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主義改革「變」的是社會主義「模式」而不是社會主義本身。我國社會主義改革，與社會主義建設同時起步，並行發展，貫穿於黨領導人民長期奮鬥和探索的過程中。歷經三起三落的曲折經歷後，改革開放終於在1978年再度興起，並匯成一股歷史潮流持續40年，且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歷史的軌跡決定著未來的發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經歷，40年的成就和經驗，指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趨勢。其主要任務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關鍵詞：生產方式;模式轉變;社會主義。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729（2019）03-0011-06。
改革即「變化」。「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1]（p601）但社會主義改革「變」的是社會主義「模式」而不是社會主義本身。說到我國社會主義改革，人們往往將其追溯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而事實上，新中國的改革實踐與社會主義建設同時起步，並行發展，貫穿於黨領導人民長期奮鬥和探索的過程中。正是沿著它的歷史軌跡，我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又在這一基礎上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一、三起三落的經歷
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標誌著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基本確立起來。但我們的心情並未因此感到滿意和舒暢。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蘇聯模式」，雖說它在當時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漸暴露出來，並為我們黨所察覺。改革勢在必行。
從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謂「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澤東已意識到「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2]（p23）提出要引以為戒，由此形成了關於「十大關係」的思想。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黨的八大以後，在有計劃地引進市場調節機制的基礎上，經濟領域自由市場一度活躍，個體工商戶明顯增多，其中還出現了自發經營的較大的手工業個體戶和手工工場，被人稱之為「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對此，毛澤東的判斷是，「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即便如此，毛澤東還是以唯物辯證法的眼光認識到它產生的原因，並制定了黨的政策：「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僱工。」「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當然要看條件，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就可以搞。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工廠。」[3]（p170）1957年也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形勢最好的年份。「但是，由於當時黨對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線和許多正確意見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堅持下去。」[4]（p2）接下來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不僅沒能糾正原有體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強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的嚴重困難，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了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一些經濟學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經濟、利潤原則、物質利益、企業權力等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綱領。第三個五年計劃對一些重要產業的組織方式也進行了改革，一些社會主義式的「托拉斯」建立起來;在農村，力求實行包產到戶等以農民家庭為單位的組織形式。這些舉措使國民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但這些觀點和做法一經提出和實踐就被視為「修正主義」橫遭批判，因此也沒有從根本上克服弊端，終於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斷。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後期，鄧小平在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時，對國民經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且初見成效，但好景不長，「整頓」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夭折——是為三起三落。
這一曲折歷程的思想根源在於我們黨對社會主義認識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論及空想社會主義時指出：「不成熟的理論，是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還隱藏在不發達的經濟關係中，所以只能從頭腦中產生出來。」[5]（p780-781）同樣，當年我們黨的理論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會主義「生產狀況」的制約。我國和歐洲的情況有很大差異，因此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但早期共產黨員都有一個直線發展的思維模式，那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工人奪取政權以建設公有制經濟」。[6]（p274）一旦將這個邏輯嫁接到社會實踐，必然會產生理論與實際脫節的後果。事實上，這種情況不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時有發生。歷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國情是，生產力水平低，經濟文化相對落後，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階段，工業化現代化任務遠未完成，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且文盲充斥。這種狀況決定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後必然要處於並將長期處於「初級階段」，即不發達階段。儘管這一判斷明確出現得相對較晚，但是這一事實早已客觀存在並發揮作用。然而我們黨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建設社會主義的「辦法」還隱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蘇聯模式」在其故鄉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漸老化」，以至於蘇共對其都不得不進行有限的調整或「改革」。但當時在我國卻還把它看作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唯一樣板，「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成為當時認識社會主義的思維定式。雖然它的弊端業已暴露，但改革的「辦法」也隱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始之際，只有10%左右的現代工業和數量極少的產業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經濟仍居統治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以計劃經濟體制和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為基本特徵的蘇聯模式，適應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要求。現在看來，這種模式遠不適應世界新技術革命和生產力發展的趨勢，但在當時卻不失為一種有效的選擇。它得以延續下來而沒有得到徹底改革，就是因為它的歷史使命還未終結。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我國施工的工業建設項目有一萬多個，其中大中型項目921個，但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之際，全部建成投產的只有595個，156個重點建設項目，開工的135個，只有68個已經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產。[7]（p37）顯然還需繼續發揮這種模式的作用，而且當時進行改革的外部環境也不完全具備。在兩極對峙的「冷戰」格局中，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發展的老路;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必須保持經濟政治的獨立;鑒於近代以來的遭遇，戰爭的陰影始終縈繞在人們的心頭，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論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歷史的慣性也是造成這種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場大的革命運動絕不會因新政權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會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餘波必然要攪動新社會的一池春水。歷史上，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都經歷過一段社會動盪時期，這恐怕也是社會發展規律的體現。具體到中國，老一輩革命家基本上都領過兵、打過仗，軍事鬥爭和群眾運動經驗豐富，面對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則顯得力不從心，手足無措，只好運用革命戰爭年代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來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出現的新問題，主觀與客觀的脫節在所難免。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但思維還停留在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執政黨，但還是下意識地把自己視為「在野黨」和「地下黨」。正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只有達到「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境界才能發現隱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辦法」，而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價。
二、40年的進程
在經過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經歷後，改革開放終於在1978年再度興起。這一次，它匯成一股歷史潮流並持續40年，而且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這既是生產力革命性的體現，也是三起三落進程中所積累的能量的總爆發。
（一）動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觀的視野中，改革的動力來自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具體說，來自蘇聯模式和生產力發展的「交互活動」。作為一種具有「獨特的特徵」的生產方式，蘇聯模式產生於資本主義矛盾所造成的戰爭與革命的歷史環境中。它所得以確立的理論基礎並沒有違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故而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一種現實形態。它比較適應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國家進行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因此在社會主義起步階段發揮了積極作用。比如在我國，通過這個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國賴以鞏固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產業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沒有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會主義。但環境變遷必然產生模式轉變的要求，社會主義的發展也在改變自身的存在條件。恰恰是改革不徹底導致的「三起三落」推遲了這種轉變，以至於這個模式維持到1978年時留給人們的記憶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250美元，「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8]（p115）就農業而言，從1957年到1978年，全國人口增長三億，非農業人口增加四千萬，耕地面積卻由於基本建設用地等原因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因此，儘管單位面積產量和糧食總產量都有所增長，1978年全國平均每人占有的糧食大體上還只相當於1957年，全國農業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幣，有近四分之一的生產隊社員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個生產大隊集體積累不到一萬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9]（p166）就工業而言，經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國有三分之一的企業管理混亂，生產秩序沒有恢復正常。重點工業企業主要產品中的30項主要質量指標，有13項低於歷史最高水平。38項主要消耗指標有21項沒有恢復到最高水平。1978年國營工業企業中虧損企業占企業總數的19.3%。當時的國營企業每百元工業產值所提供的利潤、每百元資金實現的利潤、資金利潤率等指標，都大大低於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領域環節多、周轉慢，許多物資嚴重積壓，基本建設戰線長、投產慢、浪費大，所有這些都使企業經濟效益降低。[10]（p1848）這說明，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蘇聯模式」已不再適應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要求，逐漸演變成了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舊體制障礙。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必將衝破這種體制的束縛。改革終於從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農業領域再度興起。
（二）經驗的積累。
我國改革從農村興起，這是現代化發展規律的體現。不論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還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首先都必須進行土地改革，消滅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三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到了七億畝耕地和大批其他生產資料。翻身農民以極大的勞動熱情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隨後又通過互助組到初級農業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合作社的過渡形式，實現了農民的個體所有制到集體所有制的轉變。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剛剛兩年，一場轟轟烈烈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便席捲全國。這種完全脫離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生產關係的具體形式，極大地破壞了農業生產。這還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過「割資本主義尾巴」使本已元氣大傷的農業經濟又雪上加霜。從切身的經歷中，農民認識到這種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時期，一些農民就產生了不滿情緒，具體表現為「鬧退社」和「包產到戶」。「鬧退社」是從合作社中退出來，也可以說是「反對」集體化;「包產到戶」則是在集體經濟之內，給制度做些「修改」。根據文獻記載，包產到戶是在1956年出現的。[11]（p84）此後斷斷續續，時隱時現，成為農村改革的「演習」。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發了《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表示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鼓勵社員經營家庭副業，這一舉措受到農民的熱烈歡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飲水發生困難。面對災情，肥西縣山南區在借地種麥的基礎上實行包產到戶，結果大旱之年奪取農業大豐收。從此，這一農民早已熟悉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終於「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沒有這些經驗的積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不可能那樣迅速。正是億萬農民的偉大創舉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線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鄧小平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時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是由農民首先提出來的。這是群眾的智慧，集體的智慧。[12]（p1350）。
（三）變革的邏輯。
通過改革，我們黨帶領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者說實現了社會主義從「蘇聯模式」到「中國特色」的發展。這種「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13]（p797-798）這種變更最先在分配領域找到了突破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初，社會輿論異口同聲，要求破除「鐵飯碗」「大鍋飯」「平均主義」。對於億萬農民兄弟來說，他們更是吃夠了這種平均主義分配方式的苦頭。他們深切感到，「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這是他們最為喜歡的生產經營方式。但是，這並不像有人所說的那樣是「單幹」，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要「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即使「剩下全是自己的」也是按勞分配原則的體現。這也說明這種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並非改旗易幟。一旦因勞動生產率提高有了剩餘，他們要通過「賣」加以處理。在當時城市副食品供應嚴重匱乏的情況下，必然有人來「買」，這樣就必然形成「買賣關係」——買賣關係的總和叫市場。既然如此，工業品和勞務也必須具有商品性質。這樣一來，改革就決不能僅僅停留在農村，必然要發展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各個領域，全面展開。改革在農村取得的初步成功，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分工的發展，湧現出一大批從事商品生產的「專業戶」和「個體戶」，以市場為導向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誕生了一大批按市場機制運行的中外合資、外商獨資、中外合作的「三資」企業。這一切形成了推動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巨大力量。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極大地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有了這個轉軌，才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雛形，促進了各項事業的繁榮，使中國日益融入世界歷史進程，加速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改革的歷史地位也由此凸顯：這是我們黨領導的一場新的革命。三、全面深化的方向。
