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國快速地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被稱為經濟增長的中國奇蹟。這些成績的取得和產業發展密切相關，尤其是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快速從一個農業國成長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第一製造大國，並引發全球產業競爭格局和分工體系的深刻變化。如何系統梳理和客觀評價40年來中國產業發展的歷史成就，明晰未來產業發展航向，是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必須解答的重要課題。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產業發展成就回顧。
改革開放40年是一幅波瀾壯闊的畫卷，人們可以從很多角度對其歷史進程和成就進行解讀。如，黃群慧(2018)以市場化改革為階段劃分標準，梳理中國產業結構變化和要素變革，把40年改革開放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探尋階段(1978-1993 年)，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完善階段(1994-2013年)，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新時代(2013年之後)。王岳平(2018)從產業結構演變的角度劃分為四個階段，一是改革開放初期至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的產業結構「撥亂反正」階段;二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上世紀末以消費升級驅動的輕工業為主導的階段，中國產業結構基本上步入了正常演變的軌道;三是21世紀頭10年以投資主導的重化工化階段;四是2013年以來以追求高質量為主要特徵的高加工度化與服務化階段。這裡試圖從驅動力的角度進行劃分，重點分析不同時期產業發展的動力源泉及階段特徵。主要包括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2000年)，是一個以加快改革為動力釋放改革紅利的發展階段;第二個階段(2001-2012 年)，是一個以擴大開放為標誌釋放開放紅利的發展階段;第三個階段(2013年以後)，是一個以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釋放創新紅利的產業發展新時代。
(一)1978-2000年：以加快改革為主要動力階段。
1978年改革開放一聲驚雷在安徽小崗村拉開序幕。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改革開放的總基調，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980年，城市改革全面展開，重點是土地改革、國企改革、科技體制改革等，逐步放開搞活、釋放巨大的生產力。並在創辦經濟特區方面，鼓勵「殺出一條血路」。到1992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基本確立。隨後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也明確了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技術市場和信息市場等市場體系培育的要求，促進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這一階段，長期以來束縛我國產業發展的思想、理念和體制機制障礙得到極大掃除，全社會生產力和產業發展活力得到極大釋放，除少數年分外，經濟得到快速增長，產業結構明顯優化，產業體系逐步完善。
從經濟總量看，這一時期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得到快速躍升，從1978年3678億元增長到2000年的超過10萬億元，跨越了兩個數量級。按gdp排名，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位次穩步提升，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高，從1978 年的第10名上升到第6位，提升了4 個位次。
從產業結構看，這一時期我國產業結構明顯優化，三次產業結構從1978年的27.7：47.7：24.6調整至2000年的16.4:50.2：33.8，呈現出快速工業化的特徵。分行業看，在改革開放初期，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紅利效應，農業制度變革的驅動力顯著，農業勞動生產率提升顯著，從1978年的353元/人快速增長到1985年的820元/人，增加了1.3 倍，這一時期第一產業占gdp比重也比較高，由1978年的27.7%上升到1984年的31.5%，期間，1982 年達到最高點，占gdp的32.8%。此後，隨著工業化的深入推進，農業占比才逐漸下降，2000年已降至16.4%，約為1982年的一半。工業占比穩中有升，內部結構不斷優化。總體上矯正了計劃經濟時代重工業優先戰略造成的結構失衡特點，形成了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驅動的紡織、縫紉、服裝、食品等輕工業為主導的經濟增長，輕工業在工業中的比例1978年為43%，到1981年就已經超過50%，並一直在50%上下波動一直到2000年。第三產業中的商業、飲食、居民服務、交通運輸等領域增長較快，連鎖經營等新業態快速發展，服務業占gdp比重提升超過9個百分點。
從產業體系看，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已經基本建成獨立完整的，有一定競爭能力的產業體系，涵蓋國民經濟各行各業，並保持快速增長，在輕工業領域擁有一批量大面廣的民營經濟產業集群，競爭優勢突出，在重化工業領域，一批國有企業快速壯大，並加快「走出去」部分，做好了擁抱全球大市場，整合全球資源的準備。
(二)2001-2012年：以擴大開放為主要動力階段。
2001年加入wto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非常突出的大事件。事實上，在2000年中國就已將「走出去」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但只有加入wto，融入全球大市場分享全球化紅利，中國製造的成本、性價比、門類齊全和規模化生產等優勢才得到極大的發揮，中國快速成為世界工廠，多種產品出口額躍居世界第一，甚至以高科技產品為口徑的全球出口排名中超過美國躍居第一併保持長期順差，2005年就已超過2000億美元，並加速從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後期邁進。值得一提的是，原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部長石廣生於2001年在多哈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的日子正是11月11日，和現在以電子商務為代表，在全中國範圍內興起並連續多年刷新成交記錄的大型購物促銷狂歡日「雙11」正好是同一天，歷史就是這麼巧合。
