刺激、富於營養的食物,如牛奶、雞蛋等。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勞逸結合,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情緒激動、受寒、感染,禁止游泳或登高等運動。注意飲食有節,克服偏食、異食、暴食、暴飲等習慣,飲食過飽往往會誘發癲癇發作。③教會家長癲癇發作時的緊急護理措施,督促患兒按醫囑規律服用抗癲癇藥物,切記不要擅自減量或停藥,否則會導致癲癇繼續發作。④對於小兒(4個月～5歲)應避免感冒、扁桃體炎、肺炎及驚嚇導致的發熱,小兒發熱體溫超過38℃,家長一定要及時就醫,避免驚厥,因熱性驚厥反覆發作可誘發癲癇發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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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廣榮.首發癲癇腦卒中患者的護理[j].當代護士,2008,(1):28。

摘要：在新時期，開展學前教育管理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有待進一步優化提升，探索科學的教育管理模式，引導孩子融入到「網際網路+」知識體系中，提升孩子的綜合感知能力。基於此，作為學前教育教師要採取實踐路徑，激活並釋放孩子的思維，實現學前教育創新目標。
關鍵詞：新時期;學前教育;管理;創新。
隨著現代學前教育的發展，教育形勢呈現出日新月異的狀態。在開展學前教育管理中，很多管理者和老師固守傳統的模式，沒有充分調動起來孩子的能動性，在這樣的情況下，進一步優化學前教育管理策略，有助於提升孩子綜合素養，實現學前教育管理創新目標。
一、新形勢下學前教育管理面臨的問題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信息傳播變得越發迅捷。孩子因為年齡和心理特點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對於一些信息缺乏篩選和判斷的能力。這就會致使孩子對於一些問題存在錯誤的認知，帶來一種自以為是的成熟思想，這在無形中增大了孩子自我行為與常規做法之間的差距，給教育管理帶來很大的困難。在倡導孩子個性發展的今天，越來越多的教育思想將啟迪心靈，促進孩子發展當作教育的根本，也讓教育管理步入了各式的改革嘗試之中，越來越多的孩子在自我發展的基礎上，偏離了原有的發展方向。孩子對於社會和自我的認知處於不成熟的階段，在接收信息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遇到難以認同的觀點和理念，在這樣的環境下，大多數孩子會選擇認同自我，對教師的教育產生反感情緒，這給教育管理工作的開展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二、在「新時期優化學前教育管理體系的策略
（一）尊重孩子需求，豐富教育手段。
在新時期，孩子是學習的主體，更是學前教育天平上的重要一員。同時，孩子也是獨特的個體，在成長中存在著無限的可能，教師要在預期這種可能性的同時，為孩子的發展奠定基礎，鋪就道路。正是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在管理過程中就要充分尊重孩子的需求，在處理不同問題的時候，教師就要在尊重孩子心理特點的基礎上，採用不同的教育手段。教育管理是師生間的溝通，為了強化教師的認識，我們要針對不同情況進行教育手段的應用，將溝通、獎勵、合作、實踐項目學習的方式都可以應用到教育管理之中。基於此，在開展學前教育管理中，要充分尊重幼兒的個人需求和意願，在不違反幼兒園規定的情況下優化管理策略，實現改革創新目標。
（二）豐富教育內涵，提升管理質量。
學前教育作為孩子個體成長、成才的起點，重在幫助幼兒認識世界、認識自我，並在學習中形成基本的性格特點和品質品行。因此，在「網際網路+」時代，要注重豐富教育管理的內涵，落實好教育管理工作對於幼兒的成長十分重要。學前教育可以分為幾個特定的時期，從模仿到理解，再到內化和創造，這一線性發展就是幼兒搜集和處理信息的過程，換言之就是提高認識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需要進行不斷地試誤，這對於學前教育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介入階段，教師可以根據孩子的不同表現設計豐富的教育過程，讓孩子獲得更多的經驗。據此，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教育管理工作在學前教育中的意義與價值。為了更好的梳理教育管理工作的內容，我們需要在實踐中找問題。
（三）重視教學研究，豐富教育管理內涵。
為了強化學前教育管理工作，我們要在意識上提高對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視。教育管理工作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其關注的是孩子持續的發展和健全人格的塑造，這並不是階段性的任務，而是一項關乎孩子一生的大業，作為教學工作者，必須要重視這一問題，並進行充分的思考。其次，教育管理工作需要用活動的形式進行落實。教學活動在提高孩子專注力、教育管理效果上都具有顯著的效果，因此，教師不可捨近求遠，要充分藉助活動的方式為孩子創設適宜的學習環境，立足需求，提高教育管理的合理性和高效性。培養孩子的「網際網路」智能是語言教學的需要，而培養孩子的素質和人格則是教育管理工作的要求。為此，在教育管理工作開展的同時，我們要將其劃入與知識教學等同的地位，在思想和行動上皆有舉措，才能夠促進教育管理工作的開展。在教育管理工作中利用情境模擬的方式是一種有效的做法。
（四）豐富模擬教學，優化教育管理工作。
