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正不居功 做事不爭名——民國法學家居正先生小記[朗讀]

《公羊傳·隱公三年》記載：「君子大居正。」推考「居正」二字之源，即是「遵循正道」之義。用現代法律術語來說，就是「公平正直，居中裁判」，法官最基本也是最高的法律素養不外乎斯。
民國時期，恰恰有這樣一位法官，不僅名也「居正」，且行也「居正」，擔任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的16年間，他居正而不居功，勤於做事不爭名，以愛國之心和救國之志，銳意投身於司法改革。
於「西方新法不好用，中國舊律不能用」的法律空檔期，排除萬難，居正先生創新性地確立了「成文法」和「判例法」混合使用的理論和運行機制。拒舊迎新，「以發展生活為出發點」，不僅滿足了社會轉型期民眾對法律的需求，同時也讓判例價值重耀光輝。
融貫中西 踐行司法
居正先生（1876年-1951年）生於清末，自幼聰穎好學，文采卓然，詩詞歌賦甚佳，國學基礎深厚。居正先生得中秀才之後，屢應鄉試不售，在友人陳干勸說之下，於1905年遠渡日本東京求學，就讀日本法政大學預備部，1907年，入日本大學本科習法律，通過在日本精研歐美和西方法典，開拓了先生的法學視野，知識結構融貫中西，也得以法律之學致力於國內法制之構建，司法之改革。
留學日本期間，居正先生加入中國同盟會，成為孫中山先生的得力幹將。先後參與組織了辛亥年間的武昌起義，在反袁鬥爭中擔任東北軍大司令，隨孫中山先生參加護法運動，豐富的革命鬥爭經歷奠定了先生在國民黨內的元老地位。其後居正先生曾連續出任國民政府委員、司法行政部部長、最高法院院長、司法院院長等一系列顯赫的司法要職。學貫中西的法律知識、豐富的法律實踐、成一家之言的法律思想，使居正先生在中國法律近代化建設和改革工作中建樹頗多。
致力改革 著作頗豐
近代中國內憂外患，處於社會大變革的十字路口。對於中國出路的考慮，是當時知識分子心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居正先生認為，「至建國之道，經緯萬端，欲求庶政之推行、國民之振作，根本大計，舍法治莫由」。基於此種認知，居正先生在中國近代法制改革的道路上篳路藍縷，上下求索。
居正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任職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兼最高法院院長的時間長達16年，在這一時期，他對法律改革工作做了很多探索和努力，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司法改革方案。
居正先生一生堅持孫中山先生之遺命，堅持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改良中國法制；大力推行中國的立法改革，制定公布《法院組織法》，規定在全國各地普設法院，實施三級三審制度；公布《行政訴訟法》，建立了行政訴訟制度；堅持「以憲治國」，用法制改良中國政治；普設各級法院，改革沿襲已久的行政、司法不分的舊制；倡導「人人平等」；積極推行中國收回治外法權；在死刑的存廢問題上亦有很深見諦。
先生生前著有《辛亥親歷記》《辛亥首義之前因後果》《梅川日記》《為什麼要重建中國法系》《辛亥禮記》《居覺生先生全集》《張振武死義事》《梅川譜偈》《清黨實錄》等。這些著作對我們了解民國歷史，做好今日的法制建設不無裨益？
滄海一粟 思想創新
居正先生法律思想之深邃、涉獵之廣闊，難以通過短短數行展示出來。這裡擇其滄海之一粟，以居正先生確立和推行「成文法」與「判例法」相結合的「混合法」理論和運行機制來淺顯地發掘與探賾。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六法」的頒布和實施彌補了北洋政府時期正式官方法律的空白，但囿於成文法的局限性，判例再一次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於「成文法」與「判例法」的關係上，居正先生曾有段精妙的論述：「例與法之關係，至為密切，實相輔而行。法簡而例繁，法具條文，例征事實。法為死條，例乃活用。法一成而難變，例以漸而有加。蓋法猶經也，例猶傳也，不講傳無以通經。法猶兵書，例為戰績也。法猶醫方，例則醫案也。僅讀兵書者，不可以用兵；只記醫方者，不可以治病。僅知法律專條者，不可以聽訴訟。」居正先生更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西方法律發展趨勢、現實生活需要三個方面論述了「混合法」在我國司法界確立和實施之必要。
