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十一五」初期宏觀調控表現的是「有保有控」的特點。中央政府一方面推出包括土地、金融、市場准入等方面政策的組合拳，加快結構調整，防止經濟增長過熱;另一方面，通過出台減免農業稅等一系列惠農政策，著力加強農業等國民經濟中的薄弱環節。在開局之時，我們收穫了兩個好年景。2006年國民經濟實現了高增長與低通脹的理想搭配;2007年雖然通脹問題逐漸凸顯，但國民經濟仍延續了平穩增長的好勢頭，財政收入、企業收入、城鄉居民收入齊頭並進，都收穫滿滿。
正當國民經濟開始步入又好又快軌道時，突然襲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又打亂了中國發展的步伐和節奏。
前所未見的困難，前所未見的挑戰，前所未見的精彩!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驚濤駭浪，黨中央、國務院「變壓力為動力、化挑戰為機遇，連連出手，果敢應對。領先於其他國家，中國率先推出了力度最大的刺激經濟的一攬子計劃，速度之快，規模之大，配套之全，前所未有。出手快，出拳重，中國經濟一路下滑的勢頭被止住，從2009年一季度的6.1%，逐季回升到年末的近9%，畫出一個精彩的「v」形走勢。最難能可貴的是，在「保八」之戰中，結構調整也未松弦。4萬億元的投資重點鎖定經濟發展薄弱環節，鎖定民生相關的領域，重點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也相繼推出。
從2006年到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實際增長11.4%，比「十五」時期年平均增速快1.6個百分點。今年上半年，又保持了11.1%的增長。與此同時，節能減排也在穩步推進。與2005年相比，2009年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累計分別下降9.66%和13.14%，「十一五」二氧化硫減排目標提前一年實現，化學需氧量減排目標提前半年實現。「十一五」前4年，全國萬元gdp能耗累計下降15.61%，年均降幅為4.15%。前不久，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在總結和介紹「十一五」期間節能減排情況時表示，為實現「十一五」目標，我國在結構節能方面，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在第二產業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使產業內部結構進一步優化;在淘汰落後產能方面，「十一五」前四年，我國共淘汰小火電機組6000多萬千瓦，淘汰落後煉鐵產能8712萬噸、煉鋼產能6038萬噸、水泥產能2.14億噸。
事實上，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傳統工業國家、「世界加工工廠」，一度消耗著世界上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鋼鐵和70%左右的油氣，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儘管節能減排、治污降耗、淘汰落後已成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但五年內實現「單位gdp能耗降低20%，依然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為此，中央在此期間投資2000多億元用於節能環保工程，進行節能減排技術改造。而這些投入只占全國節能環保總投資的10%至15%。
在中央和各級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節能減排取得積極進展，能源利用效率明顯提高。「十一五」前四年，在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3.5%的基礎上，規模以上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累計下降20.76%，累計實現節能量5.3億噸標準煤。與此同時，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下降9.66%，二氧化硫排放總量下降13.14%，為實現全國完成單位gdp能耗及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目標奠定了重要基礎。
從目前情況看，「四項指標中後三個到年底經過努力都能實現，但完成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的目標，還面臨很多困難和挑戰」，解振華說。但他同時表示，「一定會努力完成節能減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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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問題如何看待的形勢與政策論文2500字[朗讀]
摘要：當前國際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各種複雜的不確定和非傳統因素分化演繹,為中國的國家發展和對外交往提出了新的難題,在這種情況下,認清形勢,明確目標、思路變得尤為重要。儘管世界局勢的複雜性和變化性在加劇,但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
關鍵詞：國際形勢;外交;合作;共同體。
我們拋開意識形態之對立不言，單就國家的利益博弈而論。中國，目前處於守勢，而日本，美國之類的國家則是出於攻勢。他們視中國為未來國際地位的最大挑戰者，那正是因為近年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舉世矚目，成為21世紀真正的世界大國，才使他們對中國的崛起虎視眈眈，警惕加倍。
就意識形態、社會體制而言，中國目前仍處於轉型期，相當於落後世界先進主流50年。但是這種逐漸形成的並且正在完善的社會體制一旦崩潰，勢必將動亂頻仍，民不聊生。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對外為韜晦策略，而在目前形勢之下，已轉為主動突圍。
2006年11月初，在北京舉行的中非數十國論壇足以見證了中國的國際發展戰略方針:是以新時代的步伐在邁進，是以尋求外部合作為主的外交政策。
對當前的中國而言，最大的國際問題莫過於台灣和朝鮮問題。台海局勢，關乎世界格局，牽涉中、美、日、俄世界各極，這也是中國和平統一的關鍵關口。而對中國台灣的回歸有極大異議和阻力的無疑是美國和日本，他們與台灣。
「淵源」頗深，單在目前的局勢下，大家都在觀察對方的舉動，以伺機獲得主動。恰恰中國與日本在東海問題上也是糾葛不休，另外，日本首腦「拜鬼」也時常引發中國民眾被屠殺時留下的傷痛。那麼，現任日本信任首相安倍是否將依照自己的承諾不再參拜「神社」，是否有與中國修好之意，中日真能合作開發東海能源嗎?台灣問題在好的發展趨勢之下日本還會如此干涉嗎?我們均不得而知，更有待觀察。
當然，還有多年來一直充當台灣「老大哥」--美國，它是「割捨」，還是將要採取什麼奇異的干預對策，它在「霸主地位」之上將給於台灣什麼樣的支持，我想它連自己也不知道。因為這是一個互相牽制的時代，誰也不希望為了局部而危害全局，更不想在國際上落下有損威信的罵名？
朝核問題，最終結果如何，將取決於中、美、日、俄、韓、朝的六方再次聚頭。而中國，在朝鮮核問題上存在著許多憂慮，從立場上很難做到像美國那樣「超脫」。50多年來，朝鮮至少在對美國、日本、台灣關係等原則問題上沒有出賣過中國。不管朝鮮的內政如何，中國在國際上都不能保持中立，而必須站在朝鮮這個「讓人愛恨交加的傢伙」一邊。
另一方面，在世界大的格局下，美國跟中國一道同為大國，他們一起作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其目標應當更遠大:共同合作，維護一個有利於世界長期和平與繁榮世界體系。美中關係是個「密切而複雜」的問題。
或許，在某些時候，老美會想一些閒不住的做法來對中國進行「圍堵」和「制衡」。比如前不久，美國曾遊說韓國和日本加入「北約」，在這之前還勸說過澳大利亞，這不都是為了擴大自己的「霸權」而向中國和俄羅斯逼近嗎？
而中俄目前的關係僅止於「互有所需」這一極其表面而又脆弱的層面，並隱藏著深層的風險。這一深層風險就是，隨著兩國的相繼崛起，雙邊關係可能會再次面臨「變」的格局。但是，在對待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圍堵」時，中俄將會毫無疑問的「對外」。
在美國與歐洲諸國看似親密的關係漸行漸遠時，他們也在不知不覺中向中國靠近，歐洲援華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證。他們希望中國變，但是不宜過激，以免引起社會動盪。社會穩定了，也就穩住了歐洲人對中國大片市場的幻想。因此，他們非常關注中國的社會穩定、政治穩定。如果中國的改革不穩定，引起了社會動盪，它所有的投資可能全都泡湯。而保持社會穩定，也正是中國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中歐在將來的合作中一定會走向好的趨勢。
參考文獻：
[1]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譚祟台等《發展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
[4]楊萬鍾主編《經濟地理學導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關鍵詞：國際形勢;外交;合作;共同體。
我們拋開意識形態之對立不言，單就國家的利益博弈而論。中國，目前處於守勢，而日本，美國之類的國家則是出於攻勢。他們視中國為未來國際地位的最大挑戰者，那正是因為近年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舉世矚目，成為21世紀真正的世界大國，才使他們對中國的崛起虎視眈眈，警惕加倍。