在「網際網路+」時代，要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模擬教學情境。應用情境模擬首先在於教育管理目標的選定，對於孩子來說教育管理的目標既可以是良好生活習慣的養成，也可以是心理健康的培養，還可以是情感的投射與激發，因此，在創設情境之前要明確教育管理工作的目標，讓教學落到某幾個關鍵點上，才能夠進一步開展工作。在進行情境模擬的時候要符合幼兒的認識，在學習中我們常常提到「三不教」原理，幼兒會的不教，幼兒在現年齡段學不會的不教，幼兒通過自身學習可以獲取的知識也不教，這就給我們模擬情境提供了重要的落腳點，我們要為幼兒提供的是可以達到的目標，並非難以達成的超高標準，那麼，在進行教育管理情境模擬時就應該將滿足幼兒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情境模擬法之所以在幼兒教育管理工作中具備合理性和可行性，也是因為模擬情景的方式能夠充分調動孩子的積極性，讓孩子能夠在模擬的時候，將自身帶入到社會生活中去，並能夠用這樣的知識指導未來的生活。在幼兒成長中我們關注能力、智力、心理等不同方面的發展，但其根本落腳點應是人性和品格，這對於孩子來說既是一種成長的需要，更是成為合格社會人的保障。
三、結語
綜上所述，隨著現代教育的發展，現代學前教育工作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作為教師，要化壓力為動力，根據現代教育發展方向，有效調整教育管理結構，豐富自身教學手段，提升教育的創新性水平，滿足現代教育發展需求，提升綜合教育效果。打造現代專業教師隊伍，既需要教師自身的能力，更需要孩子、家長的支持，同時社會也要優化教育管理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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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討藥學干預對減少兒童抗生素相關性腹瀉效果。方法選擇該院2019年1月—今年2月收治200例抗生素相關性腹瀉患兒，隨機均分兩組各100例，對照組採用常規用藥指導，研究組採用藥學干預，對比兩組效果。結果研究組患兒抗生素使用時間（4.12±1.08）d短於對照組（6.24±2.14）d，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8.27，p＜0.05）。研究組廣譜青黴素使用率低於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0.821，p＜0.05）、抗生素使用率低於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4.381，p＜0.05）、聯合使用率低於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6.095，p＜0.05）、腹瀉發生率低於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9.187，p＜0.05），研究組抗生素使用有效率高於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9.198，p＜0.05）。結論藥學干預對減少兒童抗生素相關性腹瀉效果顯著，有利於提高患兒家屬抗生素使用的安全意識和規範用藥意識，避免錯用、濫用，縮短抗生素使用時間，促進合理用藥，節約醫療資源。
[關鍵詞]藥學干預；兒童；抗生素相關性腹瀉；效果。
抗生素是臨床治療上廣泛應用的藥物，但抗生素使用存在不規範、錯用、濫用情況較為突出[1]。抗生素濫用導致的兒童體內菌群失衡、其炎性因子水平升高，對患兒的精神狀態、生活質量及食慾產生嚴重的影響，從而導致患兒引起抗生素相關性腹瀉。兒童因各器官處以生長發育階段，兒童免疫系統及消化系統尚在不斷完善，加之身體免疫力較低，對細菌等微生物免疫能力較差，容易導致條件致病菌感染[2]。抗生素相關性腹瀉嚴重危害兒童健康，影響患兒正常生長發育，典型表現為排便頻率較多、稀水樣便等，可伴有發熱、腹痛、電解質紊亂等情況[3]。該研究選取2019年1月—今年2月收治的200例抗生素相關性腹瀉患兒，探討藥學干預對減少兒童抗生素相關性腹瀉效果，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納入該院收治200例抗生素相關性腹瀉患兒，隨機均分兩組各100例。研究組男性59例，女性41例，患兒年齡2~11歲，平均病程（4.83±1.13）d。對照組男性58例，女性42例，患兒年齡2~10歲，平均病程（4.79±1.08）d。兩組患兒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該研究經該院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
1.2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患兒臨床上確診為抗生素相關性腹瀉，病歷完整；②患兒家屬簽署該研究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合併慢性腸道疾病患兒；②合併食物中毒患兒；③合併缺血性腸炎患兒；④合併白血病、淋巴瘤等腫瘤疾病患兒；⑤合併免疫功能缺陷患兒。
1.3方法。
對照組採用常規用藥指導，研究組採用藥學干預。常規用藥指導包括用藥頻次、時間、劑量、常見不良反應及應急處理等。藥學干預包括：①開展藥師抗生素合理使用培訓。對藥師統一進行抗生素使用專業培訓，建立藥學干預模式，培訓藥師如何科學掌握用藥規範、給藥種類、給藥方式和給藥時機；②落實抗生素用藥監管。與臨床醫生共同探討抗生素使用過程中存在問題和不合理用藥情況，制定抗生素年度使用監管計劃，此過程中須對不合理使用進行有效干預；③加強健康宣教。指導家長正確使用抗生素，學會向藥師、醫師諮詢抗生素是否需要使用，不要憑藉個人經驗隨意、盲目用藥；④追蹤隨訪。藥師須查閱患兒記錄並進行電話隨訪，詢問是否出現抗生素相關性腹瀉，對患兒情況採取干預措施；⑤開設院內諮詢服務組織。定點為患兒家屬提供專業抗生素使用知識，定期組織抗生素使用專題講座，發放抗生素使用知識宣傳單，提高家屬安全意識以及對適應證、禁忌證把握程度。
1.4觀察指標。
觀察兩組患兒抗生素使用時間；對比兩組患兒抗生素使用情況及腹瀉發生率，比較兩組有效率，定義治療後症狀體徵消失為顯效；治療後症狀體徵好轉為有效；治療後症狀體徵加重為無效。有效率=（顯效例數+有效例數）/總例數×100.00%。
1.5統計方法。