判決例久行於我國。自漢代以來，有決事比、決事比例等目，所謂「決事比」，《周禮·秋官·大司寇》疏稱：「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由此可見，當沒有法律明文規定時，通常援引決例進行斷案。
其後，魏有科、晉有故事、後周有刑書要旨與律兼行，梁陳取故事為科，隋則律令格式並行；至唐，於律令格式外又將制敕欽定為例；至宋則有諸如熙寧法寺斷例；到元，《大元通志》明確將斷例附入其中；清朝法曹高度重視「判例」，將其視為斷案的要旨。雖然「決事比」、「判例」與我們今日所言的「判決例」並不完全等同，但從歷朝歷代國家規定上，律例並行在我國由來已久，並且得到了下級政權和民眾的信服。
究其原因，我國是「禮治」社會，禮俗是支配人們行為的重要準則之一，「禮為里、法為表」的禮法關係決定了禮俗中的「應為」和「不應為」是「律法上尋得解決」的根據。歷史上的「春秋決議」，與其說是用儒家思想改造司法活動，不如說是在恢復古已有之的審判方法：判例法。基於這樣的歷史事實，居正先生指出，「司法向來已經取得創造法律之權威」，「判例勢力之偉大，實無可爭辯」。
眾所周知，世界上有兩大法系，「成文法系」和「判例法系」。大陸法系重視成文法典，英美法系重視判例，兩大法系各有所長，也有各自不足處。十九世紀末，隨著社會哲學派和自由法學的興起，特別是經世界大戰後，兩大法系之間的壁壘逐漸瓦解，二者出現相互交融、相互彌補的趨勢，並且這種趨勢已經成為世界法制發展的潮流。
居正先生認為民國政府的法制改革應順應這種潮流，以「成文法」與「判例法」的混合法作為法制發展的理論和運行機制。在這種法律構建下，居正先生強調法官應本著「三民主義」的法理，發揮主觀能動性，在熟稔掌握成文法典下，妥善解決法無明文規定或者規定過於寬泛的問題，並不斷創造出合於情理禮法的經典判例，作為判決同類案件的依據。
社會關係人事複雜多變，「一個抽象一般的法律，決不能預料將來事件發生情形之變化，而包舉無遺」。立法過程嚴謹而繁瑣，不可能事事依靠立法，在法律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通過具體、靈活的判例來彌補環境的變化不僅可行而且必要。並且成文法規定本身就有很多無具體標準和形態的原則，如對犯罪分子加重或者減輕處罰情節的適用上，這些現實需要都給法官的自由裁量創造了空間。
持躬接物 朴誠本色
居正先生生於舊中國，身上有著中國文人特有的風骨：以救國為己任，對名利淡泊。先生身居高位，久經宦海，但先生愛國愛民，始終牢記孫中山先生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政治綱領。在抗戰時期，他不僅親赴滇、黔、桂、湘、粵、鄂、贛等前線，慰問將士，鼓舞士氣，而且將愛子送往前線殺敵，女兒居瀛棣和女婿祁式潛在抗戰最危及的情形下投身了中國共產黨，先生家教可見一斑。
先生致力法學教育，與女婿張驚聲聯手創辦淡江英專。即便在國民黨後期，由於政治原因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先生也始終沒有忘記救國之志，發表《辛亥首義之前因後果》等文，繼續向民眾解釋推行憲制對於實現中國獨立民主的必要性。他為推進當時中國法制的變革盡忠職守，並做出一定的積極貢獻。雖然他曾胸懷大志，積極追求法治社會的實現，但由於時代限制，其政治抱負、法律思想也難以實現。
居正先生曾贈予辛亥老人喻育之一副對聯，上聯是：「向高處立，望遠處走，尋平處坐」；下聯是「存上等志，做中等人，享下等福」。語言平實，志趣高遠，淡泊寧靜，發人深省。這不正是居正先生一生的自我寫照嗎？
久經政海波濤，常處熱鬧場中，而能保持如此心境，如此風骨，此乃居正人格魅力之所在。當時上海同仁評價居正先生曰：「先生澹泊為懷，不求名利。雖連任司法院長十餘，而持躬接物，從來少變其朴誠本色。是真布衣卿相、民主鬥士。」斯言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