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改革開放後一系列經濟制度變遷的結果。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具有明確的市場化方向，並採取了漸進式、系統化推進策略以緩解改革阻力：以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為突破口，爾後逐步推進城市經濟制度變遷;從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內存量改革;從政策性調整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創新;從局部性制度創新入手，爾後逐步擴大到全局性制度創新;從塑造真正的市場主體到構建完整的市場體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場規則，建立並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堅持了黨的領導，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了人民主體地位，黨和政府對家庭承包經營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進行了充分肯定、積極推廣和科學優化，並自上而下地推動了城市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等系統化的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因此，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不但實現了從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變，而且還實現了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奇蹟，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要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變遷，促進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對外經貿高水平高層次發展，推動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還應將中國市場經濟的實踐優勢上升為制度優勢和理論優勢，為其他國家的經濟制度變遷提供借鑑，並為世界經濟運行機制的完善提供中國方案。
關鍵詞：經濟制度變遷;改革開放;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市場主體;市場體系;市場規則;市場經濟體制。
中圖分類號：f120文獻標誌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21）01-0001-11。
一、引言：經濟制度變遷的動力與阻力
經濟制度是由一組經濟規則集合而成的，是對人們經濟行為和方式的界定和規範，也是對經濟主體利益關係的界定和維護。從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來看，經濟制度是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隨著生產力發展，經濟制度也會不斷變遷。人們對財富積累的追求使生產力持續進步，而從短期來看經濟制度具有穩定性，經濟制度可能促進也可能阻礙生產力進步;當經濟制度阻礙生產力進步時，就必然要求改變經濟制度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經濟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然而，任何一種經濟制度都會形成與其相依存的、相對均衡的利益格局，並被視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就是經濟利益關係的變革。從理論上說，經濟制度變遷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舊制度，新制度具有舊制度不可比擬的優越性，終究會給全體社會成員帶來日益增進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積極效應還沒有完全釋放以前，經濟制度變遷必然會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獲得較大相對利益的人群）受到暫時性甚至長期性的利益損失。因而，舊經濟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團往往會反對經濟制度變遷，成為經濟制度變遷的阻礙者;而能夠從新制度中獲得更多利益的經濟主體往往會擁護經濟制度變遷，成為經濟制度變遷的推動者。需要強調的是，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國家和政黨的形成與發展，使政府在經濟制度變遷中起到關鍵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經濟行為主體和利益相關者，加上多元化經濟、社會、政治理論和道路的並存，對於生產力進步驅動的經濟制度變遷，政府可能是倡導者和推動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礙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站了起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基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蘇聯模式的影響下，中國建立了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中國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具有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這是一種集權式的經濟制度，其固有的集中過度、統得過死等弊端嚴重地束縛了地方、企業、個人等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在當時乃至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都是一種低效率的經濟制度。因此，經濟制度變遷成為必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創造了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奇蹟，在短短的四十年間使中國富了起來強了起來。中國經濟制度變遷本身的成效及其帶來的經濟增長績效都是極其顯著的，並且在此過程中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是穩定的、健康的，但這並不代表沒有阻力。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是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雖然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但這種轉變也是系統性的，必然帶來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調整，尤其是「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利益關係產生了巨大變化。因此，利益受損者會支持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合法性，反對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形成經濟制度變遷的阻力。此外，中國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總體上是實踐先於理論的，因而其還會受到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觀點的干擾。對此，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選擇了漸進式推進的模式[1]，即從改革阻力最小的領域入手，爾後逐步創造條件繼續向前推進。目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全面深化階段，將涉及更多的利益調整，可能面臨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鑑漸進式、系統化改革的經驗，妥善處理好各市場經濟主體的利益關係，以進一步推動和深化中國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
二、以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為突破口，爾後逐步推進城市經濟制度變遷
鄧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從農村做起的。」「農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後，我們就轉到城市。城市改革比農村改革更複雜，而且有風險。」[2]117我國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選擇農村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闡述：
第一，農村是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壓抑較嚴重的社區，從相對意義上說，農村居民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犧牲者」，而城市居民則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現是，搞了20多年的社會主義，許多農民連溫飽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習近平同志的重要論著《擺脫貧困》，主要也是研究農村的貧困問題以及如何脫貧致富。因此，廣大農民群眾對改革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具有更高的積極性。與之相聯繫，農村的經濟制度變遷在啟動階段表現為「自下而上」地推進，帶有很大程度的自發性。因此，農村的經濟制度變遷屬於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也稱為需求主導型的制度變遷）。這種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也是市場取向的制度變遷，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礎上的制度變遷，或者說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變遷。這種帶有自發性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充分反映了廣大農民群眾求生存、求發展的內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產經營自主權還給農民，讓權、責、利高度統一於農戶。這種新制度的創立，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積極性，在較短的時間內解決了長期想解決而又未解決的溫飽問題。
第二，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下，農村與城市是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或典型的二元經濟制度），農村與城市的經濟往來較少，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農村占很大比重，使得農村的經濟制度變遷可以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內進行。這種經濟制度變遷的啟動對既得利益集團的衝擊不大，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比較小。鄧小平同志指出，與農村改革不同，「城市改革每走一步，都會影響千家萬戶。」[3]537「城市改革實際上是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3]546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的第一步，是把農民塑造成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也不斷豐富城鄉農副產品市場，改善了城市的農副產品供應，使包括城市居民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得到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村經濟制度變遷是「帕累托改進」的制度變遷，也就是人人受益的制度變遷。現在回顧起來，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制度變遷中，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的第一步，即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制度，是制度變遷成本最小而變遷效益最大的，短短几年內就解決了長期想解決而又未能解決的溫飽問題，沒有這一步經濟制度變遷的極大成功，其他經濟制度變遷（特別是城市經濟制度變遷）也就無從談起。對這一步經濟制度變遷，無論作怎麼樣的評價也不會過高。習近平同志特彆強調，農民家庭承包「是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根本，也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根本。」[4]50-51？