就意識形態、社會體制而言，中國目前仍處於轉型期，相當於落後世界先進主流50年。但是這種逐漸形成的並且正在完善的社會體制一旦崩潰，勢必將動亂頻仍，民不聊生。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對外為韜晦策略，而在目前形勢之下，已轉為主動突圍。
2006年11月初，在北京舉行的中非數十國論壇足以見證了中國的國際發展戰略方針:是以新時代的步伐在邁進，是以尋求外部合作為主的外交政策。
對當前的中國而言，最大的國際問題莫過於台灣和朝鮮問題。台海局勢，關乎世界格局，牽涉中、美、日、俄世界各極，這也是中國和平統一的關鍵關口。而對中國台灣的回歸有極大異議和阻力的無疑是美國和日本，他們與台灣。
「淵源」頗深，單在目前的局勢下，大家都在觀察對方的舉動，以伺機獲得主動。恰恰中國與日本在東海問題上也是糾葛不休，另外，日本首腦「拜鬼」也時常引發中國民眾被屠殺時留下的傷痛。那麼，現任日本信任首相安倍是否將依照自己的承諾不再參拜「神社」，是否有與中國修好之意，中日真能合作開發東海能源嗎?台灣問題在好的發展趨勢之下日本還會如此干涉嗎?我們均不得而知，更有待觀察。
當然，還有多年來一直充當台灣「老大哥」--美國，它是「割捨」，還是將要採取什麼奇異的干預對策，它在「霸主地位」之上將給於台灣什麼樣的支持，我想它連自己也不知道。因為這是一個互相牽制的時代，誰也不希望為了局部而危害全局，更不想在國際上落下有損威信的罵名？
朝核問題，最終結果如何，將取決於中、美、日、俄、韓、朝的六方再次聚頭。而中國，在朝鮮核問題上存在著許多憂慮，從立場上很難做到像美國那樣「超脫」。50多年來，朝鮮至少在對美國、日本、台灣關係等原則問題上沒有出賣過中國。不管朝鮮的內政如何，中國在國際上都不能保持中立，而必須站在朝鮮這個「讓人愛恨交加的傢伙」一邊。
另一方面，在世界大的格局下，美國跟中國一道同為大國，他們一起作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其目標應當更遠大:共同合作，維護一個有利於世界長期和平與繁榮世界體系。美中關係是個「密切而複雜」的問題。
或許，在某些時候，老美會想一些閒不住的做法來對中國進行「圍堵」和「制衡」。比如前不久，美國曾遊說韓國和日本加入「北約」，在這之前還勸說過澳大利亞，這不都是為了擴大自己的「霸權」而向中國和俄羅斯逼近嗎？
而中俄目前的關係僅止於「互有所需」這一極其表面而又脆弱的層面，並隱藏著深層的風險。這一深層風險就是，隨著兩國的相繼崛起，雙邊關係可能會再次面臨「變」的格局。但是，在對待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圍堵」時，中俄將會毫無疑問的「對外」。
在美國與歐洲諸國看似親密的關係漸行漸遠時，他們也在不知不覺中向中國靠近，歐洲援華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證。他們希望中國變，但是不宜過激，以免引起社會動盪。社會穩定了，也就穩住了歐洲人對中國大片市場的幻想。因此，他們非常關注中國的社會穩定、政治穩定。如果中國的改革不穩定，引起了社會動盪，它所有的投資可能全都泡湯。而保持社會穩定，也正是中國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中歐在將來的合作中一定會走向好的趨勢。
參考文獻：
[1]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譚祟台等《發展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
[4]楊萬鍾主編《經濟地理學導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摘要：社會政策轉型是對社會轉型的積極回應。基於福利標準和統籌範圍兩個維度可以構建出中國社會政策轉型的四階段模型。其中，社會政策階段以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為源起，社會公共政策階段起源於社會政策理念與質量的全面提升。社會政策轉型原因有三點：社會問題倒逼頂層設計;城鄉差距阻礙長遠發展;生存需求轉向發展需求。社會公共政策的基本屬性表現為延續性、適度性和共享性。社會公共政策的轉型特徵從宏觀層面體現為價值理念與行動體系協同轉型，從微觀層面體現為政策質量的全流程再造。中國依舊處於社會公共政策階段，需要從以下四點繼續夯實政策基礎：政策理念上要主體多元，權責分明;政策方法上要積極防範，主動作為;政策內容上要適度普惠，突出重點;政策目標上要機會共享，立足發展。
關鍵詞：政策轉型;社會政策;社會公共政策;福利標準;統籌範圍。
中圖分類號：d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7168（2020）05-0051-10。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標誌著我國進入一個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社會轉型包含社會體制轉變、社會結構轉變和社會發展階段轉變三重含義[1]，由於社會轉型具備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變遷發展的特徵，因此它和社會現代化是同義的[2]。
社會政策轉型是對社會轉型做出的積極回應。從社會轉型與社會政策轉型的雙向互動視角出發，徐道隱提出中國社會政策面臨著向規範轉型、價值轉型、制度轉型和行動體系轉型的四維視角[3]（pp.15-19）。李培林認為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其核心是以人為本，要求發展型社會政策與其對接[4]。王思斌基於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提出「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努力實現三者有機統一」的新思路，提出了托底型社會政策概念[5]。托底與發展體現了社會政策理應具備的保基本與促長遠的功能屬性。從社會轉型背景下的社會政策線性發展視角出發，王春光構建了基於權利和需要的二維分析框架，推演出從兜底保障到多元參與的社會政策階段性演變邏輯，認為中國的社會政策剛剛邁過兜底保障和適度普惠階段，正在向高級普惠階段邁進[6]。李迎生從國家、市場角色變化的角度將我國社會政策發展演變分為「國家統攬型社會政策（1949-1978年）」「市場主導型社會政策（1979-2002年）」和「國家主導型社會政策（2003年至今）」三個階段[7]（pp.338-360）。景天魁則認為中國社會政策自改革開放以來完成了從平均主義到差別主義再到發展與公正統一的理念轉變[8]，但是他並不贊成以改革開放為界劃分社會政策階段，而是認為觀察中國社會政策的成長要以其本身的獨立性和完整性為標準，依此將中國社會政策發展劃分為依附於經濟政策的社會政策階段（1949-2002年）、與經濟政策並立發展的社會政策階段（2003-今年後的某一時期）、社會政策處於主導地位的高級階段[9]。王思斌也認為新中國的社會政策發展經歷了1978年之前數量少、作用弱的無自性階段，1978年到20世紀末的附屬於經濟政策的低自性階段，以及21世紀以來保基本民生福祉和制度化的中自性階段[10]。以上關於中國社會政策的轉型研究基本遵循「國家-市場」的權力分配邏輯，認為社會政策是國家與市場關係不斷調整過程中的工具性產物。
以往研究將社會轉型作為社會政策轉型的時代背景具有一定合理性，因為社會轉型是社會政策轉型的必要前提，任何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離不開特定社會環境的影響。但是問題在於社會政策是為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社會公正、增進社會福利而制定的原則或方針，其存在是以獨立的社會子系統為前提的，而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是一個「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的總體性社會，並不存在獨立的社會子系統，因此也不存在獨立的社會政策理念。實際上，中國社會政策源起於1978年改革開放，此後一段時期可以被看作是社會政策階段，隨著2002年以來一系列體現新理念的政策出台，中國社會繼而邁向社會公共政策階段。筆者基於國內外已有研究，首先構建起中國社會政策發展的四階段模型，進而探究中國社會政策轉型發展的具體表現和轉型原因，然後提出社會公共政策的概念與轉型特徵，最後對社會公共政策的發展提出了學理上的新要求。
二、中國社會政策轉型：
模型建構與經驗檢視。
（一）社會政策發展的四階段模型。
西方社會政策學家提出的社會政策類型學理論和公民權利理論，對解釋社會政策發展演進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對劃分中國社會政策的發展階段也提供了重要理論借鑑。
構建社會政策類型學的最初嘗試來自於威林斯基和萊博爾提出的「補缺-制度」模型。這一模型將社會政策分為補缺型和制度型兩類[11]。補缺型社會政策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指導，奉行簡單的、有限的國家責任說，當家庭、社會組織和市場功能不能滿足最基本的公眾需求時，社會政策才起到兜底作用。1601年英國頒布的《濟貧法》可以被看作是補缺型社會政策的起源。制度型社會政策以社會民主主義為理論指導，堅信國家負有為全體國民提供高水平社會福利的責任，國家應當在社會政策供給中扮演主要角色。1942年發布的《貝弗里奇報告》可以被看作是制度型社會政策的起源，二戰後普遍建立起來的福利國家是制度型社會政策的基本標誌。蒂特馬斯擴展了「補缺-制度」模型，將績效型社會政策置於原有模型的中間位置[12]（pp.14-16），將個人工作表現等要素考慮進來，兼顧公平和效率，從而擴大了「補缺-制度」模型的解釋範圍。中國社會政策產生較晚、發展較為滯後，但是同樣經歷了與西方類似的統籌範圍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因此統籌範圍可以作為衡量我國社會政策發展的一個重要維度。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學者僅將覆蓋人群規模作為劃分社會政策類型的依據，與此不同，筆者提出的統籌範圍包括了三方面應有之義：一是是否具有排他性;二是是否實現了政策對象的城鄉統籌;三是在何種層次上實現了城鄉統籌。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統籌範圍考慮到了中國城鄉區隔的現實背景，能夠更加本土化地描畫中國社會政策的發展軌跡與轉型特徵。不同於蒂特馬斯等提出的社會政策類型學模型，馬歇爾從公民權利的豐富過程入手提出了公民權三要素，即民事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13]。民事權利主要包括自由權、工作權等，這些權利是在18世紀創立的。以選舉權為標誌的政治權利集中出現在19世紀。公民於20世紀開始謀求涉及自身利益的社會權利，而保障公民的社會權利是福利國家的本質特徵，也是西方國家在20世紀普遍步入福利國家的主要推動因素。西方福利國家的出現是公民權利在較長時期內逐漸發展完善的結果。因此，福利標準應當作為衡量我國社會政策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維度。
