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六十四條重申，「認定被告人有罪和對被告人從重處罰，應當適用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中央政法委也出台了關於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對於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餘地』的判決。對於定罪證據確實、充分，但影響量刑的證據存在疑點的案件，應當在量刑時作出有利於被告人的處理」。司法機關對於王書金案中「石家莊西郊案」部分的處理，再一次貫徹了證據裁判、綜合判斷、疑罪從無的原則，繼聶樹斌案之後再一次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
在聶樹斌案再審結果公布之際，我曾說過，聶樹斌案與王書金案這兩個案子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聶樹斌案的再審，最終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判定他無罪，給他徹底平反，那是基於證據裁判的基本要求。現在對於王書金，他是否是「石家莊西郊案」的真兇，同樣要秉持法律的規定，按照證據裁判的基本原則，來進行審理，來完成死刑覆核的後續過程。事實上，按照證據裁判的新理念，認定不了聶樹斌的最終有罪，是因為聶樹斌案的事實不清楚，證據不充分，按照再審判決書的說法就是，基本事實也不清，基本證據也不牢固，主要就是憑他一個人的口供定案。那麼反過來，現在要認定此起案件系王書金所為，同樣也要重證據，而不能僅憑其口供。
其實，對於司法機關而言，每一次的疑罪從無均是「大考」，都須經受方方面面的質疑。然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疑罪的存在是客觀的，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必然的，因為司法終究是人的司法，受制於人的認識能力和認識手段，而案件事實千差萬別，又無一例外都屬於過去時。要想把案件真相還原、重現，不能僅憑想像和猜測，而需依賴證據。一旦證據缺失，或者雖有一定證據但無法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又該何去何從？全然沒有證據的情形容易處理，最麻煩的是有一定證據但又不夠確實充分、難以排除合理懷疑、無法形成唯一結論的案件，此時是疑罪從無、還是疑罪從有（包括疑罪從輕、疑罪從掛），就成了考驗司法機關辦案理念、水平、能力和考驗司法權威和公信力的試金石，也成為考驗社會大眾法治觀念、人權意識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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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聶樹斌案再審結果公布之際，我曾說過，聶樹斌案與王書金案這兩個案子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聶樹斌案的再審，最終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判定他無罪，給他徹底平反，那是基於證據裁判的基本要求。現在對於王書金，他是否是「石家莊西郊案」的真兇，同樣要秉持法律的規定，按照證據裁判的基本原則，來進行審理，來完成死刑覆核的後續過程。事實上，按照證據裁判的新理念，認定不了聶樹斌的最終有罪，是因為聶樹斌案的事實不清楚，證據不充分，按照再審判決書的說法就是，基本事實也不清，基本證據也不牢固，主要就是憑他一個人的口供定案。那麼反過來，現在要認定此起案件系王書金所為，同樣也要重證據，而不能僅憑其口供。
其實，對於司法機關而言，每一次的疑罪從無均是「大考」，都須經受方方面面的質疑。然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疑罪的存在是客觀的，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必然的，因為司法終究是人的司法，受制於人的認識能力和認識手段，而案件事實千差萬別，又無一例外都屬於過去時。要想把案件真相還原、重現，不能僅憑想像和猜測，而需依賴證據。一旦證據缺失，或者雖有一定證據但無法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又該何去何從？全然沒有證據的情形容易處理，最麻煩的是有一定證據但又不夠確實充分、難以排除合理懷疑、無法形成唯一結論的案件，此時是疑罪從無、還是疑罪從有（包括疑罪從輕、疑罪從掛），就成了考驗司法機關辦案理念、水平、能力和考驗司法權威和公信力的試金石，也成為考驗社會大眾法治觀念、人權意識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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