從經濟總量看，這一時期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在10萬億元級的平台上繼續快速增長，從2000年10萬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接近54萬億元，增長了4倍多。按gdp排名，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位次實現新的跨越，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第一發動機和重要引擎，並於2010年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位，相比2000 年繼續提升了4個位次。
從產業結構看，這一時期我國產業結構持續優化，三次產業結構從2000年的16.4:50.2:33.8優化至2012年的10.1:45.3:44.6，服務業快速發展，服務業占gdp比重上升明顯，累計提高接近11個百分點，幾乎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農業和第二產業占比分別下降6.2和4.9個百分點。其中，2011年服務業就業人數首次超過第一產業，成為國民經濟中吸納就業最多的產業，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助推器和吸納就業的穩定器。這一階段，我國產業結構呈現出鮮明的重化工化特徵，特別是居民消費升級進入新階段，城鎮居民需求由過去的以吃穿用為主轉向汽車、住宅等耐用消費品為主，帶來產業結構重化工業轉型。與此同時，這一階段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取得巨大成效。加入wto以後，中國出口增長率連續多年在30%以上，到2009年中國出口貨物貿易總量超越德國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占世界貨物貿易總量的比例達到11%(劉偉和蔡志洲，2015)。利用外資額連續多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全球第二，2017年達到1310億美元。
從產業體系看，得益於擴大開放的紅利，中國經濟的外向度極大提升，中國製造業不斷發展壯大，世界23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能見到「中國製造」的身影，2010年以後中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一製造大國，2016年中國製造業占全球比重高達26.7%，幾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國和第三的日本的總和。在聯合國工業大類目錄中，中國是唯一擁有所有工業門類製造能力的國家，在500多種工業品種有220多種產量位居全球第一(魏際剛，2 0 15)。並且，通過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國際分工，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中國產業體系的開放性和全球產業鏈的關聯不斷增強，既快速地推進了自身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進程，又對全球產業鏈的構建做出了巨大貢獻。
(三)2013年至今：以創新驅動為主要動力階段。
黨的十八大以後，中國全面轉向創新驅動發展，創新成為新發展理念之首和推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著力破除一切制約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和創造潛能，強化科技同經濟對接、創新成果同產業對接、創新項目同現實生產力對接、研發人員創新勞動同其利益收入對接「四個對接」，營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明確提出「三步走」戰略目標和發展路徑。
這一時期，我國產業發展呈現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的階段性特徵。從經濟發展看，雖然我國經濟總量突破82萬億元大關，並不斷縮小與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美國的差距，約為美國的66%左右，但中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已經從10%以上的高速區間下降到6%— 8%的中高速增長區間，2013—2017 年經濟增速分別為7.8%、7.3%、6.9%、6.7%和6.9%。從產業結構看，產業結構高級化趨勢明顯，第三產業占gdp比重迅速提升，並成功地實現了「兩級跳」，一是2013 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在三次產業中服務業增加值躍居首位;二是2015年服務業增加值首次超過第一、第二產業之和，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50%大關。2012—2015年，按可比價格計算的服務業增加值增速，分別快於gdp增速0.7個、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速0.8個、工業增加值增速1.0個百分點。到2015年第4季度，服務業增加值的增速連續14個季度超過第二產業增速，連續15個季度超過gdp增速。三次產業結構也從2013年的9.3:44.0：46.7調整至2017年的7.9:40.5：51.6。服務業正在成為新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成為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新依託。
在創新驅動的大背景下，中國產業發展的重點從追求速度向追求質量轉變。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我國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入，「大物移智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生物、新能源革命成果不斷應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改造升級步伐加快。中國創新創業活力強勁，新產業、新動能不斷湧現，並帶動了產業結構、質量和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有利於中國經濟向中高端水平邁進(盛朝迅，2018)。根據最新發布的《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我國在128個經濟體中名列第17位，成為第一個躋身全球20強的中等收入經濟體。從創新投入看，我國研發經費支出繼2010年超過德國後，2013年又超過日本，目前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從創新產出看，我國發表sci論文數量連續8年位居世界第二、發明專利受理數連續7年位居世界首位。我國高科技產品出口占製成品出口比重為25%，排名均高居全球首位。
主要經驗啟示。
40年來，我國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階段變化，始終堅持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遵循「改革—開放—創新」的產業發展邏輯，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不斷調整產業發展戰略，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產業發展和結構升級之路，在世界產業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中國篇章」，積累了很多寶貴經驗。