基於以上社會政策類型學和公民權利的論述，筆者提煉出統籌範圍和福利標準這兩個維度，以此為標準，區分出了中國社會政策發展的四個階段（參見表1）。
（二）社會政策轉型的具體表現。
中國社會政策發展的四階段理想模型為進一步檢視中國社會政策的轉型與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參考標準，是具體劃分中國社會政策和社會公共政策發展階段的重要工具。
1.社會政策：以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為源起（1978-2002年）。
蒂特馬斯認為社會政策應當從影響公民實際福利的各種機制出發[14]（p.20）。因此，凡是實現了社會福利功能的政策都可以被稱為社會政策。中國從1978年開始實施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社會生產力，促進了農業增產並產生了顯著的減貧意義。據林毅夫測算，1978-1984年中國農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歸因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15]。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有2.5億人，1985年貧困人口下降到1.25億，這是中國減貧歷史上貧困人口減少最多的階段[16]。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具備社會政策的功能並達到了社會政策的實際效果，是社會政策階段的真正開端。1994年1月，國務院公布施行《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規定五保供養的主要內容是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孤兒保教）。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五保供養制度以低水平、保生存的標準使農村極端貧困現象得到根本緩解，但是統籌理念缺失，僅以消除農村地區極端貧弱現象為目標。
為進一步解決農村貧困問題，國務院制定《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決定從1994年到2000年力爭基本解決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五保」供養制度、扶貧攻堅計劃等一系列政策安排的綜合效果來看，在1978-2002年的社會政策階段，中國農村取得的減貧成績是巨大的（參見表2）。
在城市，1997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在全國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1999年正式實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截至2002年底，共有2064.7萬城鎮居民、819萬戶低保家庭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保障水平52元[17]（p.82）。社會政策時期在城市建立的再就業服務中心、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三重保障網有效保證了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也標誌著低水平兜底型的社會政策在城市全面鋪開，但是這種屏蔽農村社會的政策同樣表現出統籌理念的缺失。
2.社會公共政策：社會政策轉型的必然選擇（2002年至今）。
2002年以來，我國農村地區社會保障事業快速向前推進，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健全並向城鄉一體化發展。這一時期的社會政策呈現出積極防範潛在社會風險、致力於城鄉融合發展的顯著特徵，標誌著我國正式邁向社會公共政策階段。從覆蓋人群和推進難度的差異來看，這一時期的社會公共政策又具體表現出初級和高級兩個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這標誌著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正式啟動。2009年，國務院頒布《關於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爭取到今年之前基本實現對農村適齡居民的社會養老保險全覆蓋。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以下簡稱城居保）也從2011年7月1日開始實施。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正式啟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下簡稱新農合）。2007年10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啟動城鎮居民醫保。2009年，新農合已經逐步完善，同時城鎮居民醫保全面覆蓋城鎮非職工人口。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的意見》，要求到2017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大病保險制度。中國農村低保制度的探索始於1994年，但是一直進展緩慢、效果微弱。2007年，國務院正式頒布《關於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標誌著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經歷13年的探索之後得以在全國推行。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鄉統籌發展做出了整體性安排。從政策性質來看，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的城鄉統籌發展體現了非排他屬性和適度普惠原則，屬於社會公共政策高級階段的政策類型。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排他屬性和兜底原則使其只能向高水平兜底方向發展。目前除北京、上海等少數幾個城市之外，其他地區尚未實現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鄉統籌，因此該制度屬於社會公共政策初級階段的政策類型。
除了農村低保制度，「精準扶貧」戰略成為社會公共政策時期黨和政府主動出擊、精準發力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又一重要舉措。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其總體目標是「到今年，穩定實現農村地區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2016年11月，國務院印發《「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提出立足貧困地區資源稟賦，組織農民、企業通過產業發展脫貧，增加貧困戶穩定收入。同社會政策時期的扶貧計劃相比，這一時期的扶貧政策更加強調目標的明確化、手段的綜合化、方式的精細化，扶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更加凸顯出立足長遠發展的融合式扶貧理念，上述特徵都與社會公共政策的要求高度契合。社會公共政策時期一系列立足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的政策產生了顯著效果。根據研究上通用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來衡量，2003-2018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比呈現出穩步下降趨勢。這一時期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絕對增速明顯快於城鎮居民同期水平。從相對值來看，2010年起，農村居民收入增速一直高於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增速水平。
2003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實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改善農民工生產生活條件，這標誌著農民工政策導向發生根本轉變。此後，國家密集出台了大量關乎農民工切身利益的政策規定，涉及工資待遇、工作環境、住房條件、女工童工保護、職業技能培訓、社會保險接續、隨遷子女教育等全方位政策安排[18]（pp.172-173）。針對農民工群體出台的一攬子政策極大提高了農村轉移勞動力的福利待遇，實現了農民工權益的城鄉統籌發展，這突出體現了社會公共政策高級階段應有的適度普惠特徵。
下表呈現了基於福利標準和統籌範圍兩個維度組合下的社會政策發展階段及其舉例，其中，統籌範圍這一維度被細化為是否具有排他性、是否實現城鄉統籌和城鄉統籌層次三個具體標準（參見表3）。