歷史的軌跡決定著未來的發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經歷，40年的成就和經驗，指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趨勢。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必須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點論」和「重點論」的有機統一。「兩點」即全面，重點則還是經濟體制改革，即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通過40年的改革，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業已確立，但不能說它已經成熟。遠的不說，黨的十四大以來，對政府和市場關係，我們黨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從理論上對政府和市場關係進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邁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於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於政府和市場關係的正確觀念，有利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於轉變政府職能，有利於抑制消極腐敗現象。」[14]（p77）黨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途徑：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市場經濟的前提無非是有剩餘勞動產品、有社會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產資料歸屬不同。因此，完善市場經濟的途徑是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占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礎上，通過股份制改造使生產資料占有日益呈現出深化性質;把市場作為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發整個社會活力;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通過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協作達到和諧相處的目的。當然，市場經濟即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有「失靈」情況的發生。由此決定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進一個領域改革，也不是推進幾個領域改革，而是推進所有領域改革，就是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總體角度考慮的。」[15]（p90）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對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15]（p90）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在以往的世界社會主義中沒有解決得很好。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遇到全面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他們關於未來社會的原理很多是預測性的;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後不久就過世了，沒來得及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黨在全國執政以後，不斷探索這個問題，雖然也發生了嚴重曲折，但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積累了豐富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開放以來的進展尤為顯著。事實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就「開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國家治理體系問題，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16]（p104-105）這說明，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既是對以往改革成果的繼承，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向更高水平發展的要求。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內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國「治理能力」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因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出改革的對象是「蘇聯模式」的話，那麼在已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改革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完善和發展，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身也要經歷一個不斷完善發展的過程。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而言，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而言，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用制度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就文化領域制度建設而言，要加強文化領域制度建設，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傳承革命文化、發展先進文化，努力創造光耀時代、光耀世界的中華文化;就社會領域而言，要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持社會安定有序;就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而言，要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總的要求就是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和利益固化藩籬，加快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具體地說就是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能力。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也要把改革創新精神貫穿於黨的自身建設之中。為此，必須按照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以政治建設為統領，不斷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不斷增強全黨的團結統一和創造活力，不斷增強黨的執政本領，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更加有力。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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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述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理論的毛概論文3000字 4篇[朗讀]
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改革開放後一系列經濟制度變遷的結果。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具有明確的市場化方向，並採取了漸進式、系統化推進策略以緩解改革阻力：以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為突破口，爾後逐步推進城市經濟制度變遷;從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內存量改革;從政策性調整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創新;從局部性制度創新入手，爾後逐步擴大到全局性制度創新;從塑造真正的市場主體到構建完整的市場體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場規則，建立並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堅持了黨的領導，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了人民主體地位，黨和政府對家庭承包經營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進行了充分肯定、積極推廣和科學優化，並自上而下地推動了城市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等系統化的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因此，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不但實現了從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變，而且還實現了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奇蹟，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要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變遷，促進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對外經貿高水平高層次發展，推動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還應將中國市場經濟的實踐優勢上升為制度優勢和理論優勢，為其他國家的經濟制度變遷提供借鑑，並為世界經濟運行機制的完善提供中國方案。
關鍵詞：經濟制度變遷;改革開放;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市場主體;市場體系;市場規則;市場經濟體制。
中圖分類號：f120文獻標誌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21）01-0001-11。
一、引言：經濟制度變遷的動力與阻力
經濟制度是由一組經濟規則集合而成的，是對人們經濟行為和方式的界定和規範，也是對經濟主體利益關係的界定和維護。從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來看，經濟制度是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隨著生產力發展，經濟制度也會不斷變遷。人們對財富積累的追求使生產力持續進步，而從短期來看經濟制度具有穩定性，經濟制度可能促進也可能阻礙生產力進步;當經濟制度阻礙生產力進步時，就必然要求改變經濟制度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經濟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然而，任何一種經濟制度都會形成與其相依存的、相對均衡的利益格局，並被視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就是經濟利益關係的變革。從理論上說，經濟制度變遷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舊制度，新制度具有舊制度不可比擬的優越性，終究會給全體社會成員帶來日益增進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積極效應還沒有完全釋放以前，經濟制度變遷必然會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獲得較大相對利益的人群）受到暫時性甚至長期性的利益損失。因而，舊經濟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團往往會反對經濟制度變遷，成為經濟制度變遷的阻礙者;而能夠從新制度中獲得更多利益的經濟主體往往會擁護經濟制度變遷，成為經濟制度變遷的推動者。需要強調的是，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國家和政黨的形成與發展，使政府在經濟制度變遷中起到關鍵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經濟行為主體和利益相關者，加上多元化經濟、社會、政治理論和道路的並存，對於生產力進步驅動的經濟制度變遷，政府可能是倡導者和推動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礙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站了起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基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蘇聯模式的影響下，中國建立了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中國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具有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這是一種集權式的經濟制度，其固有的集中過度、統得過死等弊端嚴重地束縛了地方、企業、個人等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在當時乃至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都是一種低效率的經濟制度。因此，經濟制度變遷成為必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創造了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奇蹟，在短短的四十年間使中國富了起來強了起來。中國經濟制度變遷本身的成效及其帶來的經濟增長績效都是極其顯著的，並且在此過程中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是穩定的、健康的，但這並不代表沒有阻力。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是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雖然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但這種轉變也是系統性的，必然帶來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調整，尤其是「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利益關係產生了巨大變化。因此，利益受損者會支持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合法性，反對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形成經濟制度變遷的阻力。此外，中國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總體上是實踐先於理論的，因而其還會受到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觀點的干擾。對此，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選擇了漸進式推進的模式[1]，即從改革阻力最小的領域入手，爾後逐步創造條件繼續向前推進。目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全面深化階段，將涉及更多的利益調整，可能面臨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鑑漸進式、系統化改革的經驗，妥善處理好各市場經濟主體的利益關係，以進一步推動和深化中國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
二、以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為突破口，爾後逐步推進城市經濟制度變遷
鄧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從農村做起的。」「農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後，我們就轉到城市。城市改革比農村改革更複雜，而且有風險。」[2]117我國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選擇農村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闡述：
第一，農村是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壓抑較嚴重的社區，從相對意義上說，農村居民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犧牲者」，而城市居民則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現是，搞了20多年的社會主義，許多農民連溫飽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習近平同志的重要論著《擺脫貧困》，主要也是研究農村的貧困問題以及如何脫貧致富。因此，廣大農民群眾對改革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具有更高的積極性。與之相聯繫，農村的經濟制度變遷在啟動階段表現為「自下而上」地推進，帶有很大程度的自發性。因此，農村的經濟制度變遷屬於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也稱為需求主導型的制度變遷）。這種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也是市場取向的制度變遷，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礎上的制度變遷，或者說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變遷。這種帶有自發性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充分反映了廣大農民群眾求生存、求發展的內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產經營自主權還給農民，讓權、責、利高度統一於農戶。這種新制度的創立，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積極性，在較短的時間內解決了長期想解決而又未解決的溫飽問題。
第二，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下，農村與城市是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或典型的二元經濟制度），農村與城市的經濟往來較少，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農村占很大比重，使得農村的經濟制度變遷可以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內進行。這種經濟制度變遷的啟動對既得利益集團的衝擊不大，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比較小。鄧小平同志指出，與農村改革不同，「城市改革每走一步，都會影響千家萬戶。」[3]537「城市改革實際上是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3]546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的第一步，是把農民塑造成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也不斷豐富城鄉農副產品市場，改善了城市的農副產品供應，使包括城市居民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得到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村經濟制度變遷是「帕累托改進」的制度變遷，也就是人人受益的制度變遷。現在回顧起來，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制度變遷中，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的第一步，即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制度，是制度變遷成本最小而變遷效益最大的，短短几年內就解決了長期想解決而又未能解決的溫飽問題，沒有這一步經濟制度變遷的極大成功，其他經濟制度變遷（特別是城市經濟制度變遷）也就無從談起。對這一步經濟制度變遷，無論作怎麼樣的評價也不會過高。習近平同志特彆強調，農民家庭承包「是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根本，也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根本。」[4]50-51？
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取得如此顯著的績效，根本原因在於其把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承包戶）真正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即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從一開始便具有市場化取向。塑造微觀市場經濟主體的核心是產權很明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在土地所有權屬於農民集體的前提下，將農村土地的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等劃歸農戶所有，實現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5]馬克思這裡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個人所有制，而是集體所有制與個人所有制有機結合在一起。按照傳統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轉讓權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據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概念，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轉讓權是可以分開的。通過用益物權法可以破解這個難題。用益物權是指非所有權人對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以及轉讓權。當用益物權人在遵守相關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對他物權依法享有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以及轉讓權時，所有權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權人行使上述權利。農戶有了明晰的土地產權，則會形成剛性的市場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6]。該制度變遷源於農民自發的行動，是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是極大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制度變遷，也說明中國經濟制度變遷的市場化方向是生產力發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確的方向。與此同時，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也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一方面，黨和政府對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肯定、推廣和優化比如從「兩權分離」到「三權分置」，就是黨和政府根據經濟發展實際對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進一步優化。，使其迅速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成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並有效促進了農業生產效率的顯著提高和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在肯定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的市場化方向的同時，也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即堅持農村土地所有權歸農民集體所有。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較大規模的包產到戶在全國曾經出現過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壓下去了;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包產到戶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對包產到戶或家庭承包的態度先後經歷了「不准包產到戶」「不要包產到戶」「少數邊遠山區和落後地區可以包產到戶」;直至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才明確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可見，對待人民群眾自發推行的經濟制度變遷，只要是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政府都應予以支持，並積極進行推廣和優化。鄧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是由農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習近平同志也指出，在農村選擇什麼樣的經營制度，「要尊重農民意願和維護農民權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能代替農民選擇。」[4]59從這裡我們可以更深刻體會到習近平同志「以人民為中心」思想在經濟制度變遷中的指導意義和戰略作用？
農村經濟制度的變遷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會觸動城市經濟系統，進而引發城市經濟制度的變遷。但與農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誘致型經濟制度變遷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給主導型（或政府強制型）的制度變遷，無論是財稅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住房制度還是戶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現為自上而下地推動。之所以會有如此顯著的差別，原因在於城市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強大的地方，制度變遷帶來的利益分配格局變化較大，改革的難度也大;而農村則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較容易推進。與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一樣，城市經濟制度變遷的方向也是市場化，但由於是供給主導型的制度變遷，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並存的「雙軌制」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比如，「農民工」「城中村」等是城鄉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縮影。
三、從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內存量改革