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係，發揮好兩個作用。我國產業發展和結構升級取得的成就，是政府和市場充分互動的結果，是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充分發揮市場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結果。這其中，中國式產業政策通過補貼、稅收、法規等形式直接支持、扶持、保護或者限制某些產業發展，以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實現經濟趕超，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巨大成就功不可沒。既符合中國國情，也是美國、日本、德國等已開發國家的通行做法。
深化體制改革，有效激發市場主體的發展活力和創造力。改革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緊扣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矛盾和瓶頸制約，聚焦產權制度改革、商品和要素市場改革、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這四大重點領域，出台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逐步建立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構建公平競爭、透明開放的市場環境，有效保護和激發了各類經濟主體的創新積極性，為產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環境(何立峰，2018)。
擴大對外開放，堅定不移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開放合作是我國產業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我國開放遵循由點到面循序漸進的開放路徑，從沿海起步，由東向西漸次推進，最終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我國堅持引資引技引智並舉，在引進外資的同時，不斷擴大先進技術、理念、人才、經營管理和模式等「溢出效應」，並把開放的大門越打越開，開放領域從製造業逐步向農業、服務業延伸，市場准入條件不斷放寬，加快形成高水平深層次開放新態勢。我國還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 相結合，在提高「引進來」質量的同時，加快推進「走出去」步伐，特別是十八大以來，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引領，不斷創新對外合作內容和方式，加大國際產能合作力度，推動我國從貿易大國到投資大國、從商品輸出到資本、技術、服務輸出轉變，深度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通過技術創新引領產業升級。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我國向來高度重視技術創新在產業發展中的作用，早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就提出「科學技術就是第一生產力」。隨後，我國先後制定了「科教興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等一系列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創新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國在科技研發投入、重大創新平台建設、區域創新體系完善、創新人才培養、科技成果轉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升級版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政策，積極構建富有活力的創新生態和環境，激發全社會創新創業活力。
未來方向前瞻。
改革開放40年，我國產業發展取得輝煌成就，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國產業發展總體仍處於全球價值鏈中低端水平，新動能規模較小，傳統產業改造提升任重道遠，主要領域關鍵核心技術缺失，大而不強、大而不優等問題仍然很突出。下一步要按照黨的十九大的部署，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條主線」、面向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加快推動質量、效率和動力「三大變革」，著力構建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四個協同」的產業體系，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增強我國產業的競爭力和整體實力。
一是堅持「一條主線」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努力增加制度供給，加快完善現代產權制度，保護和激發企業家精神，最大程度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繼續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通過財稅、金融、投融資、戶籍制度等方面改革，促進要素自由流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繼續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農業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推動鄉村產業振興。抓好重點領域去產能，統籌做好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各項工作，加快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以智能製造為主攻方向推動產業技術變革和優化升級，推動製造業產業模式和企業形態根本性變革，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促進新動能持續快速發展，推動生產、流通、消費模式深刻變革，在中高端消費、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更多新增長點。