（三）社會政策轉型的背景原因。
中國社會政策轉型外在表現為統籌範圍和福利標準兩個維度的動態調整，而更加深層次的轉型原因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社會問題倒逼頂層設計。社會政策的首要目的是解決社會問題，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所呈現出來的社會問題各有不同，與之相對應的社會政策在理念和方法上也有所差異。改革開放之初，許多社會問題，如農村社會普遍貧窮和城市社會失業問題等，都具有明顯的城鄉分割和職業分異特點，社會政策也表現出碎片化、補救式特徵。隨著城鄉之間人口遷移規模擴大，資源流動化、權益分散化和身份模糊化趨勢日益明顯，原有的社會政策實施理念與方法不再適用於上述新問題、新形勢，因此，具備整合式、精細化特徵的社會公共政策成為解決這一時期社會問題的現實選擇。社會政策轉向社會公共政策正是社會問題轉型倒逼頂層設計調整的具體表現。
第二，城鄉差距阻礙長遠發展。戶籍制度對中國城鄉社會發展帶來的差異化影響是長期性的。改革開放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我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趨向擴大化。以城鄉居民收入比為例，1983年我國城鄉居民名義收入比為1.83，此後該數值呈整體上升趨勢並在2002年達到3.11[19]。迅速擴大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鴻溝顯然不利於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也將給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帶來隱患。2002年以來，國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彌合城鄉差距和促進統籌發展，這與主動防範潛在社會風險、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社會公共政策理念相吻合，成為破解城鄉二元社會發展困境的必然選擇。
第三，生存需求轉向發展需求。由保障基本生存到促進長遠發展不僅是公民個人生活目標的自然提升，也是政府以人為本發展理念的實踐詮釋。改革開放初期，面對普遍貧窮和失業的現實困境，保障公民基本生存和工作權益是首要政策目標，這一時期的社會政策承載了兜底補救功能。隨著公民基本生存問題的根本解決和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公民追求生命價值和自我實現的需求開始出現。國家也具備了進一步提高公民社會福利水平的經濟實力，同時政府的社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也在不斷發展完善，這為社會政策向社會公共政策轉型帶來了歷史機遇，注重系統性和科學性的社會公共政策應運而生。
三、社會公共政策的概念與轉型特徵
（一）社會公共政策的概念。
1.社會公共政策的內涵。
從政策本質特徵看，社會政策主要針對特定貧弱群體而非面向全體公民，具有排他屬性;公共政策因其公共性而無差別地面向全體社會公民，具有非排他屬性;社會公共政策則根據福利供給類型和政策對象規模的實際差異兼具排他性和非排他性，即選擇性排他屬性。從福利傳導路徑看，社會政策通過提高特定群體的個別福利水平促進社會福利水平的整體提升;公共政策致力於通過改善整體社會福利帶動個人福利水平的相應提高;社會公共政策則通過適度提高福利標準和擴大統籌範圍，逐步消滅絕對貧弱和緩解相對貧弱現象，最終提升全體公民的福利水平。從福利標準和統籌範圍看，社會政策主要提供補救性的物質福利，以低水平兜底為標準，強調城鄉分治，缺乏統籌意識;公共政策主要提供寬領域和多層次的全面福利，以高級普惠為標準，實現了高層次的城鄉統籌，覆蓋全體公民;社會公共政策則尋求福利標準與統籌範圍的動態平衡，通過統籌協調高水平兜底和適度普惠兩大理念，實現福利標準由低到高和統籌範圍由小到大的漸進發展。
通過對社會政策、公共政策和社會公共政策諸要素進行比較，筆者認為社會公共政策的內涵可以這樣界定：所謂社會公共政策，就是在中國社會完全消除絕對貧弱現象的基礎上，綜合考量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通過合理提高福利標準、逐步擴大統籌範圍，最終實現全體國民共享社會福利的國家政策。因此，社會公共政策具有延續性、適度性和共享性的特徵。
2.社會公共政策的外延。
通過進一步比較社會公共政策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區別與聯繫，可以廓清社會公共政策的概念邊界，確定社會公共政策在中國社會政策發展連續譜上的合理位置。
社會公共政策初級階段是由社會政策邁向社會公共政策的第一個階段。不同於社會政策階段福利標準低和統籌範圍小的低水平兜底特徵，社會公共政策初級階段通過適當提高福利標準和實現低層次城鄉統籌，將生活質量高於絕對貧弱狀態但是又達不到社會平均生活標準的群體納入政策扶助範圍，在消除社會絕對貧弱狀態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決相對貧弱群體問題，並以根本緩解社會相對貧弱狀態為目標。因此，初級階段的社會公共政策依舊具有排他性，高水平兜底是該階段的主要特徵。
社會公共政策高級階段在初級階段已經有效緩解社會相對貧弱狀態的基礎上，通過退出機制逐漸淡化初級階段的排他性特徵，並進一步提高福利標準和促進更高層次的城鄉統籌，最終實現全體國民共享社會福利。高級階段的社會公共政策將不再具有社會屏蔽功能，而是面向全體公民，其福利標準高於初級階段但是低於公共政策階段，因此適度普惠是這一政策階段的主要特徵。高級階段的社會公共政策雖然實現了更高層次的城鄉統籌，但是受到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條件的限制，還無法達到公共政策階段的全國統籌層次和高標準福利待遇，因此它和高級普惠的公共政策階段也有明顯不同。（二）社會公共政策的轉型特徵。
1.宏觀層面：價值理念與行動體系協同轉型。
價值理念是社會政策的主心骨，關乎社會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目標能否實現。價值理念轉型推動了中國社會政策向社會公共政策轉型，主要體現在福利標準和統籌範圍兩個層面。在國家財力有限的社會政策階段，國家制定較低的福利標準，充分發揮社會政策的排他性和社會屏蔽功能，以補救性和保生存作為救助原則並將解決絕對貧弱問題作為首要目標。此階段，政策統籌理念缺失，城鄉分治特徵明顯。隨著國家經濟能力提升和救助理念完善，低水平兜底的社會政策顯然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國家發展目標相背離。這就要求國家通過適當提高福利標準和適度擴大統籌範圍進一步緩解社會相對貧弱問題，社會公共政策成為社會政策發展的必然方向。初級階段的社會公共政策旨在進一步提高社會相對貧弱群體的生活質量和社會融合能力，縮小社會階層發展差距，政策的排他屬性依舊明顯、屏蔽功能較為顯著。隨著統籌範圍和福利標準的提高，社會相對貧弱群體已經具備了獨立發展和社會融合能力，初級階段的高水平兜底目標已經達成，受助群體應當通過科學合理的退出機制步入社會公共政策高級階段，因此這一階段的政策具有非排他屬性。高級階段的社會公共政策致力於向全體公民提供標準適度的社會福利，體現了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和共同富裕的目標，有利於促進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中國由社會政策邁向社會公共政策的過程，實現了從低水平兜底到高水平兜底再到適度普惠的歷史跨越，這和政策價值理念轉型密不可分。
價值理念轉型指出了社會政策的發展方向，行動體系轉型則為社會政策發展提供了全方位保障，行動體系轉型可從系統化和科學化兩個方面予以理解。從系統化角度看，一是政策類型更加系統化。社會公共政策階段制定了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險體系和社會救助體系，社會保障網初步建成且越織越密。二是政策銜接更加系統化。社會公共政策具有城鄉之間、群體之間和行業之間融合接洽的整合性特徵。三是政策推進更加系統化。社會公共政策立足對象的長遠發展，系統推進初級和高級階段前後接續，以邁向公共政策階段為最高目標。從科學化角度看，一是政策程序更加科學化。社會政策階段主要採取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策略，中央負責決策，地方負責執行，決策和執行相互分離容易造成政策偏差和失靈。社會公共政策更加注重調研和試點，通過廣泛徵求政策對象和地方政府建議，擴大決策信息來源以促進多元主體參與政策議程。二是政策運行更加科學化。社會政策階段對於政策對象的確定、准入和退出機制缺少科學界定標準，政策運行稍顯隨意。社會公共政策階段對政策對象的資質認定和退出標準都有嚴格而明確的規定，並且它還建立了事後跟進機制，確保政策效果達到既定目標。三是政策手段更加科學化。社會政策時期由於技術限制，福利供給形式和內容十分有限。社會公共政策時期可以廣泛藉助信息網絡、社會組織、社會企業等資源豐富福利供給形式和內容，依託多元化手段提高政策效率和效果。行動體系的系統化和科學化轉型有效保障了社會政策穩步邁向社會公共政策階段。
2.微觀層面：政策質量的全流程再造。
從微觀層面看，我們可以從政策制定、政策實施和政策效果等全流程角度對社會政策和社會公共政策兩個發展階段進行系統、全面地比較，藉此凸顯出社會公共政策質量的全面提升（參見表4）。
第一，政策制定階段比較。從政策動力來看，社會政策的制定明顯表現為被動應對。而社會公共政策的制定出台，多為政府主動出擊、積極防範的結果。比如，面對農民工大規模進城就業的事實，國務院聯合多部委及時、密集出台大量政策，用以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這些政策涵蓋了工資、住房、子女教育等各個方面，確保了城鄉居民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從政策自性度來看，社會政策的自性度普遍較低，這一時期的社會政策多以經濟政策的形式出現，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經濟政策的「副產品」，其獨立性和純粹性較差。而社會公共政策都是為直接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而制定實施，不依附於任何經濟政策，能夠獨立實現社會公共政策預期效果，獨立性和純粹性更為突出，自性度更高。