中國經濟制度變遷是「揚棄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不是（也不能）採取推倒重來的「休克療法」，不能即刻廢除傳統計劃經濟制度。既要依靠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又要進行經濟制度創新，這是不可迴避的矛盾。變革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必然涉及經濟利益的重大調整，如果步子邁得過大，既得利益集團難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導地位的話語權，改革會面對相當大的阻力，這就需要進行漸進式的改革。首先是選擇能使所有人都能獲得利益增進的經濟制度變遷，如前所述的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其次則可以選擇使部分人利益增進但又不損害（或損壞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經濟制度變遷，即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以外的領域率先改革，也稱之為從「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這種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現在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上。
鄧小平同志指出，「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2]238「而是基層農業單位和農民自己創造的。」[3]631鄉鎮企業之所以被稱之為「異軍」，是因為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下國有企業是「正規軍」，國家工業化的推進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工業化與城市化相輔相成。誰也沒有料到在廣大農村也會自發地發展出與「正規軍」（即國有企業）相競爭的鄉鎮企業（即草根企業），而且鄉鎮企業的發展是市場化的，進而形成一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之外的在市場經濟中運行的「異軍」。早在1985年，鄉鎮企業產值就超過農村社會總產值的50%，成為發展農村經濟、擴大農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紀90年代鄉鎮企業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2年鄉鎮企業總產值達16萬多億元，相當於1985年全國社會總產值;其中鄉鎮工業總產值達12萬多億元，約占當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的35%，從業人員超過1億人，與當年國有企業的職工人數相當。改革開放以來，很多有效帶動農村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包括「長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溫州模式」以及「晉江模式」，都是建立在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的基礎上的。
非公有制經濟或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國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是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的，沒有非公有制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以來，迅速發展起來的非公有制經濟或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城鎮新增就業的主渠道，對經濟增長、國家稅收、居民收入、科技創新以及對外貿易等的貢獻份額持續上升，在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中國民營經濟對稅收的貢獻率超過50%，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60%，在高新技術企業中的占比超過70%，提供城鎮就業超過80%，對新增就業的貢獻達到90%。公有制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占主體地位的國有企業），資本實力較為雄厚，有利於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非公有制企業機制靈活，能夠較好適應市場經濟多變性和不確定性的要求，具有較強的市場潛力和增長能力。無論是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三個不可或缺的內在要素，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達到新的高度，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創新和發展。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經濟質量不斷提高的制度保證，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越性的集中表現，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相匹配的分配製度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這種分配製度有利於兼顧效率與公平，防止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階段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相匹配的經濟運行機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將公有制經濟主體與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置於統一的市場環境中進行公平的市場競爭。
現在回顧起來，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觸動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為傳統經濟制度結構下的利益結構是處於一種相對均衡狀態的，並且各經濟主體在此利益結構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護的。傳統經濟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必然會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從而使傳統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損害。市場空間總是有限的，增量制度變遷的產物——鄉鎮企業、非公有制企業或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必然會對傳統公有制企業的既得利益造成較大的衝擊，兩者成為競爭對手，衝突和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只是這種損害程度比起制度內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對比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進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實現真正的「帕累托改進」，不是最優方案，只能說是次優方案。還必須進行制度內存量改革，將公有制企業也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並構建統一的市場體系、市場規則和市場運作機制，讓其與非公有制企業在相同的市場環境中進行公平的市場競爭和合作，才能實現真正的「帕累托改進」。
四、從政策性調整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創新
我國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能夠迅速打開局面，並不斷地向縱深推進，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鄉鎮企業的崛起。如果說家庭承包制把「一統天下」的傳統計劃經濟制度打開了一個缺口，那麼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則使中國經濟制度不可避免地朝著市場化的方向演變。但是，這兩項制度變遷都是農民自己創造的，都是源於農民群眾的自發行動。農村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發源地，但市場經濟的發育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絕對離不開城市改革，離不開國有企業改革。在城市經濟制度變遷及其制度內存量改革的啟動階段，為了減輕制度變遷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領域並沒有立改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而是先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框架內做些政策性調整。這裡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例進行分析。
為克服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對國有企業統得過死的弊端，改革開放後首先實施了對國有企業「擴權讓利」的過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權力和利益下放給地方、企業和個人（包括利潤留成、利改稅和承包經營責任制等政策調整），以利於調動地方、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但是，一般情況下，這種政策性調整，只有激勵機制，而沒有約束機制，往往會導致工資、獎金、福利等的增長速度超過企業利稅的增長速度，進而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從政策性調整轉入制度創新。建立硬預算約束機制則是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的重要標誌，只有建立起硬預算約束機制，才有可能把國有企業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而要形成硬預算約束機制，必須具備四個基本條件：一是企業必須為自己占有的生產資源支付代價，二是企業必須按事先規定的標準向國家上繳利稅，三是企業經營虧損時不能隨意獲得國家的財政補貼，四是企業必須嚴格遵守各項契約（包括信貸契約、商業契約等）。因此，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經過多年的改革實踐探索，比較一致的觀點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傳統的國有企業制度改造成為股份制或公司制，還有一系列問題需要解決，尤其是國有資產產權問題。比如：如何準確評估國有資產價值，以防止在轉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國家、集體和個人作為股東的合法權益，進而建立合理的產權激勵和約束機制以及風險防控機制;如何管控國有股權交易，使國家、企業和個人能夠平等分享國有資產增值利益;國家的股東職能應由政府的哪個部門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現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標誌著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通過產權流動或轉換推動資本流動和重組，使包括資本在內的各種要素可以根據市場需求從效益低的部門流向效益高的部門，進而促進生產的集聚與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與此同時，在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過程中，還存在「一股獨大」的現象，即國有股占絕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因此，還需要為重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營企業進入創造有利的條件。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強調的是，國有企業改革離不開市場化的推動。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任何權利的獲得都應通過市場交換實現，所有權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場條件必然導致不完全的所有權形態，扭曲的市場關係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權關係。所以，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
進一步從產權制度改革來看農村改革與國有企業改革的差異性。表面上看農村土地產權改革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兩權分離」關於「兩權分離」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從理論上釐清所有制與所有權的關係。西方經濟學離開所有制關係談所有權，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馬克思提出了科學的所有制和所有權理論：所有制是一個經濟範疇，是一系列經濟關係的產物，所有權則是所有制關係的法律表現。所有制關係包括歸誰所有、歸誰占有、歸誰使用、歸誰受益，其主體是同一的;所有權也包括歸誰所有、歸誰占有、歸誰使用、歸誰受益，但與所有制不同，所有權的主體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分離的，即分屬於不同主體。馬克思把所有權關係或財產關係定義為「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7]。既然是法律用語，法律可以對此作出具體的規定，進而使所有權與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相分離有了法律依據。（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但兩者的「兩權分離」所帶來的委託代理成本具有本質區別。由於所有者與經營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權人把資產或資源委託給經營權人經營，就會產生代理關係帶來的代理成本，使經營者的經營方向有可能偏離所有者的目標。農村土地屬於農民集體所有，承包農戶則是集體成員，經營者與所有者的目標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加上農業家庭生產經營規模及監督成本較小，因而農村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幾乎沒有代理成本;同時，包干制使農戶的經營績效與其自身收益密切相關，進而極大地激發了農戶的生產積極性和經營活力，也為農民走向市場掃除了障礙。而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相對於「農民集體」，「全民」更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標取向，導致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業生產經營規模較大、組織運行較複雜，監督成本也較高，因而國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會產生較大的代理成本;同時，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收益與經營績效的關聯度相對較小，其努力程度也難以衡量，如果沒有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不但可能產生激勵不足問題，還可能引發尋租、利益輸送等弊端。此外，由於國有企業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預的慣性，簡單的「兩權分離」並不能使國有企業轉變為真正的市場主體，還需要在諸多領域進行相應的市場化改革。可見，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領域，改革的難度越大，產權越難明晰，越難與市場經濟接軌。因此，某種意義上講農村經濟制度變遷是一步到位的，並在短期內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國有企業改革面對的利益關係要複雜得多，需要逐步推進，其短期績效也遜色於農村經濟制度變遷。
五、從局部性制度創新入手，爾後逐步擴大到全局性制度創新
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制度，要實現從計劃經濟制度向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變，其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是難以想像的，阻力也是相當大的。加上沒有現成的經濟制度和經驗可供借鑑，中國的經濟制度市場化變遷沒有一下子全面鋪開，而是在實踐中探索前進，選擇了以點帶面、以局部帶動全局的制度創新路徑。這種以局部帶動全局的制度創新在地域上表現為：先在條件較好的地區通過發展市場經濟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再通過輻射效應帶動全國的經濟增長和市場經濟發展;先在有條件的地區進行改革試點，再推廣到全國。具體來講，最為典型的就是根據不同階段改革開放的需要，相繼建立了經濟特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新區以及自由貿易試驗區等。
為了在經濟制度變遷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同時保持經濟發展的穩定，就必須從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市場經濟制度較易建立的地方開始，經濟特區應運而生。1980年中國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1988年又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經濟特區是以引進外資、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為主的區域，一般設置在地理位置較為優越、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比重較低、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的地區。這些地區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制約較小，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外資經濟比較容易發展。在當時投資環境較差的情況下，為了吸引外資，中央賦予這些地區特殊優惠政策，包括稅收優惠、金融優惠、土地廠房使用權優惠、固定資產折舊優惠以及放寬外匯管制等。這些特殊優惠政策對擴大對外開放、加快引進外資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也構建了經濟特區獨特的經濟競爭優勢，使經濟特區以超常速度實現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並有效帶動了全國的經濟增長，也為全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窗口」和「試驗田」作用。在經濟特區實行特殊優惠政策，固然對突破舊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卻不符合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公平競爭規則，不符合經濟制度變遷的最終目標。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優惠政策的覆蓋面將越來越狹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蓋面將越來越寬大直至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又先後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廈門經濟特區在內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經濟制度變遷從重點突破、單方面改革向綜合配套改革轉變的必然產物，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必然選擇。顧名思義，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核心在於全局性、系統性、鏈條性，要從生產、流通、分配、消費以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城鄉、生態等方面多領域進行制度創新，形成相互補充、相互配套的制度體系和運行機制，以增強各方面、各領域、各層次的協調性，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中央選擇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條件的地區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並把解決各地區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與攻克全國性制度創新難題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全面系統的制度創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為全國其他地區的綜合性配套改革發揮示範作用。應當說，創建經濟特區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都是為了促進計劃經濟制度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轉變。如果說經濟特區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開闢了道路，那麼，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則是與經濟特區一起，為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創造條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規模效益的存在決定了市場經濟是開放的。隨著對外開放的逐步擴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的市場經濟與外部的市場經濟聯繫日益緊密。為了適應新時代經濟制度創新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國範圍內相繼建立了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深化制度創新和擴大對外開放的戰略高地，要以制度創新為核心，通過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務、人才、資本、技術、信息等的國際流動，通過市場機制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同時，要從商品和要素市場的開放上升到市場規則的開放，不但要學習已開發國家好的經驗，也要堅持和推廣自己好的做法，還要為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完善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優化作出積極貢獻。截至今年9月，各地自由貿易試驗區已形成260項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為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撐，也有效促進了國內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
六、市場體系發展的漸進性、順序性與完整性
中國經濟制度變遷具有明確的市場化方向，目的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要求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但需要逐步推進，還要求制度變遷是系統性的。這裡基於中國市場體系的發展，進一步說明中國經濟制度市場化變遷的漸進性與系統性。高標準的市場體系要求實現市場准入暢通、開放有序、競爭充分、秩序規範：國內市場統一，不僅僅是地理空間上的統一，還包括市場規則的內在統一，要消除各種行政障礙，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市場開放不僅僅是對外開放，對內也要開放，即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和部門之間相互開放，形成跨部門、跨地區、跨城鄉、跨行業的商品和要素資源自由流動的統一市場體系;完整的市場體系不僅包括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商品市場，還包括資本、勞力、土地、技術、信息等要素市場，不僅包括現貨市場，還包括期貨市場。完整的市場體系的形成與發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階段逐步推進，進而具有漸進性、順序性，具體表現為商品市場發育、要素市場發育和期貨市場發育三個不同階段。