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取得如此顯著的績效，根本原因在於其把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承包戶）真正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即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從一開始便具有市場化取向。塑造微觀市場經濟主體的核心是產權很明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在土地所有權屬於農民集體的前提下，將農村土地的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等劃歸農戶所有，實現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5]馬克思這裡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個人所有制，而是集體所有制與個人所有制有機結合在一起。按照傳統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轉讓權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據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概念，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轉讓權是可以分開的。通過用益物權法可以破解這個難題。用益物權是指非所有權人對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以及轉讓權。當用益物權人在遵守相關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對他物權依法享有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以及轉讓權時，所有權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權人行使上述權利。農戶有了明晰的土地產權，則會形成剛性的市場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6]。該制度變遷源於農民自發的行動，是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是極大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制度變遷，也說明中國經濟制度變遷的市場化方向是生產力發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確的方向。與此同時，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也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一方面，黨和政府對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肯定、推廣和優化比如從「兩權分離」到「三權分置」，就是黨和政府根據經濟發展實際對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進一步優化。，使其迅速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成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並有效促進了農業生產效率的顯著提高和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在肯定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的市場化方向的同時，也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即堅持農村土地所有權歸農民集體所有。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較大規模的包產到戶在全國曾經出現過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壓下去了;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包產到戶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對包產到戶或家庭承包的態度先後經歷了「不准包產到戶」「不要包產到戶」「少數邊遠山區和落後地區可以包產到戶」;直至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才明確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可見，對待人民群眾自發推行的經濟制度變遷，只要是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政府都應予以支持，並積極進行推廣和優化。鄧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是由農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習近平同志也指出，在農村選擇什麼樣的經營制度，「要尊重農民意願和維護農民權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能代替農民選擇。」[4]59從這裡我們可以更深刻體會到習近平同志「以人民為中心」思想在經濟制度變遷中的指導意義和戰略作用？
農村經濟制度的變遷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會觸動城市經濟系統，進而引發城市經濟制度的變遷。但與農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誘致型經濟制度變遷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給主導型（或政府強制型）的制度變遷，無論是財稅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住房制度還是戶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現為自上而下地推動。之所以會有如此顯著的差別，原因在於城市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強大的地方，制度變遷帶來的利益分配格局變化較大，改革的難度也大;而農村則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較容易推進。與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一樣，城市經濟制度變遷的方向也是市場化，但由於是供給主導型的制度變遷，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並存的「雙軌制」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比如，「農民工」「城中村」等是城鄉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縮影。
三、從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內存量改革
中國經濟制度變遷是「揚棄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不是（也不能）採取推倒重來的「休克療法」，不能即刻廢除傳統計劃經濟制度。既要依靠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又要進行經濟制度創新，這是不可迴避的矛盾。變革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必然涉及經濟利益的重大調整，如果步子邁得過大，既得利益集團難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導地位的話語權，改革會面對相當大的阻力，這就需要進行漸進式的改革。首先是選擇能使所有人都能獲得利益增進的經濟制度變遷，如前所述的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其次則可以選擇使部分人利益增進但又不損害（或損壞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經濟制度變遷，即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以外的領域率先改革，也稱之為從「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這種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現在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上。
鄧小平同志指出，「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2]238「而是基層農業單位和農民自己創造的。」[3]631鄉鎮企業之所以被稱之為「異軍」，是因為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下國有企業是「正規軍」，國家工業化的推進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工業化與城市化相輔相成。誰也沒有料到在廣大農村也會自發地發展出與「正規軍」（即國有企業）相競爭的鄉鎮企業（即草根企業），而且鄉鎮企業的發展是市場化的，進而形成一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之外的在市場經濟中運行的「異軍」。早在1985年，鄉鎮企業產值就超過農村社會總產值的50%，成為發展農村經濟、擴大農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紀90年代鄉鎮企業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2年鄉鎮企業總產值達16萬多億元，相當於1985年全國社會總產值;其中鄉鎮工業總產值達12萬多億元，約占當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的35%，從業人員超過1億人，與當年國有企業的職工人數相當。改革開放以來，很多有效帶動農村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包括「長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溫州模式」以及「晉江模式」，都是建立在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的基礎上的。
非公有制經濟或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國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是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的，沒有非公有制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以來，迅速發展起來的非公有制經濟或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城鎮新增就業的主渠道，對經濟增長、國家稅收、居民收入、科技創新以及對外貿易等的貢獻份額持續上升，在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中國民營經濟對稅收的貢獻率超過50%，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60%，在高新技術企業中的占比超過70%，提供城鎮就業超過80%，對新增就業的貢獻達到90%。公有制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占主體地位的國有企業），資本實力較為雄厚，有利於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非公有制企業機制靈活，能夠較好適應市場經濟多變性和不確定性的要求，具有較強的市場潛力和增長能力。無論是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三個不可或缺的內在要素，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達到新的高度，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創新和發展。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經濟質量不斷提高的制度保證，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越性的集中表現，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相匹配的分配製度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這種分配製度有利於兼顧效率與公平，防止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階段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相匹配的經濟運行機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將公有制經濟主體與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置於統一的市場環境中進行公平的市場競爭。
現在回顧起來，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觸動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為傳統經濟制度結構下的利益結構是處於一種相對均衡狀態的，並且各經濟主體在此利益結構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護的。傳統經濟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必然會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從而使傳統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損害。市場空間總是有限的，增量制度變遷的產物——鄉鎮企業、非公有制企業或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必然會對傳統公有制企業的既得利益造成較大的衝擊，兩者成為競爭對手，衝突和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只是這種損害程度比起制度內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對比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進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實現真正的「帕累托改進」，不是最優方案，只能說是次優方案。還必須進行制度內存量改革，將公有制企業也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並構建統一的市場體系、市場規則和市場運作機制，讓其與非公有制企業在相同的市場環境中進行公平的市場競爭和合作，才能實現真正的「帕累托改進」。
四、從政策性調整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創新
我國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能夠迅速打開局面，並不斷地向縱深推進，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鄉鎮企業的崛起。如果說家庭承包制把「一統天下」的傳統計劃經濟制度打開了一個缺口，那麼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則使中國經濟制度不可避免地朝著市場化的方向演變。但是，這兩項制度變遷都是農民自己創造的，都是源於農民群眾的自發行動。農村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發源地，但市場經濟的發育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絕對離不開城市改革，離不開國有企業改革。在城市經濟制度變遷及其制度內存量改革的啟動階段，為了減輕制度變遷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領域並沒有立改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而是先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框架內做些政策性調整。這裡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例進行分析。
