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31日，在徵得陳雲、李先念同意後，鄧小平找李鵬、姚依林進行了一次長談，這次談話的核心內容之一是選什麼樣的人進中央領導班子？
鄧小平深知選人重於泰山。他結合自身經歷講了一段黨史，他說：從毛劉周朱開始，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定成熟的領導集體。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從陳獨秀起，一直到遵義會議，沒有一屆是真正成熟的。在這中間有一段時間，說是要強調工人階級領導，就勉強拉工人來當領導。我們黨的歷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領導，是從毛劉周朱這一代開始。那麼，開放後，怎樣選出「成熟」的領導人和領導集體呢?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講了五條標準。
選改革者。改革大業不半途而廢，改革巨輪順利航行，必須選堅定的改革者。其一，選改革者是最重要的一條。鄧小平說：「新的中央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這是最重要的一條。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實際的。」其二，選改革者是大局。鄧小平指出：「有一個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確定新班子成員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要看到這個大局。」其三，不選改革者就會經常鬧事，就會永無寧日。鄧小平強調：「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個平平庸庸體現不出中國前途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那就真正永無寧日。」。
鄧小平強調選改革者是因為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國、發展中國、強盛中國，決定改革大業的成敗在於改革者、在於改革者在改革歷史進程中大有所為。
選開放者。放眼世界搞改革，打開國門搞建設，選開放者同樣決定中國命運。鄧小平交待了兩點：一是不許關門，封閉就會造成災難。鄧小平說：「關門可不行啊，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那種封閉時代。那種封閉的方式也造成了災難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種狀態下，經濟不可能發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國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強。現在世界的發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變化，特別是科學技術，追都難追上。」二是要幹起來，大開放。鄧小平指出：「一個好班子，搞改革開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幾件開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機會就不要丟，就是要堅持，要幹起來，要體現改革開放，大開放。」選開放者，鄧小平進一步設想：我們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我們本錢少，但可以通過開放，增加就業，搞稅收，利用地皮得點錢，帶動發展各行各業，增加財政收入，獲得益處。
鄧小平強調選開放者是因為開放才能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走向民族復興。
選實幹者。實幹興邦，威信來自干實事、干成實事。選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幹者，特別是把在改革開放中干出實績的人選進中央領導班子是鄧小平一貫的用人標準。他指出：「一個是組成具有改革開放形象的中央領導班子，使人民放心，這是取信於民的第一條。第二條是真正干出實績，來取信於民。」鄧小平還考慮一個更深層次的長遠問題，即新當選的中央領導人和新組建的中央領導班子，怎樣在較短時間內樹立威信，鄧小平深知靠老同志的威望和提攜都不是長久之計。他的辦法和出路就是「實幹」，鄧小平說：「新的領導機構應該做幾件改革開放的事情給大家看。三個月內，半年內，形象就可以樹立起來了。」他還交待說：「新的領導班子一經建立了威信，我堅決退出，不干擾你們的事。」總之，「取信於民，要干出實績」。
鄧小平強調選實幹者是由黨的中心任務、黨的階段任務、黨的歷史任務所決定的。
選公認者。鄧小平說：「我誠懇地希望，在選人的問題上，要注意社會公論，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風度來處理這個問題。」公認，鄧小平強調：「使黨內信得過，人民信得過。」鄧小平用「誠懇」二字講「公認」和兩個「信得過」，怎樣識別公認者和信得過者。在這次談話中，他提出四條原則：一要在改革開放方面做出實績。二要在四項基本原則方面堅定不移。三要在反腐敗方面動真格的。四要在團結方面不搞小圈子。
鄧小平強調選公認者是由黨的性質、人民的願望、社會的穩定所決定的。
選人「三要」。一是「要拋棄一切成見，尋找人民相信是堅持改革路線的人」。二是「要拋棄個人恩怨來選人，反對過自己的人也要用」。三是「考慮人的角度，也要深化，這也是一種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鄧小平講的「三要」，核心是用堅持和敢於改革的人，在這個前提下摒棄個人私見，以黨的大業為重，放寬視野選人。也就是說，在深化改革用人思路和方式中選「准」人。
鄧小平強調「三要」是由黨的新老交替、黨長期執政、執政有力所決定的。
在改革開放時代選黨的中央領導人，鄧小平特彆強調兩點：其一，「進入新的政治局、書記處特別是會的人，要從改革開放這個角度選」。其二，「我們現在就是要選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並有政績的人，大膽地將他們放進新的領導機構里，要使人民感到我們真心實意要搞改革開放」。
總之，選改革者、開放者、實幹者、公認者以及「三要」思路是鄧小平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最終取得勝利的歷史時期的主要用人原則和標準。
鄧小平最後明確講：「我請你們把我的話帶給將要在新的領導機構裡面工作的每一個同志。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鄧小平關於怎樣選好中央領導人的五條標準集中體現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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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經典故事 18篇[朗讀]
1937年10月，日軍占領河北石家莊後，沿正太鐵路西犯，妄圖一舉攻取太原，瓦解國共兩黨的晉北抗日聯盟。八路軍129師師長劉伯承遂率兵揮戈東征。經縝密偵察，八路軍獲悉日軍勁旅二十師團的迂迴部隊，向山西平定開進，前鋒直指太原。其輜重部隊千餘人在測魚鎮駐屯，負責向前方供應彈藥糧食。劉伯承斷定日軍將於10月26日經七亘村向平定運輸軍需品，遂令部隊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間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曉，測魚鎮日軍龐大的輜重部隊，在步兵200餘人掩護下向西開進，結果中伏被殲。此戰共斃敵300多人，繳獲騾馬300多匹和大量軍用物資。八路軍僅傷亡10餘人。前方需要彈藥和糧食急如星火，日軍必然儘快再向平定運輸軍需品。劉伯承預料日軍會以為八路軍不會在同一地點再次設伏，便一面製造假象，佯裝撤離遠去;一面果斷地在隔了一天後，於同一地點再次設伏。28日上午，日軍又從測魚鎮出動，這次警戒更加森嚴，以100餘騎兵和300餘步兵掩護輜重西進。11時許，早已隱蔽於此的八路軍等日軍輜重進入了伏擊圈後，各種武器一齊開火。日寇被擊斃百餘人，八路軍又繳獲一大批軍需品和騾馬。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讚嘆不已，稱此戰為「戰史上的奇蹟」，譽劉伯承為「當之無愧的名將」。後來，不少國家將這一戰法寫進了軍事教科書。
