訟師與秘本：假法律之名[朗讀]

訟師，籠統地講，就是在傳統（舊）社會的法律生活中憑藉膽識與交接辯論之才而專門助訟的人物，因為多不免唆訟、濫訟乃至於奸訟之行徑，又有訟棍之稱。
訟師現象，想必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的鄧析之流。鄧析，春秋時期鄭國人，與「鑄刑書」的子產同時，一般的教材給予鄧析很高的評價，推為律師的鼻祖，本講義不同意這個一般的看法。
據「呂氏春秋·離謂」記載：
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褲。民之獻衣襦褲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目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喧譁。
其中一個具體的事例是：
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祈。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
這種「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的行事「詭道」邏輯，恰是訟師之流的實質與要害之處。故此，鄧析可稱為訟師的鼻祖。
訟師、訟學以及「健訟」「好訟」的風氣至遲在宋代就開始盛行起來。據沈括的「夢溪筆談」記載：
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諜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鄧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之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我們不知道這個「鄧思賢」與春秋之時的鄧析可有瓜葛，但我們可以想見一幕訟師奔走徵逐的熱鬧場景。
此類人物，其中固然有仗義行事、據理抗暴的品行典範，他們當然贏得了百姓愛戴，以治平為事的官府與正統史書對他們也多有肯定；但是，作為一個整體而言，這一類人物卻多為官府所打壓，為正史所貶斥。
他們使筆如刀，「濫訟」「誣告」「唆訟」乃至「奸訟」之事確是他們不能免除的斑斑劣跡，顛倒黑白，圖財害命，故而「刀筆"二字成為他們的代指。
清代學者紀曉嵐在其「閱微草堂筆記」中這樣談及訟師之「刀筆」行徑：
古書字以竹簡，誤則以刀削改之，故曰刀筆。黃山谷名其尺族曰刀筆，已非本義。今寫訟牒者稱刀筆，則謂筆如刀耳，又一義矣。余督學閔中時，一生以導人誣告戍邊。聞其將敗前，方為人構詞，手中筆爆然一聲，中裂如劈，恬不知警，卒及禍。又文安王岳芳言：其鄉有構陷善類者，方具草，訝字皆赤色。視之，乃血自毫端出。投筆而起，遞輟是業，竟得令終。余亦見一善訟者，為人畫策，誣富民誘藏其妻，富民幾破家，案尚未結，而善訟者之妻，竟為人所誘逃。不得主名，竟無所用其訟。
此中是非，是我們今日法治建設大業中所應當引以為鑑的話題。
訟師行狀：移花接木，使筆如刀。
訟師事跡主要出現在一些筆記小說和文藝作品中。這樣的記載不免有誇張之詞，刀筆、挑唆、扛幫、漁利分肥等字眼所在多有，但這在一定意義上講也正突出了傳統訟師在世人心目中的典型形象。他們的群體特性，首先在於其真真假假逢場作戲的功夫。如，清人徐珂編撰的「清稗類鈔」一書中，有一楊姓訟師的故事：
楊某，逸其名，崇明人也，而居於吳門。陰險而多謀，凡訟事，他人所不能勝者，必出奇以勝之。吳人某吝而多財，微時曾貸某孀婦金，後某富而婦轉貧，屢換券索償，某不與，婦窘甚，乘幕縊於其門。某知之，急遣人邀楊。楊至，則與其僕從作摴蒱戲，意殊閒暇，某固求計，楊曰：「若畏之乎？盍解之下。」某如其言。久之，楊逸興遄飛，若無事者，某又促之，楊曰：「若果膽怯，無寧仍懸之。」某復從之。楊囑其閉門，勿復啟。強某與共戲，且曰：「事易為耳，毋以忐忑敗清興。」天明，里正過其門，見之大駭，叩扉而入，詢某以故，某如楊所教，答以不知，即偕 里正往，首於官。未幾，吏役至，而婦之家人亦來，以索逋不償冤憤屈死求昭雪。官驗婦頸有兩縊痕，疑為移屍謀陷，遂釋某而反坐，蓋皆楊有以致之也。楊既業是致富，飽食暖衣，逸居無事者久，乃返里作終老計。
這種移花接木、偽造事實的手段，顯然違背人情正理。而這種靠著機智設局而拖人耳目的。
————————。
本文摘編於「循吏與訟師——傳統法律工具主義情勢中的對壘」，原載於「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十二講：一場基於正義與秩序維度的考量」。作者袁瑜琤，法學博士，任教於煙台大學法學院。
文章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