為克服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對國有企業統得過死的弊端，改革開放後首先實施了對國有企業「擴權讓利」的過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權力和利益下放給地方、企業和個人（包括利潤留成、利改稅和承包經營責任制等政策調整），以利於調動地方、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但是，一般情況下，這種政策性調整，只有激勵機制，而沒有約束機制，往往會導致工資、獎金、福利等的增長速度超過企業利稅的增長速度，進而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從政策性調整轉入制度創新。建立硬預算約束機制則是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的重要標誌，只有建立起硬預算約束機制，才有可能把國有企業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而要形成硬預算約束機制，必須具備四個基本條件：一是企業必須為自己占有的生產資源支付代價，二是企業必須按事先規定的標準向國家上繳利稅，三是企業經營虧損時不能隨意獲得國家的財政補貼，四是企業必須嚴格遵守各項契約（包括信貸契約、商業契約等）。因此，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經過多年的改革實踐探索，比較一致的觀點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傳統的國有企業制度改造成為股份制或公司制，還有一系列問題需要解決，尤其是國有資產產權問題。比如：如何準確評估國有資產價值，以防止在轉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國家、集體和個人作為股東的合法權益，進而建立合理的產權激勵和約束機制以及風險防控機制;如何管控國有股權交易，使國家、企業和個人能夠平等分享國有資產增值利益;國家的股東職能應由政府的哪個部門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現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標誌著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通過產權流動或轉換推動資本流動和重組，使包括資本在內的各種要素可以根據市場需求從效益低的部門流向效益高的部門，進而促進生產的集聚與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與此同時，在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過程中，還存在「一股獨大」的現象，即國有股占絕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因此，還需要為重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營企業進入創造有利的條件。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強調的是，國有企業改革離不開市場化的推動。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任何權利的獲得都應通過市場交換實現，所有權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場條件必然導致不完全的所有權形態，扭曲的市場關係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權關係。所以，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
進一步從產權制度改革來看農村改革與國有企業改革的差異性。表面上看農村土地產權改革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兩權分離」關於「兩權分離」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從理論上釐清所有制與所有權的關係。西方經濟學離開所有制關係談所有權，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馬克思提出了科學的所有制和所有權理論：所有制是一個經濟範疇，是一系列經濟關係的產物，所有權則是所有制關係的法律表現。所有制關係包括歸誰所有、歸誰占有、歸誰使用、歸誰受益，其主體是同一的;所有權也包括歸誰所有、歸誰占有、歸誰使用、歸誰受益，但與所有制不同，所有權的主體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分離的，即分屬於不同主體。馬克思把所有權關係或財產關係定義為「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7]。既然是法律用語，法律可以對此作出具體的規定，進而使所有權與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相分離有了法律依據。（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但兩者的「兩權分離」所帶來的委託代理成本具有本質區別。由於所有者與經營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權人把資產或資源委託給經營權人經營，就會產生代理關係帶來的代理成本，使經營者的經營方向有可能偏離所有者的目標。農村土地屬於農民集體所有，承包農戶則是集體成員，經營者與所有者的目標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加上農業家庭生產經營規模及監督成本較小，因而農村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幾乎沒有代理成本;同時，包干制使農戶的經營績效與其自身收益密切相關，進而極大地激發了農戶的生產積極性和經營活力，也為農民走向市場掃除了障礙。而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相對於「農民集體」，「全民」更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標取向，導致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業生產經營規模較大、組織運行較複雜，監督成本也較高，因而國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會產生較大的代理成本;同時，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收益與經營績效的關聯度相對較小，其努力程度也難以衡量，如果沒有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不但可能產生激勵不足問題，還可能引發尋租、利益輸送等弊端。此外，由於國有企業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預的慣性，簡單的「兩權分離」並不能使國有企業轉變為真正的市場主體，還需要在諸多領域進行相應的市場化改革。可見，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領域，改革的難度越大，產權越難明晰，越難與市場經濟接軌。因此，某種意義上講農村經濟制度變遷是一步到位的，並在短期內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國有企業改革面對的利益關係要複雜得多，需要逐步推進，其短期績效也遜色於農村經濟制度變遷。
五、從局部性制度創新入手，爾後逐步擴大到全局性制度創新
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制度，要實現從計劃經濟制度向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變，其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是難以想像的，阻力也是相當大的。加上沒有現成的經濟制度和經驗可供借鑑，中國的經濟制度市場化變遷沒有一下子全面鋪開，而是在實踐中探索前進，選擇了以點帶面、以局部帶動全局的制度創新路徑。這種以局部帶動全局的制度創新在地域上表現為：先在條件較好的地區通過發展市場經濟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再通過輻射效應帶動全國的經濟增長和市場經濟發展;先在有條件的地區進行改革試點，再推廣到全國。具體來講，最為典型的就是根據不同階段改革開放的需要，相繼建立了經濟特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新區以及自由貿易試驗區等。
為了在經濟制度變遷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同時保持經濟發展的穩定，就必須從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市場經濟制度較易建立的地方開始，經濟特區應運而生。1980年中國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1988年又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經濟特區是以引進外資、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為主的區域，一般設置在地理位置較為優越、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比重較低、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的地區。這些地區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制約較小，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外資經濟比較容易發展。在當時投資環境較差的情況下，為了吸引外資，中央賦予這些地區特殊優惠政策，包括稅收優惠、金融優惠、土地廠房使用權優惠、固定資產折舊優惠以及放寬外匯管制等。這些特殊優惠政策對擴大對外開放、加快引進外資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也構建了經濟特區獨特的經濟競爭優勢，使經濟特區以超常速度實現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並有效帶動了全國的經濟增長，也為全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窗口」和「試驗田」作用。在經濟特區實行特殊優惠政策，固然對突破舊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卻不符合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公平競爭規則，不符合經濟制度變遷的最終目標。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優惠政策的覆蓋面將越來越狹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蓋面將越來越寬大直至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又先後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廈門經濟特區在內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經濟制度變遷從重點突破、單方面改革向綜合配套改革轉變的必然產物，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必然選擇。顧名思義，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核心在於全局性、系統性、鏈條性，要從生產、流通、分配、消費以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城鄉、生態等方面多領域進行制度創新，形成相互補充、相互配套的制度體系和運行機制，以增強各方面、各領域、各層次的協調性，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中央選擇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條件的地區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並把解決各地區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與攻克全國性制度創新難題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全面系統的制度創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為全國其他地區的綜合性配套改革發揮示範作用。應當說，創建經濟特區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都是為了促進計劃經濟制度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轉變。如果說經濟特區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開闢了道路，那麼，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則是與經濟特區一起，為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創造條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規模效益的存在決定了市場經濟是開放的。隨著對外開放的逐步擴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的市場經濟與外部的市場經濟聯繫日益緊密。為了適應新時代經濟制度創新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國範圍內相繼建立了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深化制度創新和擴大對外開放的戰略高地，要以制度創新為核心，通過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務、人才、資本、技術、信息等的國際流動，通過市場機制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同時，要從商品和要素市場的開放上升到市場規則的開放，不但要學習已開發國家好的經驗，也要堅持和推廣自己好的做法，還要為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完善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優化作出積極貢獻。截至今年9月，各地自由貿易試驗區已形成260項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為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撐，也有效促進了國內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