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表弟李雲鳳趁著秋收後的農閒，到中南海看望毛澤東，毛澤東興奮地說「三年不上門，當親也不親，你們來看我，我很高興啊!」暢談過後，毛澤東交代兩位遠道而來的弟弟「你們在北京住上幾天，還是早點回湖南去。」並解釋說，「我當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辦事。我們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親兄弟那一套，要為人民服務，為大多數人謀福利。」閻長林派警衛戰士金武森送他們去前門東火車站買票坐火車。當時火車站沒有預售票制度，只售當天車票。警衛們帶著毛澤連、李雲鳳到火車站排隊買票，誰知人太多了，連著兩天都沒買到。當晚，閻長林把警衛班班長武象廷找來談話，叮囑他說「武班長，明日你親自到火車站送他們，一定要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務」後，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倆叫上，然後一起頂著寒風，到達了前門東火車站。儘管這次來得比前兩次都早，但售票處還是擠滿了旅客。他按順序排了半天隊，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聽見「啪」的一聲，售票窗口關上了。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著關掉的售票口，又氣又急。他走過去敲開了售票口的門，央求售票員說「能不能售我兩張票，只兩張，有萬分緊急的事情!」還說了好多感謝的話。可售票員把臉一板，不高興地說「沒票就是沒了，再說好話也不頂用。」武象廷只好找到車站辦公室主任，把毛澤東兩位弟弟為回湖南老家連著三天都沒買到票的情況從頭到尾說了一遍，最後說「實在是沒辦法，只好請你幫我買兩張車票。」主任聽後，滿口答應。這項「政治任務」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後卻始終不敢把這件事如實告訴毛澤東。因為警衛員們都知道，毛澤東不允許親戚甚至身邊的工作人員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員「走後門」，肯定要挨批評，並且還要寫檢討。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
1970年，吳永光調任武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後，配了一部專車。但他除了外出辦事，一般很少用車，上下班20多分鐘的路程從來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歡的小女兒吳笑娜請老師到家裡教小提琴，離開時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兒想用車送送老師，吳永光堅決不同意，說：「你送老師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車。」最後，女兒只好打著雨傘，一步一腳泥水，送老師去坐公共汽車。後來，吳永光病重，長期在軍區總醫院住院，而他的汽車停在大樓門口。二女兒吳笑春在隔壁樓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趕著要去火車站買出差的火車票。吳永光的司機看不過去了，說：「我開車送你吧!」吳笑春婉言謝絕了：「爸爸都不隨便用車，我辦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還是坐公共汽車去吧。」說完，就撐傘走向了瓢潑大雨之中。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2。
解放後，吳德峰長期擔任政法戰線的領導工作。有一次，他繼母的一個侄兒因為當過國民黨特務而被人民政府逮捕，親戚前來求情，他嚴肅地說：「我們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求情無濟於事」。親戚無功而返。鎮壓反革命時，吳德峰的胞弟吳世悉被群眾舉報，當地政府認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漢將其抓回保康縣。親屬們到武漢求時任武漢市長的吳德峰幫忙，讓他給當地政府打招呼關照。吳德峰不但沒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說服親屬，要嚴格按照當地政府的政策辦。吳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期間，原來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決一些個人問題，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絕。他對來人說，「正因為你原來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嚴格要求你、愛護你。我們都是黨培養多年的幹部，可不能拿黨的原則當兒戲!」由於吳德峰總是把前來疏通關係的親朋好友拒之門外，他的勤務員常常感慨，「要走吳老的後門算是沒門，他叫你連窗戶都爬不進去!」。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3。
梁斌從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陽工作了五個年頭，領受了四個第一。即第一任宣傳部長，第一任襄陽日報社長，第一任黨校校長，第一任團青委書記。在這裡留下了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和土改運動，親手創辦襄陽建國後第一張報紙《襄陽日報》等足跡，同時也為孕育《紅旗譜》、《翻身記事》等宏篇巨著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最終，梁老以其常人無法想像的執著，為人們留下了以《紅旗譜》為代表的數百萬字的寶貴文化財富。可是，就是這樣一位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巨匠，一位功勳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資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卻三辭官。梁斌第一次辭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親自點將，調他擔任新武漢日報社社長。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辭官，為寫他的長篇巨著《紅旗譜》。隨後，他調任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只做一個機關黨支部書記。第二次辭官，是梁斌辭去中央文學研究所機關黨支部書記，以便專心創作他的《紅旗譜》。第三次辭官，是梁斌找到中組部的領導要求辭去職務，那位領導準備安排他到天津去當副市長，又被他辭掉了。後來梁老終於如願，在河北省文聯掛了個名，從此專心地創作《紅旗譜》。別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卻主動要求越做越小。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4。
1941年，由於受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的影響，重慶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的生活條件極其艱難。辦事處的財務工作重擔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掌管。為了維持辦事處機關的正常運轉，董必武殫精竭慮地撥打著這把「小算盤」，親自製定機關伙食標準，實行包干調劑。為了改善辦事處的生活狀況，董必武在處理千頭萬緒的工作的同時，對辦事處機關的伙食開支嚴格管理和監督，他要求辦伙食的同志既要想盡辦法改善領導和同志們的伙食，又決不能亂花一分錢。有一個月，在月底伙食費結算時，賬面上有六角錢的開支平不了。為此，董必武十分自責，堅持要做檢討，許多身邊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錢不是大數目，沒必要小題大做，也不用做檢討」。董老對身邊的同志們說：「我們黨的經費來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們用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我們只有精打細算的責任，沒有浪費鋪張的權力。」之後，董必武執意在機關大會上作了檢查，並親自向黨中央寫了檢討信。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5。