與計劃經濟制度相輔相成的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只承認消費資料是商品，不承認生產資料是商品，更不承認要素是商品史達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商品關係「只限於個人消費品」。。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把商品的範圍從消費資料擴大到生產資料，但也明確提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不是商品，土地、礦山、銀行、鐵路等等一切國有的企業和資源也都不是商品」。因為這涉及要素和資源的核心問題，即所有制問題。然而，經濟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通過放開包括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購銷和價格，使商品供給根據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而變化，使供給與需求相匹配，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場化，讓要素能夠根據市場信號進行自由流動、重新組合和優化配置。沒有要素市場對資源進行市場化配置，只能發揮微觀組織的比較優勢，無法通過要素的自由流動提高要素生產率和報酬率。此外，要素市場還可以通過地區間、城鄉間的要素流動和配置，縮小地區間、城鄉間的差距。因此，沒有充分發育的要素市場，也就沒有完整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一個重要理論創新，就是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礎性作用」上升到「決定性作用」，從而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理論基礎[9]。今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正式發布，這是中央關於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國經濟制度變遷過程中，消費資料市場、生產資料市場、要素市場和期貨市場的發育呈現明顯的漸進性和順序性，要素市場、期貨市場的發育相對滯後。要素市場發育滯後，既有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原因。主觀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認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特徵，公有的土地是不能買賣的;勞動者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人，勞動力不應當成為商品;既然土地和勞動力這兩個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進入市場流通，那麼就不存在要素市場。客觀方面的原因主要在於：新中國成立後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追趕型經濟發展戰略，而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在當時的條件下所必需的資本原始積累只能由「三農」來承擔，其主要途徑是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和城鄉要素價格剪刀差，這就必然會抑制農村要素市場的發育，比如嚴禁農村勞力、土地在市場上流通和交換。中國「三農」問題之所以長期得不到解決，要素市場發育滯後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長期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給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供給側和需求側都有影響，但並沒有改變供需關係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給側。只有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才能促使要素從低效領域向高效領域流動，提高要素質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進經濟發展動力轉變、效率提高、質量提升，從而不斷優化供給結構。而要發揮市場在資源（或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就必須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步伐，推動政府從「定價格」向「定規則」轉變。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要素流動都要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直接干預，通過市場競爭形成要素價格，進而調節要素市場的供求關係，優化要素資源配置。
隨著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形成與發育，客觀上要求建立規避市場價格風險的機制，以防止市場供求和價格變化對經濟社會正常運行造成的嚴重衝擊。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規避和轉移市場價格波動風險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藉助於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特別是經濟手段，即根據不同時期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實施不同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過多的政府干預，不利於市場的發育和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另一種是藉助於市場經濟所特有的自我調節、補償和平衡功能，將價格波動風險進行分解和轉移，比如由風險投資者承擔，這主要是通過期貨市場來實現。期貨市場與現貨市場相輔相成，是現代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規避價格波動風險，即通過期貨市場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轉移現貨市場中的價格波動風險;二是提供較為正確穩定的預期價格信號，減輕和削弱資源配置中可能出現的盲目性和短期行為，使價格信號在資源配置中發揮積極作用。因此，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還需要積極發展健康的期貨市場。
除了各類市場發育程度參差不齊，要素市場和期貨市場發育明顯滯後外，當前中國市場體系的完善和發展還面臨諸多難題，主要包括：一是與城鄉二元制度結構相聯繫的城鄉市場分割仍然存在，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城鄉差別不斷擴大的趨勢將難以扭轉;二是由行政分權和財政分權改革造成的市場分割較為嚴重，地方和部門利益膨脹限制了要素在地區間和部門間的自由流動，不利於區域和產業協調發展，也不利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決數據要素的確權問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數據作為一種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當前中國製造業面臨比較優勢明顯削弱的挑戰，要重塑製造業國際競爭優勢，必須加快推進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但是，數據交易中如何確權、單位是什麼等問題尚在探索之中。，還有待於深入研究;四是市場規則建設滯後，市場交易行為不夠規範;等等。由此可見，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需要積極推進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還很艱巨？
七、結語：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變遷
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10]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也是改革開放後從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轉變的結果。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起源於農民自發性的需求誘致型制度創新，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市場化取向，並逐步而堅定地系統化推進：以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為突破口，爾後逐步推進城市經濟制度變遷;從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內存量改革;從政策性調整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創新;從局部性制度創新入手，爾後逐步擴大到全局性制度創新;從塑造真正的市場主體到構建完整的市場體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場規則，建立並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漸進性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以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而又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壓抑較為嚴重的農村為突破口，從農村到城市，從增量到存量，從政策到制度，從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是為了更好地協調各經濟主體的利益關係，減輕改革阻力，以維護制度變遷中的經濟社會穩定。同時，這種漸進性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堅持了黨的領導，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了人民主體地位，黨和政府對家庭承包經營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進行了充分肯定、積極推廣和科學優化，並自上而下地推動了城市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等系統化的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正是由於上述原因，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不但實現了從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變，而且還實現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但仍需不斷完善，而且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將面臨更多更大的利益關係調整，可能會有更大的阻力。今後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必須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根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市場化方向，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也要處理好各方利益關係。新時代的經濟制度變遷要著眼於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經濟發展必須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係。經濟制度變遷，一方面要進一步促進生產力進步，實現充分發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區間、部門間、群體間的利益關係，實現協調發展。在促進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經濟制度變遷也要促進高水平高層次對外經貿發展，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當前，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強。在新冠疫情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等的衝擊下，世界經濟下行而中國經濟獨好，反映出中國的市場經濟至少在集中力量辦大事、減緩經濟波動、縮小貧富差距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基於市場化方向，中國以往的經濟制度變遷學習和借鑑了已開發國家發展市場經濟的有益經驗，今後也需要學習和借鑑，但更應挖掘本土經驗並進行系統化集成，以更好地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勢。因此，應將中國市場經濟的實踐優勢上升為制度優勢和理論優勢，為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制度變遷提供借鑑，並為世界經濟運行機制的完善提供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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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習近平.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j].求是，2020（16）。
關鍵詞：經濟制度變遷;改革開放;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市場主體;市場體系;市場規則;市場經濟體制。
中圖分類號：f120文獻標誌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21）01-0001-11。
一、引言：經濟制度變遷的動力與阻力
經濟制度是由一組經濟規則集合而成的，是對人們經濟行為和方式的界定和規範，也是對經濟主體利益關係的界定和維護。從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來看，經濟制度是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隨著生產力發展，經濟制度也會不斷變遷。人們對財富積累的追求使生產力持續進步，而從短期來看經濟制度具有穩定性，經濟制度可能促進也可能阻礙生產力進步;當經濟制度阻礙生產力進步時，就必然要求改變經濟制度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經濟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然而，任何一種經濟制度都會形成與其相依存的、相對均衡的利益格局，並被視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就是經濟利益關係的變革。從理論上說，經濟制度變遷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舊制度，新制度具有舊制度不可比擬的優越性，終究會給全體社會成員帶來日益增進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積極效應還沒有完全釋放以前，經濟制度變遷必然會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獲得較大相對利益的人群）受到暫時性甚至長期性的利益損失。因而，舊經濟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團往往會反對經濟制度變遷，成為經濟制度變遷的阻礙者;而能夠從新制度中獲得更多利益的經濟主體往往會擁護經濟制度變遷，成為經濟制度變遷的推動者。需要強調的是，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國家和政黨的形成與發展，使政府在經濟制度變遷中起到關鍵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經濟行為主體和利益相關者，加上多元化經濟、社會、政治理論和道路的並存，對於生產力進步驅動的經濟制度變遷，政府可能是倡導者和推動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礙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站了起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基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蘇聯模式的影響下，中國建立了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中國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具有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這是一種集權式的經濟制度，其固有的集中過度、統得過死等弊端嚴重地束縛了地方、企業、個人等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在當時乃至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都是一種低效率的經濟制度。因此，經濟制度變遷成為必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創造了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奇蹟，在短短的四十年間使中國富了起來強了起來。中國經濟制度變遷本身的成效及其帶來的經濟增長績效都是極其顯著的，並且在此過程中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是穩定的、健康的，但這並不代表沒有阻力。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是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雖然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但這種轉變也是系統性的，必然帶來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調整，尤其是「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利益關係產生了巨大變化。因此，利益受損者會支持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合法性，反對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形成經濟制度變遷的阻力。此外，中國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總體上是實踐先於理論的，因而其還會受到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觀點的干擾。對此，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選擇了漸進式推進的模式[1]，即從改革阻力最小的領域入手，爾後逐步創造條件繼續向前推進。目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全面深化階段，將涉及更多的利益調整，可能面臨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鑑漸進式、系統化改革的經驗，妥善處理好各市場經濟主體的利益關係，以進一步推動和深化中國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
二、以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為突破口，爾後逐步推進城市經濟制度變遷
鄧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從農村做起的。」「農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後，我們就轉到城市。城市改革比農村改革更複雜，而且有風險。」[2]117我國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選擇農村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闡述：
第一，農村是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壓抑較嚴重的社區，從相對意義上說，農村居民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犧牲者」，而城市居民則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現是，搞了20多年的社會主義，許多農民連溫飽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習近平同志的重要論著《擺脫貧困》，主要也是研究農村的貧困問題以及如何脫貧致富。因此，廣大農民群眾對改革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具有更高的積極性。與之相聯繫，農村的經濟制度變遷在啟動階段表現為「自下而上」地推進，帶有很大程度的自發性。因此，農村的經濟制度變遷屬於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也稱為需求主導型的制度變遷）。這種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也是市場取向的制度變遷，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礎上的制度變遷，或者說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變遷。這種帶有自發性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充分反映了廣大農民群眾求生存、求發展的內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產經營自主權還給農民，讓權、責、利高度統一於農戶。這種新制度的創立，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積極性，在較短的時間內解決了長期想解決而又未解決的溫飽問題。
第二，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下，農村與城市是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或典型的二元經濟制度），農村與城市的經濟往來較少，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農村占很大比重，使得農村的經濟制度變遷可以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內進行。這種經濟制度變遷的啟動對既得利益集團的衝擊不大，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比較小。鄧小平同志指出，與農村改革不同，「城市改革每走一步，都會影響千家萬戶。」[3]537「城市改革實際上是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3]546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的第一步，是把農民塑造成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也不斷豐富城鄉農副產品市場，改善了城市的農副產品供應，使包括城市居民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得到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村經濟制度變遷是「帕累托改進」的制度變遷，也就是人人受益的制度變遷。現在回顧起來，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制度變遷中，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的第一步，即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制度，是制度變遷成本最小而變遷效益最大的，短短几年內就解決了長期想解決而又未能解決的溫飽問題，沒有這一步經濟制度變遷的極大成功，其他經濟制度變遷（特別是城市經濟制度變遷）也就無從談起。對這一步經濟制度變遷，無論作怎麼樣的評價也不會過高。習近平同志特彆強調，農民家庭承包「是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根本，也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根本。」[4]50-51？