第二，政策實施階段比較。從政策重點來看，社會政策屬於需求應對式的政策類型，社會政策議程由基層向高層傳遞，再由高層篩選出最迫切的需求予以解決，政府承擔的是需求滿足者的角色。而在社會公共政策中，政府是政策過程的主導者，它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社區調研，主動發掘政策對象實際或潛在需求，預先制定配套政策並主動供給，積極迎合居民多樣化的合理訴求，扮演了需求發掘者的角色。從政策實施方式來看，社會政策是粗放式的，一項政策往往覆蓋多個領域並企圖達到多種目標，而且配套政策較少，跨部門協調合作意識較弱。社會公共政策更為精細且聚焦，例如，它會針對老年、病患、貧窮等不同社會群體或社會問題分別制定個性化的措施。政策主管部門更為明確，政策實施中各部門各司其職又緊密配合。政策對象更為精準化，政策目標更為明確化，政策效果更為可視化。除此之外，社會公共政策通過評估、反饋等政策矯正機制使得整個政策周期更為緊湊科學，達成的最終效果也往往超出預期目標。
第三，政策效果階段比較。從政策視域來看，社會政策實施的最重要社會結構背景是城鄉二元體制，該體製造成的城鄉二元身份制進一步強化了政策視域的區隔效果。社會公共政策時期，國家主動轉變發展理念，更加注重機會公平和發展能力建設並主動打破城鄉壁壘，通過部門權力重組、利益協調、提高統籌層次等政策措施力促城鄉社會融合發展。從政策取向來看，社會政策以解決實際存在的貧困問題為政策目標，而社會公共政策以促進社會融合發展為目標。其中，社會保險的城鄉統籌有助於實現普遍意義上的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除此之外，一些政策（如農民工政策）致力於培育人力資本、增加發展機會、共享社會福利，它們體現了社會公共政策的基本價值取向，達到了消除城鄉隔閡、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政策效果。
通過對兩個政策發展階段進行宏觀和微觀比較，我們發現，社會公共政策無論從價值理念上還是實際效果上都比社會政策更加進步。應當指出，當前中國依舊處於社會公共政策階段，社會公共政策的工具效果依舊明顯，發展潛力依舊巨大，社會轉型發展的新時期依舊需要社會公共政策繼續為中國社會行穩致遠保駕護航，而且新時期對社會公共政策如何發揮更大作用提出了新要求。
四、社會公共政策的發展要求
（一）政策理念：主體多元，權責分明。
綜觀福利國家轉型經驗，政府擺脫大包大攬的福利供給制度以鼓勵福利供給社會化，既極大緩解了政府財政壓力又避免了「養懶漢」等不良後果。國家通過完善就業培訓制度來提高公民人力資本、激發公民發展的內生動力，反而促進了政府、社會和公民的共贏。社會公共政策理應堅持主體多元、權責分明的理念，既要切實履行政府職責，充分發揮各級政府在解決就業、養老、扶貧等重點難點問題中的主心骨作用，又要動員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政策議程。例如，扶貧領域要發動多元主體參與，既要完善配套激勵政策，促進資本、技術、人力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自由流動，同時也要發動專業社會組織紮根基層，傳播專業知識，培育貧困人口專業技能，增強貧弱群體文化資本和自主脫貧能力。致力於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社會公共政策不再僅僅依靠政府唱獨角戲就能達成既定政策目標，而是需要在政府的統籌協調下，將政策環境之中的所有相關主體匯聚起來，使他們各司其職、各盡所能，精準發力解決社會問題，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二）政策方法：積極防範，主動作為。
貝克創造性地預言後現代社會將是一個風險社會[20]。不管社會公共政策階段是否已經步入後現代社會，貝克的預言始終提醒我們對社會問題的總體把握與精確預判應當成為社會公共政策的重要方法特徵。社會公共政策應當體現政策制定者的高超預判能力和果斷執行力。2003年「孫志剛事件」促使政府反思已有的城市流浪人員收容遣送政策，並及時以救助管理新規定替代之。這一事件同時促使政府出台了保障農民工遷徙就業等合法權益的新規定，並對農民工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一系列潛在需求進行了精準預判和切實保護，將可能發生的其他不穩定因素及時排解消除。社會公共政策應當發揮糾偏補弊的功能，及時關照到市場、家庭等制度缺位或失靈的領域。政策制定主體既要有防微杜漸的意識又要有體察風吹草動的本領，同時，政策執行過程要真正解決社會潛在風險、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這對政策制定和執行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政策內容：適度普惠，突出重點。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紅利不斷向社會領域溢出，人民群眾也不僅僅滿足於溫飽的基本需要，而是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因此，應當在一些重點領域實施適度普惠型的社會公共政策。適度普惠原則首先應當覆蓋城鄉全體居民，其次不是無限地提高標準，而是要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既要考慮政府財政的承受能力又要兼顧代際公平問題，既要盡力而為又要量力而行，重點是在城鄉統籌和效果落實上下功夫。突出重點原則要求社會公共政策不能仿效斯堪的納維亞模式那種「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保障，而是要重點做好養老、醫療、低保等幾個重點領域。應當指出，中國城鄉二元分割體制積弊已久，社會公共政策實施近二十年來依舊沒有完全打破這一制度壁壘。因此，率先在以上幾個重點領域推行城鄉統籌發展戰略難度已然不小，特別是對於統一城鄉低保制度來說，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將農村的最低生活保障線提高到當地城區的水平，這在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沒有明顯增加且中央轉移支付相對有限的前提下是不容易實現的。突出重點就是要求社會公共政策優先解決最迫切的、直接關乎居民生活待遇的問題，當這些問題不再成為制約城鄉融合發展的突出困境時，再將政策重點擴大到其他領域，這才是穩步推進政策內容落實的上策。
（四）政策目標：機會共享，立足發展。
阿馬蒂亞·森把發展看作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而自由涉及在給定的個人與社會境況下所享有的機會[21]。因此，評判一個社會真正進步的標準理應包括公民所擁有的機會增加的程度，這也應當成為社會公共政策的發展要求。在社會公共政策階段，國家應當保證城鄉居民共享發展機會，保證居民發展的起點公平和過程公平，應當把保障發展機會作為調節社會流動、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和諧的工具來靈活使用。以自由看待發展，那麼機會自由就是獲得發展的必要條件。這種通過分享機會實現社會發展的政策目標類似於吉登斯所說的社會投資國家概念，他在指出西方社會發展的第三條道路時特彆強調，第三條道路應當秉持福利多元主義，政府應當通過繼續教育、技能培訓等方式投資人力資本，通過建設社會投資國家而不是福利國家來增加每一個公民的實際能力[22]。梅志里認為可通過政府統一計劃、平等主義路徑、基本需求戰略和可持續發展等來構築社會福利的發展視角[23]。發展型社會政策理念和社會公共政策的最終目標相契合，這說明實現機會平等、立足長遠發展的政策是國際社會的普遍追求。西方福利國家在經歷了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道路後開始向第三條道路尋求平衡，我國在社會公共政策階段更應當堅持制度自信，基於本國國情走好既定發展道路，借鑑福利國家社會政策轉型經驗並創造性地將其吸收進來，使其為我所用。我們只要堅持機會共享、立足發展的政策目標不動搖，就一定能夠走穩走好社會公共政策階段，為將來邁向高級普惠的公共政策階段打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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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策轉型;社會政策;社會公共政策;福利標準;統籌範圍。
中圖分類號：d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7168（2020）05-0051-10。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標誌著我國進入一個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社會轉型包含社會體制轉變、社會結構轉變和社會發展階段轉變三重含義[1]，由於社會轉型具備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變遷發展的特徵，因此它和社會現代化是同義的[2]。