1940年4月，朱老總根據中央決定返回延安，八路軍前線總部只留下彭總和左權副參謀長，彭總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總翻山越嶺到黃山洞水腰兵工廠視察，總務科的同志知道彭總胃不好，不讓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麵條，還炒了雞蛋、豆腐、土豆、白菜，湊成四個菜。彭總問：「工人吃的和我們一樣嗎?」程明升廠長回答：「差不多。」彭總二話沒說，背起手就出門了。他來到工人吃飯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飯炒白菜，彭總回來問程廠長：「這是誰讓做的?」程廠長說：「您有胃病，為您做麵條是經伙食委員會研究決定的。」彭總的表情更加嚴肅起來：「我有胃病你們知道，難道工人中就沒有得胃病的嗎?你們知道嗎?給我打小米飯來，不吃麵條。」程廠長知道犟不過彭總，只好把麵條給了傷病員。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6。
賀炳炎上將，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時任解放軍青海軍區司令員兼第一軍軍長的賀炳炎攜妻、子回鄉探親，途經宜昌。前來碼頭迎接的宜昌專署專員劉真，是他的老部下。專署招待所是棟百年老屋，陳舊簡陋，食宿條件差。老首長遠道而來，劉專員當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點。他精心挑選，找到桃花嶺專署機關接管國民黨的一幢洋樓，請賀炳炎一家去住。誰知賀炳炎一口謝絕，「招待所條件再差，總比打游擊時滾泥巴睡地鋪好些嘛!」軍區首長回鄉探親，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盡下地主之誼，想請賀炳炎和其親屬吃頓便飯，略表歡迎之意。可是，劉專員幾次在賀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謝絕了。雖然如此，老部下總覺得不盡地主之誼未免失禮，還是備了一席薄酒。不料卻惹得賀炳炎滿臉不高興。他繃著臉說：「現在不少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我們能節省的要儘量節省。早就講了，不要請客，怎麼還要這樣辦!」劉專員只好作罷。賀炳炎臨行前，劉專員又提出陪送老首長回鄉。賀炳炎抿嘴一笑，詼諧地說：「我回家探親，你去幹什麼?你去，我還要雇一頂八抬大轎抬你這個父母官!」說完，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7。
一日，鄧可運奉師長湯慕禹、政委陳培蔭的命令，率24人的運糧隊，每人挑兩籮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運糧到正在鬆口作戰的紅二十四團。運糧隊頭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時一人發的五個糠菜糰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戰士們都已飢餓難忍。於是，隊長劉海門吩咐隊員打來溪水，架鍋生火，準備煮飯。「住手!」剛查看環境歸來的鄧可運看到一戰士抱著籮筐朝鍋里倒米，他大喊道：「誰讓你倒這麼多的米，把鍋里的米撈出一多半，做成稀飯。」說罷，他又帶著戰士一起去山裡挖野菜。這日晚飯，大夥吃了一頓野菜稀飯。吃過晚飯，鄧可運將劉海門叫到一邊，耐心地給他講糧食來之不易，講前方戰士流血流汗，對糧食如何急需，講為什麼不能近水樓台先得月的道理。說得劉海門心服口服，連連點頭。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鄧可運帶頭以野菜充飢，不吃或少吃糧食，使得運糧隊戰士非常感動，也紛紛效仿。第三天午後，眼看就要到達目的地鬆口，只聽「咚」地一聲有人倒地，大伙兒循聲望去，只見鄧可運栽倒在地，他挑著的兩籮筐米撒得滿地。這時，賀龍軍長正騎馬經過，見狀過來查看，一眼就認出了鄧可運。賀龍接過警衛員手中的水壺，扶著鄧可運喝了兩口水後，問：「可運，你怎麼啦?」還沒等鄧可運張口，隊長劉海門搶先答道：「賀老總，鄧處長是餓的，他一路為了省糧食，自己很少吃糧食，光吃野菜。頭一天上路，一人發了5個菜糰子，他捨不得吃，還送給別的同志兩個。第二天我們做野菜稀飯，他第一個上去先給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給大家吃……」賀龍聽罷，在鄧可運肩上親切地拍了拍，說：「同志哥喲，有你這樣的好同志，我們紅軍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8。
1944年冬天，地委機關搞到一些皮襖筒子，分給地委委員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夠分配。朱正傳也收到一件，他問：「是否地委委員都有?」秘書長說：「還少一件，有位領導出差在外，還沒有分到。」朱正傳同志說：「這不好，我年輕，不怕冷，把這件給那位同志吧。」朱正傳堅持不要，仍然穿著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舊長袍過冬。朱正傳平時喜歡抽煙，但那時候也難得有錢。而一旦發了津貼費，碰上住在集鎮附近的時候，幾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傳就買煙請大家抽。他買一包煙，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煙，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稱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9。
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從河邊散步回來，又象往常一樣坐在八仙桌前點燃了那盞帶罩子的煤油燈。他從案頭拿過一摞稿件，聚精會神地審閱起來。過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訊員，快去把小鄭找來!」小鄭是宣傳部幹事，駐地離城南莊有七八里遠，鄭幹事奉命趕到時，已是深夜。胡錫奎請他坐下，微笑著問：「你在這稿子裡寫『邊區軍民一年拔掉2993個據點』有什麼根據嗎?」小鄭聽了一愣，看看自己寫的那稿子忙說，數字是從一本雜誌上抄來的，有根據。胡錫奎拍著他的肩頭說：「小鄭呀!你只要想想邊區周圍有多少敵偽據點，那就會發現這個數字不大對頭。我們寫文章是要給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會出差錯。不準確，那人家就會說我們說假話，不實在，黨的威信就會受到損害。你說，這不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嗎?」鄭幹事聽了慚愧地說：「我…我錯了。」胡錫奎又鼓勵他幾句，就立即打電話給聶老總詢問，通過核實，「2993」原來是「293」之誤。此事傳開後，在宣傳部和整個區黨委機關幹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動，帶來了機關工作作風的轉變，大家對待工作比以前更加嚴肅認真，辦事更加紮實謹慎了。四十多年後的小鄭，即是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鄭天翔同志，還經常以這個數字的事來教育大家？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0。