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取得如此顯著的績效，根本原因在於其把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承包戶）真正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即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從一開始便具有市場化取向。塑造微觀市場經濟主體的核心是產權很明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在土地所有權屬於農民集體的前提下，將農村土地的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等劃歸農戶所有，實現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5]馬克思這裡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個人所有制，而是集體所有制與個人所有制有機結合在一起。按照傳統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轉讓權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據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概念，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轉讓權是可以分開的。通過用益物權法可以破解這個難題。用益物權是指非所有權人對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以及轉讓權。當用益物權人在遵守相關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對他物權依法享有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以及轉讓權時，所有權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權人行使上述權利。農戶有了明晰的土地產權，則會形成剛性的市場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6]。該制度變遷源於農民自發的行動，是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是極大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制度變遷，也說明中國經濟制度變遷的市場化方向是生產力發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確的方向。與此同時，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也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一方面，黨和政府對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肯定、推廣和優化比如從「兩權分離」到「三權分置」，就是黨和政府根據經濟發展實際對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進一步優化。，使其迅速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成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並有效促進了農業生產效率的顯著提高和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在肯定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的市場化方向的同時，也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即堅持農村土地所有權歸農民集體所有。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較大規模的包產到戶在全國曾經出現過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壓下去了;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包產到戶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對包產到戶或家庭承包的態度先後經歷了「不准包產到戶」「不要包產到戶」「少數邊遠山區和落後地區可以包產到戶」;直至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才明確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可見，對待人民群眾自發推行的經濟制度變遷，只要是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政府都應予以支持，並積極進行推廣和優化。鄧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是由農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習近平同志也指出，在農村選擇什麼樣的經營制度，「要尊重農民意願和維護農民權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能代替農民選擇。」[4]59從這裡我們可以更深刻體會到習近平同志「以人民為中心」思想在經濟制度變遷中的指導意義和戰略作用？
農村經濟制度的變遷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會觸動城市經濟系統，進而引發城市經濟制度的變遷。但與農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誘致型經濟制度變遷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給主導型（或政府強制型）的制度變遷，無論是財稅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住房制度還是戶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現為自上而下地推動。之所以會有如此顯著的差別，原因在於城市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強大的地方，制度變遷帶來的利益分配格局變化較大，改革的難度也大;而農村則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較容易推進。與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一樣，城市經濟制度變遷的方向也是市場化，但由於是供給主導型的制度變遷，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並存的「雙軌制」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比如，「農民工」「城中村」等是城鄉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縮影。
三、從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內存量改革
中國經濟制度變遷是「揚棄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不是（也不能）採取推倒重來的「休克療法」，不能即刻廢除傳統計劃經濟制度。既要依靠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又要進行經濟制度創新，這是不可迴避的矛盾。變革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必然涉及經濟利益的重大調整，如果步子邁得過大，既得利益集團難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導地位的話語權，改革會面對相當大的阻力，這就需要進行漸進式的改革。首先是選擇能使所有人都能獲得利益增進的經濟制度變遷，如前所述的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其次則可以選擇使部分人利益增進但又不損害（或損壞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經濟制度變遷，即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以外的領域率先改革，也稱之為從「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這種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現在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上。
鄧小平同志指出，「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2]238「而是基層農業單位和農民自己創造的。」[3]631鄉鎮企業之所以被稱之為「異軍」，是因為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下國有企業是「正規軍」，國家工業化的推進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工業化與城市化相輔相成。誰也沒有料到在廣大農村也會自發地發展出與「正規軍」（即國有企業）相競爭的鄉鎮企業（即草根企業），而且鄉鎮企業的發展是市場化的，進而形成一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之外的在市場經濟中運行的「異軍」。早在1985年，鄉鎮企業產值就超過農村社會總產值的50%，成為發展農村經濟、擴大農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紀90年代鄉鎮企業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2年鄉鎮企業總產值達16萬多億元，相當於1985年全國社會總產值;其中鄉鎮工業總產值達12萬多億元，約占當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的35%，從業人員超過1億人，與當年國有企業的職工人數相當。改革開放以來，很多有效帶動農村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包括「長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溫州模式」以及「晉江模式」，都是建立在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的基礎上的。
非公有制經濟或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國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是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的，沒有非公有制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以來，迅速發展起來的非公有制經濟或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城鎮新增就業的主渠道，對經濟增長、國家稅收、居民收入、科技創新以及對外貿易等的貢獻份額持續上升，在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中國民營經濟對稅收的貢獻率超過50%，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60%，在高新技術企業中的占比超過70%，提供城鎮就業超過80%，對新增就業的貢獻達到90%。公有制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占主體地位的國有企業），資本實力較為雄厚，有利於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非公有制企業機制靈活，能夠較好適應市場經濟多變性和不確定性的要求，具有較強的市場潛力和增長能力。無論是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三個不可或缺的內在要素，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達到新的高度，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創新和發展。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經濟質量不斷提高的制度保證，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越性的集中表現，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相匹配的分配製度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這種分配製度有利於兼顧效率與公平，防止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階段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相匹配的經濟運行機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將公有制經濟主體與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置於統一的市場環境中進行公平的市場競爭。
現在回顧起來，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觸動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為傳統經濟制度結構下的利益結構是處於一種相對均衡狀態的，並且各經濟主體在此利益結構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護的。傳統經濟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必然會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從而使傳統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損害。市場空間總是有限的，增量制度變遷的產物——鄉鎮企業、非公有制企業或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必然會對傳統公有制企業的既得利益造成較大的衝擊，兩者成為競爭對手，衝突和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只是這種損害程度比起制度內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對比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進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實現真正的「帕累托改進」，不是最優方案，只能說是次優方案。還必須進行制度內存量改革，將公有制企業也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並構建統一的市場體系、市場規則和市場運作機制，讓其與非公有制企業在相同的市場環境中進行公平的市場競爭和合作，才能實現真正的「帕累托改進」。
四、從政策性調整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創新
我國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能夠迅速打開局面，並不斷地向縱深推進，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鄉鎮企業的崛起。如果說家庭承包制把「一統天下」的傳統計劃經濟制度打開了一個缺口，那麼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則使中國經濟制度不可避免地朝著市場化的方向演變。但是，這兩項制度變遷都是農民自己創造的，都是源於農民群眾的自發行動。農村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發源地，但市場經濟的發育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絕對離不開城市改革，離不開國有企業改革。在城市經濟制度變遷及其制度內存量改革的啟動階段，為了減輕制度變遷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領域並沒有立改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而是先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框架內做些政策性調整。這裡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例進行分析。
為克服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對國有企業統得過死的弊端，改革開放後首先實施了對國有企業「擴權讓利」的過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權力和利益下放給地方、企業和個人（包括利潤留成、利改稅和承包經營責任制等政策調整），以利於調動地方、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但是，一般情況下，這種政策性調整，只有激勵機制，而沒有約束機制，往往會導致工資、獎金、福利等的增長速度超過企業利稅的增長速度，進而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從政策性調整轉入制度創新。建立硬預算約束機制則是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的重要標誌，只有建立起硬預算約束機制，才有可能把國有企業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而要形成硬預算約束機制，必須具備四個基本條件：一是企業必須為自己占有的生產資源支付代價，二是企業必須按事先規定的標準向國家上繳利稅，三是企業經營虧損時不能隨意獲得國家的財政補貼，四是企業必須嚴格遵守各項契約（包括信貸契約、商業契約等）。因此，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經過多年的改革實踐探索，比較一致的觀點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傳統的國有企業制度改造成為股份制或公司制，還有一系列問題需要解決，尤其是國有資產產權問題。比如：如何準確評估國有資產價值，以防止在轉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國家、集體和個人作為股東的合法權益，進而建立合理的產權激勵和約束機制以及風險防控機制;如何管控國有股權交易，使國家、企業和個人能夠平等分享國有資產增值利益;國家的股東職能應由政府的哪個部門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現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標誌著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通過產權流動或轉換推動資本流動和重組，使包括資本在內的各種要素可以根據市場需求從效益低的部門流向效益高的部門，進而促進生產的集聚與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與此同時，在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過程中，還存在「一股獨大」的現象，即國有股占絕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因此，還需要為重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營企業進入創造有利的條件。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強調的是，國有企業改革離不開市場化的推動。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任何權利的獲得都應通過市場交換實現，所有權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場條件必然導致不完全的所有權形態，扭曲的市場關係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權關係。所以，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
進一步從產權制度改革來看農村改革與國有企業改革的差異性。表面上看農村土地產權改革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兩權分離」關於「兩權分離」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從理論上釐清所有制與所有權的關係。西方經濟學離開所有制關係談所有權，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馬克思提出了科學的所有制和所有權理論：所有制是一個經濟範疇，是一系列經濟關係的產物，所有權則是所有制關係的法律表現。所有制關係包括歸誰所有、歸誰占有、歸誰使用、歸誰受益，其主體是同一的;所有權也包括歸誰所有、歸誰占有、歸誰使用、歸誰受益，但與所有制不同，所有權的主體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分離的，即分屬於不同主體。馬克思把所有權關係或財產關係定義為「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7]。既然是法律用語，法律可以對此作出具體的規定，進而使所有權與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相分離有了法律依據。（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但兩者的「兩權分離」所帶來的委託代理成本具有本質區別。由於所有者與經營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權人把資產或資源委託給經營權人經營，就會產生代理關係帶來的代理成本，使經營者的經營方向有可能偏離所有者的目標。農村土地屬於農民集體所有，承包農戶則是集體成員，經營者與所有者的目標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加上農業家庭生產經營規模及監督成本較小，因而農村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幾乎沒有代理成本;同時，包干制使農戶的經營績效與其自身收益密切相關，進而極大地激發了農戶的生產積極性和經營活力，也為農民走向市場掃除了障礙。而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相對於「農民集體」，「全民」更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標取向，導致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業生產經營規模較大、組織運行較複雜，監督成本也較高，因而國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會產生較大的代理成本;同時，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收益與經營績效的關聯度相對較小，其努力程度也難以衡量，如果沒有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不但可能產生激勵不足問題，還可能引發尋租、利益輸送等弊端。此外，由於國有企業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預的慣性，簡單的「兩權分離」並不能使國有企業轉變為真正的市場主體，還需要在諸多領域進行相應的市場化改革。可見，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領域，改革的難度越大，產權越難明晰，越難與市場經濟接軌。因此，某種意義上講農村經濟制度變遷是一步到位的，並在短期內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國有企業改革面對的利益關係要複雜得多，需要逐步推進，其短期績效也遜色於農村經濟制度變遷。
五、從局部性制度創新入手，爾後逐步擴大到全局性制度創新
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制度，要實現從計劃經濟制度向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變，其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是難以想像的，阻力也是相當大的。加上沒有現成的經濟制度和經驗可供借鑑，中國的經濟制度市場化變遷沒有一下子全面鋪開，而是在實踐中探索前進，選擇了以點帶面、以局部帶動全局的制度創新路徑。這種以局部帶動全局的制度創新在地域上表現為：先在條件較好的地區通過發展市場經濟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再通過輻射效應帶動全國的經濟增長和市場經濟發展;先在有條件的地區進行改革試點，再推廣到全國。具體來講，最為典型的就是根據不同階段改革開放的需要，相繼建立了經濟特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新區以及自由貿易試驗區等。