採用spss19.0統計學軟體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x±s）表示，組間比較採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頻數和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採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兩組患兒抗生素使用時間比較。
研究組患兒抗生素使用時間（4.12±1.08）d短於對照組（6.24±2.14）d，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8.27，p＜0.05）。
2.2兩組患兒抗生素使用情況及腹瀉發生率比較。
研究組廣譜青黴素使用率低於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抗生素使用率高於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聯合使用率低於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腹瀉發生率低於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3兩組抗生素使用有效率比較。
研究組抗生素使用有效率高於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3討論
抗生素是臨床用來治療多種疾病的重要藥物，近年來抗生素使用備受關注。抗生素科學、規範管理對於提高抗生素使用的合理性，安全性具有重要意義[4]。既往由於抗生素管理鬆懈、錯用、濫用現象較為嚴重，致病菌發生基因突變進化成更高級別的致病菌，形成耐藥現象[5]。兒童由於機體器官尚未發育完善，身體機能不成熟，對於抗生素在內的多種藥物代謝能力較低，容易導致藥物積累過量出現不良反應[6]。抗生素相關性腹瀉是抗生素使用過程中常見不良反應之一，主要為抗生素長期不合理使用、濫用等導致腸道菌群失衡而使致病菌經腸道粘膜入侵破壞導致藥源性疾病發生。抗生素是細菌、真菌、放線菌等多種微生物的一類次級代謝產物。臨床上使用抗生素有微生物提取、人工合成、半人工合成等。雖然抗生素的來源不同，但發揮抗菌作用主要都是通過抑制微生物生長、繁殖起效，具有較好抗菌效果[7]。兒童免疫能力較低，對致病微生物的抵抗能力弱，因而更加容易出現致病菌的感染。抗生素種類和數量增多也會增加抗生素相關性腹瀉的發生機率。抗生素的濫用具有如下缺陷：①細菌耐藥性增強。抗生素泛濫使用可以使得敏感致病菌被消滅的同時少量殘留的致病菌發生基因突變對原有的藥物耐受，並將耐藥基因傳遞給下一代的致病菌型號才能耐藥菌株，導致抗生素藥物敏感性降低。兒童常用頭孢菌素類抗生素是導致菌群耐藥常見種類；②不良反應增加。抗生素錯誤使用容易降低患兒對藥物毒性的耐受程度。增加藥物不良反應發生率。就藥物種類而言，氨基糖苷類和氯黴素、林可黴素類抗生素是導致患兒不良反應常見藥物，臨床使用過程中需防止兒童出現聽力、肝功能、造血系統損傷等不良反應。抗生素濫用還對患兒腎臟功能以及其他泌尿系統功能存在危害，嚴重者可引起腎功能衰竭。③醫療資源浪費。由於致病菌對抗生素的耐受程度上升，臨床治療上醫生需要採用更加高級別的抗生素或者聯合使用多種抗生素，這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能導致更耐藥的致病菌的出現，形成惡性循環。後續臨床上需要投入更多精力、金錢去研究開發更有效的抗生素進行抗菌，導致醫療資源的浪費。該研究探討藥學干預對減少兒童抗生素相關性腹瀉效果。結果表明，研究組患兒抗生素使用時間（4.12±1.08）d短於對照組（6.24±2.14）d（p＜0.05）。研究組有效率95.00%高於對照組72.00%（p＜0.05）。該結果與黃猛[8]研究結果一致，其研究對54例兒童應用抗生素藥學干預，均分為兩組各27例，實驗組患兒抗生素使用時間（4.49±1.42）d，明顯短於參照組的（6.38±2.75）d（p＜0.05）。實驗組使用抗生素治療患兒臨床療效96.30%（26/27），明顯高於參照組的70.37%（19/27）（p＜0.05）。該研究結果還顯示研究組廣譜青黴素使用率、抗生素使用率、聯合使用率、腹瀉發生率低於對照組（p＜0.05）。與雷紅[9]對兒童進行科學藥學干預下，廣譜青黴素類藥物使用率、抗生素的使用率、抗生素使用率、aad發生率分別從治療前的37.67%、88.33%、41.67%、38.33%下降至20.0%、56.67%、16.67%、11.67%（p＜0.05），結合該研究結果分析，證明通過科學、合理的藥學干預有利於規範抗生素的使用，提高藥學干預的總體效果。孫謙等[10]研究建議在對患兒進行抗生素使用過程中可以輔助使用微生態製劑調節腸道菌群，儘量維持腸道微生態平衡，從而減少相關性腹瀉[11]。完善醫院抗生素使用諮詢組織建設，為患兒家屬進行抗生素用藥諮詢提供支撐，準確把握抗生素使用指征。對於能夠採用單一抗生素控制的疾病堅決不採用多種抗生素聯合使用，對於能採用低級別抗生素控制的疾病堅決不採用高級別抗生素抗菌。綜上所述，藥學干預對減少兒童抗生素相關性腹瀉效果顯著，有利於提高患兒家屬抗生素使用的安全意識和規範用藥意識，避免錯用、濫用，縮短抗生素使用時間。藥學干預應用有利於促進抗生素科學規範合理使用，減少不良反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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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蕾 馬雲霞 朱榮芬 單位：玉溪市兒童醫院藥劑科。

【摘要】目的探討諾雷德聯合來曲唑治療乳腺癌的療效、毒性反應及護理特點。方法總結12例經病理證實的乳腺癌患者進行諾雷德聯合來曲唑治療的護理過程。所有患者均接受腹部皮下注射3.6mg諾雷德治療,每28d一次,同時每日口服來曲唑2.5mg。結果所有患者均可評價毒性反應及均達到藥物去勢的目的。結論用藥前給予針對性的心理護理,用藥後仔細觀察毒副反應,及時給予處理和相應的護理干預,乳腺癌患者接受此藥物治療是安全有效的。
【關鍵詞】諾雷德;來曲唑;乳腺癌;護理。
諾雷德是一種促黃體生成素釋放激素(lhrh)的類似物,是一種可在體內逐漸進行生物降解的多聚緩釋植入劑,它可以抑制性激素的分泌,從而使激素敏感性腫瘤萎縮。1996年在中國上市,現臨床已將它應用於前列腺癌、乳腺癌和子宮內膜異位症的治療[1]。來曲唑是一種芳香化酶抑制劑(aromatasein2hibitors,ais),而芳香化酶是雌激素形成的最後一個限速酶。
