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利益之保護具有獨立的價值屬性，是民法典作為一個基本法律部門，躋身於我國法律體系的重大意義所在。民法典的存在本身，就在宣示著這樣一個道理: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任何決策與行動，不僅要考慮其是否有利於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而且要考慮其是否會侵害私人利益。
民法典第2條規定:「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係和財產關係。」在該條規定中，「平等主體」的關係，就是指私人關係。因此，民法典的適用範圍是私人領域;民法典所調整的社會生活關係是私人領域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私人關係。
私人領域是人生存於世的根基
私人領域中的私人關係，如基於人的財產、人的交易、人的婚姻家庭、人的自由與尊嚴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我們私生活中的「瑣事」。然而，以這樣一些「瑣事」為調整對象的民法典，它的頒布何以引起如此強烈的關注?原因就是，私人領域是我們每一個人生存與發展的根本，是人生存於世的根基。
人的一生，無論他是誰——普通的老百姓，還是領導身份，首先，他是一個私人。在其未成年的時候，他需要監護、需要撫養，這是私事;在他成年以後，他需要工作、需要從事交易，需要擁有家庭，需要與他的配偶、子女產生各種家庭身份關係，這還是私事;最終，在他死亡後，還涉及對他財產的繼承，這仍舊是私事。可見，私人領域，是人生於世的立身之本，是人生的根基和出發點。民法典的頒布，其首要的意義就在於，宣示私人領域的存在，並且宣示這一領域為國家所尊重、為法律所捍衛。
私人領域中的法律人格
法律人格，就是法律上「人」的資格。私人領域中的法律人格，就是民法典中人的資格。民法典上的人，首先是「自然人」，即基於自然的孕育、出生而獲得生命的人。從民法典的角度來看，一旦成為民法典中的「人」，他就具有了一種資格，即享有人身權、財產權等權利的資格。
那麼，一個自然人具備怎樣的條件，才可以成為民法典中的人，進而獲得享有權利的資格呢?在民法典上，自然人獲得享有權利之資格的條件只有一項，即出生(第13條)——「出」者，與母體分離;「生」者，仍具有生命。換言之，所有活著的自然人，都有資格在私人領域中享有權利，進而成為一個大寫的、民法上的「人」。需要指出的是，在民法典上，出生這一事實，不僅是一個自然人「可以享有權利」的條件。對於一系列的人格權而言，如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名譽權、隱私權、肖像權、姓名權等，自然人一經「出生」，即可直接享有。因此，從民法典的視角來看，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並不是赤裸裸的。他不僅擁有「享有權利的資格」，並且已經享有到了一系列的權利。民法典所加持給他的一系列人格權，會在他出生之時，就庇佑著他，並伴隨他的終生。終其一生，他的權利，不容任何人的不法侵害。
在民法典上，既然人「享有權利的資格」僅僅以「出生」為條件，那麼「出生」之外的事實，就不會對一個人是否有資格享有權利產生影響。那些曾經在人類社會中，對人享有權利的資格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因素，如人的出身、財產、信仰以及政治立場與觀點等，均在民法典中被加以排除，而不予考慮。相應的，出於出身、財產、信仰、政治立場與觀點，而對他人所實施的侵害，則均不可能具有任何的正當性。這就是民法典上的「生而為人」。
私人領域中人的自治權
私人在其自身的私人領域當中，享有自治權，即民法理論所稱的「私法自治」。私法自治意味著，私人是其私人領域的主宰者，是其私人事務的最高決定人，他有權選擇他的私人生活方式，有權決定是否從事某一私人活動。他的選擇和決定，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任何人不得干預。民法典第5條「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原則，按照自己的意思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係」的規定，核心就是對私法自治原則的確認。進而，民法典中關於「所有權自由」「合同自由」「婚姻自由」「遺囑自由」的規定，本質就是私法自治原則在民法典各分編中的具體表現。可見，私法自治作為一項基本原則，宛如一根紅線，貫穿於整個民法典的始終。
私法自治原則的確立，意味著民法典對「人具有自治能力」之判斷的肯定，意味著對「人具有辨別利弊的能力」之判斷的肯定，進而意味著對「人具有理性」這一判斷的肯定。換言之，民法典視野里的人，是一個具有成熟心智的人。他知道自己需要或不需要什麼，可以識別一件事情對自己的利弊，可以作出選擇、作出決定，並可以對自己的決定負責。在民法典中，一個可以享有全面的私法自治權的「理性人」門檻並不高，只不過要求他18周歲以上、並且心智健康(第18條)，如此而已。與他是否接受過高等教育、是否具有文化素養或其他素質，沒有關係？
法律保護私人利益的兩個角度
「天下熙熙，皆為利驅」，私人領域中人的終極法律意義，在於私人利益的實現。在民法典中，私人利益被披上了法律的外衣，稱為民事權利，而民事權利的保護，正是民法典的宗旨所在——其第3條所規定:「民事主體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犯。」。