六、市場體系發展的漸進性、順序性與完整性
中國經濟制度變遷具有明確的市場化方向，目的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要求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但需要逐步推進，還要求制度變遷是系統性的。這裡基於中國市場體系的發展，進一步說明中國經濟制度市場化變遷的漸進性與系統性。高標準的市場體系要求實現市場准入暢通、開放有序、競爭充分、秩序規範：國內市場統一，不僅僅是地理空間上的統一，還包括市場規則的內在統一，要消除各種行政障礙，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市場開放不僅僅是對外開放，對內也要開放，即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和部門之間相互開放，形成跨部門、跨地區、跨城鄉、跨行業的商品和要素資源自由流動的統一市場體系;完整的市場體系不僅包括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商品市場，還包括資本、勞力、土地、技術、信息等要素市場，不僅包括現貨市場，還包括期貨市場。完整的市場體系的形成與發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階段逐步推進，進而具有漸進性、順序性，具體表現為商品市場發育、要素市場發育和期貨市場發育三個不同階段。
與計劃經濟制度相輔相成的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只承認消費資料是商品，不承認生產資料是商品，更不承認要素是商品史達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商品關係「只限於個人消費品」。。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把商品的範圍從消費資料擴大到生產資料，但也明確提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不是商品，土地、礦山、銀行、鐵路等等一切國有的企業和資源也都不是商品」。因為這涉及要素和資源的核心問題，即所有制問題。然而，經濟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通過放開包括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購銷和價格，使商品供給根據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而變化，使供給與需求相匹配，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場化，讓要素能夠根據市場信號進行自由流動、重新組合和優化配置。沒有要素市場對資源進行市場化配置，只能發揮微觀組織的比較優勢，無法通過要素的自由流動提高要素生產率和報酬率。此外，要素市場還可以通過地區間、城鄉間的要素流動和配置，縮小地區間、城鄉間的差距。因此，沒有充分發育的要素市場，也就沒有完整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一個重要理論創新，就是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礎性作用」上升到「決定性作用」，從而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理論基礎[9]。今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正式發布，這是中央關於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國經濟制度變遷過程中，消費資料市場、生產資料市場、要素市場和期貨市場的發育呈現明顯的漸進性和順序性，要素市場、期貨市場的發育相對滯後。要素市場發育滯後，既有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原因。主觀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認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特徵，公有的土地是不能買賣的;勞動者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人，勞動力不應當成為商品;既然土地和勞動力這兩個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進入市場流通，那麼就不存在要素市場。客觀方面的原因主要在於：新中國成立後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追趕型經濟發展戰略，而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在當時的條件下所必需的資本原始積累只能由「三農」來承擔，其主要途徑是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和城鄉要素價格剪刀差，這就必然會抑制農村要素市場的發育，比如嚴禁農村勞力、土地在市場上流通和交換。中國「三農」問題之所以長期得不到解決，要素市場發育滯後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長期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給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供給側和需求側都有影響，但並沒有改變供需關係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給側。只有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才能促使要素從低效領域向高效領域流動，提高要素質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進經濟發展動力轉變、效率提高、質量提升，從而不斷優化供給結構。而要發揮市場在資源（或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就必須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步伐，推動政府從「定價格」向「定規則」轉變。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要素流動都要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直接干預，通過市場競爭形成要素價格，進而調節要素市場的供求關係，優化要素資源配置。
隨著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形成與發育，客觀上要求建立規避市場價格風險的機制，以防止市場供求和價格變化對經濟社會正常運行造成的嚴重衝擊。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規避和轉移市場價格波動風險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藉助於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特別是經濟手段，即根據不同時期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實施不同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過多的政府干預，不利於市場的發育和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另一種是藉助於市場經濟所特有的自我調節、補償和平衡功能，將價格波動風險進行分解和轉移，比如由風險投資者承擔，這主要是通過期貨市場來實現。期貨市場與現貨市場相輔相成，是現代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規避價格波動風險，即通過期貨市場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轉移現貨市場中的價格波動風險;二是提供較為正確穩定的預期價格信號，減輕和削弱資源配置中可能出現的盲目性和短期行為，使價格信號在資源配置中發揮積極作用。因此，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還需要積極發展健康的期貨市場。
除了各類市場發育程度參差不齊，要素市場和期貨市場發育明顯滯後外，當前中國市場體系的完善和發展還面臨諸多難題，主要包括：一是與城鄉二元制度結構相聯繫的城鄉市場分割仍然存在，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城鄉差別不斷擴大的趨勢將難以扭轉;二是由行政分權和財政分權改革造成的市場分割較為嚴重，地方和部門利益膨脹限制了要素在地區間和部門間的自由流動，不利於區域和產業協調發展，也不利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決數據要素的確權問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數據作為一種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當前中國製造業面臨比較優勢明顯削弱的挑戰，要重塑製造業國際競爭優勢，必須加快推進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但是，數據交易中如何確權、單位是什麼等問題尚在探索之中。，還有待於深入研究;四是市場規則建設滯後，市場交易行為不夠規範;等等。由此可見，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需要積極推進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還很艱巨？
七、結語：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變遷
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10]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也是改革開放後從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轉變的結果。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起源於農民自發性的需求誘致型制度創新，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市場化取向，並逐步而堅定地系統化推進：以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為突破口，爾後逐步推進城市經濟制度變遷;從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內存量改革;從政策性調整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創新;從局部性制度創新入手，爾後逐步擴大到全局性制度創新;從塑造真正的市場主體到構建完整的市場體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場規則，建立並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漸進性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以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而又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壓抑較為嚴重的農村為突破口，從農村到城市，從增量到存量，從政策到制度，從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是為了更好地協調各經濟主體的利益關係，減輕改革阻力，以維護制度變遷中的經濟社會穩定。同時，這種漸進性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堅持了黨的領導，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了人民主體地位，黨和政府對家庭承包經營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進行了充分肯定、積極推廣和科學優化，並自上而下地推動了城市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等系統化的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正是由於上述原因，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不但實現了從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變，而且還實現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但仍需不斷完善，而且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將面臨更多更大的利益關係調整，可能會有更大的阻力。今後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必須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根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市場化方向，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也要處理好各方利益關係。新時代的經濟制度變遷要著眼於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經濟發展必須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係。經濟制度變遷，一方面要進一步促進生產力進步，實現充分發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區間、部門間、群體間的利益關係，實現協調發展。在促進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經濟制度變遷也要促進高水平高層次對外經貿發展，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當前，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強。在新冠疫情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等的衝擊下，世界經濟下行而中國經濟獨好，反映出中國的市場經濟至少在集中力量辦大事、減緩經濟波動、縮小貧富差距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基於市場化方向，中國以往的經濟制度變遷學習和借鑑了已開發國家發展市場經濟的有益經驗，今後也需要學習和借鑑，但更應挖掘本土經驗並進行系統化集成，以更好地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勢。因此，應將中國市場經濟的實踐優勢上升為制度優勢和理論優勢，為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制度變遷提供借鑑，並為世界經濟運行機制的完善提供中國方案。