二是面向「兩個市場」充分利用全球市場資源。要堅持產業為民，發揮國內市場規模巨大優勢，牢牢把握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持續提升產業結構、質量和效益，為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堅實保障。同時，進一步完善對外開放體制機制，對接全球高水平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和做法，縮短負面清單長度，加快建設自由貿易港，促進外貿優進優出，提升傳統優勢產品出口競爭力，推動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融合發展。持續舉辦進口博覽會，搭建與世界深化開放合作的新平台，不斷增強全球技術和產業創新資源整合能力。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外資市場准入，擴大服務業和一般製造業開放。完善走出去服務保障機制，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促進國際技術和產能合作，推進重點產業領域國際化布局，支持企業更好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
三是加快「三大變革」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要適應階段變化，調整經濟發展的考核指標，從原來主要考核經濟增長速度、規模等數量指標轉向考核全要素生產率、稅收貢獻、就業、利潤等經濟發展質量指標。要系統推進先進制造、壟斷行業、流通等領域改革，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數字信息、高端研發、商務服務等高生產率行業，以高生產率行業替代低生產率行業，實現整個國民經濟行業效率提升。要推進壟斷行業、國有企業和要素市場改革，優化資源配置，提高人力資本素質，激發土地、金融等要素活力，全面提高經濟的投入產出效率。要深入推動流通革命，加強智慧流通基礎設施建設，拓展「網際網路+流通」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新品牌，打通流通「中阻梗」，切實提高流通效率。通過質量變革提高我國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培育形成「中國品牌」，獲取更大的市場規模和附加值，推動我國產業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提高的重大轉變。通過效率變革強化設計和新產品研發，著力培育自主品牌和打造營銷網絡，推動我國產業由單純加工製造向設計、研發、品牌、服務等價值鏈中高端延伸，提升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通過動力變革著力將產業發展動力從要素驅動轉向技術和創新驅動，推動中國製造向「中國智造」和「中國創造」 轉變。
四是促進「四個協同」構建有競爭力的產業體系。要改革現有科技體系，真正釋放科研人員活力，提高企業科研決策話語權，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金介用深度合作、軍民融合、開放共享的創新體系，著力攻克一批制約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興產業發展的「卡脖子」技術和關乎未來發展的前沿技術。繼續開放創新，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引進國際領先企業，獲得知識與技術的溢出。要加快現代金融要素培育。支持現代金融機構通過資本紐帶構建產業鏈上下游協作互動的產業生態圈，發揮現代金融的資本媒介功能、跨期風險配置、財富管理、併購重組和高效支付服務等功能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促進各類生產要素優化配置，分散科技創新和創業風險，從而促進科技創新和實體經濟發展。要加大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厚植創新沃土，重點加強企業家人才、科技領軍人才、中高端技能人才等「三類人才」的教育和培養，吸引和培育一大批有經驗和影響力的復合型創新創業領軍人才和團隊投身實體經濟發展，實現人力資本積累和產業發展協同。同時，通過重塑產學研合作機制，改革不合理的金融體制和教育體制，破除制約要素流動的不合理障礙，優化要素配置，提升要素效率，增強人力資本提升與產業發展的協同性，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能，形成實體經濟與高端要素協同發展的有效機制。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產業發展成就回顧。
改革開放40年是一幅波瀾壯闊的畫卷，人們可以從很多角度對其歷史進程和成就進行解讀。如，黃群慧(2018)以市場化改革為階段劃分標準，梳理中國產業結構變化和要素變革，把40年改革開放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探尋階段(1978-1993 年)，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完善階段(1994-2013年)，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新時代(2013年之後)。王岳平(2018)從產業結構演變的角度劃分為四個階段，一是改革開放初期至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的產業結構「撥亂反正」階段;二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上世紀末以消費升級驅動的輕工業為主導的階段，中國產業結構基本上步入了正常演變的軌道;三是21世紀頭10年以投資主導的重化工化階段;四是2013年以來以追求高質量為主要特徵的高加工度化與服務化階段。這裡試圖從驅動力的角度進行劃分，重點分析不同時期產業發展的動力源泉及階段特徵。主要包括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2000年)，是一個以加快改革為動力釋放改革紅利的發展階段;第二個階段(2001-2012 年)，是一個以擴大開放為標誌釋放開放紅利的發展階段;第三個階段(2013年以後)，是一個以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釋放創新紅利的產業發展新時代。
(一)1978-2000年：以加快改革為主要動力階段。
1978年改革開放一聲驚雷在安徽小崗村拉開序幕。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改革開放的總基調，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980年，城市改革全面展開，重點是土地改革、國企改革、科技體制改革等，逐步放開搞活、釋放巨大的生產力。並在創辦經濟特區方面，鼓勵「殺出一條血路」。到1992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基本確立。隨後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也明確了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技術市場和信息市場等市場體系培育的要求，促進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這一階段，長期以來束縛我國產業發展的思想、理念和體制機制障礙得到極大掃除，全社會生產力和產業發展活力得到極大釋放，除少數年分外，經濟得到快速增長，產業結構明顯優化，產業體系逐步完善。
從經濟總量看，這一時期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得到快速躍升，從1978年3678億元增長到2000年的超過10萬億元，跨越了兩個數量級。按gdp排名，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位次穩步提升，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高，從1978 年的第10名上升到第6位，提升了4 個位次。