為了在經濟制度變遷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同時保持經濟發展的穩定，就必須從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市場經濟制度較易建立的地方開始，經濟特區應運而生。1980年中國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1988年又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經濟特區是以引進外資、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為主的區域，一般設置在地理位置較為優越、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比重較低、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的地區。這些地區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制約較小，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外資經濟比較容易發展。在當時投資環境較差的情況下，為了吸引外資，中央賦予這些地區特殊優惠政策，包括稅收優惠、金融優惠、土地廠房使用權優惠、固定資產折舊優惠以及放寬外匯管制等。這些特殊優惠政策對擴大對外開放、加快引進外資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也構建了經濟特區獨特的經濟競爭優勢，使經濟特區以超常速度實現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並有效帶動了全國的經濟增長，也為全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窗口」和「試驗田」作用。在經濟特區實行特殊優惠政策，固然對突破舊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卻不符合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公平競爭規則，不符合經濟制度變遷的最終目標。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優惠政策的覆蓋面將越來越狹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蓋面將越來越寬大直至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又先後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廈門經濟特區在內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經濟制度變遷從重點突破、單方面改革向綜合配套改革轉變的必然產物，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必然選擇。顧名思義，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核心在於全局性、系統性、鏈條性，要從生產、流通、分配、消費以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城鄉、生態等方面多領域進行制度創新，形成相互補充、相互配套的制度體系和運行機制，以增強各方面、各領域、各層次的協調性，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中央選擇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條件的地區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並把解決各地區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與攻克全國性制度創新難題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全面系統的制度創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為全國其他地區的綜合性配套改革發揮示範作用。應當說，創建經濟特區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都是為了促進計劃經濟制度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轉變。如果說經濟特區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開闢了道路，那麼，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則是與經濟特區一起，為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創造條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規模效益的存在決定了市場經濟是開放的。隨著對外開放的逐步擴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的市場經濟與外部的市場經濟聯繫日益緊密。為了適應新時代經濟制度創新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國範圍內相繼建立了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深化制度創新和擴大對外開放的戰略高地，要以制度創新為核心，通過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務、人才、資本、技術、信息等的國際流動，通過市場機制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同時，要從商品和要素市場的開放上升到市場規則的開放，不但要學習已開發國家好的經驗，也要堅持和推廣自己好的做法，還要為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完善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優化作出積極貢獻。截至今年9月，各地自由貿易試驗區已形成260項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為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撐，也有效促進了國內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
六、市場體系發展的漸進性、順序性與完整性
中國經濟制度變遷具有明確的市場化方向，目的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要求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但需要逐步推進，還要求制度變遷是系統性的。這裡基於中國市場體系的發展，進一步說明中國經濟制度市場化變遷的漸進性與系統性。高標準的市場體系要求實現市場准入暢通、開放有序、競爭充分、秩序規範：國內市場統一，不僅僅是地理空間上的統一，還包括市場規則的內在統一，要消除各種行政障礙，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市場開放不僅僅是對外開放，對內也要開放，即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和部門之間相互開放，形成跨部門、跨地區、跨城鄉、跨行業的商品和要素資源自由流動的統一市場體系;完整的市場體系不僅包括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商品市場，還包括資本、勞力、土地、技術、信息等要素市場，不僅包括現貨市場，還包括期貨市場。完整的市場體系的形成與發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階段逐步推進，進而具有漸進性、順序性，具體表現為商品市場發育、要素市場發育和期貨市場發育三個不同階段。
與計劃經濟制度相輔相成的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只承認消費資料是商品，不承認生產資料是商品，更不承認要素是商品史達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商品關係「只限於個人消費品」。。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把商品的範圍從消費資料擴大到生產資料，但也明確提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不是商品，土地、礦山、銀行、鐵路等等一切國有的企業和資源也都不是商品」。因為這涉及要素和資源的核心問題，即所有制問題。然而，經濟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通過放開包括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購銷和價格，使商品供給根據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而變化，使供給與需求相匹配，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場化，讓要素能夠根據市場信號進行自由流動、重新組合和優化配置。沒有要素市場對資源進行市場化配置，只能發揮微觀組織的比較優勢，無法通過要素的自由流動提高要素生產率和報酬率。此外，要素市場還可以通過地區間、城鄉間的要素流動和配置，縮小地區間、城鄉間的差距。因此，沒有充分發育的要素市場，也就沒有完整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一個重要理論創新，就是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礎性作用」上升到「決定性作用」，從而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理論基礎[9]。今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正式發布，這是中央關於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國經濟制度變遷過程中，消費資料市場、生產資料市場、要素市場和期貨市場的發育呈現明顯的漸進性和順序性，要素市場、期貨市場的發育相對滯後。要素市場發育滯後，既有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原因。主觀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認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特徵，公有的土地是不能買賣的;勞動者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人，勞動力不應當成為商品;既然土地和勞動力這兩個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進入市場流通，那麼就不存在要素市場。客觀方面的原因主要在於：新中國成立後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追趕型經濟發展戰略，而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在當時的條件下所必需的資本原始積累只能由「三農」來承擔，其主要途徑是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和城鄉要素價格剪刀差，這就必然會抑制農村要素市場的發育，比如嚴禁農村勞力、土地在市場上流通和交換。中國「三農」問題之所以長期得不到解決，要素市場發育滯後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長期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給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供給側和需求側都有影響，但並沒有改變供需關係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給側。只有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才能促使要素從低效領域向高效領域流動，提高要素質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進經濟發展動力轉變、效率提高、質量提升，從而不斷優化供給結構。而要發揮市場在資源（或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就必須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步伐，推動政府從「定價格」向「定規則」轉變。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要素流動都要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直接干預，通過市場競爭形成要素價格，進而調節要素市場的供求關係，優化要素資源配置。
隨著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形成與發育，客觀上要求建立規避市場價格風險的機制，以防止市場供求和價格變化對經濟社會正常運行造成的嚴重衝擊。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規避和轉移市場價格波動風險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藉助於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特別是經濟手段，即根據不同時期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實施不同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過多的政府干預，不利於市場的發育和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另一種是藉助於市場經濟所特有的自我調節、補償和平衡功能，將價格波動風險進行分解和轉移，比如由風險投資者承擔，這主要是通過期貨市場來實現。期貨市場與現貨市場相輔相成，是現代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規避價格波動風險，即通過期貨市場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轉移現貨市場中的價格波動風險;二是提供較為正確穩定的預期價格信號，減輕和削弱資源配置中可能出現的盲目性和短期行為，使價格信號在資源配置中發揮積極作用。因此，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還需要積極發展健康的期貨市場。
除了各類市場發育程度參差不齊，要素市場和期貨市場發育明顯滯後外，當前中國市場體系的完善和發展還面臨諸多難題，主要包括：一是與城鄉二元制度結構相聯繫的城鄉市場分割仍然存在，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城鄉差別不斷擴大的趨勢將難以扭轉;二是由行政分權和財政分權改革造成的市場分割較為嚴重，地方和部門利益膨脹限制了要素在地區間和部門間的自由流動，不利於區域和產業協調發展，也不利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決數據要素的確權問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數據作為一種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當前中國製造業面臨比較優勢明顯削弱的挑戰，要重塑製造業國際競爭優勢，必須加快推進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但是，數據交易中如何確權、單位是什麼等問題尚在探索之中。，還有待於深入研究;四是市場規則建設滯後，市場交易行為不夠規範;等等。由此可見，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需要積極推進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還很艱巨？
七、結語：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變遷
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10]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也是改革開放後從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轉變的結果。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起源於農民自發性的需求誘致型制度創新，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市場化取向，並逐步而堅定地系統化推進：以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為突破口，爾後逐步推進城市經濟制度變遷;從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內存量改革;從政策性調整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創新;從局部性制度創新入手，爾後逐步擴大到全局性制度創新;從塑造真正的市場主體到構建完整的市場體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場規則，建立並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漸進性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以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而又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壓抑較為嚴重的農村為突破口，從農村到城市，從增量到存量，從政策到制度，從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是為了更好地協調各經濟主體的利益關係，減輕改革阻力，以維護制度變遷中的經濟社會穩定。同時，這種漸進性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堅持了黨的領導，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了人民主體地位，黨和政府對家庭承包經營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進行了充分肯定、積極推廣和科學優化，並自上而下地推動了城市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等系統化的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正是由於上述原因，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不但實現了從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變，而且還實現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但仍需不斷完善，而且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將面臨更多更大的利益關係調整，可能會有更大的阻力。今後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必須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根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市場化方向，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也要處理好各方利益關係。新時代的經濟制度變遷要著眼於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經濟發展必須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係。經濟制度變遷，一方面要進一步促進生產力進步，實現充分發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區間、部門間、群體間的利益關係，實現協調發展。在促進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經濟制度變遷也要促進高水平高層次對外經貿發展，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當前，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強。在新冠疫情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等的衝擊下，世界經濟下行而中國經濟獨好，反映出中國的市場經濟至少在集中力量辦大事、減緩經濟波動、縮小貧富差距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基於市場化方向，中國以往的經濟制度變遷學習和借鑑了已開發國家發展市場經濟的有益經驗，今後也需要學習和借鑑，但更應挖掘本土經驗並進行系統化集成，以更好地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勢。因此，應將中國市場經濟的實踐優勢上升為制度優勢和理論優勢，為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制度變遷提供借鑑，並為世界經濟運行機制的完善提供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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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許經勇.如何認識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n].人民日報，2013-12-06（007）。
[10]習近平.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j].求是，2020（16）。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文化觀研究逐漸成為學術界研究熱點，大量學術研究成果不斷湧現，通過對這一時期毛澤東早期文化觀以及毛澤東文化觀產生的淵源、特徵、文化領導權等研究成果的梳理，為更好地推進新時代文化建設提供一定借鑑。
關鍵詞：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文化觀;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k27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2177（2019）02-0016-03。
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文化觀引起學界高度重視。學者從毛澤東文化觀產生的淵源、特徵、毛澤東早期文化觀、毛澤東文化領導權等方面進行深入細緻研究，成績斐然。本文旨在對其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概括，以期為推進新時代文化建設提供一定的理論借鑑。筆者將改革開放以來的研究成果分為三個階段進行梳理。
1第一階段：1984年末至1993年
這一階段出現了研究毛澤東文化觀的熱潮，對毛澤東文化觀研究不斷得到重視。將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1.1對毛澤東早期中西文化觀的研究。
楊偉認為毛澤東中西文化觀，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論戰的廣闊背景下產生的具有中國特點的馬列主義文化觀，革命性與科學性的統一、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是其主要特點。[1]蔡四桂指出毛澤東深刻總結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經驗教訓、分析了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特點、明確地提出了對待中西文化的基本方針、形成了較系統的馬克思主義中西文化觀。[2]汪澍白在《毛澤東中西文化觀的演變》一文中，對毛澤東的中西文化觀的演變進行了一番探討。陳增輝對毛澤東中西文化觀的形成和發展進行了探索，指出毛澤東中西文化觀是在運用中西文化中的精華正確回答中國現實問題的過程中產生。[3]黎永壽認為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綜合了當時先進人們文化觀的時代特色、時代局限和毛澤東本人的個性特徵，作者進一步指出五四時期毛澤東文化觀本質上是中西文化比較觀，破舊出新是其特點。[4]田彤認為青年毛澤東經過中西文化薰陶，逐漸形成馬克主義文化觀基礎。[5]。
1.2對毛澤東文化觀的特徵研究。
這一時期學界對毛澤東文化觀的特徵研究以段書勤、牟岱、張文聯和王炯華最為典型。段書勤指出毛澤東文化觀核心特色是批判繼承和吸收中西文化精華，發揮其為人民服務的作用。[6]牟岱認為毛澤東的文化觀因時不同，闡述了不同歷史時期毛澤東文化觀的特點，最終指出毛澤東文化觀的四個特徵即鮮明的黨性和科學性、民族性、大眾性、開放性。張文聯、王炯華認為毛澤東文化思想思維獨特，實際化思維特色、群眾化思維特色、政治化思維特色、形象化思維特色貫穿毛澤東文化觀始終。[8]。
2第二階段：1994年後期至1999年
這一階段對毛澤東文化觀的研究趨於成熟、穩定，且側重從微觀方面進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梁念瓊認為毛澤東文化觀的特徵體現在實踐意義與理論意義並重、歷史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統一、人民主體論特徵、革命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等六個方面。[9]王海梅認為毛澤東文化觀具有民族性、民主性、實踐性、繼承性。[10]陳志傑有不同的觀點，認為毛澤東早期文化觀明顯地具備雙重色彩，既有中學的傳統又有西學的印記，而西學占據主流。[11]杜艷華從不同角度出發，指出毛澤東中西文化觀具有開放精神、廣采博取的精神、創新精神。[12]。
這一時期亦從社會發展的角度更為客觀地論述毛澤東文化觀，牟岱以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為目的出發，對毛澤東倡導大眾文化觀的原因、特點和意義進行分析，指出毛澤東倡導大眾文化觀與其家庭生活經歷、傳統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運動有關，受馬列關於文化論述的影響、是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必然結果、是政治鬥爭的必然要求。[13]張慧明以建設好社會主義文化教育事業為目的出發，深刻分析了毛澤東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澤東關於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觀點是指導建設有中國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則，同時「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是對待中西文化的正確方針。
在這一時期，孫銘有對毛澤東的文化學思想進行了討論，作者指出1940年毛澤東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標誌著毛澤東文化學思想的基本構成，並逐漸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毛澤東文化學思想體系。[15]李建英對毛澤東文化思想結構進行了探討，論述了毛澤東文化思想結構的形成及特點，指出毛澤東文化思想結構具有兼容性，結合了中西文化中的精華和馬克思主義，並指出毛澤東文化思想以政治為主體，重視人的意志力。[16]。
3第三階段：21世紀以來
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細緻豐碩，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3.1對李大釗文化思想與毛澤東文化思想關係研究。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以陶紅霞等人的研究最為典型。關於李大釗與毛澤東中西文化觀趨同性的研究，陶紅霞認為李大釗與毛澤東中西文化觀趨同性表現在對待中西文化都採取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態度，都主張中西合璧創造中國新文化。[17]管曉莉則認為李大釗與毛澤東對於中西文化觀的趨同性主要表現在李大釗、毛澤東均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靜，西方文化主動，對中西文化都進行辯證的否定，均認為中國新文化源於中西文化的相互滲透和融合。