芳香化酶抑制劑的作用機制主要為阻斷女性體內外周組織雌激素的來源,如脂肪、肌肉等中由芳香化酶催化的雄激素向雌激素轉變。對絕經期前女性,諾雷德聯合來曲唑,可以達到更好的藥物去勢效果[2-3]。
我科自2003年7月以來對應用諾雷德聯合來曲唑治療的乳腺癌患者,通過正確使用藥物,加強毒副反應的觀察,進行有效的干預,保證了治療的順利進行,並取得良好效果。現將護理方法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對2003年7月-2009年12月,經病理診斷確診為乳腺癌在我科進行諾雷德注射治療的患者,建立患者個人資料檔案,共12例,女性,均為絕經期前的患者,年齡23～48歲,平均36.4歲。治療前均對血清睪酮(t)、雌二醇(e2)、孕激素(p)、卵泡刺激素(fsh)、黃體生成素(lh)、泌乳素(prl)水平進行檢測。
1.2治療方法諾雷德3.6mg作腹前壁皮下注射,每28d一次;來曲唑2.5mg,口服,1次/d。以酒精消毒臍上下5cm左右的皮膚部位,按箭頭指示打開包裝取出注射針。檢查透明窗內的藥物,小心沿箭頭向外拉除紅色夾卡(注意一定避免壓出藥物),取下針套,捏起腹部皮膚,形成皺摺,一手持針,呈30°～40°,用皮下注射方法進針,不要排氣,進針後沿針管方向完全推出藥物,拔針後用無菌敷貼覆蓋注射部位,按壓5min
1.3觀察指標每次注射之前複查血清睪酮、雌二醇、孕激素、卵泡刺激素、黃體生成素、泌乳素水平。
1.14護理方法。
1.4.1用藥前心理干預用藥前著重做好患者的心理護理及解釋工作。當患者罹患癌症時,大多有明顯的心理變化,表現為緊張、恐懼、疑慮[4-5]。護理人員應熱情接待,給予患者同情與理解,耐心解釋患者及家屬提出的各種問題。對於初次接受治療的患者,向患者介紹有效的病例以及用藥目的、治療效果、可行性、可能出現的不良反應和應對措施,讓患者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主動克服困難,積極配合治療。對術後輔助內分泌治療的患者,責任護士應講明根治性手術後仍有較高復發風險,而術後應用諾雷德等行內分泌治療可降低復發,讓患者領悟到藥物治療帶來的好處[6-7]。對復發或者轉移性的乳腺癌患者,可讓其懂得內分泌的藥物去勢治療也是一種尤為有效的治療,相比化療具有更少的毒性反應。另外需要向患者解釋治療期間可能出現性慾減退,因為諾雷德可逆性的抑制垂體的促黃體生成激素的分泌,停藥後女性血清雌二醇等可恢復至正常水平[7]。本組有1例年輕患者在對其介紹可能導致性慾減低時拒絕使用諾雷德治療,後在耐心心理干預治療下,接受了內分泌治療,並獲得不錯的效果。2例患者用藥前出現焦慮情緒,予以口服阿米替林25mg,2～3次/d,可明顯改善患者焦慮情緒。
1.4.2不良反應護理。
1.4.2.1注射部位疼痛及出血的護理諾雷德專用的注射針頭相當於16號穿刺針粗細,所以注射時引起的疼痛比普通的皮下注射引起的疼痛程度大。首次注射的患者會因為看到注射針頭而引起緊張、恐慌的心理。注射前使患者臥位舒適,精神與肌肉放鬆。注射時設法分散患者的注意力。對一些全身營養狀況差、腹部皮下脂肪少的患者,進針速度不能太快致使疼痛程度增加。本組有1例患者因為疼痛,予以利多卡因局麻後注射,其餘患者均為直接注射。由於諾雷德專用針頭較粗,容易導致皮下毛細血管破裂出血,操作時應由責任護士嚴格執行無菌操作及進針的角度,進針時避開腹部皮膚表面血管。還要注意觀察患者有無凝血功能方面的異常。當藥栓注入皮下安全套下彈後,立即用棉簽按壓3～5min,局部無滲血再貼無菌敷貼。本組患者均未出現皮下出血及血腫。
1.4.2.2頭痛、肌肉及關節酸痛護理來曲唑的副作用主要是肌肉和關節的一些病變,包括肌肉和關節疼痛,其他的副作用像潮熱等。使用諾雷德也可見頭痛患者。出現此症狀時間不等、輕重不等,有些患者於治療開始1個月左右就出現,甚至持續於整個治療期間。責任護士不但要做好心理護理及解釋工作,還要考慮疼痛是否造成患者生活上的不方便和影響睡眠質量,必要時可適當予以非甾體類藥物如西樂葆等對症治療,可明顯緩解症狀。本組患者有3例出現較為明顯的肌肉及關節酸痛,對症治療後症狀減輕並可堅持治療。
1.4.2.3骨密度檢測與護理諾雷德最具有威脅的副作用是骨礦物質丟失[2,7-8]。有報道表明,使用本藥6個月後,椎骨礦物質密度平均下降4.6%,在停止治療後6個月,可逐步恢復到與基線相比平均下降2.6%的數值。患代謝性骨骼疾病的婦女應慎用本藥。用藥期間應定期檢測骨密度,指導患者適當地攝取鈣質和維生素d,或者同時口服骨保護劑如固令等進行治療,將減少因雌激素降低引起的骨質疏鬆[2,8];規律的運動如散步、騎自行車等可以促進血液循環,維持肌肉的良好張力,刺激骨細胞的活動。
1.4.2.4雌激素降低相關症狀的護理雌激素下降的主要表現為潮紅、潮熱、性慾下降、陰道乾燥等。出現時間及持續時間不等,多為早期治療期間。患者有時自感胸部向頸及面部擴散的陣陣上涌的熱浪。一般潮紅與潮熱同時出現,多在黃昏或夜間,活動、進食、穿衣等熱量增加的情況下或情緒激動時容易發作,影響情緒、睡眠,一般不需停藥[7],首先告知患者這是藥物反應,停藥後反應消失,消除患者疑慮。個別患者還會出現情緒的變化,用藥期間應注意與患者溝通,緩解心理壓力,正確對待性生活等。本組患者中有5例出現雌激素降低相關症狀,多以潮熱及情緒變化為主,予以及時護理干預均能按醫囑堅持治療。新晨範文網。
2結果。
12例患者均達到藥物去勢的目的,諾雷德治療時間為10～42個月,治療期間血清睪酮、雌二醇、孕激素、卵泡刺激素、黃體生成素、泌乳素均能達到絕經期水平。其中有2例患者出現較為明顯頭痛、關節疼痛及多汗,對症治療後好轉。其他毒性反應均較輕,在予以針對性的護理干預後,患者均能較好的接受此方案的藥物治療。