從產業結構看，這一時期我國產業結構明顯優化，三次產業結構從1978年的27.7：47.7：24.6調整至2000年的16.4:50.2：33.8，呈現出快速工業化的特徵。分行業看，在改革開放初期，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紅利效應，農業制度變革的驅動力顯著，農業勞動生產率提升顯著，從1978年的353元/人快速增長到1985年的820元/人，增加了1.3 倍，這一時期第一產業占gdp比重也比較高，由1978年的27.7%上升到1984年的31.5%，期間，1982 年達到最高點，占gdp的32.8%。此後，隨著工業化的深入推進，農業占比才逐漸下降，2000年已降至16.4%，約為1982年的一半。工業占比穩中有升，內部結構不斷優化。總體上矯正了計劃經濟時代重工業優先戰略造成的結構失衡特點，形成了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驅動的紡織、縫紉、服裝、食品等輕工業為主導的經濟增長，輕工業在工業中的比例1978年為43%，到1981年就已經超過50%，並一直在50%上下波動一直到2000年。第三產業中的商業、飲食、居民服務、交通運輸等領域增長較快，連鎖經營等新業態快速發展，服務業占gdp比重提升超過9個百分點。
從產業體系看，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已經基本建成獨立完整的，有一定競爭能力的產業體系，涵蓋國民經濟各行各業，並保持快速增長，在輕工業領域擁有一批量大面廣的民營經濟產業集群，競爭優勢突出，在重化工業領域，一批國有企業快速壯大，並加快「走出去」部分，做好了擁抱全球大市場，整合全球資源的準備。
(二)2001-2012年：以擴大開放為主要動力階段。
2001年加入wto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非常突出的大事件。事實上，在2000年中國就已將「走出去」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但只有加入wto，融入全球大市場分享全球化紅利，中國製造的成本、性價比、門類齊全和規模化生產等優勢才得到極大的發揮，中國快速成為世界工廠，多種產品出口額躍居世界第一，甚至以高科技產品為口徑的全球出口排名中超過美國躍居第一併保持長期順差，2005年就已超過2000億美元，並加速從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後期邁進。值得一提的是，原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部長石廣生於2001年在多哈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的日子正是11月11日，和現在以電子商務為代表，在全中國範圍內興起並連續多年刷新成交記錄的大型購物促銷狂歡日「雙11」正好是同一天，歷史就是這麼巧合。
從經濟總量看，這一時期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在10萬億元級的平台上繼續快速增長，從2000年10萬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接近54萬億元，增長了4倍多。按gdp排名，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位次實現新的跨越，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第一發動機和重要引擎，並於2010年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位，相比2000 年繼續提升了4個位次。
從產業結構看，這一時期我國產業結構持續優化，三次產業結構從2000年的16.4:50.2:33.8優化至2012年的10.1:45.3:44.6，服務業快速發展，服務業占gdp比重上升明顯，累計提高接近11個百分點，幾乎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農業和第二產業占比分別下降6.2和4.9個百分點。其中，2011年服務業就業人數首次超過第一產業，成為國民經濟中吸納就業最多的產業，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助推器和吸納就業的穩定器。這一階段，我國產業結構呈現出鮮明的重化工化特徵，特別是居民消費升級進入新階段，城鎮居民需求由過去的以吃穿用為主轉向汽車、住宅等耐用消費品為主，帶來產業結構重化工業轉型。與此同時，這一階段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取得巨大成效。加入wto以後，中國出口增長率連續多年在30%以上，到2009年中國出口貨物貿易總量超越德國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占世界貨物貿易總量的比例達到11%(劉偉和蔡志洲，2015)。利用外資額連續多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全球第二，2017年達到1310億美元。
從產業體系看，得益於擴大開放的紅利，中國經濟的外向度極大提升，中國製造業不斷發展壯大，世界23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能見到「中國製造」的身影，2010年以後中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一製造大國，2016年中國製造業占全球比重高達26.7%，幾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國和第三的日本的總和。在聯合國工業大類目錄中，中國是唯一擁有所有工業門類製造能力的國家，在500多種工業品種有220多種產量位居全球第一(魏際剛，2 0 15)。並且，通過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國際分工，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中國產業體系的開放性和全球產業鏈的關聯不斷增強，既快速地推進了自身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進程，又對全球產業鏈的構建做出了巨大貢獻。
(三)2013年至今：以創新驅動為主要動力階段。
黨的十八大以後，中國全面轉向創新驅動發展，創新成為新發展理念之首和推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著力破除一切制約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和創造潛能，強化科技同經濟對接、創新成果同產業對接、創新項目同現實生產力對接、研發人員創新勞動同其利益收入對接「四個對接」，營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明確提出「三步走」戰略目標和發展路徑。