關於李大釗文化思想對毛澤東文化思想的影響研究，陶紅霞認為李大釗文化思想及其所展現的先進性對毛澤東影響深刻，且成為毛澤東中西文化觀的豐富思想源泉。毛澤東早期文化觀吸收了李大釗文化思想的東方文化觀、西方文化觀、文化發展觀的認同和吸收。[19]杜艷華則認為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的內容與李大釗文化思想表現了諸多的聯繫與一致性，李大釗對毛澤東文化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也是使毛澤東在中西文化問題上能超越近代思想家康、梁、嚴復等人，並迅速走向科學的重要原因。[20]。
3.2毛澤東文化領導權研究。
進入新世紀以來，學界對毛澤東的文化領導權做了初步研究，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黃衛星、李彬將葛蘭西與毛澤東的「文化領導權」思想進行比較，認為葛蘭西和毛澤東有關文化領導權的思考與論述頗多相同或相通之處，比如雙方都重視精神的力量、文化領導權的意義優於政治和經濟的統治等一般原則。[21]鄭祥福和范虹邑進一步分析了葛蘭西「陣地戰」策略與毛澤東「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方針，認為毛澤東的方針更具實踐性和現實性。張士海提出毛澤東雖未明確提出「文化領導權」的命題，但在其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和社會主義文化理論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化領導權思想。[23]作者深刻分析了毛澤東關於文化領導權建設的戰略地位、理論維度、實踐維度等方面，認為對當前我國文化領導權建設具有深刻的意義。李雅興、韓賢勝探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的文化領導權，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毛澤東文化領導權形成的關鍵時期，對中國共產黨加強文化領導權建設、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高文化軟實力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24] 3.3從微觀入手對毛澤東文化觀進行研究。
進入新世紀以後，很多學者試從微觀入手研究毛澤東文化觀，譬如對毛澤東法制文化觀、民俗文化觀、民主行政文化觀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對毛澤東民族文化觀進行研究最為典型的代表是嚴考亮，嚴考亮從民俗文化的視角研究毛澤東民俗文化觀，對毛澤東民俗文化觀形成的社會歷史環境、特點與獨特性進行了探討分析，作者認為毛澤東民俗文化觀是毛澤東對民俗文化進行社會實踐和理論思考的結果，具有實踐性、批判性和應用性等特點。嚴考亮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對毛澤東民俗文化觀的現實啟示進行探析，他指出要正面教育和引導傳統信仰習俗、注重人文關懷、積極傳承優秀傳統習俗文化。[26]。
覃夢早對毛澤東民主行政文化觀進行了討論，作者著重論述了毛澤東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價值觀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質的定義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運作原則和方法，指出毛澤東民主行政文化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觀，對於當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27]吳燕對毛澤東法制文化觀進行分析，闡述了毛澤東法制思想的要點和黨的法制方針以及共和國法制建設的曲折歷程，探討了毛澤東法制文化觀對當今的消極和積極影響。周直對毛澤東革命文化觀進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澤東革命文化觀的內涵、特點，論述了其發展歷程，對毛澤東的革命文化觀進行了反思，提出在現代化的新形勢、新任務下，毛澤東革命文化觀仍然有著警示作用。
除以上學者外，還有學者從毛澤東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創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進行分析。譬如潘娜從建構現代國家文化治理體系的視角出發對毛澤東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義進行分析，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突出體現了毛澤東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義，同時指出傳承和發揚毛澤東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確處理「一」與「多」的關係，強化法律和制度建設，培育和發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快構建現代國家文化治理體系。亓嬌分析了毛澤東文化大眾化理論，指出毛澤東文化大眾化思想是實施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楊成敏分析了毛澤東文化創新思想，指出文化創新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
3.4毛澤東文化觀與當代
這一時期學術界漸重視從文化建設的角度來研究毛澤東文化觀。這一時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孫宏健等人。康渝生認為梳理毛澤東有關文化問題的理論建樹，透視浸潤於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於進一步把握毛澤東文化觀的精髓和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33]孫澤學在分析毛澤東文化思想的基礎時提出毛澤東關於文化建設應與經濟、政治發展相適應、新文化建設要批判繼承傳統文化、吸收外國先進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現代化與民族化的統一等思想，為初級階段的文化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孫宏健在分析毛澤東文化觀的基礎上提出毛澤東文化觀關於文化建設的正確理論原則和成功經驗，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和積極啟示作用。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以來學界對毛澤東文化觀及相關問題探討深刻而廣泛，研究成績斐然，但還有一些研究薄弱環節需加強。筆者認為縱觀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對於現實價值還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澤東文化觀對現代文化建設以及文化自信建設的現實價值;二是筆者發現學界對毛澤東文化觀對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影響論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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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梁念瓊.簡論毛澤東文化觀的主要特徵[j].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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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杜艷華.試析毛澤東中西文化觀的特徵[j].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4）：10-14。
[12]牟岱.論毛澤東的大眾文化觀[j].江西社會科學，1995（2）：4。
[13]孫銘有.試論毛澤東的文化學思想[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1995（1）：7。
[14]李建英.毛澤東的文化思想結構淺議[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2）：3。
[15]陶紅霞.李大釗與毛澤東中西文化觀的趨同性[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116-120。
[16]杜艷華.李大釗文化思想對毛澤東早期文化觀形成和發展的影響[j].中共黨史研究，2003（1）：6。
[17]黃衛星，李彬.葛蘭西與毛澤東「文化領導權」思想比較[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125-133+158。
[18]張士海.毛澤東「文化領導權」思想論綱[j].科學社會主義，2012，（2）：90-93。
[19]李雅興，韓賢勝.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文化領導權思想[j].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47-52。
[20]嚴考亮.毛澤東的民俗文化觀及其現實啟示[j].求實，2008（6）：26-29。
[21]覃夢早.論毛澤東的民主行政文化觀[j].毛澤東思想研究，2000（5）：29-31。
[22]吳燕.毛澤東的法制文化觀對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影響[j].毛澤東思想研究，2003（1）：62-64。
[23]周直.毛澤東革命文化觀及其歷史地位和作用[j].毛澤東思想研究，2011（4）：1-5。
[24]潘娜.毛澤東文化治理思想：核心要義與當代省思[j].科學社會主義，2014（6）：133-136。
[25]楊成敏.毛澤東文化創新思想簡論[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2（3）：40-47。
[26]康渝生，張路楊.毛澤東的文化觀與文化建設[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6）：17-21。
[27]孫澤學.毛澤東文化思想與初級階段文化建設[j].社會主義研究，2003（4）：50-53。
關鍵詞：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文化觀;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k27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2177（2019）02-0016-03。
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文化觀引起學界高度重視。學者從毛澤東文化觀產生的淵源、特徵、毛澤東早期文化觀、毛澤東文化領導權等方面進行深入細緻研究，成績斐然。本文旨在對其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概括，以期為推進新時代文化建設提供一定的理論借鑑。筆者將改革開放以來的研究成果分為三個階段進行梳理。
1第一階段：1984年末至1993年
這一階段出現了研究毛澤東文化觀的熱潮，對毛澤東文化觀研究不斷得到重視。將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1.1對毛澤東早期中西文化觀的研究。
楊偉認為毛澤東中西文化觀，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論戰的廣闊背景下產生的具有中國特點的馬列主義文化觀，革命性與科學性的統一、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是其主要特點。[1]蔡四桂指出毛澤東深刻總結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經驗教訓、分析了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特點、明確地提出了對待中西文化的基本方針、形成了較系統的馬克思主義中西文化觀。[2]汪澍白在《毛澤東中西文化觀的演變》一文中，對毛澤東的中西文化觀的演變進行了一番探討。陳增輝對毛澤東中西文化觀的形成和發展進行了探索，指出毛澤東中西文化觀是在運用中西文化中的精華正確回答中國現實問題的過程中產生。[3]黎永壽認為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綜合了當時先進人們文化觀的時代特色、時代局限和毛澤東本人的個性特徵，作者進一步指出五四時期毛澤東文化觀本質上是中西文化比較觀，破舊出新是其特點。[4]田彤認為青年毛澤東經過中西文化薰陶，逐漸形成馬克主義文化觀基礎。[5]。
1.2對毛澤東文化觀的特徵研究。
這一時期學界對毛澤東文化觀的特徵研究以段書勤、牟岱、張文聯和王炯華最為典型。段書勤指出毛澤東文化觀核心特色是批判繼承和吸收中西文化精華，發揮其為人民服務的作用。[6]牟岱認為毛澤東的文化觀因時不同，闡述了不同歷史時期毛澤東文化觀的特點，最終指出毛澤東文化觀的四個特徵即鮮明的黨性和科學性、民族性、大眾性、開放性。張文聯、王炯華認為毛澤東文化思想思維獨特，實際化思維特色、群眾化思維特色、政治化思維特色、形象化思維特色貫穿毛澤東文化觀始終。[8]。
2第二階段：1994年後期至1999年
這一階段對毛澤東文化觀的研究趨於成熟、穩定，且側重從微觀方面進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梁念瓊認為毛澤東文化觀的特徵體現在實踐意義與理論意義並重、歷史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統一、人民主體論特徵、革命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等六個方面。[9]王海梅認為毛澤東文化觀具有民族性、民主性、實踐性、繼承性。[10]陳志傑有不同的觀點，認為毛澤東早期文化觀明顯地具備雙重色彩，既有中學的傳統又有西學的印記，而西學占據主流。[11]杜艷華從不同角度出發，指出毛澤東中西文化觀具有開放精神、廣采博取的精神、創新精神。[12]。
這一時期亦從社會發展的角度更為客觀地論述毛澤東文化觀，牟岱以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為目的出發，對毛澤東倡導大眾文化觀的原因、特點和意義進行分析，指出毛澤東倡導大眾文化觀與其家庭生活經歷、傳統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運動有關，受馬列關於文化論述的影響、是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必然結果、是政治鬥爭的必然要求。[13]張慧明以建設好社會主義文化教育事業為目的出發，深刻分析了毛澤東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澤東關於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觀點是指導建設有中國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則，同時「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是對待中西文化的正確方針。
在這一時期，孫銘有對毛澤東的文化學思想進行了討論，作者指出1940年毛澤東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標誌著毛澤東文化學思想的基本構成，並逐漸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毛澤東文化學思想體系。[15]李建英對毛澤東文化思想結構進行了探討，論述了毛澤東文化思想結構的形成及特點，指出毛澤東文化思想結構具有兼容性，結合了中西文化中的精華和馬克思主義，並指出毛澤東文化思想以政治為主體，重視人的意志力。[16]。
3第三階段：21世紀以來
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細緻豐碩，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3.1對李大釗文化思想與毛澤東文化思想關係研究。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以陶紅霞等人的研究最為典型。關於李大釗與毛澤東中西文化觀趨同性的研究，陶紅霞認為李大釗與毛澤東中西文化觀趨同性表現在對待中西文化都採取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態度，都主張中西合璧創造中國新文化。[17]管曉莉則認為李大釗與毛澤東對於中西文化觀的趨同性主要表現在李大釗、毛澤東均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靜，西方文化主動，對中西文化都進行辯證的否定，均認為中國新文化源於中西文化的相互滲透和融合。
關於李大釗文化思想對毛澤東文化思想的影響研究，陶紅霞認為李大釗文化思想及其所展現的先進性對毛澤東影響深刻，且成為毛澤東中西文化觀的豐富思想源泉。毛澤東早期文化觀吸收了李大釗文化思想的東方文化觀、西方文化觀、文化發展觀的認同和吸收。[19]杜艷華則認為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的內容與李大釗文化思想表現了諸多的聯繫與一致性，李大釗對毛澤東文化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也是使毛澤東在中西文化問題上能超越近代思想家康、梁、嚴復等人，並迅速走向科學的重要原因。[20]。
3.2毛澤東文化領導權研究。
進入新世紀以來，學界對毛澤東的文化領導權做了初步研究，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黃衛星、李彬將葛蘭西與毛澤東的「文化領導權」思想進行比較，認為葛蘭西和毛澤東有關文化領導權的思考與論述頗多相同或相通之處，比如雙方都重視精神的力量、文化領導權的意義優於政治和經濟的統治等一般原則。[21]鄭祥福和范虹邑進一步分析了葛蘭西「陣地戰」策略與毛澤東「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方針，認為毛澤東的方針更具實踐性和現實性。張士海提出毛澤東雖未明確提出「文化領導權」的命題，但在其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和社會主義文化理論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化領導權思想。[23]作者深刻分析了毛澤東關於文化領導權建設的戰略地位、理論維度、實踐維度等方面，認為對當前我國文化領導權建設具有深刻的意義。李雅興、韓賢勝探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的文化領導權，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毛澤東文化領導權形成的關鍵時期，對中國共產黨加強文化領導權建設、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高文化軟實力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24] 3.3從微觀入手對毛澤東文化觀進行研究。
進入新世紀以後，很多學者試從微觀入手研究毛澤東文化觀，譬如對毛澤東法制文化觀、民俗文化觀、民主行政文化觀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對毛澤東民族文化觀進行研究最為典型的代表是嚴考亮，嚴考亮從民俗文化的視角研究毛澤東民俗文化觀，對毛澤東民俗文化觀形成的社會歷史環境、特點與獨特性進行了探討分析，作者認為毛澤東民俗文化觀是毛澤東對民俗文化進行社會實踐和理論思考的結果，具有實踐性、批判性和應用性等特點。嚴考亮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對毛澤東民俗文化觀的現實啟示進行探析，他指出要正面教育和引導傳統信仰習俗、注重人文關懷、積極傳承優秀傳統習俗文化。[26]。
覃夢早對毛澤東民主行政文化觀進行了討論，作者著重論述了毛澤東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價值觀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質的定義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運作原則和方法，指出毛澤東民主行政文化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觀，對於當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27]吳燕對毛澤東法制文化觀進行分析，闡述了毛澤東法制思想的要點和黨的法制方針以及共和國法制建設的曲折歷程，探討了毛澤東法制文化觀對當今的消極和積極影響。周直對毛澤東革命文化觀進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澤東革命文化觀的內涵、特點，論述了其發展歷程，對毛澤東的革命文化觀進行了反思，提出在現代化的新形勢、新任務下，毛澤東革命文化觀仍然有著警示作用。
除以上學者外，還有學者從毛澤東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創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進行分析。譬如潘娜從建構現代國家文化治理體系的視角出發對毛澤東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義進行分析，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突出體現了毛澤東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義，同時指出傳承和發揚毛澤東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確處理「一」與「多」的關係，強化法律和制度建設，培育和發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快構建現代國家文化治理體系。亓嬌分析了毛澤東文化大眾化理論，指出毛澤東文化大眾化思想是實施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楊成敏分析了毛澤東文化創新思想，指出文化創新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
3.4毛澤東文化觀與當代
這一時期學術界漸重視從文化建設的角度來研究毛澤東文化觀。這一時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孫宏健等人。康渝生認為梳理毛澤東有關文化問題的理論建樹，透視浸潤於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於進一步把握毛澤東文化觀的精髓和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33]孫澤學在分析毛澤東文化思想的基礎時提出毛澤東關於文化建設應與經濟、政治發展相適應、新文化建設要批判繼承傳統文化、吸收外國先進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現代化與民族化的統一等思想，為初級階段的文化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孫宏健在分析毛澤東文化觀的基礎上提出毛澤東文化觀關於文化建設的正確理論原則和成功經驗，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和積極啟示作用。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以來學界對毛澤東文化觀及相關問題探討深刻而廣泛，研究成績斐然，但還有一些研究薄弱環節需加強。筆者認為縱觀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對於現實價值還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澤東文化觀對現代文化建設以及文化自信建設的現實價值;二是筆者發現學界對毛澤東文化觀對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影響論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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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雅興，韓賢勝.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文化領導權思想[j].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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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康渝生，張路楊.毛澤東的文化觀與文化建設[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6）：17-21。
[27]孫澤學.毛澤東文化思想與初級階段文化建設[j].社會主義研究，2003（4）：50-53。
摘要：本文以提高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為主旨，全面深入的闡述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當代中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我們主要是從三個方面來表達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看法，分別為：什麼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何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怎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正確回答這些問題，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而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在堅持以人為本的基礎下，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實現社會主義資源、財富以及利益的公平分配，實現人與資源之間的和諧相處和和諧發展的格局，在體制的改革和制度建設的基礎上形成一個民主法制、公平正義、安定有序的社會？