參考文獻：
[1]許經勇.論我國的漸進式改革[j].財經論叢（浙江財經學院學報），1995（6）：1-8。
[2]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4]習近平關於「三農」工作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
[5]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6]最新土地法律政策全書[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245-246。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8]許經勇.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與經濟特區有何異同[n].人民日報，2011-09-06（007）。
[9]許經勇.如何認識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n].人民日報，2013-12-06（007）。
[10]習近平.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j].求是，2020（16）。
關鍵詞：經濟制度變遷;改革開放;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市場主體;市場體系;市場規則;市場經濟體制。
中圖分類號：f120文獻標誌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21）01-0001-11。
一、引言：經濟制度變遷的動力與阻力
經濟制度是由一組經濟規則集合而成的，是對人們經濟行為和方式的界定和規範，也是對經濟主體利益關係的界定和維護。從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來看，經濟制度是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隨著生產力發展，經濟制度也會不斷變遷。人們對財富積累的追求使生產力持續進步，而從短期來看經濟制度具有穩定性，經濟制度可能促進也可能阻礙生產力進步;當經濟制度阻礙生產力進步時，就必然要求改變經濟制度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經濟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然而，任何一種經濟制度都會形成與其相依存的、相對均衡的利益格局，並被視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就是經濟利益關係的變革。從理論上說，經濟制度變遷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舊制度，新制度具有舊制度不可比擬的優越性，終究會給全體社會成員帶來日益增進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積極效應還沒有完全釋放以前，經濟制度變遷必然會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獲得較大相對利益的人群）受到暫時性甚至長期性的利益損失。因而，舊經濟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團往往會反對經濟制度變遷，成為經濟制度變遷的阻礙者;而能夠從新制度中獲得更多利益的經濟主體往往會擁護經濟制度變遷，成為經濟制度變遷的推動者。需要強調的是，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國家和政黨的形成與發展，使政府在經濟制度變遷中起到關鍵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經濟行為主體和利益相關者，加上多元化經濟、社會、政治理論和道路的並存，對於生產力進步驅動的經濟制度變遷，政府可能是倡導者和推動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礙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站了起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基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蘇聯模式的影響下，中國建立了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中國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具有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這是一種集權式的經濟制度，其固有的集中過度、統得過死等弊端嚴重地束縛了地方、企業、個人等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在當時乃至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都是一種低效率的經濟制度。因此，經濟制度變遷成為必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創造了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奇蹟，在短短的四十年間使中國富了起來強了起來。中國經濟制度變遷本身的成效及其帶來的經濟增長績效都是極其顯著的，並且在此過程中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是穩定的、健康的，但這並不代表沒有阻力。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是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雖然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但這種轉變也是系統性的，必然帶來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調整，尤其是「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利益關係產生了巨大變化。因此，利益受損者會支持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合法性，反對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形成經濟制度變遷的阻力。此外，中國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總體上是實踐先於理論的，因而其還會受到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觀點的干擾。對此，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選擇了漸進式推進的模式[1]，即從改革阻力最小的領域入手，爾後逐步創造條件繼續向前推進。目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全面深化階段，將涉及更多的利益調整，可能面臨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鑑漸進式、系統化改革的經驗，妥善處理好各市場經濟主體的利益關係，以進一步推動和深化中國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
二、以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為突破口，爾後逐步推進城市經濟制度變遷
鄧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從農村做起的。」「農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後，我們就轉到城市。城市改革比農村改革更複雜，而且有風險。」[2]117我國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選擇農村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闡述：
第一，農村是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壓抑較嚴重的社區，從相對意義上說，農村居民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犧牲者」，而城市居民則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現是，搞了20多年的社會主義，許多農民連溫飽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習近平同志的重要論著《擺脫貧困》，主要也是研究農村的貧困問題以及如何脫貧致富。因此，廣大農民群眾對改革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具有更高的積極性。與之相聯繫，農村的經濟制度變遷在啟動階段表現為「自下而上」地推進，帶有很大程度的自發性。因此，農村的經濟制度變遷屬於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也稱為需求主導型的制度變遷）。這種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也是市場取向的制度變遷，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礎上的制度變遷，或者說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變遷。這種帶有自發性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充分反映了廣大農民群眾求生存、求發展的內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產經營自主權還給農民，讓權、責、利高度統一於農戶。這種新制度的創立，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積極性，在較短的時間內解決了長期想解決而又未解決的溫飽問題。
第二，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下，農村與城市是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或典型的二元經濟制度），農村與城市的經濟往來較少，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農村占很大比重，使得農村的經濟制度變遷可以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內進行。這種經濟制度變遷的啟動對既得利益集團的衝擊不大，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比較小。鄧小平同志指出，與農村改革不同，「城市改革每走一步，都會影響千家萬戶。」[3]537「城市改革實際上是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3]546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的第一步，是把農民塑造成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也不斷豐富城鄉農副產品市場，改善了城市的農副產品供應，使包括城市居民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得到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村經濟制度變遷是「帕累托改進」的制度變遷，也就是人人受益的制度變遷。現在回顧起來，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制度變遷中，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的第一步，即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制度，是制度變遷成本最小而變遷效益最大的，短短几年內就解決了長期想解決而又未能解決的溫飽問題，沒有這一步經濟制度變遷的極大成功，其他經濟制度變遷（特別是城市經濟制度變遷）也就無從談起。對這一步經濟制度變遷，無論作怎麼樣的評價也不會過高。習近平同志特彆強調，農民家庭承包「是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根本，也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根本。」[4]50-51？
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取得如此顯著的績效，根本原因在於其把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承包戶）真正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即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從一開始便具有市場化取向。塑造微觀市場經濟主體的核心是產權很明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在土地所有權屬於農民集體的前提下，將農村土地的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等劃歸農戶所有，實現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5]馬克思這裡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個人所有制，而是集體所有制與個人所有制有機結合在一起。按照傳統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轉讓權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據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概念，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轉讓權是可以分開的。通過用益物權法可以破解這個難題。用益物權是指非所有權人對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以及轉讓權。當用益物權人在遵守相關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對他物權依法享有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以及轉讓權時，所有權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權人行使上述權利。農戶有了明晰的土地產權，則會形成剛性的市場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6]。