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中國工業發展史上，從1964年到1980年的三線建設是一個規模空前的重大經濟建設戰略。除了巨額的投資，還有幾百萬工人、幹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無數的民工建設者，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時代號召下，來到內地的深山峽谷、大漠荒野參加建設。
這些建設者，很大一部分後來紮下根來，在三線地區安家生活。上世紀90年代從學校後，張鴻春在攀枝花一個礦務局的學校教書，去家訪的時候就常常遇到這個群體，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東北的，上海的，江浙的，等等。
浙江嘉興人李身釗是其中之一。82歲的他如今在攀枝花安享晚年，這裡陽光充沛，他已經離開不了這種「即便冬天也溫暖如春」的氣候了。
當年來參加三線建設的時候，他們吃了不少苦頭，住的是席棚子，「若是在大城市，我們就像要飯的」。連政府辦公樓都是「干打壘」，那是用泥巴建造的一種土建築。
那批知識分子住得如此破舊，研究的卻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東西。要建成攀鋼，首先要突破釩鈦磁鐵礦高爐冶煉的世界性難題，李身釗和同事們乾的就是這個。
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時，李身釗坦言當時確實苦，但他緊接著補充說，大家並不覺得苦。
他記得，當年廠里的幹部和年輕人都是同吃同住。他所在研究院的書記和院長，一個參加過解放戰爭，一個參加過抗日戰爭，「我們住平房，他們也住平房;我們吃食堂，他們也吃食堂」。
「老革命都這樣，我們年輕人有什麼資格叫苦?」李身釗還記得，同樣的級別，共產黨員的工資比普通群眾要低2元錢。「錢差得不多，但體現的是共產黨員要帶頭。」？
艱苦創業、無私奉獻、團結協作、勇於創新，這是對三線精神的高度概括。張鴻春現在是中國三線建設研究會副秘書長、攀枝花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副館長，在他看來，只有三線建設者才能讓那段歷史和三線精神血肉豐滿，精華四射。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博物館參觀時，路過一尊雕像，張鴻春突然把記者叫住，說這個人物你一定要了解一下。
亓偉，山東萊蕪縣人，得知中央決定開發攀枝花後，時任雲南省煤炭工業廳黨組書記、副廳長的他主動請求到攀枝花開發寶鼎煤田。他帶領職工取得了多場奪煤保電、奪煤保鐵大會戰的勝利，後因勞累過度而病倒，已是肺癌晚期。
躺在病床上，他在筆記本里寫道：「活著建設攀枝花，死了埋在攀枝花。」亓偉去世後，葬在了寶鼎山上，圓了「日日夜夜看見攀枝花出煤、出鐵、出鋼」的夢。
張鴻春後來編寫了一本《攀枝花100問》，特意把亓偉的故事作為其中一「問」編了進去。他說，亓偉身上傳遞著一種令人敬佩的三線精神，應該讓後人記住。
但是上世紀90年代當教師做家訪時的所見所聞，一度讓張鴻春感到失落。那時三線建設處在調整期，國家經濟建設的重心發生了轉移，一些三線企業陷入了困境。
張鴻春看到，有的工人家庭是「半邊戶」，一個人的工資要養一大家人，子女教育搞不好，家庭關係處不好，「生活得沒有尊嚴」。
這成了他參與籌建三線建設博物館的其中一個動因，為了「還三線建設者一個尊嚴」。
張鴻春說，策劃攀枝花建設一座什麼樣的博物館時，很多人想定位於工業遺產保護，後來經過反覆走訪調研，大家才有了共識。「在攀枝花建博物館，為什麼不聚焦三線呢?」？
現在，博物館開館已經6個年頭了，接待了近200萬人次的參觀者。張鴻春希望博物館成為「三線建設者的精神家園」，讓能夠達到攀枝花的攀西高速、成昆鐵路等成為三線精神的朝聖之路。
這些建設者，很大一部分後來紮下根來，在三線地區安家生活。上世紀90年代從學校後，張鴻春在攀枝花一個礦務局的學校教書，去家訪的時候就常常遇到這個群體，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東北的，上海的，江浙的，等等。
浙江嘉興人李身釗是其中之一。82歲的他如今在攀枝花安享晚年，這裡陽光充沛，他已經離開不了這種「即便冬天也溫暖如春」的氣候了。
當年來參加三線建設的時候，他們吃了不少苦頭，住的是席棚子，「若是在大城市，我們就像要飯的」。連政府辦公樓都是「干打壘」，那是用泥巴建造的一種土建築。
那批知識分子住得如此破舊，研究的卻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東西。要建成攀鋼，首先要突破釩鈦磁鐵礦高爐冶煉的世界性難題，李身釗和同事們乾的就是這個。
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時，李身釗坦言當時確實苦，但他緊接著補充說，大家並不覺得苦。
他記得，當年廠里的幹部和年輕人都是同吃同住。他所在研究院的書記和院長，一個參加過解放戰爭，一個參加過抗日戰爭，「我們住平房，他們也住平房;我們吃食堂，他們也吃食堂」。
「老革命都這樣，我們年輕人有什麼資格叫苦?」李身釗還記得，同樣的級別，共產黨員的工資比普通群眾要低2元錢。「錢差得不多，但體現的是共產黨員要帶頭。」？
艱苦創業、無私奉獻、團結協作、勇於創新，這是對三線精神的高度概括。張鴻春現在是中國三線建設研究會副秘書長、攀枝花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副館長，在他看來，只有三線建設者才能讓那段歷史和三線精神血肉豐滿，精華四射。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博物館參觀時，路過一尊雕像，張鴻春突然把記者叫住，說這個人物你一定要了解一下。
亓偉，山東萊蕪縣人，得知中央決定開發攀枝花後，時任雲南省煤炭工業廳黨組書記、副廳長的他主動請求到攀枝花開發寶鼎煤田。他帶領職工取得了多場奪煤保電、奪煤保鐵大會戰的勝利，後因勞累過度而病倒，已是肺癌晚期。
躺在病床上，他在筆記本里寫道：「活著建設攀枝花，死了埋在攀枝花。」亓偉去世後，葬在了寶鼎山上，圓了「日日夜夜看見攀枝花出煤、出鐵、出鋼」的夢。
張鴻春後來編寫了一本《攀枝花100問》，特意把亓偉的故事作為其中一「問」編了進去。他說，亓偉身上傳遞著一種令人敬佩的三線精神，應該讓後人記住。
但是上世紀90年代當教師做家訪時的所見所聞，一度讓張鴻春感到失落。那時三線建設處在調整期，國家經濟建設的重心發生了轉移，一些三線企業陷入了困境。
張鴻春看到，有的工人家庭是「半邊戶」，一個人的工資要養一大家人，子女教育搞不好，家庭關係處不好，「生活得沒有尊嚴」。
這成了他參與籌建三線建設博物館的其中一個動因，為了「還三線建設者一個尊嚴」。
張鴻春說，策劃攀枝花建設一座什麼樣的博物館時，很多人想定位於工業遺產保護，後來經過反覆走訪調研，大家才有了共識。「在攀枝花建博物館，為什麼不聚焦三線呢?」？
現在，博物館開館已經6個年頭了，接待了近200萬人次的參觀者。張鴻春希望博物館成為「三線建設者的精神家園」，讓能夠達到攀枝花的攀西高速、成昆鐵路等成為三線精神的朝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