關鍵詞：和諧社會、以人為本、民主、和平。
跨入新世紀以後，我國的現代化進程處於一個極為關鍵的歷史性時期，在這一階段，隨著改革和發展事業的深化，人口、資源、環境問題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日益突出;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日益不平衡，制約了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以及社會資源與財富的合理分配;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進入的攻堅階段，已經觸及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因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社會理想。
一、什麼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中國特色的和諧社會，是由中國共產領導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以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和社會、城市和鄉村、東中西部不同區域、人和自然、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關係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又和諧相處的社會。
(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蘊。
中國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和」的概念，用以描述內部治理良好，上下協調一致的狀態。例如，《易傳》高度讚揚並極力提倡和諧思想，提出了「太和」的觀念。孔子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孔子及其學生所說的「和」,既是一個哲學範疇，又是一個倫理道德的標準和社會治理的標準，其本質在於統一和協調多種因素之間的差異。老子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並認為陰陽二氣雖然處於不停的衝撞之中，但它們始終能夠在「道」的統一下和諧相處。王陽明指出「天理亦有個中和處」。先哲們的這些經典論，對中國的政治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使和諧觀念成了治國安民的重要理想。
(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堅實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理論武器，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進行了有意的探索。1956年，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論十大關係》這篇重要著作，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1957年，毛澤東同志發表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篇重要著作，創立了關於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這些正確的思想對於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強調，社會主義社會是以經濟建設為重點的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社會。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人把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做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在2004年年底召開的中央會議上，「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有和諧相處的社會」這一目標又被具體化為「維護群眾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如今，我們強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歷史的必然。
二、為什麼要構建和諧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符合新世紀新階段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需要，符合我國改革發展關鍵時期客觀形勢的要求，適應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徵，適應我們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面臨的新挑戰和新任務，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深化和拓展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概括起來為三個符合：
(一)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中指出：「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主義是解放全人類的學說，人的充分的自由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條件和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由之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指出：「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求某種範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馬克思的《資本論》中的唯物辯證法，從物質的存在——商品開始，進而到貨幣、資本、生產、流通，最後發現剩餘價值，形成貧富兩極分化，產生階級和階級鬥爭，直至得出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滅亡，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必然到來的結論。胡錦濤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也是從社會現實出發，社會不合理現象，發展生產力，建立合理的勞動分配製度，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營造良好的社會人文環境，建成富裕、和諧、幸福的社會。
(二)符合黨和政府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開放、提高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建設現代化強國的根本目的，不只是振興中華民族，洗雪一百多年的殖民史給予中華民族的痛苦和屈辱的記憶，更不是以牙還牙，對中華民族曾經帶來沉重災難的西方國家實施報復。我國近代史確實是血和淚、悲憤、痛苦的歷史，但歷史承載的是民族的過去，時代在前進，國際社會百年來發生了深刻的變革，歷史是個大舞台，即使中華民族再經過五十年的奮鬥，實現了現代化，成為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國，她也應該以社會和諧發展充滿親和力為宗旨。首先惠及的是十五億中國人民，其次惠及的是全世界人民。如果沒有這樣的理念，社會發展並不等於人民幸福。
(三)符合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
和諧社會當然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這是全世界必須面對的課題。人口的迅速增長，對生活資源的無序開發，人類為了生存大量開墾荒地，濫伐樹木，森林逐漸消失，森林、草原、濕地「自然之肺」功能減弱，致使空氣污染、水污染、天氣變暖，水土大量流失。人類為了改善生活，肆意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能承受得起嗎?沒有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必將遭受自然的報復，有時這種報復的後果是極其可怕的。南亞的海嘯和我國西南洪災就是現實例證。
三、怎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我們必須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從完善管理體制、提高領導能力等方面著力，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奮鬥。
需要指出的是，在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時候，有許多問題是要深入探討並加以注意的。
第一，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都是在堅持和發展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過程中，以胡錦濤同志為的黨中央為貫徹落實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針對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問題，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第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科學地理解和貫徹「以人為本」的原則。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堅持以人為本，就是以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使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我們黨始終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制定政策、開展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以人為本，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必將極大地調動起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和諧社會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有力地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第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還必須和社會具體實際聯繫起來，了解和諧社會的內涵。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前提，以安定有序為基礎(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的，穩定是前提)以公平正義為核心，以誠信友愛為品質，以充滿活力為狀態，以先進文化為靈魂，以民主法制為保證。確實解決好現實社會中的醫療、上學、買房、就業等問題。
總之，我們要根據經濟發展能夠提供的條件來解決好社會問題。這裡的關鍵，是要努力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在科學發展觀的統領下，正確處理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問題，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
參考文獻：
[1]《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學習出版社2005年3月1版中共中央部輿情信息局編。
[2]《和諧社會研究·從政治學到政治科學》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張國清著。
[3]《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論》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主編李君如副主編嚴書翰盧先福。
[4]《多學科視野中的和諧社會》學林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主編王榮華董世駿。
[5]《華從際和諧與衝突》重慶出版2007年4月第1版黃囇莉著。
關鍵詞：和諧社會、以人為本、民主、和平。
跨入新世紀以後，我國的現代化進程處於一個極為關鍵的歷史性時期，在這一階段，隨著改革和發展事業的深化，人口、資源、環境問題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日益突出;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日益不平衡，制約了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以及社會資源與財富的合理分配;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進入的攻堅階段，已經觸及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因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社會理想。
一、什麼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中國特色的和諧社會，是由中國共產領導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以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和社會、城市和鄉村、東中西部不同區域、人和自然、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關係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又和諧相處的社會。
(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蘊。
中國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和」的概念，用以描述內部治理良好，上下協調一致的狀態。例如，《易傳》高度讚揚並極力提倡和諧思想，提出了「太和」的觀念。孔子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孔子及其學生所說的「和」,既是一個哲學範疇，又是一個倫理道德的標準和社會治理的標準，其本質在於統一和協調多種因素之間的差異。老子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並認為陰陽二氣雖然處於不停的衝撞之中，但它們始終能夠在「道」的統一下和諧相處。王陽明指出「天理亦有個中和處」。先哲們的這些經典論，對中國的政治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使和諧觀念成了治國安民的重要理想。
(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堅實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理論武器，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進行了有意的探索。1956年，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論十大關係》這篇重要著作，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1957年，毛澤東同志發表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篇重要著作，創立了關於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這些正確的思想對於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強調，社會主義社會是以經濟建設為重點的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社會。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人把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做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在2004年年底召開的中央會議上，「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有和諧相處的社會」這一目標又被具體化為「維護群眾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如今，我們強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歷史的必然。
二、為什麼要構建和諧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符合新世紀新階段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需要，符合我國改革發展關鍵時期客觀形勢的要求，適應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徵，適應我們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面臨的新挑戰和新任務，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深化和拓展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概括起來為三個符合：
(一)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中指出：「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主義是解放全人類的學說，人的充分的自由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條件和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由之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指出：「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求某種範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馬克思的《資本論》中的唯物辯證法，從物質的存在——商品開始，進而到貨幣、資本、生產、流通，最後發現剩餘價值，形成貧富兩極分化，產生階級和階級鬥爭，直至得出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滅亡，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必然到來的結論。胡錦濤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也是從社會現實出發，社會不合理現象，發展生產力，建立合理的勞動分配製度，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營造良好的社會人文環境，建成富裕、和諧、幸福的社會。
(二)符合黨和政府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開放、提高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建設現代化強國的根本目的，不只是振興中華民族，洗雪一百多年的殖民史給予中華民族的痛苦和屈辱的記憶，更不是以牙還牙，對中華民族曾經帶來沉重災難的西方國家實施報復。我國近代史確實是血和淚、悲憤、痛苦的歷史，但歷史承載的是民族的過去，時代在前進，國際社會百年來發生了深刻的變革，歷史是個大舞台，即使中華民族再經過五十年的奮鬥，實現了現代化，成為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國，她也應該以社會和諧發展充滿親和力為宗旨。首先惠及的是十五億中國人民，其次惠及的是全世界人民。如果沒有這樣的理念，社會發展並不等於人民幸福。
(三)符合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
和諧社會當然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這是全世界必須面對的課題。人口的迅速增長，對生活資源的無序開發，人類為了生存大量開墾荒地，濫伐樹木，森林逐漸消失，森林、草原、濕地「自然之肺」功能減弱，致使空氣污染、水污染、天氣變暖，水土大量流失。人類為了改善生活，肆意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能承受得起嗎?沒有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必將遭受自然的報復，有時這種報復的後果是極其可怕的。南亞的海嘯和我國西南洪災就是現實例證。
三、怎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我們必須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從完善管理體制、提高領導能力等方面著力，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奮鬥。
需要指出的是，在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時候，有許多問題是要深入探討並加以注意的。
第一，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都是在堅持和發展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過程中，以胡錦濤同志為的黨中央為貫徹落實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針對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問題，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第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科學地理解和貫徹「以人為本」的原則。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堅持以人為本，就是以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使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我們黨始終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制定政策、開展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以人為本，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必將極大地調動起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和諧社會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有力地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第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還必須和社會具體實際聯繫起來，了解和諧社會的內涵。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前提，以安定有序為基礎(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的，穩定是前提)以公平正義為核心，以誠信友愛為品質，以充滿活力為狀態，以先進文化為靈魂，以民主法制為保證。確實解決好現實社會中的醫療、上學、買房、就業等問題。
總之，我們要根據經濟發展能夠提供的條件來解決好社會問題。這裡的關鍵，是要努力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在科學發展觀的統領下，正確處理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問題，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
參考文獻：
[1]《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學習出版社2005年3月1版中共中央部輿情信息局編。
[2]《和諧社會研究·從政治學到政治科學》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張國清著。
[3]《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論》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主編李君如副主編嚴書翰盧先福。
[4]《多學科視野中的和諧社會》學林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主編王榮華董世駿。
[5]《華從際和諧與衝突》重慶出版2007年4月第1版黃囇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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