該制度變遷源於農民自發的行動，是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是極大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制度變遷，也說明中國經濟制度變遷的市場化方向是生產力發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確的方向。與此同時，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也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一方面，黨和政府對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肯定、推廣和優化比如從「兩權分離」到「三權分置」，就是黨和政府根據經濟發展實際對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進一步優化。，使其迅速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成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並有效促進了農業生產效率的顯著提高和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在肯定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的市場化方向的同時，也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即堅持農村土地所有權歸農民集體所有。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較大規模的包產到戶在全國曾經出現過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壓下去了;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包產到戶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對包產到戶或家庭承包的態度先後經歷了「不准包產到戶」「不要包產到戶」「少數邊遠山區和落後地區可以包產到戶」;直至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才明確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可見，對待人民群眾自發推行的經濟制度變遷，只要是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政府都應予以支持，並積極進行推廣和優化。鄧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是由農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習近平同志也指出，在農村選擇什麼樣的經營制度，「要尊重農民意願和維護農民權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能代替農民選擇。」[4]59從這裡我們可以更深刻體會到習近平同志「以人民為中心」思想在經濟制度變遷中的指導意義和戰略作用？
農村經濟制度的變遷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會觸動城市經濟系統，進而引發城市經濟制度的變遷。但與農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誘致型經濟制度變遷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給主導型（或政府強制型）的制度變遷，無論是財稅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住房制度還是戶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現為自上而下地推動。之所以會有如此顯著的差別，原因在於城市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強大的地方，制度變遷帶來的利益分配格局變化較大，改革的難度也大;而農村則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較容易推進。與農村經濟制度變遷一樣，城市經濟制度變遷的方向也是市場化，但由於是供給主導型的制度變遷，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並存的「雙軌制」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比如，「農民工」「城中村」等是城鄉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縮影。
三、從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內存量改革
中國經濟制度變遷是「揚棄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不是（也不能）採取推倒重來的「休克療法」，不能即刻廢除傳統計劃經濟制度。既要依靠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又要進行經濟制度創新，這是不可迴避的矛盾。變革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必然涉及經濟利益的重大調整，如果步子邁得過大，既得利益集團難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導地位的話語權，改革會面對相當大的阻力，這就需要進行漸進式的改革。首先是選擇能使所有人都能獲得利益增進的經濟制度變遷，如前所述的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其次則可以選擇使部分人利益增進但又不損害（或損壞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經濟制度變遷，即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以外的領域率先改革，也稱之為從「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這種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現在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上。
鄧小平同志指出，「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2]238「而是基層農業單位和農民自己創造的。」[3]631鄉鎮企業之所以被稱之為「異軍」，是因為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下國有企業是「正規軍」，國家工業化的推進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工業化與城市化相輔相成。誰也沒有料到在廣大農村也會自發地發展出與「正規軍」（即國有企業）相競爭的鄉鎮企業（即草根企業），而且鄉鎮企業的發展是市場化的，進而形成一支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之外的在市場經濟中運行的「異軍」。早在1985年，鄉鎮企業產值就超過農村社會總產值的50%，成為發展農村經濟、擴大農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紀90年代鄉鎮企業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2年鄉鎮企業總產值達16萬多億元，相當於1985年全國社會總產值;其中鄉鎮工業總產值達12萬多億元，約占當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的35%，從業人員超過1億人，與當年國有企業的職工人數相當。改革開放以來，很多有效帶動農村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包括「長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溫州模式」以及「晉江模式」，都是建立在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的基礎上的。
非公有制經濟或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國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是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的，沒有非公有制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以來，迅速發展起來的非公有制經濟或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城鎮新增就業的主渠道，對經濟增長、國家稅收、居民收入、科技創新以及對外貿易等的貢獻份額持續上升，在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中國民營經濟對稅收的貢獻率超過50%，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60%，在高新技術企業中的占比超過70%，提供城鎮就業超過80%，對新增就業的貢獻達到90%。公有制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占主體地位的國有企業），資本實力較為雄厚，有利於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非公有制企業機制靈活，能夠較好適應市場經濟多變性和不確定性的要求，具有較強的市場潛力和增長能力。無論是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三個不可或缺的內在要素，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達到新的高度，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創新和發展。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經濟質量不斷提高的制度保證，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越性的集中表現，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相匹配的分配製度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這種分配製度有利於兼顧效率與公平，防止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階段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相匹配的經濟運行機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將公有制經濟主體與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置於統一的市場環境中進行公平的市場競爭。
現在回顧起來，傳統計劃經濟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觸動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為傳統經濟制度結構下的利益結構是處於一種相對均衡狀態的，並且各經濟主體在此利益結構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護的。傳統經濟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必然會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從而使傳統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損害。市場空間總是有限的，增量制度變遷的產物——鄉鎮企業、非公有制企業或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必然會對傳統公有制企業的既得利益造成較大的衝擊，兩者成為競爭對手，衝突和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只是這種損害程度比起制度內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對比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進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實現真正的「帕累托改進」，不是最優方案，只能說是次優方案。還必須進行制度內存量改革，將公有制企業也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並構建統一的市場體系、市場規則和市場運作機制，讓其與非公有制企業在相同的市場環境中進行公平的市場競爭和合作，才能實現真正的「帕累托改進」。
四、從政策性調整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創新
我國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能夠迅速打開局面，並不斷地向縱深推進，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鄉鎮企業的崛起。如果說家庭承包制把「一統天下」的傳統計劃經濟制度打開了一個缺口，那麼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則使中國經濟制度不可避免地朝著市場化的方向演變。但是，這兩項制度變遷都是農民自己創造的，都是源於農民群眾的自發行動。農村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發源地，但市場經濟的發育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絕對離不開城市改革，離不開國有企業改革。在城市經濟制度變遷及其制度內存量改革的啟動階段，為了減輕制度變遷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領域並沒有立改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而是先在傳統計劃經濟制度的框架內做些政策性調整。這裡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例進行分析。