社會政策轉型是對社會轉型做出的積極回應。從社會轉型與社會政策轉型的雙向互動視角出發，徐道隱提出中國社會政策面臨著向規範轉型、價值轉型、制度轉型和行動體系轉型的四維視角[3]（pp.15-19）。李培林認為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其核心是以人為本，要求發展型社會政策與其對接[4]。王思斌基於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提出「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努力實現三者有機統一」的新思路，提出了托底型社會政策概念[5]。托底與發展體現了社會政策理應具備的保基本與促長遠的功能屬性。從社會轉型背景下的社會政策線性發展視角出發，王春光構建了基於權利和需要的二維分析框架，推演出從兜底保障到多元參與的社會政策階段性演變邏輯，認為中國的社會政策剛剛邁過兜底保障和適度普惠階段，正在向高級普惠階段邁進[6]。李迎生從國家、市場角色變化的角度將我國社會政策發展演變分為「國家統攬型社會政策（1949-1978年）」「市場主導型社會政策（1979-2002年）」和「國家主導型社會政策（2003年至今）」三個階段[7]（pp.338-360）。景天魁則認為中國社會政策自改革開放以來完成了從平均主義到差別主義再到發展與公正統一的理念轉變[8]，但是他並不贊成以改革開放為界劃分社會政策階段，而是認為觀察中國社會政策的成長要以其本身的獨立性和完整性為標準，依此將中國社會政策發展劃分為依附於經濟政策的社會政策階段（1949-2002年）、與經濟政策並立發展的社會政策階段（2003-今年後的某一時期）、社會政策處於主導地位的高級階段[9]。王思斌也認為新中國的社會政策發展經歷了1978年之前數量少、作用弱的無自性階段，1978年到20世紀末的附屬於經濟政策的低自性階段，以及21世紀以來保基本民生福祉和制度化的中自性階段[10]。以上關於中國社會政策的轉型研究基本遵循「國家-市場」的權力分配邏輯，認為社會政策是國家與市場關係不斷調整過程中的工具性產物。
以往研究將社會轉型作為社會政策轉型的時代背景具有一定合理性，因為社會轉型是社會政策轉型的必要前提，任何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離不開特定社會環境的影響。但是問題在於社會政策是為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社會公正、增進社會福利而制定的原則或方針，其存在是以獨立的社會子系統為前提的，而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是一個「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的總體性社會，並不存在獨立的社會子系統，因此也不存在獨立的社會政策理念。實際上，中國社會政策源起於1978年改革開放，此後一段時期可以被看作是社會政策階段，隨著2002年以來一系列體現新理念的政策出台，中國社會繼而邁向社會公共政策階段。筆者基於國內外已有研究，首先構建起中國社會政策發展的四階段模型，進而探究中國社會政策轉型發展的具體表現和轉型原因，然後提出社會公共政策的概念與轉型特徵，最後對社會公共政策的發展提出了學理上的新要求。
二、中國社會政策轉型：
模型建構與經驗檢視。
（一）社會政策發展的四階段模型。
西方社會政策學家提出的社會政策類型學理論和公民權利理論，對解釋社會政策發展演進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對劃分中國社會政策的發展階段也提供了重要理論借鑑。
構建社會政策類型學的最初嘗試來自於威林斯基和萊博爾提出的「補缺-制度」模型。這一模型將社會政策分為補缺型和制度型兩類[11]。補缺型社會政策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指導，奉行簡單的、有限的國家責任說，當家庭、社會組織和市場功能不能滿足最基本的公眾需求時，社會政策才起到兜底作用。1601年英國頒布的《濟貧法》可以被看作是補缺型社會政策的起源。制度型社會政策以社會民主主義為理論指導，堅信國家負有為全體國民提供高水平社會福利的責任，國家應當在社會政策供給中扮演主要角色。1942年發布的《貝弗里奇報告》可以被看作是制度型社會政策的起源，二戰後普遍建立起來的福利國家是制度型社會政策的基本標誌。蒂特馬斯擴展了「補缺-制度」模型，將績效型社會政策置於原有模型的中間位置[12]（pp.14-16），將個人工作表現等要素考慮進來，兼顧公平和效率，從而擴大了「補缺-制度」模型的解釋範圍。中國社會政策產生較晚、發展較為滯後，但是同樣經歷了與西方類似的統籌範圍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因此統籌範圍可以作為衡量我國社會政策發展的一個重要維度。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學者僅將覆蓋人群規模作為劃分社會政策類型的依據，與此不同，筆者提出的統籌範圍包括了三方面應有之義：一是是否具有排他性;二是是否實現了政策對象的城鄉統籌;三是在何種層次上實現了城鄉統籌。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統籌範圍考慮到了中國城鄉區隔的現實背景，能夠更加本土化地描畫中國社會政策的發展軌跡與轉型特徵。不同於蒂特馬斯等提出的社會政策類型學模型，馬歇爾從公民權利的豐富過程入手提出了公民權三要素，即民事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13]。民事權利主要包括自由權、工作權等，這些權利是在18世紀創立的。以選舉權為標誌的政治權利集中出現在19世紀。公民於20世紀開始謀求涉及自身利益的社會權利，而保障公民的社會權利是福利國家的本質特徵，也是西方國家在20世紀普遍步入福利國家的主要推動因素。西方福利國家的出現是公民權利在較長時期內逐漸發展完善的結果。因此，福利標準應當作為衡量我國社會政策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維度。
基於以上社會政策類型學和公民權利的論述，筆者提煉出統籌範圍和福利標準這兩個維度，以此為標準，區分出了中國社會政策發展的四個階段（參見表1）。
（二）社會政策轉型的具體表現。
中國社會政策發展的四階段理想模型為進一步檢視中國社會政策的轉型與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參考標準，是具體劃分中國社會政策和社會公共政策發展階段的重要工具。
1.社會政策：以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為源起（1978-2002年）。
蒂特馬斯認為社會政策應當從影響公民實際福利的各種機制出發[14]（p.20）。因此，凡是實現了社會福利功能的政策都可以被稱為社會政策。中國從1978年開始實施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社會生產力，促進了農業增產並產生了顯著的減貧意義。據林毅夫測算，1978-1984年中國農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歸因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15]。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有2.5億人，1985年貧困人口下降到1.25億，這是中國減貧歷史上貧困人口減少最多的階段[16]。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具備社會政策的功能並達到了社會政策的實際效果，是社會政策階段的真正開端。1994年1月，國務院公布施行《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規定五保供養的主要內容是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孤兒保教）。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五保供養制度以低水平、保生存的標準使農村極端貧困現象得到根本緩解，但是統籌理念缺失，僅以消除農村地區極端貧弱現象為目標。
為進一步解決農村貧困問題，國務院制定《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決定從1994年到2000年力爭基本解決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五保」供養制度、扶貧攻堅計劃等一系列政策安排的綜合效果來看，在1978-2002年的社會政策階段，中國農村取得的減貧成績是巨大的（參見表2）。
在城市，1997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在全國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1999年正式實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截至2002年底，共有2064.7萬城鎮居民、819萬戶低保家庭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保障水平52元[17]（p.82）。社會政策時期在城市建立的再就業服務中心、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三重保障網有效保證了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也標誌著低水平兜底型的社會政策在城市全面鋪開，但是這種屏蔽農村社會的政策同樣表現出統籌理念的缺失。
2.社會公共政策：社會政策轉型的必然選擇（2002年至今）。