蘭考縣原設有一個頗具當地特色的「勸阻辦公室」，專門勸阻外出逃荒的災民。焦裕祿把消極的「勸阻辦公室」改建為積極的「除三害辦公室」，先後抽調了120多名幹部、老農和技術人員，組成一支「三害」調查隊，在全縣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控流沙調查研究工作，焦裕祿也參加了這次調查。當時，許多同志考慮到焦裕祿的慢性肝病，擔心在大風大雨中奔波會使病情加重，都勸他不要親自參加一線調研，到時聽取專門彙報就行了。但他拒絕了勸告，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為此，他多次去老飼養員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討教治沙經驗;也同新分到林業局的兩位大學生交朋友，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鼓勵他們的泡桐研究……風沙最大的時候，就是焦裕祿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就是他帶頭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認為越是大風大雨的惡劣天氣，越是掌握風沙、水害規律最有利的時機。為了弄清一個大風口、一條主幹河道的來龍去脈，他經常不辭勞苦地跟著調查隊，追尋風沙和洪水的去向。調查隊日復一日實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餘里，掌握了大量蘭考「三害」的第一手資料。全縣84個大小風口，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等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泄洪圖。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1。
黃克誠下部隊視察，喜歡到連隊找幹部戰士談心。他不帶警衛，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裡問到哪裡。1950年夏，他去湘西視察，來到第四十七軍某連，正趕上連隊吃午飯，他就蹲在地上邊吃飯邊和戰士們聊家常。戰士們以為他是團後勤處的處長或股長來了解伙食情況的，便七嘴八舌地講，湖南菜辣椒太多，開始不適應，現在習慣了，有個調皮的戰士向黃克誠提出，來個吃辣椒比賽。黃克誠欣然應戰。笑談間有人到連隊找黃克誠回機關吃飯，這時，戰士們才知道，他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個個驚得直伸舌頭。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2。
1937年10月，日軍占領河北石家莊後，沿正太鐵路西犯，妄圖一舉攻取太原，瓦解國共兩黨的晉北抗日聯盟。八路軍129師師長劉伯承遂率兵揮戈東征。經縝密偵察，八路軍獲悉日軍勁旅二十師團的迂迴部隊，向山西平定開進，前鋒直指太原。其輜重部隊千餘人在測魚鎮駐屯，負責向前方供應彈藥糧食。劉伯承斷定日軍將於10月26日經七亘村向平定運輸軍需品，遂令部隊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間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曉，測魚鎮日軍龐大的輜重部隊，在步兵200餘人掩護下向西開進，結果中伏被殲。此戰共斃敵300多人，繳獲騾馬300多匹和大量軍用物資。八路軍僅傷亡10餘人。前方需要彈藥和糧食急如星火，日軍必然儘快再向平定運輸軍需品。劉伯承預料日軍會以為八路軍不會在同一地點再次設伏，便一面製造假象，佯裝撤離遠去;一面果斷地在隔了一天後，於同一地點再次設伏。28日上午，日軍又從測魚鎮出動，這次警戒更加森嚴，以100餘騎兵和300餘步兵掩護輜重西進。11時許，早已隱蔽於此的八路軍等日軍輜重進入了伏擊圈後，各種武器一齊開火。日寇被擊斃百餘人，八路軍又繳獲一大批軍需品和騾馬。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讚嘆不已，稱此戰為「戰史上的奇蹟」，譽劉伯承為「當之無愧的名將」。後來，不少國家將這一戰法寫進了軍事教科書。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3。
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從新疆回到延安後，先後進入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馬列學院學習。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後，馬列學院和抗大的廣大學員都陸續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線。一天，紅軍後方政治部主任譚政找李先念談話：「先念同志，組織決定你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當營長，你有什麼意見嗎?」李先念的回答是「堅決服從組織安排」。從軍政治委員降至營長，連降6級，許多西路軍幹部戰士都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組織不抱怨，他風趣地說：「管他呢，就是一擼到底，叫我去當伙夫、馬夫，也要在我們黨和部隊里幹下去。」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一定要見李先念。在延安鳳凰山麓的窯洞裡，兩雙大手緊緊握在一起，毛澤東第一句話就是「這樣處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4。
1927年春，賀龍將軍率領國民革命軍獨立十五師駐紮鄂城縣城關鎮。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行將破裂，賀龍部隊的軍餉經常被國民政府扣發，使官兵的生活沒有保障。一次，一個跟隨賀龍多年的老兵因飢餓在永大茶葉鋪拿了兩吊錢買了油條充飢。群眾將此事反映到賀龍那裡，引起了賀龍的高度重視。他立即下令將那個士兵軍法從事，並親自到茶葉鋪還錢並賠理道歉。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5。
1960年8月，蘇聯停止了對我國的技術援助。面對突如其來的困境，聶帥拍案而起，大聲疾呼：「我們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蘇聯專家撤走了，我們還有自己的專家!」兩個月後，我國將發射自己仿製的p-2飛彈。聶帥親自到實驗基地主持發射試驗，他一下飛機，顧不得一身疲勞，徑直來到發射現場，向基地負責同志了解測試情況。聶帥撫摸著彈體，深情莊嚴的叮嚀：「這是我國自己製造的一枚『爭氣彈』，一定要嚴肅認真，不能有絲毫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壞。」當火箭噴著火舌呼嘯而起後，聶帥和參試人員一起盡情鼓掌、歡呼。指揮所只是簡易房，能遮風擋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發射出現意外，後果可不堪設想。可聶帥根本不顧自身安危，只關心著這枚飛彈的發射進程。1962年我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地對地飛彈研製成功，但3月份的發射試驗卻失敗了。在那個風言風語的時代，有流言說要追查失敗的政治原因。聶帥聽到後，生氣地說：「科學實驗和打仗一樣，沒有常勝將軍。不允許失敗就是不講實事求是。」由於聶帥親自過問，力排「左」干擾，才避免了一場無端的政治追查。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6。
1926年，25歲的劉德全對母親說：「我們家要對佃戶、長工、鄉里鄰舍客氣些，要尊重人家。貧苦農民有困難，我們要儘量幫助，也可以拿錢拿糧周濟窮人。」他還勸母親燒掉契約，把田分給佃戶。劉德全的這種行為使這個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劉稻軒大為惱火。他暴跳如雷，氣急敗壞地說：「不得了，家門不幸，竟出了個不孝子孫，這個家非給他敗了不可!」他還捶胸頓足地對弟弟劉德全吼道：「我們分家算了!」劉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們：「天下是要變的，工農階級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擋不住!」劉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7。