這一時期，我國產業發展呈現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的階段性特徵。從經濟發展看，雖然我國經濟總量突破82萬億元大關，並不斷縮小與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美國的差距，約為美國的66%左右，但中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已經從10%以上的高速區間下降到6%— 8%的中高速增長區間，2013—2017 年經濟增速分別為7.8%、7.3%、6.9%、6.7%和6.9%。從產業結構看，產業結構高級化趨勢明顯，第三產業占gdp比重迅速提升，並成功地實現了「兩級跳」，一是2013 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在三次產業中服務業增加值躍居首位;二是2015年服務業增加值首次超過第一、第二產業之和，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50%大關。2012—2015年，按可比價格計算的服務業增加值增速，分別快於gdp增速0.7個、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速0.8個、工業增加值增速1.0個百分點。到2015年第4季度，服務業增加值的增速連續14個季度超過第二產業增速，連續15個季度超過gdp增速。三次產業結構也從2013年的9.3:44.0：46.7調整至2017年的7.9:40.5：51.6。服務業正在成為新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成為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新依託。
在創新驅動的大背景下，中國產業發展的重點從追求速度向追求質量轉變。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我國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入，「大物移智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生物、新能源革命成果不斷應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改造升級步伐加快。中國創新創業活力強勁，新產業、新動能不斷湧現，並帶動了產業結構、質量和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有利於中國經濟向中高端水平邁進(盛朝迅，2018)。根據最新發布的《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我國在128個經濟體中名列第17位，成為第一個躋身全球20強的中等收入經濟體。從創新投入看，我國研發經費支出繼2010年超過德國後，2013年又超過日本，目前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從創新產出看，我國發表sci論文數量連續8年位居世界第二、發明專利受理數連續7年位居世界首位。我國高科技產品出口占製成品出口比重為25%，排名均高居全球首位。
主要經驗啟示。
40年來，我國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階段變化，始終堅持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遵循「改革—開放—創新」的產業發展邏輯，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不斷調整產業發展戰略，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產業發展和結構升級之路，在世界產業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中國篇章」，積累了很多寶貴經驗。
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係，發揮好兩個作用。我國產業發展和結構升級取得的成就，是政府和市場充分互動的結果，是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充分發揮市場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結果。這其中，中國式產業政策通過補貼、稅收、法規等形式直接支持、扶持、保護或者限制某些產業發展，以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實現經濟趕超，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巨大成就功不可沒。既符合中國國情，也是美國、日本、德國等已開發國家的通行做法。
深化體制改革，有效激發市場主體的發展活力和創造力。改革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緊扣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矛盾和瓶頸制約，聚焦產權制度改革、商品和要素市場改革、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這四大重點領域，出台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逐步建立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構建公平競爭、透明開放的市場環境，有效保護和激發了各類經濟主體的創新積極性，為產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環境(何立峰，2018)。
擴大對外開放，堅定不移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開放合作是我國產業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我國開放遵循由點到面循序漸進的開放路徑，從沿海起步，由東向西漸次推進，最終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我國堅持引資引技引智並舉，在引進外資的同時，不斷擴大先進技術、理念、人才、經營管理和模式等「溢出效應」，並把開放的大門越打越開，開放領域從製造業逐步向農業、服務業延伸，市場准入條件不斷放寬，加快形成高水平深層次開放新態勢。我國還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 相結合，在提高「引進來」質量的同時，加快推進「走出去」步伐，特別是十八大以來，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引領，不斷創新對外合作內容和方式，加大國際產能合作力度，推動我國從貿易大國到投資大國、從商品輸出到資本、技術、服務輸出轉變，深度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通過技術創新引領產業升級。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我國向來高度重視技術創新在產業發展中的作用，早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就提出「科學技術就是第一生產力」。隨後，我國先後制定了「科教興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等一系列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創新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國在科技研發投入、重大創新平台建設、區域創新體系完善、創新人才培養、科技成果轉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升級版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政策，積極構建富有活力的創新生態和環境，激發全社會創新創業活力。