2002年以來，我國農村地區社會保障事業快速向前推進，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健全並向城鄉一體化發展。這一時期的社會政策呈現出積極防範潛在社會風險、致力於城鄉融合發展的顯著特徵，標誌著我國正式邁向社會公共政策階段。從覆蓋人群和推進難度的差異來看，這一時期的社會公共政策又具體表現出初級和高級兩個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這標誌著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正式啟動。2009年，國務院頒布《關於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爭取到今年之前基本實現對農村適齡居民的社會養老保險全覆蓋。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以下簡稱城居保）也從2011年7月1日開始實施。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正式啟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下簡稱新農合）。2007年10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啟動城鎮居民醫保。2009年，新農合已經逐步完善，同時城鎮居民醫保全面覆蓋城鎮非職工人口。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的意見》，要求到2017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大病保險制度。中國農村低保制度的探索始於1994年，但是一直進展緩慢、效果微弱。2007年，國務院正式頒布《關於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標誌著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經歷13年的探索之後得以在全國推行。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鄉統籌發展做出了整體性安排。從政策性質來看，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的城鄉統籌發展體現了非排他屬性和適度普惠原則，屬於社會公共政策高級階段的政策類型。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排他屬性和兜底原則使其只能向高水平兜底方向發展。目前除北京、上海等少數幾個城市之外，其他地區尚未實現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鄉統籌，因此該制度屬於社會公共政策初級階段的政策類型。
除了農村低保制度，「精準扶貧」戰略成為社會公共政策時期黨和政府主動出擊、精準發力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又一重要舉措。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其總體目標是「到今年，穩定實現農村地區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2016年11月，國務院印發《「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提出立足貧困地區資源稟賦，組織農民、企業通過產業發展脫貧，增加貧困戶穩定收入。同社會政策時期的扶貧計劃相比，這一時期的扶貧政策更加強調目標的明確化、手段的綜合化、方式的精細化，扶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更加凸顯出立足長遠發展的融合式扶貧理念，上述特徵都與社會公共政策的要求高度契合。社會公共政策時期一系列立足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的政策產生了顯著效果。根據研究上通用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來衡量，2003-2018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比呈現出穩步下降趨勢。這一時期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絕對增速明顯快於城鎮居民同期水平。從相對值來看，2010年起，農村居民收入增速一直高於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增速水平。
2003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實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改善農民工生產生活條件，這標誌著農民工政策導向發生根本轉變。此後，國家密集出台了大量關乎農民工切身利益的政策規定，涉及工資待遇、工作環境、住房條件、女工童工保護、職業技能培訓、社會保險接續、隨遷子女教育等全方位政策安排[18]（pp.172-173）。針對農民工群體出台的一攬子政策極大提高了農村轉移勞動力的福利待遇，實現了農民工權益的城鄉統籌發展，這突出體現了社會公共政策高級階段應有的適度普惠特徵。
下表呈現了基於福利標準和統籌範圍兩個維度組合下的社會政策發展階段及其舉例，其中，統籌範圍這一維度被細化為是否具有排他性、是否實現城鄉統籌和城鄉統籌層次三個具體標準（參見表3）。
（三）社會政策轉型的背景原因。
中國社會政策轉型外在表現為統籌範圍和福利標準兩個維度的動態調整，而更加深層次的轉型原因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社會問題倒逼頂層設計。社會政策的首要目的是解決社會問題，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所呈現出來的社會問題各有不同，與之相對應的社會政策在理念和方法上也有所差異。改革開放之初，許多社會問題，如農村社會普遍貧窮和城市社會失業問題等，都具有明顯的城鄉分割和職業分異特點，社會政策也表現出碎片化、補救式特徵。隨著城鄉之間人口遷移規模擴大，資源流動化、權益分散化和身份模糊化趨勢日益明顯，原有的社會政策實施理念與方法不再適用於上述新問題、新形勢，因此，具備整合式、精細化特徵的社會公共政策成為解決這一時期社會問題的現實選擇。社會政策轉向社會公共政策正是社會問題轉型倒逼頂層設計調整的具體表現。
第二，城鄉差距阻礙長遠發展。戶籍制度對中國城鄉社會發展帶來的差異化影響是長期性的。改革開放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我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趨向擴大化。以城鄉居民收入比為例，1983年我國城鄉居民名義收入比為1.83，此後該數值呈整體上升趨勢並在2002年達到3.11[19]。迅速擴大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鴻溝顯然不利於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也將給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帶來隱患。2002年以來，國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彌合城鄉差距和促進統籌發展，這與主動防範潛在社會風險、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社會公共政策理念相吻合，成為破解城鄉二元社會發展困境的必然選擇。
第三，生存需求轉向發展需求。由保障基本生存到促進長遠發展不僅是公民個人生活目標的自然提升，也是政府以人為本發展理念的實踐詮釋。改革開放初期，面對普遍貧窮和失業的現實困境，保障公民基本生存和工作權益是首要政策目標，這一時期的社會政策承載了兜底補救功能。隨著公民基本生存問題的根本解決和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公民追求生命價值和自我實現的需求開始出現。國家也具備了進一步提高公民社會福利水平的經濟實力，同時政府的社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也在不斷發展完善，這為社會政策向社會公共政策轉型帶來了歷史機遇，注重系統性和科學性的社會公共政策應運而生。
三、社會公共政策的概念與轉型特徵
（一）社會公共政策的概念。
1.社會公共政策的內涵。
從政策本質特徵看，社會政策主要針對特定貧弱群體而非面向全體公民，具有排他屬性;公共政策因其公共性而無差別地面向全體社會公民，具有非排他屬性;社會公共政策則根據福利供給類型和政策對象規模的實際差異兼具排他性和非排他性，即選擇性排他屬性。從福利傳導路徑看，社會政策通過提高特定群體的個別福利水平促進社會福利水平的整體提升;公共政策致力於通過改善整體社會福利帶動個人福利水平的相應提高;社會公共政策則通過適度提高福利標準和擴大統籌範圍，逐步消滅絕對貧弱和緩解相對貧弱現象，最終提升全體公民的福利水平。從福利標準和統籌範圍看，社會政策主要提供補救性的物質福利，以低水平兜底為標準，強調城鄉分治，缺乏統籌意識;公共政策主要提供寬領域和多層次的全面福利，以高級普惠為標準，實現了高層次的城鄉統籌，覆蓋全體公民;社會公共政策則尋求福利標準與統籌範圍的動態平衡，通過統籌協調高水平兜底和適度普惠兩大理念，實現福利標準由低到高和統籌範圍由小到大的漸進發展。
通過對社會政策、公共政策和社會公共政策諸要素進行比較，筆者認為社會公共政策的內涵可以這樣界定：所謂社會公共政策，就是在中國社會完全消除絕對貧弱現象的基礎上，綜合考量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通過合理提高福利標準、逐步擴大統籌範圍，最終實現全體國民共享社會福利的國家政策。因此，社會公共政策具有延續性、適度性和共享性的特徵。
2.社會公共政策的外延。
通過進一步比較社會公共政策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區別與聯繫，可以廓清社會公共政策的概念邊界，確定社會公共政策在中國社會政策發展連續譜上的合理位置。
社會公共政策初級階段是由社會政策邁向社會公共政策的第一個階段。不同於社會政策階段福利標準低和統籌範圍小的低水平兜底特徵，社會公共政策初級階段通過適當提高福利標準和實現低層次城鄉統籌，將生活質量高於絕對貧弱狀態但是又達不到社會平均生活標準的群體納入政策扶助範圍，在消除社會絕對貧弱狀態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決相對貧弱群體問題，並以根本緩解社會相對貧弱狀態為目標。因此，初級階段的社會公共政策依舊具有排他性，高水平兜底是該階段的主要特徵。
社會公共政策高級階段在初級階段已經有效緩解社會相對貧弱狀態的基礎上，通過退出機制逐漸淡化初級階段的排他性特徵，並進一步提高福利標準和促進更高層次的城鄉統籌，最終實現全體國民共享社會福利。高級階段的社會公共政策將不再具有社會屏蔽功能，而是面向全體公民，其福利標準高於初級階段但是低於公共政策階段，因此適度普惠是這一政策階段的主要特徵。高級階段的社會公共政策雖然實現了更高層次的城鄉統籌，但是受到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條件的限制，還無法達到公共政策階段的全國統籌層次和高標準福利待遇，因此它和高級普惠的公共政策階段也有明顯不同。（二）社會公共政策的轉型特徵。