土地革命時期，方誌敏曾是模範根據地的創建者。作為根據地最高首長，他規定，從自己開始，所有幹部一律減衣縮食，每天只有四分錢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從紅軍在白區繳獲來的物品中要了一塊絨布。方誌敏知道後，馬上把妻子批評了一頓，並要求她立即送回。方誌敏也有不「摳門」的時候。那時，部隊向外購買一支槍，要花50塊銀元「天價」。買一批槍，花掉的錢堪稱巨資，他一點不含糊，果斷批准。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8。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會上，在團中央負責的任弼時力主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武裝鬥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以挽救革命。會議一開始，年輕氣盛的任弼時就要求發言。但陳獨秀卻說：「要發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連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時再也忍不住了，他氣憤地大聲說：「不!總書記同志，你不能壓制批評，我現在一定要說!」接著，他從口袋裡掏出一份意見書，鄭重地宣布：「我代表團中央，在此報告《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陳獨秀很生氣，最後竟失態地衝上前去，伸手奪過意見書撕得粉碎，大吼道：「這是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任弼時針鋒相對地說：「誰有真理誰就有資格發言!」接著，他簡明地提出黨應迅速行動起來，組織武裝，堅決同國民黨右派進行鬥爭，警惕新的「四·一二」政變的出現……陳獨秀聽不下去了，拍著桌子喊道：「不要說了，你懂得什麼?」任弼時堅定地對大家說：「同志們，真理最後會勝利的!」？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9。
在襄陽市政府機關大院，至今還流傳著七十年代未的一個小故事。一天，被人們尊稱為「秦老專」的襄陽地區行署副專員秦志維從外面回機關。當他推著自行車準備進行署大門時，一個門衛攔住問道：「同志，你找誰?」「我不找誰，我就是機關里人。」「你是機關哪個單位的?」門衛疑惑地打量這位腳穿草鞋，頭戴草帽，身背黃掛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維……」秦專員耐心地答到。正在這時，一位機關幹部碰巧路過此處，他驚訝地問到：「這不是秦專員嗎，怎麼被擋駕了?」值班的門衛一聽傻了眼，趕忙賠禮說對不起。秦專員親切地說：「沒關係，沒關係。」望著眼前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門衛心裡直犯嘀咕，他是專員?我咋看他不象啊!象這樣的誤會，秦志維同志遇到多次。這位1933年參加革命，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小鬼」，一直保持著我黨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他平時穿著極為樸素，在機關食堂就餐時也十分節約，下鄉檢查工作也是經常以步代車，以自行車代小汽車。秦專員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一直被人們傳為佳話？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20。
1952年10月，沔陽縣(現仙桃市)有一位17歲的農家女子閔全貴，深受封建婚姻壓迫，遭受著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摧殘。她向沔陽、洪湖兩縣法院申訴離婚，沒想到兩縣法院互不負責，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於是，她給時任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寫了一封信，請求幫助。一個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給省委書記，無異於石沉大海。然而，這封信還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來，李先念不論多忙，每天仍然堅持看人民來信，看黨報上的批評文章，寫批語，了解民生疾苦。過了較長一段時間，兩縣法院仍互相推諉，設置各種障礙，未予解決。為此，閔全貴又給李先念寫來第二封信，反映這一情況。李先念再次寫出批語，批評了這種惡劣的官僚主義行為。為此，省有關部門組成一個專門承辦這一案件的工作組，深入沔陽、洪湖兩縣調查，迅速做出公正處理，使年僅17歲的閔全貴衝破重重阻力，獲得了婚姻自主權。1984年7月，報社收到閔全貴的一封來信和一張全家福照片，她滿懷喜悅地報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孫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謝李先念和湖北日報對她的熱情幫助。
1970年，吳永光調任武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後，配了一部專車。但他除了外出辦事，一般很少用車，上下班20多分鐘的路程從來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歡的小女兒吳笑娜請老師到家裡教小提琴，離開時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兒想用車送送老師，吳永光堅決不同意，說：「你送老師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車。」最後，女兒只好打著雨傘，一步一腳泥水，送老師去坐公共汽車。後來，吳永光病重，長期在軍區總醫院住院，而他的汽車停在大樓門口。二女兒吳笑春在隔壁樓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趕著要去火車站買出差的火車票。吳永光的司機看不過去了，說：「我開車送你吧!」吳笑春婉言謝絕了：「爸爸都不隨便用車，我辦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還是坐公共汽車去吧。」說完，就撐傘走向了瓢潑大雨之中。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2。
解放後，吳德峰長期擔任政法戰線的領導工作。有一次，他繼母的一個侄兒因為當過國民黨特務而被人民政府逮捕，親戚前來求情，他嚴肅地說：「我們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求情無濟於事」。親戚無功而返。鎮壓反革命時，吳德峰的胞弟吳世悉被群眾舉報，當地政府認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漢將其抓回保康縣。親屬們到武漢求時任武漢市長的吳德峰幫忙，讓他給當地政府打招呼關照。吳德峰不但沒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說服親屬，要嚴格按照當地政府的政策辦。吳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期間，原來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決一些個人問題，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絕。他對來人說，「正因為你原來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嚴格要求你、愛護你。我們都是黨培養多年的幹部，可不能拿黨的原則當兒戲!」由於吳德峰總是把前來疏通關係的親朋好友拒之門外，他的勤務員常常感慨，「要走吳老的後門算是沒門，他叫你連窗戶都爬不進去!」。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3。