3討論。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內分泌治療能夠有效地減少早期患者的復發率和病死率,對轉移性患者也能夠縮小腫瘤、改善症狀、提高生存質量和延長生存時間,因此內分泌治療已經成為乳腺癌綜合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化療相比,乳腺癌內分泌治療的特點是療效肯定,不良反應輕,接受治療的患者生活質量好,不需要使用止吐、升白細胞等藥物,有利於治療獲益患者的長期用藥[9]。由於乳腺癌患者往往在家庭和工作中擔負著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擔心自己失乳後將失去原來的生活,又由於長期內分泌治療的經濟問題產生嚴重的自責心理,因而會產生抑鬱、失望,因此在予以護理治療干預的同時,也要做好家屬工作,以最大程度配合患者消除顧慮。家屬的參與可使患者得到極大的支持,使其能感受到家人的關懷、家庭的需要,增強了康復訓練的積極性、主動性[10]。另外,在護理過程中,作為責任護理人員需要了解治療相關的毒性反應及獲益,充分向患者宣教,使患者能充分有準備的面對可能出現的毒性反應,並予以及時干預治療以減輕症狀,從而能更好的配合治療。從本研究的護理過程來看,在臨床治療過程中予以針對性的心理、生理及病理改變方面的護理,患者均能較好的接受這種內分泌治療,治療也是安全有效的。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實力持續增強，國際地位穩步提升，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中國雖然在經濟、軍事、外交等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想要成為真正的強國還缺少非常重要的一項——金融實力。無論是歷史表明還是在理論分析，強國之所以「強」，不僅表現在軍事強、經濟強、政治強、外交強、文化強，更重要的表現是這個國家的金融強。具體地講，就是必須要讓這個國家的幣「強」。目前中國就這一點還是有所欠缺的。「強幣」既是一個「強國」強大政治經濟實力的表現，同時也反過來鞏固了「強國」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給其帶來了巨大的的利益。以美國為例，1944年7月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確立了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中心地位。這不僅為美國帶來了可觀的鑄幣稅收，而且美國憑藉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向他國無條件的借錢，而美國政府只需要開動印鈔機就可以還清債務。在這種「中心—附屬」關係中，擁有強勢貨幣的一方几乎不用承擔任何風險而獲得收益;而處於弱勢的一方或者承擔匯率波動的衝擊，或者付出極大的經濟代價去維持匯率穩定。因此，只要幣「弱」，不管實行哪種匯率制度，除非自身經濟結構極其健全，否則難逃危機頻發的宿命。如拉丁美洲多次遭遇的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初都是由貨幣危機所引起的。一系列的事實證明：「強國」有「強幣」。
一、貨幣國際化的含義
貨幣國際化是指能夠跨越國界,在境外流通,成為國際上普遍認可的計價、結算及儲備貨幣的過程。對於貨幣的國際化概念的界定，按貨幣功能劃分可以提供一個相對完善的框架。根據kenen的定義，貨幣國際化是指一種貨幣的使用超出國界，在發行國境外可以同時被本國居民或非本國居民使用和持有。
1.國際化貨幣功能。
2.貨幣功能官方用途私人用途。
3.價值儲藏國際儲備貨幣替代(私人美元化)和投資。
4.交易媒介外匯干預載體貨幣貿易和金融交易結算。
5.記賬單位釘住的錨貨幣貿易和金融交易計價。
根據這份清單我們可以看出，一種國際化貨幣能為居民或非居民提供價值儲藏、交易媒介和記賬單位的功能。具體來講，它可用於私人用途的貨幣替代、投資計價以及貿易和金融交易，同時也可用作官方儲備、外匯干預的載體貨幣以及釘住匯率的錨貨幣。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由區域化到國際化
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中國一直積極參與建立區域金融架構。中國已經成為清邁倡議框架下最大的雙邊互換協議的資金供給者之一，同時也積極參與區域多邊政策對話和經濟監控機制。在現有的區域合作機制中，人民幣在一定範圍內可以用於雙邊互換協議的支付貨幣。截至2007年7月，在清邁倡議(見表2)框架之下，中國已經分別同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簽署了雙邊互換協議，總額達235億美元。其中中國與日本、韓國、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簽署的互換協議使用本幣支付，其他協議也能夠使用美元支付。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誘發的國際金融海嘯席捲全球，給東亞各國經貿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衝擊，東亞各國普遍認識到，只有通過加強貨幣金融合作提高各國金融的資源配置效率,才能有效抵禦和化解金融海嘯的消極影響。可以說，國際金融風暴生客觀上推動了包括貨幣互換在內的東亞貨幣合作的深化。2008年以來，東亞貨幣互換再次取得突破性進展，中國先後與韓國、香港、馬來西亞、印尼等國以及區域外的白俄羅斯、阿根廷簽署貨幣互換協議，總額達6500億人民幣。此外，貨幣互換的多邊化版本區域外匯儲備基金的籌集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基金規模從原定的800億美元擴大至1200億美元。貨幣互換的拓展客觀上推進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人民幣的區域化是實現國際化的必要環節。我國通過與周邊國家簽署貨幣互換協議，促進周邊國家在貿易活動中採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可以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部分實現人民幣國際結算功能和儲備功能，加快人民幣成為區域主導貨幣的進程。目前在我國資本項目尚未實現自由兌換的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選擇以東亞地區為基礎和平台，堅持從區域貨幣到國際貨幣的發展路徑是一種現實的選擇。