那麼，法律為什麼要保護私人利益?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其實存在著「社會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兩個角度。例如，法律為什麼要保護私人財產權?從前一角度來看，答案是保護私人財產權利，有利於激發人創造財富、積累財富的積極性，從而使整個社會的財富得以增長。從後一角度來看，答案則是該財富是該私人所創造的，或者是他所合法取得的，當然要予以保護。以上兩個角度相比較，「社會公共利益」角度所蘊含的「保護私人利益為手段，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才是目的」的邏輯關係，必然導向「倘若某種私人利益的保護，無助於社會公共利益，則該私人利益即無保護必要」這一判斷。反之，在「私人利益」角度，「私人利益」之保護本身就是目的，只要這種私人利益並不違法，法律即應予以保護，而與該私人利益是否有助於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沒有關係？
民法典上的私人利益具有獨立的價值屬性
民法典對於私人利益的保護，採取後一角度，即是將私人利益的保護作為目的，而非作為手段，其典型例證，就是民法典對隱私權的保護——民法典第1033條為保護隱私權，將六種行為列入侵害隱私權的行為並加以禁止，包括侵擾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入侵窺探他人私人空間、窺探他人的私密活動、他人私密部位、收集處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及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隱私權的行為。值得討論的是，對個人隱私權的保護，是否有利於社會公共利益?從社會管理、打擊犯罪的角度，私人的信息、活動，越透明越好，最好是個人的一切行蹤，都在可掌控的範圍之內。這樣，才可使違法犯罪分子無所遁形。然而，從私人利益角度來看，個人的信息、行蹤，則是越不透明越好，個人的私生活安寧，則越少被打擾越好。由此可見，在隱私的保護問題上，在很大的程度上，社會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價值取向，並非是同向的。然而，民法典依然選擇對人的隱私加以保護，其所秉承的將私人利益之保護作為目的的價值取向，昭然若揭。
私人利益之保護具有獨立的價值屬性，是民法典作為一個基本法律部門，躋身於我國法律體系的重大意義所在。民法典的存在本身，就在宣示著這樣一個道理: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任何決策與行動，不僅要考慮其是否有利於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而且要考慮其是否會侵害私人利益。例如，為促使犯罪分子歸案，而在其住所張貼「罪犯家屬」的告示。上述舉措，從社會公共利益的角度來看，當然是良性的——其增加了違法、犯罪行為的成本，對於遏制違法、犯罪行為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從違法、犯罪人員的子女、家屬的私人利益角度來考量，這種做法則是不妥當的，因為子女、家屬的私人利益，不應受到其父母、其他親屬違法、犯罪行為的影響。諸如此類的只考慮社會公共利益，而枉顧私人利益保護的做法，在民法典頒布之後，不宜在社會生活中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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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2條規定:「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係和財產關係。」在該條規定中，「平等主體」的關係，就是指私人關係。因此，民法典的適用範圍是私人領域;民法典所調整的社會生活關係是私人領域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私人關係。
私人領域是人生存於世的根基
私人領域中的私人關係，如基於人的財產、人的交易、人的婚姻家庭、人的自由與尊嚴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我們私生活中的「瑣事」。然而，以這樣一些「瑣事」為調整對象的民法典，它的頒布何以引起如此強烈的關注?原因就是，私人領域是我們每一個人生存與發展的根本，是人生存於世的根基。
人的一生，無論他是誰——普通的老百姓，還是領導身份，首先，他是一個私人。在其未成年的時候，他需要監護、需要撫養，這是私事;在他成年以後，他需要工作、需要從事交易，需要擁有家庭，需要與他的配偶、子女產生各種家庭身份關係，這還是私事;最終，在他死亡後，還涉及對他財產的繼承，這仍舊是私事。可見，私人領域，是人生於世的立身之本，是人生的根基和出發點。民法典的頒布，其首要的意義就在於，宣示私人領域的存在，並且宣示這一領域為國家所尊重、為法律所捍衛。
私人領域中的法律人格
法律人格，就是法律上「人」的資格。私人領域中的法律人格，就是民法典中人的資格。民法典上的人，首先是「自然人」，即基於自然的孕育、出生而獲得生命的人。從民法典的角度來看，一旦成為民法典中的「人」，他就具有了一種資格，即享有人身權、財產權等權利的資格。
那麼，一個自然人具備怎樣的條件，才可以成為民法典中的人，進而獲得享有權利的資格呢?在民法典上，自然人獲得享有權利之資格的條件只有一項，即出生(第13條)——「出」者，與母體分離;「生」者，仍具有生命。換言之，所有活著的自然人，都有資格在私人領域中享有權利，進而成為一個大寫的、民法上的「人」。需要指出的是，在民法典上，出生這一事實，不僅是一個自然人「可以享有權利」的條件。對於一系列的人格權而言，如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名譽權、隱私權、肖像權、姓名權等，自然人一經「出生」，即可直接享有。因此，從民法典的視角來看，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並不是赤裸裸的。他不僅擁有「享有權利的資格」，並且已經享有到了一系列的權利。民法典所加持給他的一系列人格權，會在他出生之時，就庇佑著他，並伴隨他的終生。終其一生，他的權利，不容任何人的不法侵害。