梁斌從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陽工作了五個年頭，領受了四個第一。即第一任宣傳部長，第一任襄陽日報社長，第一任黨校校長，第一任團青委書記。在這裡留下了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和土改運動，親手創辦襄陽建國後第一張報紙《襄陽日報》等足跡，同時也為孕育《紅旗譜》、《翻身記事》等宏篇巨著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最終，梁老以其常人無法想像的執著，為人們留下了以《紅旗譜》為代表的數百萬字的寶貴文化財富。可是，就是這樣一位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巨匠，一位功勳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資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卻三辭官。梁斌第一次辭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親自點將，調他擔任新武漢日報社社長。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辭官，為寫他的長篇巨著《紅旗譜》。隨後，他調任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只做一個機關黨支部書記。第二次辭官，是梁斌辭去中央文學研究所機關黨支部書記，以便專心創作他的《紅旗譜》。第三次辭官，是梁斌找到中組部的領導要求辭去職務，那位領導準備安排他到天津去當副市長，又被他辭掉了。後來梁老終於如願，在河北省文聯掛了個名，從此專心地創作《紅旗譜》。別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卻主動要求越做越小。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4。
1941年，由於受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的影響，重慶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的生活條件極其艱難。辦事處的財務工作重擔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掌管。為了維持辦事處機關的正常運轉，董必武殫精竭慮地撥打著這把「小算盤」，親自製定機關伙食標準，實行包干調劑。為了改善辦事處的生活狀況，董必武在處理千頭萬緒的工作的同時，對辦事處機關的伙食開支嚴格管理和監督，他要求辦伙食的同志既要想盡辦法改善領導和同志們的伙食，又決不能亂花一分錢。有一個月，在月底伙食費結算時，賬面上有六角錢的開支平不了。為此，董必武十分自責，堅持要做檢討，許多身邊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錢不是大數目，沒必要小題大做，也不用做檢討」。董老對身邊的同志們說：「我們黨的經費來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們用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我們只有精打細算的責任，沒有浪費鋪張的權力。」之後，董必武執意在機關大會上作了檢查，並親自向黨中央寫了檢討信。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5。
1940年4月，朱老總根據中央決定返回延安，八路軍前線總部只留下彭總和左權副參謀長，彭總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總翻山越嶺到黃山洞水腰兵工廠視察，總務科的同志知道彭總胃不好，不讓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麵條，還炒了雞蛋、豆腐、土豆、白菜，湊成四個菜。彭總問：「工人吃的和我們一樣嗎?」程明升廠長回答：「差不多。」彭總二話沒說，背起手就出門了。他來到工人吃飯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飯炒白菜，彭總回來問程廠長：「這是誰讓做的?」程廠長說：「您有胃病，為您做麵條是經伙食委員會研究決定的。」彭總的表情更加嚴肅起來：「我有胃病你們知道，難道工人中就沒有得胃病的嗎?你們知道嗎?給我打小米飯來，不吃麵條。」程廠長知道犟不過彭總，只好把麵條給了傷病員。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6。
賀炳炎上將，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時任解放軍青海軍區司令員兼第一軍軍長的賀炳炎攜妻、子回鄉探親，途經宜昌。前來碼頭迎接的宜昌專署專員劉真，是他的老部下。專署招待所是棟百年老屋，陳舊簡陋，食宿條件差。老首長遠道而來，劉專員當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點。他精心挑選，找到桃花嶺專署機關接管國民黨的一幢洋樓，請賀炳炎一家去住。誰知賀炳炎一口謝絕，「招待所條件再差，總比打游擊時滾泥巴睡地鋪好些嘛!」軍區首長回鄉探親，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盡下地主之誼，想請賀炳炎和其親屬吃頓便飯，略表歡迎之意。可是，劉專員幾次在賀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謝絕了。雖然如此，老部下總覺得不盡地主之誼未免失禮，還是備了一席薄酒。不料卻惹得賀炳炎滿臉不高興。他繃著臉說：「現在不少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我們能節省的要儘量節省。早就講了，不要請客，怎麼還要這樣辦!」劉專員只好作罷。賀炳炎臨行前，劉專員又提出陪送老首長回鄉。賀炳炎抿嘴一笑，詼諧地說：「我回家探親，你去幹什麼?你去，我還要雇一頂八抬大轎抬你這個父母官!」說完，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7。
一日，鄧可運奉師長湯慕禹、政委陳培蔭的命令，率24人的運糧隊，每人挑兩籮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運糧到正在鬆口作戰的紅二十四團。運糧隊頭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時一人發的五個糠菜糰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戰士們都已飢餓難忍。於是，隊長劉海門吩咐隊員打來溪水，架鍋生火，準備煮飯。「住手!」剛查看環境歸來的鄧可運看到一戰士抱著籮筐朝鍋里倒米，他大喊道：「誰讓你倒這麼多的米，把鍋里的米撈出一多半，做成稀飯。」說罷，他又帶著戰士一起去山裡挖野菜。這日晚飯，大夥吃了一頓野菜稀飯。吃過晚飯，鄧可運將劉海門叫到一邊，耐心地給他講糧食來之不易，講前方戰士流血流汗，對糧食如何急需，講為什麼不能近水樓台先得月的道理。說得劉海門心服口服，連連點頭。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鄧可運帶頭以野菜充飢，不吃或少吃糧食，使得運糧隊戰士非常感動，也紛紛效仿。第三天午後，眼看就要到達目的地鬆口，只聽「咚」地一聲有人倒地，大伙兒循聲望去，只見鄧可運栽倒在地，他挑著的兩籮筐米撒得滿地。這時，賀龍軍長正騎馬經過，見狀過來查看，一眼就認出了鄧可運。賀龍接過警衛員手中的水壺，扶著鄧可運喝了兩口水後，問：「可運，你怎麼啦?」還沒等鄧可運張口，隊長劉海門搶先答道：「賀老總，鄧處長是餓的，他一路為了省糧食，自己很少吃糧食，光吃野菜。頭一天上路，一人發了5個菜糰子，他捨不得吃，還送給別的同志兩個。第二天我們做野菜稀飯，他第一個上去先給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給大家吃……」賀龍聽罷，在鄧可運肩上親切地拍了拍，說：「同志哥喲，有你這樣的好同志，我們紅軍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8。
1944年冬天，地委機關搞到一些皮襖筒子，分給地委委員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夠分配。朱正傳也收到一件，他問：「是否地委委員都有?」秘書長說：「還少一件，有位領導出差在外，還沒有分到。」朱正傳同志說：「這不好，我年輕，不怕冷，把這件給那位同志吧。」朱正傳堅持不要，仍然穿著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舊長袍過冬。朱正傳平時喜歡抽煙，但那時候也難得有錢。而一旦發了津貼費，碰上住在集鎮附近的時候，幾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傳就買煙請大家抽。他買一包煙，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煙，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稱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9。