2008年12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對廣東和長江三角洲地區與港澳地區、廣西和雲南與東協的貨物貿易進行人民幣結算試點」。此舉一方面一定程度上降低出口企業的風險，減少企業經營成本有利於雙邊貿易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更將有利於人民幣向國際化方向的推進。時隔3個半月，2009年4月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上海和廣東的廣州、深圳、珠海、東莞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從貨幣互換到人民幣用於國際貿易結算，人民幣國際化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但總體上看，人民幣仍然處於國際化的初級階段。目前人民幣在境外使用還局限於跨境流通，取決於人口的流動。真正的國際貨幣應該融入物流和資金流中去。另外，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人民幣還只是一種交易符號，如無本金交割的人民幣遠期交易，不能用於結算，基本上與資金流隔絕。因此，人民幣的國際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按照由區域到國際的戰略思想不斷前進。
三、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收益
我們可以將貨幣國際化利益按不同的形式分為兩個部分：一是通過相關數據的核算可以計量出來的經濟利益，二是難以量化的經濟利益以及超出經濟範圍的利益，貨幣國際化總利益即為二者之和。
1.可以計量的貨幣國際化收益。
(1)國際鑄幣稅收入。
國際鑄幣稅是指當一國貨幣國際化後，貨幣當局憑藉其發行特權，從外國居民那裡所獲得的可量化的發行收益與發行成本之間的差額。貨幣發行收益巨大但發行成本卻微不足道，國際鑄幣稅收入相當可觀。美國是國際鑄幣稅的最大受益國，據專業人士計算計算，截至2002年年底美國獲得的國際鑄幣稅收益高達9530億美元。目前我國擁有數額巨大的外匯儲備，這實際相當於對發行國政府提供巨額無償貸款，同時還要承擔通貨膨脹帶來的風險，這是一種巨大的財富損失。如果人民幣實現國際化，我國不僅可以減少因大量使用外匯而造成的財富流失，還可以通過向國外發行人民幣籌集資金，獲得國際鑄幣稅收入。根據國內學者鍾偉的測算，如果人民幣的購買力在長期保持穩定，並且逐步推進人民幣的區域化，那麼人民幣的鑄幣稅收入可保持年均25億美元左右。
(2)從境外儲備資產的生產成本到金融運作的凈收益。
對鑄幣稅的研究表明，貨幣當局可獲收益的多少取決於它使人們持有貨幣或者其他資產的能力。這意味著當國外央行持有的境外儲備資產主要以銀行存款或國債等形式存在的時候，國際貨幣發行國必須為之提供一個正利息補償，這種非零的生產成本減少了發行國的國際鑄幣稅收益。進一步來講，如果存在足夠多種類的國際貨幣可供選擇，或是持有儲備資產的形式足夠多樣化，則國際鑄幣稅收益可能因為競爭而消失殆盡。事實上，國外央行持有的境外儲備資產，無論是以存款形式還是以國債形式存在，都意味著為國際貨幣發行國的銀行體系及其政府提供了巨額的資金來源，通過銀行體系的資金引用和政府財政支出機制，這部分資金必將轉換為可貸資金並帶來收益。而且，國際貨幣所執行的交易媒介等職能必然通過發行國銀行體系所提供的結算和支付服務來完成，這也為相關金融機構帶來了佣金收入。
2.其它類型的貨幣國際化收益。
貨幣國際化所帶來的經濟利益，遠遠不只是國際鑄幣稅收益和運用境外儲備資產投資的金融業收益，更多的是為國際貨幣發行國及其居民帶來許多難以計量的實實在在的利益。例如，當本幣成為國際貨幣以後，對外貿易活動受匯率風險的影響將大大減少，國際資本流動也會因交易成本降低而更加順暢，從而使得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的運作效率有所提高。
(1)人民幣國際化有利於我國的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
絕大多數跨國貨幣收支，如國際貿易中的貨款結算，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資金借貸和本息償還，都是由國際貨幣來參與的。因此國際貨幣成為了一種緊缺的資源。而要得到這種資源，其他國家就必須與國際貨幣發行國進行貿易往來，開展經濟合作。在對外經濟往來中直接用本幣計價、結算，十分快捷，有利於其對外經濟往來的擴大。一國貨幣的國際化還給本國進出口商、投資者及消費者帶來很多的便利，使其在從事國際經濟交易中可以大範圍的使用本幣而免受外匯風險的困擾。對進出口商來說，匯率風險是他們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規避它的最好辦法是用本幣計價、結算。這樣做，一方面能使該國進出口商免去了對外匯收支進行套期保值的成本支出;另一方面便於對國外進口商提供本幣的出口信貸，從而進一步提升出口競爭力，擴大對外貿易和經濟往來，貨幣國際化必將給發行國居民和企業的對外貿易創造便利條件，提高經濟效益。人民幣國際化後，大部分國際貿易結算可以採取人民幣進行交易，避免頻繁的貨幣兌換所帶來的交易成本。根據歐盟委員會估計，歐洲貨幣統一每年節省的貨幣兌換成本在400億美元左右。由此可得，美國曆年所節省的貨幣兌換費用是可觀的。當然，人民幣國際化後，我國居民出境旅遊將更加便捷經濟。我國政府在對發展中國家提供經濟援助時，也可以提供人民幣信貸。此外，人民幣國際化後，我國對外投資最大的障礙——外匯資金的供給問題也就不復存在了。國內投資商可以直接利用手中的人民幣對外投資，投資能力將大大增強，同時也降低了由於匯率變動而導致的投資風險，投資收益有了進一步的保證。有利於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的擴大，促進我國對外經貿活動和國家交流的發展，尤其是推動我國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貿易和境外投資，加快我國企業「走出去」，提高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
(2)人民幣國際化有利於提升我國的國際地位和政治聲望。