為克服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對國有企業統得過死的弊端，改革開放後首先實施了對國有企業「擴權讓利」的過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權力和利益下放給地方、企業和個人（包括利潤留成、利改稅和承包經營責任制等政策調整），以利於調動地方、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但是，一般情況下，這種政策性調整，只有激勵機制，而沒有約束機制，往往會導致工資、獎金、福利等的增長速度超過企業利稅的增長速度，進而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從政策性調整轉入制度創新。建立硬預算約束機制則是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的重要標誌，只有建立起硬預算約束機制，才有可能把國有企業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而要形成硬預算約束機制，必須具備四個基本條件：一是企業必須為自己占有的生產資源支付代價，二是企業必須按事先規定的標準向國家上繳利稅，三是企業經營虧損時不能隨意獲得國家的財政補貼，四是企業必須嚴格遵守各項契約（包括信貸契約、商業契約等）。因此，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經過多年的改革實踐探索，比較一致的觀點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傳統的國有企業制度改造成為股份制或公司制，還有一系列問題需要解決，尤其是國有資產產權問題。比如：如何準確評估國有資產價值，以防止在轉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國家、集體和個人作為股東的合法權益，進而建立合理的產權激勵和約束機制以及風險防控機制;如何管控國有股權交易，使國家、企業和個人能夠平等分享國有資產增值利益;國家的股東職能應由政府的哪個部門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現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標誌著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通過產權流動或轉換推動資本流動和重組，使包括資本在內的各種要素可以根據市場需求從效益低的部門流向效益高的部門，進而促進生產的集聚與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與此同時，在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過程中，還存在「一股獨大」的現象，即國有股占絕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因此，還需要為重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營企業進入創造有利的條件。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強調的是，國有企業改革離不開市場化的推動。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任何權利的獲得都應通過市場交換實現，所有權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場條件必然導致不完全的所有權形態，扭曲的市場關係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權關係。所以，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
進一步從產權制度改革來看農村改革與國有企業改革的差異性。表面上看農村土地產權改革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兩權分離」關於「兩權分離」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從理論上釐清所有制與所有權的關係。西方經濟學離開所有制關係談所有權，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馬克思提出了科學的所有制和所有權理論：所有制是一個經濟範疇，是一系列經濟關係的產物，所有權則是所有制關係的法律表現。所有制關係包括歸誰所有、歸誰占有、歸誰使用、歸誰受益，其主體是同一的;所有權也包括歸誰所有、歸誰占有、歸誰使用、歸誰受益，但與所有制不同，所有權的主體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分離的，即分屬於不同主體。馬克思把所有權關係或財產關係定義為「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7]。既然是法律用語，法律可以對此作出具體的規定，進而使所有權與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相分離有了法律依據。（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但兩者的「兩權分離」所帶來的委託代理成本具有本質區別。由於所有者與經營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權人把資產或資源委託給經營權人經營，就會產生代理關係帶來的代理成本，使經營者的經營方向有可能偏離所有者的目標。農村土地屬於農民集體所有，承包農戶則是集體成員，經營者與所有者的目標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加上農業家庭生產經營規模及監督成本較小，因而農村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幾乎沒有代理成本;同時，包干制使農戶的經營績效與其自身收益密切相關，進而極大地激發了農戶的生產積極性和經營活力，也為農民走向市場掃除了障礙。而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相對於「農民集體」，「全民」更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標取向，導致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業生產經營規模較大、組織運行較複雜，監督成本也較高，因而國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會產生較大的代理成本;同時，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收益與經營績效的關聯度相對較小，其努力程度也難以衡量，如果沒有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不但可能產生激勵不足問題，還可能引發尋租、利益輸送等弊端。此外，由於國有企業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預的慣性，簡單的「兩權分離」並不能使國有企業轉變為真正的市場主體，還需要在諸多領域進行相應的市場化改革。可見，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領域，改革的難度越大，產權越難明晰，越難與市場經濟接軌。因此，某種意義上講農村經濟制度變遷是一步到位的，並在短期內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國有企業改革面對的利益關係要複雜得多，需要逐步推進，其短期績效也遜色於農村經濟制度變遷。
五、從局部性制度創新入手，爾後逐步擴大到全局性制度創新
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制度，要實現從計劃經濟制度向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變，其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是難以想像的，阻力也是相當大的。加上沒有現成的經濟制度和經驗可供借鑑，中國的經濟制度市場化變遷沒有一下子全面鋪開，而是在實踐中探索前進，選擇了以點帶面、以局部帶動全局的制度創新路徑。這種以局部帶動全局的制度創新在地域上表現為：先在條件較好的地區通過發展市場經濟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再通過輻射效應帶動全國的經濟增長和市場經濟發展;先在有條件的地區進行改革試點，再推廣到全國。具體來講，最為典型的就是根據不同階段改革開放的需要，相繼建立了經濟特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新區以及自由貿易試驗區等。
為了在經濟制度變遷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同時保持經濟發展的穩定，就必須從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市場經濟制度較易建立的地方開始，經濟特區應運而生。1980年中國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1988年又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經濟特區是以引進外資、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為主的區域，一般設置在地理位置較為優越、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比重較低、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的地區。這些地區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制約較小，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外資經濟比較容易發展。在當時投資環境較差的情況下，為了吸引外資，中央賦予這些地區特殊優惠政策，包括稅收優惠、金融優惠、土地廠房使用權優惠、固定資產折舊優惠以及放寬外匯管制等。這些特殊優惠政策對擴大對外開放、加快引進外資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也構建了經濟特區獨特的經濟競爭優勢，使經濟特區以超常速度實現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並有效帶動了全國的經濟增長，也為全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窗口」和「試驗田」作用。在經濟特區實行特殊優惠政策，固然對突破舊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卻不符合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公平競爭規則，不符合經濟制度變遷的最終目標。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優惠政策的覆蓋面將越來越狹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蓋面將越來越寬大直至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又先後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廈門經濟特區在內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經濟制度變遷從重點突破、單方面改革向綜合配套改革轉變的必然產物，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必然選擇。顧名思義，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核心在於全局性、系統性、鏈條性，要從生產、流通、分配、消費以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城鄉、生態等方面多領域進行制度創新，形成相互補充、相互配套的制度體系和運行機制，以增強各方面、各領域、各層次的協調性，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中央選擇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條件的地區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並把解決各地區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與攻克全國性制度創新難題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全面系統的制度創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為全國其他地區的綜合性配套改革發揮示範作用。應當說，創建經濟特區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都是為了促進計劃經濟制度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轉變。如果說經濟特區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開闢了道路，那麼，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則是與經濟特區一起，為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創造條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規模效益的存在決定了市場經濟是開放的。隨著對外開放的逐步擴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的市場經濟與外部的市場經濟聯繫日益緊密。為了適應新時代經濟制度創新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國範圍內相繼建立了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深化制度創新和擴大對外開放的戰略高地，要以制度創新為核心，通過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務、人才、資本、技術、信息等的國際流動，通過市場機制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同時，要從商品和要素市場的開放上升到市場規則的開放，不但要學習已開發國家好的經驗，也要堅持和推廣自己好的做法，還要為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完善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優化作出積極貢獻。截至今年9月，各地自由貿易試驗區已形成260項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為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撐，也有效促進了國內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
六、市場體系發展的漸進性、順序性與完整性
中國經濟制度變遷具有明確的市場化方向，目的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要求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但需要逐步推進，還要求制度變遷是系統性的。這裡基於中國市場體系的發展，進一步說明中國經濟制度市場化變遷的漸進性與系統性。高標準的市場體系要求實現市場准入暢通、開放有序、競爭充分、秩序規範：國內市場統一，不僅僅是地理空間上的統一，還包括市場規則的內在統一，要消除各種行政障礙，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市場開放不僅僅是對外開放，對內也要開放，即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和部門之間相互開放，形成跨部門、跨地區、跨城鄉、跨行業的商品和要素資源自由流動的統一市場體系;完整的市場體系不僅包括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商品市場，還包括資本、勞力、土地、技術、信息等要素市場，不僅包括現貨市場，還包括期貨市場。完整的市場體系的形成與發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階段逐步推進，進而具有漸進性、順序性，具體表現為商品市場發育、要素市場發育和期貨市場發育三個不同階段。