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從河邊散步回來，又象往常一樣坐在八仙桌前點燃了那盞帶罩子的煤油燈。他從案頭拿過一摞稿件，聚精會神地審閱起來。過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訊員，快去把小鄭找來!」小鄭是宣傳部幹事，駐地離城南莊有七八里遠，鄭幹事奉命趕到時，已是深夜。胡錫奎請他坐下，微笑著問：「你在這稿子裡寫『邊區軍民一年拔掉2993個據點』有什麼根據嗎?」小鄭聽了一愣，看看自己寫的那稿子忙說，數字是從一本雜誌上抄來的，有根據。胡錫奎拍著他的肩頭說：「小鄭呀!你只要想想邊區周圍有多少敵偽據點，那就會發現這個數字不大對頭。我們寫文章是要給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會出差錯。不準確，那人家就會說我們說假話，不實在，黨的威信就會受到損害。你說，這不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嗎?」鄭幹事聽了慚愧地說：「我…我錯了。」胡錫奎又鼓勵他幾句，就立即打電話給聶老總詢問，通過核實，「2993」原來是「293」之誤。此事傳開後，在宣傳部和整個區黨委機關幹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動，帶來了機關工作作風的轉變，大家對待工作比以前更加嚴肅認真，辦事更加紮實謹慎了。四十多年後的小鄭，即是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鄭天翔同志，還經常以這個數字的事來教育大家？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0。
蘭考縣原設有一個頗具當地特色的「勸阻辦公室」，專門勸阻外出逃荒的災民。焦裕祿把消極的「勸阻辦公室」改建為積極的「除三害辦公室」，先後抽調了120多名幹部、老農和技術人員，組成一支「三害」調查隊，在全縣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控流沙調查研究工作，焦裕祿也參加了這次調查。當時，許多同志考慮到焦裕祿的慢性肝病，擔心在大風大雨中奔波會使病情加重，都勸他不要親自參加一線調研，到時聽取專門彙報就行了。但他拒絕了勸告，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為此，他多次去老飼養員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討教治沙經驗;也同新分到林業局的兩位大學生交朋友，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鼓勵他們的泡桐研究……風沙最大的時候，就是焦裕祿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就是他帶頭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認為越是大風大雨的惡劣天氣，越是掌握風沙、水害規律最有利的時機。為了弄清一個大風口、一條主幹河道的來龍去脈，他經常不辭勞苦地跟著調查隊，追尋風沙和洪水的去向。調查隊日復一日實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餘里，掌握了大量蘭考「三害」的第一手資料。全縣84個大小風口，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等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泄洪圖。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1。
黃克誠下部隊視察，喜歡到連隊找幹部戰士談心。他不帶警衛，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裡問到哪裡。1950年夏，他去湘西視察，來到第四十七軍某連，正趕上連隊吃午飯，他就蹲在地上邊吃飯邊和戰士們聊家常。戰士們以為他是團後勤處的處長或股長來了解伙食情況的，便七嘴八舌地講，湖南菜辣椒太多，開始不適應，現在習慣了，有個調皮的戰士向黃克誠提出，來個吃辣椒比賽。黃克誠欣然應戰。笑談間有人到連隊找黃克誠回機關吃飯，這時，戰士們才知道，他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個個驚得直伸舌頭。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2。
1937年10月，日軍占領河北石家莊後，沿正太鐵路西犯，妄圖一舉攻取太原，瓦解國共兩黨的晉北抗日聯盟。八路軍129師師長劉伯承遂率兵揮戈東征。經縝密偵察，八路軍獲悉日軍勁旅二十師團的迂迴部隊，向山西平定開進，前鋒直指太原。其輜重部隊千餘人在測魚鎮駐屯，負責向前方供應彈藥糧食。劉伯承斷定日軍將於10月26日經七亘村向平定運輸軍需品，遂令部隊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間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曉，測魚鎮日軍龐大的輜重部隊，在步兵200餘人掩護下向西開進，結果中伏被殲。此戰共斃敵300多人，繳獲騾馬300多匹和大量軍用物資。八路軍僅傷亡10餘人。前方需要彈藥和糧食急如星火，日軍必然儘快再向平定運輸軍需品。劉伯承預料日軍會以為八路軍不會在同一地點再次設伏，便一面製造假象，佯裝撤離遠去;一面果斷地在隔了一天後，於同一地點再次設伏。28日上午，日軍又從測魚鎮出動，這次警戒更加森嚴，以100餘騎兵和300餘步兵掩護輜重西進。11時許，早已隱蔽於此的八路軍等日軍輜重進入了伏擊圈後，各種武器一齊開火。日寇被擊斃百餘人，八路軍又繳獲一大批軍需品和騾馬。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讚嘆不已，稱此戰為「戰史上的奇蹟」，譽劉伯承為「當之無愧的名將」。後來，不少國家將這一戰法寫進了軍事教科書。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3。
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從新疆回到延安後，先後進入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馬列學院學習。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後，馬列學院和抗大的廣大學員都陸續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線。一天，紅軍後方政治部主任譚政找李先念談話：「先念同志，組織決定你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當營長，你有什麼意見嗎?」李先念的回答是「堅決服從組織安排」。從軍政治委員降至營長，連降6級，許多西路軍幹部戰士都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組織不抱怨，他風趣地說：「管他呢，就是一擼到底，叫我去當伙夫、馬夫，也要在我們黨和部隊里幹下去。」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一定要見李先念。在延安鳳凰山麓的窯洞裡，兩雙大手緊緊握在一起，毛澤東第一句話就是「這樣處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4。
1927年春，賀龍將軍率領國民革命軍獨立十五師駐紮鄂城縣城關鎮。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行將破裂，賀龍部隊的軍餉經常被國民政府扣發，使官兵的生活沒有保障。一次，一個跟隨賀龍多年的老兵因飢餓在永大茶葉鋪拿了兩吊錢買了油條充飢。群眾將此事反映到賀龍那裡，引起了賀龍的高度重視。他立即下令將那個士兵軍法從事，並親自到茶葉鋪還錢並賠理道歉。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5。