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中，由於不存在世界政府和世界中央銀行，一些國家的貨幣同時擔當著國際貨幣的角色。建立在一國或幾國「國內貨幣國際化」基礎上的國際貨幣本位制度，內在地規定了國際匯率制度的不平等性。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主要由美元、日元、歐元組成，是一種不對稱的貨幣體系，已開發國家由於掌握了貨幣話語權，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居於主導地位;相反，發展中國家，由於具體歷史的原因，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處於被支配的地位。
人民幣的國際化減少國際貨幣體制的不完善對我國的影響，一旦人民幣完全國際化後，中國就擁有了一種世界貨幣的發行和調節權，對全球經濟活動的影響和發言權也將隨之增加;一旦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對全球經濟的穩定和增長也會做出重要的貢獻。貨幣的國際化往往意味著該貨幣發行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地位的提高及在國際貨幣及金融政策協調中作用的加強，有利於增強一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人民幣實現國際化後，中國就掌握了一種國際貨幣的發行權和調節權，將使那些使用人民幣的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對中國經濟的一定依賴性，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和經濟政策變化也將對那些國家產生影響，從而加強中國的經濟中心地位，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將具有更大的發言權，有利於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綜合競爭力的提升。此外，人民幣的國際化可以優化世界貨幣結構，支持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多極化發展。人民幣國際化後，成為國際結算的貨幣之一，可減少我國與世界各國經濟貿易往來中對美元、歐元等國際貨幣的過分依賴，從而增強中國防範外部金融衝擊和抵禦「貨幣入侵」的能力。貨幣國際化並不只帶來了經濟利益。人們對貨幣的追逐，表面上是對貨幣所代表的經濟價值的肯定，實際上則是對隱藏在貨幣之後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乃至文化意識形態的某種自自願的服從。因此貨幣國際化對於國際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給貨幣發行國所帶來的好處自然也是多層次的。
(3)人民幣國際化有利於國際融資。
由於發展中國家「原罪」的存在，發展中國家無法以本幣從國外市場甚至是國內市場上錯款和獲得長期借款。(eichengreen和hausmann,1999年)。具體來說，就是無法以本幣從國外市場上借款是導致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的主要原因。對那些持有外幣債務的國家來說，他們無法從總水平上降低貨幣敞口風險，因而大多數國內貸款者將不得不面對資產負債表上的貨幣不匹配問題，從而面臨更大的外匯風險。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後，經常項目出現赤字可以通過境外流入的資本進行融資，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與經常項目赤字的相關度將下降，美國在多年出現財政和經常項目「雙赤字」的情況下經濟仍然保持高速增長，一個很大的因素就是美元的國際中心貨幣地位。當然，對於經常項目赤字，還可以通過本幣發行便利的進行融資，但是這種國際貨幣的特權不能濫用。同時，由於經常項目赤字的融資渠道更為寬泛，我國可以降低外匯儲備水平，分流部分外匯儲備資源以進行研究和開發投資。
(4)人民幣國際化有利於緩解高額外匯儲備壓力。
中國外匯儲備持續增長，截止到目前為止已突破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增加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人民幣升值會對我國貿易及加工業產生不利影響，而匯率穩定則貿易順差更大，進而人民幣升值壓力更大，國際利益衝突也將加劇。解決這一兩難困境的有效方法就是人民幣國際化。雖然說高額的外匯儲備有利於維護國家的對外信譽，但本國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並不會因為外匯儲備的增加而有相同比例的提高，反倒是持有成本增加不少。人民幣國際化後，中國的清償力將可以用人民幣來實現，這樣將大大減少對外匯儲備的需求，也有利於緩解人民幣的升值壓力。
四、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成本
人民幣國際化是一把「雙刃劍」。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人民幣國際化可以給中國帶來豐厚收益，對中國各項事業的發展都有著不可估量效用。但是中國在獲得上述利益的同時，也需付出一定的代價和成本。
(1)人民幣國際化將使我國面臨貨幣逆轉的風險。