與計劃經濟制度相輔相成的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只承認消費資料是商品，不承認生產資料是商品，更不承認要素是商品史達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商品關係「只限於個人消費品」。。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把商品的範圍從消費資料擴大到生產資料，但也明確提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不是商品，土地、礦山、銀行、鐵路等等一切國有的企業和資源也都不是商品」。因為這涉及要素和資源的核心問題，即所有制問題。然而，經濟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通過放開包括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購銷和價格，使商品供給根據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而變化，使供給與需求相匹配，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場化，讓要素能夠根據市場信號進行自由流動、重新組合和優化配置。沒有要素市場對資源進行市場化配置，只能發揮微觀組織的比較優勢，無法通過要素的自由流動提高要素生產率和報酬率。此外，要素市場還可以通過地區間、城鄉間的要素流動和配置，縮小地區間、城鄉間的差距。因此，沒有充分發育的要素市場，也就沒有完整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一個重要理論創新，就是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礎性作用」上升到「決定性作用」，從而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理論基礎[9]。今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正式發布，這是中央關於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國經濟制度變遷過程中，消費資料市場、生產資料市場、要素市場和期貨市場的發育呈現明顯的漸進性和順序性，要素市場、期貨市場的發育相對滯後。要素市場發育滯後，既有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原因。主觀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認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特徵，公有的土地是不能買賣的;勞動者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人，勞動力不應當成為商品;既然土地和勞動力這兩個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進入市場流通，那麼就不存在要素市場。客觀方面的原因主要在於：新中國成立後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追趕型經濟發展戰略，而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在當時的條件下所必需的資本原始積累只能由「三農」來承擔，其主要途徑是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和城鄉要素價格剪刀差，這就必然會抑制農村要素市場的發育，比如嚴禁農村勞力、土地在市場上流通和交換。中國「三農」問題之所以長期得不到解決，要素市場發育滯後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長期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給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供給側和需求側都有影響，但並沒有改變供需關係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給側。只有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才能促使要素從低效領域向高效領域流動，提高要素質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進經濟發展動力轉變、效率提高、質量提升，從而不斷優化供給結構。而要發揮市場在資源（或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就必須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步伐，推動政府從「定價格」向「定規則」轉變。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要素流動都要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直接干預，通過市場競爭形成要素價格，進而調節要素市場的供求關係，優化要素資源配置。
隨著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形成與發育，客觀上要求建立規避市場價格風險的機制，以防止市場供求和價格變化對經濟社會正常運行造成的嚴重衝擊。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規避和轉移市場價格波動風險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藉助於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特別是經濟手段，即根據不同時期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實施不同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過多的政府干預，不利於市場的發育和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另一種是藉助於市場經濟所特有的自我調節、補償和平衡功能，將價格波動風險進行分解和轉移，比如由風險投資者承擔，這主要是通過期貨市場來實現。期貨市場與現貨市場相輔相成，是現代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規避價格波動風險，即通過期貨市場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轉移現貨市場中的價格波動風險;二是提供較為正確穩定的預期價格信號，減輕和削弱資源配置中可能出現的盲目性和短期行為，使價格信號在資源配置中發揮積極作用。因此，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還需要積極發展健康的期貨市場。
除了各類市場發育程度參差不齊，要素市場和期貨市場發育明顯滯後外，當前中國市場體系的完善和發展還面臨諸多難題，主要包括：一是與城鄉二元制度結構相聯繫的城鄉市場分割仍然存在，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城鄉差別不斷擴大的趨勢將難以扭轉;二是由行政分權和財政分權改革造成的市場分割較為嚴重，地方和部門利益膨脹限制了要素在地區間和部門間的自由流動，不利於區域和產業協調發展，也不利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決數據要素的確權問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數據作為一種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當前中國製造業面臨比較優勢明顯削弱的挑戰，要重塑製造業國際競爭優勢，必須加快推進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但是，數據交易中如何確權、單位是什麼等問題尚在探索之中。，還有待於深入研究;四是市場規則建設滯後，市場交易行為不夠規範;等等。由此可見，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需要積極推進經濟制度的市場化變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還很艱巨？
七、結語：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變遷
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10]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也是改革開放後從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轉變的結果。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起源於農民自發性的需求誘致型制度創新，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市場化取向，並逐步而堅定地系統化推進：以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為突破口，爾後逐步推進城市經濟制度變遷;從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內存量改革;從政策性調整入手，爾後逐步推進制度創新;從局部性制度創新入手，爾後逐步擴大到全局性制度創新;從塑造真正的市場主體到構建完整的市場體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場規則，建立並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漸進性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之所以以傳統計劃經濟制度較為薄弱而又受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壓抑較為嚴重的農村為突破口，從農村到城市，從增量到存量，從政策到制度，從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是為了更好地協調各經濟主體的利益關係，減輕改革阻力，以維護制度變遷中的經濟社會穩定。同時，這種漸進性式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堅持了黨的領導，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了人民主體地位，黨和政府對家庭承包經營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進行了充分肯定、積極推廣和科學優化，並自上而下地推動了城市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等系統化的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正是由於上述原因，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不但實現了從傳統計劃經濟制度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變，而且還實現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但仍需不斷完善，而且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將面臨更多更大的利益關係調整，可能會有更大的阻力。今後的經濟制度變遷也必須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根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市場化方向，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也要處理好各方利益關係。新時代的經濟制度變遷要著眼於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經濟發展必須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係。經濟制度變遷，一方面要進一步促進生產力進步，實現充分發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區間、部門間、群體間的利益關係，實現協調發展。在促進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經濟制度變遷也要促進高水平高層次對外經貿發展，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當前，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強。在新冠疫情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等的衝擊下，世界經濟下行而中國經濟獨好，反映出中國的市場經濟至少在集中力量辦大事、減緩經濟波動、縮小貧富差距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基於市場化方向，中國以往的經濟制度變遷學習和借鑑了已開發國家發展市場經濟的有益經驗，今後也需要學習和借鑑，但更應挖掘本土經驗並進行系統化集成，以更好地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勢。因此，應將中國市場經濟的實踐優勢上升為制度優勢和理論優勢，為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制度變遷提供借鑑，並為世界經濟運行機制的完善提供中國方案。
參考文獻：
[1]許經勇.論我國的漸進式改革[j].財經論叢（浙江財經學院學報），1995（6）：1-8。
[2]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4]習近平關於「三農」工作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
[5]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6]最新土地法律政策全書[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245-246。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8]許經勇.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與經濟特區有何異同[n].人民日報，2011-09-06（007）。
[9]許經勇.如何認識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n].人民日報，2013-12-06（007）。
[10]習近平.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j].求是，20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