1960年8月，蘇聯停止了對我國的技術援助。面對突如其來的困境，聶帥拍案而起，大聲疾呼：「我們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蘇聯專家撤走了，我們還有自己的專家!」兩個月後，我國將發射自己仿製的p-2飛彈。聶帥親自到實驗基地主持發射試驗，他一下飛機，顧不得一身疲勞，徑直來到發射現場，向基地負責同志了解測試情況。聶帥撫摸著彈體，深情莊嚴的叮嚀：「這是我國自己製造的一枚『爭氣彈』，一定要嚴肅認真，不能有絲毫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壞。」當火箭噴著火舌呼嘯而起後，聶帥和參試人員一起盡情鼓掌、歡呼。指揮所只是簡易房，能遮風擋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發射出現意外，後果可不堪設想。可聶帥根本不顧自身安危，只關心著這枚飛彈的發射進程。1962年我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地對地飛彈研製成功，但3月份的發射試驗卻失敗了。在那個風言風語的時代，有流言說要追查失敗的政治原因。聶帥聽到後，生氣地說：「科學實驗和打仗一樣，沒有常勝將軍。不允許失敗就是不講實事求是。」由於聶帥親自過問，力排「左」干擾，才避免了一場無端的政治追查。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6。
1926年，25歲的劉德全對母親說：「我們家要對佃戶、長工、鄉里鄰舍客氣些，要尊重人家。貧苦農民有困難，我們要儘量幫助，也可以拿錢拿糧周濟窮人。」他還勸母親燒掉契約，把田分給佃戶。劉德全的這種行為使這個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劉稻軒大為惱火。他暴跳如雷，氣急敗壞地說：「不得了，家門不幸，竟出了個不孝子孫，這個家非給他敗了不可!」他還捶胸頓足地對弟弟劉德全吼道：「我們分家算了!」劉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們：「天下是要變的，工農階級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擋不住!」劉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7。
土地革命時期，方誌敏曾是模範根據地的創建者。作為根據地最高首長，他規定，從自己開始，所有幹部一律減衣縮食，每天只有四分錢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從紅軍在白區繳獲來的物品中要了一塊絨布。方誌敏知道後，馬上把妻子批評了一頓，並要求她立即送回。方誌敏也有不「摳門」的時候。那時，部隊向外購買一支槍，要花50塊銀元「天價」。買一批槍，花掉的錢堪稱巨資，他一點不含糊，果斷批准。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8。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會上，在團中央負責的任弼時力主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武裝鬥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以挽救革命。會議一開始，年輕氣盛的任弼時就要求發言。但陳獨秀卻說：「要發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連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時再也忍不住了，他氣憤地大聲說：「不!總書記同志，你不能壓制批評，我現在一定要說!」接著，他從口袋裡掏出一份意見書，鄭重地宣布：「我代表團中央，在此報告《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陳獨秀很生氣，最後竟失態地衝上前去，伸手奪過意見書撕得粉碎，大吼道：「這是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任弼時針鋒相對地說：「誰有真理誰就有資格發言!」接著，他簡明地提出黨應迅速行動起來，組織武裝，堅決同國民黨右派進行鬥爭，警惕新的「四·一二」政變的出現……陳獨秀聽不下去了，拍著桌子喊道：「不要說了，你懂得什麼?」任弼時堅定地對大家說：「同志們，真理最後會勝利的!」？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19。
在襄陽市政府機關大院，至今還流傳著七十年代未的一個小故事。一天，被人們尊稱為「秦老專」的襄陽地區行署副專員秦志維從外面回機關。當他推著自行車準備進行署大門時，一個門衛攔住問道：「同志，你找誰?」「我不找誰，我就是機關里人。」「你是機關哪個單位的?」門衛疑惑地打量這位腳穿草鞋，頭戴草帽，身背黃掛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維……」秦專員耐心地答到。正在這時，一位機關幹部碰巧路過此處，他驚訝地問到：「這不是秦專員嗎，怎麼被擋駕了?」值班的門衛一聽傻了眼，趕忙賠禮說對不起。秦專員親切地說：「沒關係，沒關係。」望著眼前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門衛心裡直犯嘀咕，他是專員?我咋看他不象啊!象這樣的誤會，秦志維同志遇到多次。這位1933年參加革命，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小鬼」，一直保持著我黨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他平時穿著極為樸素，在機關食堂就餐時也十分節約，下鄉檢查工作也是經常以步代車，以自行車代小汽車。秦專員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一直被人們傳為佳話？
感人的黨史小故事20。
1952年10月，沔陽縣(現仙桃市)有一位17歲的農家女子閔全貴，深受封建婚姻壓迫，遭受著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摧殘。她向沔陽、洪湖兩縣法院申訴離婚，沒想到兩縣法院互不負責，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於是，她給時任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寫了一封信，請求幫助。一個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給省委書記，無異於石沉大海。然而，這封信還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來，李先念不論多忙，每天仍然堅持看人民來信，看黨報上的批評文章，寫批語，了解民生疾苦。過了較長一段時間，兩縣法院仍互相推諉，設置各種障礙，未予解決。為此，閔全貴又給李先念寫來第二封信，反映這一情況。李先念再次寫出批語，批評了這種惡劣的官僚主義行為。為此，省有關部門組成一個專門承辦這一案件的工作組，深入沔陽、洪湖兩縣調查，迅速做出公正處理，使年僅17歲的閔全貴衝破重重阻力，獲得了婚姻自主權。1984年7月，報社收到閔全貴的一封來信和一張全家福照片，她滿懷喜悅地報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孫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謝李先念和湖北日報對她的熱情幫助。
、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從河邊散步回來，又象往常一樣坐在八仙桌前點燃了那盞帶罩子的煤油燈。他從案頭拿過一摞稿件，聚精會神地審閱起來。過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訊員，快去把小鄭找來!」小鄭是宣傳部幹事，駐地離城南莊有七八里遠，鄭幹事奉命趕到時，已是深夜。胡錫奎請他坐下，微笑著問「你在這稿子裡寫『邊區軍民一年拔掉2993個據點』有什麼根據嗎」小鄭聽了一愣，看看自己寫的那稿子忙說，數字是從一本雜誌上抄來的，有根據。胡錫奎拍著他的肩頭說「小鄭呀!你只要想想邊區周圍有多少敵偽據點，那就會發現這個數字不大對頭。我們寫文章是要給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會出差錯。不準確，那人家就會說我們說假話，不實在，黨的威信就會受到損害。你說，這不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嗎」鄭幹事聽了慚愧地說「我…我錯了。」胡錫奎又鼓勵他幾句，就立即打電話給聶老總詢問，通過核實，「2993」原來是「293」之誤。此事傳開後，在宣傳部和整個區機關幹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動，帶來了機關工作作風的轉變，大家對待工作比以前更加嚴肅認真，辦事更加紮實謹慎了。四十多年後的小鄭，即是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最高人民院長的鄭天翔同志，還經常以這個數字的事來教育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