未來方向前瞻。
改革開放40年，我國產業發展取得輝煌成就，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國產業發展總體仍處於全球價值鏈中低端水平，新動能規模較小，傳統產業改造提升任重道遠，主要領域關鍵核心技術缺失，大而不強、大而不優等問題仍然很突出。下一步要按照黨的十九大的部署，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條主線」、面向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加快推動質量、效率和動力「三大變革」，著力構建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四個協同」的產業體系，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增強我國產業的競爭力和整體實力。
一是堅持「一條主線」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努力增加制度供給，加快完善現代產權制度，保護和激發企業家精神，最大程度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繼續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通過財稅、金融、投融資、戶籍制度等方面改革，促進要素自由流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繼續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農業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推動鄉村產業振興。抓好重點領域去產能，統籌做好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各項工作，加快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以智能製造為主攻方向推動產業技術變革和優化升級，推動製造業產業模式和企業形態根本性變革，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促進新動能持續快速發展，推動生產、流通、消費模式深刻變革，在中高端消費、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更多新增長點。
二是面向「兩個市場」充分利用全球市場資源。要堅持產業為民，發揮國內市場規模巨大優勢，牢牢把握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持續提升產業結構、質量和效益，為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堅實保障。同時，進一步完善對外開放體制機制，對接全球高水平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和做法，縮短負面清單長度，加快建設自由貿易港，促進外貿優進優出，提升傳統優勢產品出口競爭力，推動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融合發展。持續舉辦進口博覽會，搭建與世界深化開放合作的新平台，不斷增強全球技術和產業創新資源整合能力。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外資市場准入，擴大服務業和一般製造業開放。完善走出去服務保障機制，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促進國際技術和產能合作，推進重點產業領域國際化布局，支持企業更好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
三是加快「三大變革」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要適應階段變化，調整經濟發展的考核指標，從原來主要考核經濟增長速度、規模等數量指標轉向考核全要素生產率、稅收貢獻、就業、利潤等經濟發展質量指標。要系統推進先進制造、壟斷行業、流通等領域改革，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數字信息、高端研發、商務服務等高生產率行業，以高生產率行業替代低生產率行業，實現整個國民經濟行業效率提升。要推進壟斷行業、國有企業和要素市場改革，優化資源配置，提高人力資本素質，激發土地、金融等要素活力，全面提高經濟的投入產出效率。要深入推動流通革命，加強智慧流通基礎設施建設，拓展「網際網路+流通」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新品牌，打通流通「中阻梗」，切實提高流通效率。通過質量變革提高我國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培育形成「中國品牌」，獲取更大的市場規模和附加值，推動我國產業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提高的重大轉變。通過效率變革強化設計和新產品研發，著力培育自主品牌和打造營銷網絡，推動我國產業由單純加工製造向設計、研發、品牌、服務等價值鏈中高端延伸，提升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通過動力變革著力將產業發展動力從要素驅動轉向技術和創新驅動，推動中國製造向「中國智造」和「中國創造」 轉變。
四是促進「四個協同」構建有競爭力的產業體系。要改革現有科技體系，真正釋放科研人員活力，提高企業科研決策話語權，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金介用深度合作、軍民融合、開放共享的創新體系，著力攻克一批制約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興產業發展的「卡脖子」技術和關乎未來發展的前沿技術。繼續開放創新，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引進國際領先企業，獲得知識與技術的溢出。要加快現代金融要素培育。支持現代金融機構通過資本紐帶構建產業鏈上下游協作互動的產業生態圈，發揮現代金融的資本媒介功能、跨期風險配置、財富管理、併購重組和高效支付服務等功能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促進各類生產要素優化配置，分散科技創新和創業風險，從而促進科技創新和實體經濟發展。要加大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厚植創新沃土，重點加強企業家人才、科技領軍人才、中高端技能人才等「三類人才」的教育和培養，吸引和培育一大批有經驗和影響力的復合型創新創業領軍人才和團隊投身實體經濟發展，實現人力資本積累和產業發展協同。同時，通過重塑產學研合作機制，改革不合理的金融體制和教育體制，破除制約要素流動的不合理障礙，優化要素配置，提升要素效率，增強人力資本提升與產業發展的協同性，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能，形成實體經濟與高端要素協同發展的有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