在民法典上，既然人「享有權利的資格」僅僅以「出生」為條件，那麼「出生」之外的事實，就不會對一個人是否有資格享有權利產生影響。那些曾經在人類社會中，對人享有權利的資格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因素，如人的出身、財產、信仰以及政治立場與觀點等，均在民法典中被加以排除，而不予考慮。相應的，出於出身、財產、信仰、政治立場與觀點，而對他人所實施的侵害，則均不可能具有任何的正當性。這就是民法典上的「生而為人」。
私人領域中人的自治權
私人在其自身的私人領域當中，享有自治權，即民法理論所稱的「私法自治」。私法自治意味著，私人是其私人領域的主宰者，是其私人事務的最高決定人，他有權選擇他的私人生活方式，有權決定是否從事某一私人活動。他的選擇和決定，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任何人不得干預。民法典第5條「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原則，按照自己的意思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係」的規定，核心就是對私法自治原則的確認。進而，民法典中關於「所有權自由」「合同自由」「婚姻自由」「遺囑自由」的規定，本質就是私法自治原則在民法典各分編中的具體表現。可見，私法自治作為一項基本原則，宛如一根紅線，貫穿於整個民法典的始終。
私法自治原則的確立，意味著民法典對「人具有自治能力」之判斷的肯定，意味著對「人具有辨別利弊的能力」之判斷的肯定，進而意味著對「人具有理性」這一判斷的肯定。換言之，民法典視野里的人，是一個具有成熟心智的人。他知道自己需要或不需要什麼，可以識別一件事情對自己的利弊，可以作出選擇、作出決定，並可以對自己的決定負責。在民法典中，一個可以享有全面的私法自治權的「理性人」門檻並不高，只不過要求他18周歲以上、並且心智健康(第18條)，如此而已。與他是否接受過高等教育、是否具有文化素養或其他素質，沒有關係？
法律保護私人利益的兩個角度
「天下熙熙，皆為利驅」，私人領域中人的終極法律意義，在於私人利益的實現。在民法典中，私人利益被披上了法律的外衣，稱為民事權利，而民事權利的保護，正是民法典的宗旨所在——其第3條所規定:「民事主體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犯。」。
那麼，法律為什麼要保護私人利益?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其實存在著「社會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兩個角度。例如，法律為什麼要保護私人財產權?從前一角度來看，答案是保護私人財產權利，有利於激發人創造財富、積累財富的積極性，從而使整個社會的財富得以增長。從後一角度來看，答案則是該財富是該私人所創造的，或者是他所合法取得的，當然要予以保護。以上兩個角度相比較，「社會公共利益」角度所蘊含的「保護私人利益為手段，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才是目的」的邏輯關係，必然導向「倘若某種私人利益的保護，無助於社會公共利益，則該私人利益即無保護必要」這一判斷。反之，在「私人利益」角度，「私人利益」之保護本身就是目的，只要這種私人利益並不違法，法律即應予以保護，而與該私人利益是否有助於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沒有關係？
民法典上的私人利益具有獨立的價值屬性
民法典對於私人利益的保護，採取後一角度，即是將私人利益的保護作為目的，而非作為手段，其典型例證，就是民法典對隱私權的保護——民法典第1033條為保護隱私權，將六種行為列入侵害隱私權的行為並加以禁止，包括侵擾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入侵窺探他人私人空間、窺探他人的私密活動、他人私密部位、收集處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及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隱私權的行為。值得討論的是，對個人隱私權的保護，是否有利於社會公共利益?從社會管理、打擊犯罪的角度，私人的信息、活動，越透明越好，最好是個人的一切行蹤，都在可掌控的範圍之內。這樣，才可使違法犯罪分子無所遁形。然而，從私人利益角度來看，個人的信息、行蹤，則是越不透明越好，個人的私生活安寧，則越少被打擾越好。由此可見，在隱私的保護問題上，在很大的程度上，社會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價值取向，並非是同向的。然而，民法典依然選擇對人的隱私加以保護，其所秉承的將私人利益之保護作為目的的價值取向，昭然若揭。
私人利益之保護具有獨立的價值屬性，是民法典作為一個基本法律部門，躋身於我國法律體系的重大意義所在。民法典的存在本身，就在宣示著這樣一個道理: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任何決策與行動，不僅要考慮其是否有利於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而且要考慮其是否會侵害私人利益。例如，為促使犯罪分子歸案，而在其住所張貼「罪犯家屬」的告示。上述舉措，從社會公共利益的角度來看，當然是良性的——其增加了違法、犯罪行為的成本，對於遏制違法、犯罪行為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從違法、犯罪人員的子女、家屬的私人利益角度來考量，這種做法則是不妥當的，因為子女、家屬的私人利益，不應受到其父母、其他親屬違法、犯罪行為的影響。諸如此類的只考慮社會公共利益，而枉顧私人利益保護的做法，在民法典頒布之後，不宜在社會生活中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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