鑄幣稅的區域延伸表現為貨幣職能延伸到發行國範圍之外獲得貨幣發行收益。在國際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高速流動的條件下，貨幣國際化在理論上存在可逆轉性。這意味著貨幣國際化在帶給發行國利益的同時，也使發行國承擔者著巨大的風險。信用貨幣的國際競爭力主要取決於經濟體對該貨幣的信心與預期，最終取決於這種貨幣的運行效能。信心與預期具有「雙向強化」特徵。對貨幣國際交易媒介能力的樂觀預期使強幣更強，進而使國際鑄幣稅收益擴大;對貨幣國際交易信心的不足導致對該貨幣國際地位的悲觀預期，從而影響其國際地位。在國際貨幣多元化格局中，在國際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流動效率充足，能夠支持貨幣迅速轉換的條件下，當一種國際貨幣的國際競爭力預期悲觀時，貨幣持有者會通過資本市場或者貨幣市場在不同得儲備貨幣之間迅速轉換。這種國家貨幣在國際資本市場或貨幣市場上的可選擇性決定了貨幣國際化的可逆轉性——經濟體可以選擇一種貨幣，也可以放棄它而轉向另一種預期樂觀的貨幣作為國際清償手段。國際貨幣市場上的風險溢價及其引起的貨幣與資本套利行為是國際貨幣可逆轉性的最佳詮釋。另外，國際貨幣的選擇，會由於貨幣替代問題，帶來貨幣政策實施效果的不對稱甚至貨幣政策的作用方向完全相反。這一點在美元化國家表現的淋漓盡致。美元化相當於美元化國家放棄了貨幣主權而達成了暫時的貨幣統一，但由於經濟實體政治的獨立性及其經濟周期的差別性，決定了貨幣一體化國家之間的利益不一致。貨幣發行國為了自己的利益難以全面照顧美元化國家的利益，甚至所制定的貨幣政策帶來美元化國家的利益損失，只要貨幣接受國與貨幣發行國處於經濟運行的非一體化狀態，這種情況就必然存在。當貨幣區域內出現極度的利益不均與成本分配不公時，貨幣合作收益就難以彌補為合作而支付的成本，原來的利益均衡就會被打破，一種新的合作形式(不合作)就成為新的選擇，擁有政治獨立的國家政府則會重新選擇貨幣，貨幣國際化的逆轉就不可避免了。國際貨幣的逆轉必然給無論貨幣發行國還是貨幣接受國都會帶來巨大損失，對於貨幣發行國而言，貨幣國際化逆轉是百害而無一例的，而對於接受國而言，放棄一種貨幣作為清償貨幣或媒介貨幣，理性選擇的結果可能是獲得更大的收益。
(2)人民幣國際化將使我國政府宏觀調控難度加大。
在封閉經濟條件下，一國經濟政策只受國內經濟變量的影響，貨幣政策所調控的也只是國內經濟;而開放經濟下，外部經濟變量也將對國內經濟產生影響。人民幣國際化將使得資本國際間流動變得更加容易，流通成本更低，這就為投資資本提供了更大的空間。資本流動將對我國資本市場利率產生影響，資本流入會增加對人民幣的需求，在保持貨幣政策穩定的情況下，市場利率面臨上升壓力。同樣，資本的流動也會引起外匯儲備的變動，進而引起人民幣匯率波動。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政府的貨幣政策將受到影響，國內宏觀調控的效果也將大打折扣。例如，為了應對國內發生的通貨膨脹而實施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提高市場利率時，國內商業銀行可以方便地從境外借入大量的人民幣資金以滿足客戶的借款需求，其他逐利資本也將迅速流入;相反，當施行寬鬆的貨幣政策、降低利率時，又會引起大量資本外逃，極大地抵消貨幣政策的效果，加大宏觀調控的難度。
(3)人民幣國際化將使我國面臨更大的貨幣需求和匯率波動。
一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後，其貨幣將被許多國家儲存和使用。一旦國外貨幣需求的偏好發生變化，將會導致國內貨幣供需發生波動。此外，由於一國貨幣國際化後，將允許外國居民獲得本幣資產，外國居民如果大量購買本國資產，資本的大量內流就可能導致本國貨幣升值，這將影響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影響貿易收支的平衡。人民幣在境外大規模流通可能在一定條件下對人民幣匯率產生壓力，增大人民幣匯率穩定的難度。當人民幣離岸市場形成後，將對國內的人民幣匯率形成重要的參照，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將更為複雜，準確地評估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和影響人民幣匯率長期因素的難度更大，干預人民幣匯率也就較為困難。
(4)人民幣國際化將使我國貨幣政策的效果減弱甚至失效。
一國貨幣的國際化會影響發行國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效果，降低本國貨幣當局控制基礎貨幣、調控國內經濟的能力。國際貨幣作為本國的貨幣和作為國際貨幣的職能有時候會發生衝突。貨幣國際化之後，本國貨幣與國際金融之間的一體化程度將增強，這樣，國內的貨幣政策將面臨更加嚴重的「內外均衡的衝突」問題。貨幣政策的調整與實施將受到國際因素的制約，貨幣政策的制訂，不能僅考慮國內經濟發展狀況，還要顧及世界經濟的發展周期。有關國家為穩定本國貨幣將人民幣視作為錨貨幣，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會發生相應變化，貨幣政策操作的難度將大大增加，中央銀行很難確定貨幣政策調整的適當時機。儲備貨幣發行國不時發現在實施國內貨幣政策時會受到國外本幣持有額的鉗制。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國際上持有其貨幣的數量越大，國內金融政策執行的難度就越大。同時，由於取消了貨幣壁壘，經濟危機、通貨膨脹可隨時傳遞到國內。總而言之，一國貨幣國際化像一把雙刃劍，既給該國帶來各種成本，同時也給該國帶來諸多利益，但是國際化帶來的利益遠遠大於成本。更為重要的是，國際貨幣發行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具有較大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意味著制定或修改國際事務處理規則方面的巨大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對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集團等國際金融組織的實踐提供了很好的證明。而那些國際政治熱點問題的背後屢屢浮現的美元貨幣交易的影子，則再三提醒我們：「美元這種制度工具，實實在在有著對於其他國家制度和文化『侵入』的味道」。正是在這層意義上，貨幣國際化近年來一直被視為國家競爭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我們揭開國際貨幣面紗，重新審視其背後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甚至文化衝突時，或許不得不承認，謀求貨幣國際化的動力已不僅僅源自於對經濟利益的追逐，從某種程度上講，歐元的崛起以及新興國家對本國貨幣國際化戰略的執著，也可以理解為捍衛自身利益、抵制國際貨幣「先驅者」的一種努力，認識到這一點對於我們探討人民幣國際化問題或許可以有所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