1.宏觀層面：價值理念與行動體系協同轉型。
價值理念是社會政策的主心骨，關乎社會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目標能否實現。價值理念轉型推動了中國社會政策向社會公共政策轉型，主要體現在福利標準和統籌範圍兩個層面。在國家財力有限的社會政策階段，國家制定較低的福利標準，充分發揮社會政策的排他性和社會屏蔽功能，以補救性和保生存作為救助原則並將解決絕對貧弱問題作為首要目標。此階段，政策統籌理念缺失，城鄉分治特徵明顯。隨著國家經濟能力提升和救助理念完善，低水平兜底的社會政策顯然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國家發展目標相背離。這就要求國家通過適當提高福利標準和適度擴大統籌範圍進一步緩解社會相對貧弱問題，社會公共政策成為社會政策發展的必然方向。初級階段的社會公共政策旨在進一步提高社會相對貧弱群體的生活質量和社會融合能力，縮小社會階層發展差距，政策的排他屬性依舊明顯、屏蔽功能較為顯著。隨著統籌範圍和福利標準的提高，社會相對貧弱群體已經具備了獨立發展和社會融合能力，初級階段的高水平兜底目標已經達成，受助群體應當通過科學合理的退出機制步入社會公共政策高級階段，因此這一階段的政策具有非排他屬性。高級階段的社會公共政策致力於向全體公民提供標準適度的社會福利，體現了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和共同富裕的目標，有利於促進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中國由社會政策邁向社會公共政策的過程，實現了從低水平兜底到高水平兜底再到適度普惠的歷史跨越，這和政策價值理念轉型密不可分。
價值理念轉型指出了社會政策的發展方向，行動體系轉型則為社會政策發展提供了全方位保障，行動體系轉型可從系統化和科學化兩個方面予以理解。從系統化角度看，一是政策類型更加系統化。社會公共政策階段制定了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險體系和社會救助體系，社會保障網初步建成且越織越密。二是政策銜接更加系統化。社會公共政策具有城鄉之間、群體之間和行業之間融合接洽的整合性特徵。三是政策推進更加系統化。社會公共政策立足對象的長遠發展，系統推進初級和高級階段前後接續，以邁向公共政策階段為最高目標。從科學化角度看，一是政策程序更加科學化。社會政策階段主要採取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策略，中央負責決策，地方負責執行，決策和執行相互分離容易造成政策偏差和失靈。社會公共政策更加注重調研和試點，通過廣泛徵求政策對象和地方政府建議，擴大決策信息來源以促進多元主體參與政策議程。二是政策運行更加科學化。社會政策階段對於政策對象的確定、准入和退出機制缺少科學界定標準，政策運行稍顯隨意。社會公共政策階段對政策對象的資質認定和退出標準都有嚴格而明確的規定，並且它還建立了事後跟進機制，確保政策效果達到既定目標。三是政策手段更加科學化。社會政策時期由於技術限制，福利供給形式和內容十分有限。社會公共政策時期可以廣泛藉助信息網絡、社會組織、社會企業等資源豐富福利供給形式和內容，依託多元化手段提高政策效率和效果。行動體系的系統化和科學化轉型有效保障了社會政策穩步邁向社會公共政策階段。
2.微觀層面：政策質量的全流程再造。
從微觀層面看，我們可以從政策制定、政策實施和政策效果等全流程角度對社會政策和社會公共政策兩個發展階段進行系統、全面地比較，藉此凸顯出社會公共政策質量的全面提升（參見表4）。
第一，政策制定階段比較。從政策動力來看，社會政策的制定明顯表現為被動應對。而社會公共政策的制定出台，多為政府主動出擊、積極防範的結果。比如，面對農民工大規模進城就業的事實，國務院聯合多部委及時、密集出台大量政策，用以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這些政策涵蓋了工資、住房、子女教育等各個方面，確保了城鄉居民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從政策自性度來看，社會政策的自性度普遍較低，這一時期的社會政策多以經濟政策的形式出現，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經濟政策的「副產品」，其獨立性和純粹性較差。而社會公共政策都是為直接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而制定實施，不依附於任何經濟政策，能夠獨立實現社會公共政策預期效果，獨立性和純粹性更為突出，自性度更高。
第二，政策實施階段比較。從政策重點來看，社會政策屬於需求應對式的政策類型，社會政策議程由基層向高層傳遞，再由高層篩選出最迫切的需求予以解決，政府承擔的是需求滿足者的角色。而在社會公共政策中，政府是政策過程的主導者，它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社區調研，主動發掘政策對象實際或潛在需求，預先制定配套政策並主動供給，積極迎合居民多樣化的合理訴求，扮演了需求發掘者的角色。從政策實施方式來看，社會政策是粗放式的，一項政策往往覆蓋多個領域並企圖達到多種目標，而且配套政策較少，跨部門協調合作意識較弱。社會公共政策更為精細且聚焦，例如，它會針對老年、病患、貧窮等不同社會群體或社會問題分別制定個性化的措施。政策主管部門更為明確，政策實施中各部門各司其職又緊密配合。政策對象更為精準化，政策目標更為明確化，政策效果更為可視化。除此之外，社會公共政策通過評估、反饋等政策矯正機制使得整個政策周期更為緊湊科學，達成的最終效果也往往超出預期目標。
第三，政策效果階段比較。從政策視域來看，社會政策實施的最重要社會結構背景是城鄉二元體制，該體製造成的城鄉二元身份制進一步強化了政策視域的區隔效果。社會公共政策時期，國家主動轉變發展理念，更加注重機會公平和發展能力建設並主動打破城鄉壁壘，通過部門權力重組、利益協調、提高統籌層次等政策措施力促城鄉社會融合發展。從政策取向來看，社會政策以解決實際存在的貧困問題為政策目標，而社會公共政策以促進社會融合發展為目標。其中，社會保險的城鄉統籌有助於實現普遍意義上的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除此之外，一些政策（如農民工政策）致力於培育人力資本、增加發展機會、共享社會福利，它們體現了社會公共政策的基本價值取向，達到了消除城鄉隔閡、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政策效果。
通過對兩個政策發展階段進行宏觀和微觀比較，我們發現，社會公共政策無論從價值理念上還是實際效果上都比社會政策更加進步。應當指出，當前中國依舊處於社會公共政策階段，社會公共政策的工具效果依舊明顯，發展潛力依舊巨大，社會轉型發展的新時期依舊需要社會公共政策繼續為中國社會行穩致遠保駕護航，而且新時期對社會公共政策如何發揮更大作用提出了新要求。
四、社會公共政策的發展要求
（一）政策理念：主體多元，權責分明。
綜觀福利國家轉型經驗，政府擺脫大包大攬的福利供給制度以鼓勵福利供給社會化，既極大緩解了政府財政壓力又避免了「養懶漢」等不良後果。國家通過完善就業培訓制度來提高公民人力資本、激發公民發展的內生動力，反而促進了政府、社會和公民的共贏。社會公共政策理應堅持主體多元、權責分明的理念，既要切實履行政府職責，充分發揮各級政府在解決就業、養老、扶貧等重點難點問題中的主心骨作用，又要動員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政策議程。例如，扶貧領域要發動多元主體參與，既要完善配套激勵政策，促進資本、技術、人力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自由流動，同時也要發動專業社會組織紮根基層，傳播專業知識，培育貧困人口專業技能，增強貧弱群體文化資本和自主脫貧能力。致力於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社會公共政策不再僅僅依靠政府唱獨角戲就能達成既定政策目標，而是需要在政府的統籌協調下，將政策環境之中的所有相關主體匯聚起來，使他們各司其職、各盡所能，精準發力解決社會問題，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二）政策方法：積極防範，主動作為。
貝克創造性地預言後現代社會將是一個風險社會[20]。不管社會公共政策階段是否已經步入後現代社會，貝克的預言始終提醒我們對社會問題的總體把握與精確預判應當成為社會公共政策的重要方法特徵。社會公共政策應當體現政策制定者的高超預判能力和果斷執行力。2003年「孫志剛事件」促使政府反思已有的城市流浪人員收容遣送政策，並及時以救助管理新規定替代之。這一事件同時促使政府出台了保障農民工遷徙就業等合法權益的新規定，並對農民工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一系列潛在需求進行了精準預判和切實保護，將可能發生的其他不穩定因素及時排解消除。社會公共政策應當發揮糾偏補弊的功能，及時關照到市場、家庭等制度缺位或失靈的領域。政策制定主體既要有防微杜漸的意識又要有體察風吹草動的本領，同時，政策執行過程要真正解決社會潛在風險、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這對政策制定和執行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政策內容：適度普惠，突出重點。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紅利不斷向社會領域溢出，人民群眾也不僅僅滿足於溫飽的基本需要，而是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因此，應當在一些重點領域實施適度普惠型的社會公共政策。適度普惠原則首先應當覆蓋城鄉全體居民，其次不是無限地提高標準，而是要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既要考慮政府財政的承受能力又要兼顧代際公平問題，既要盡力而為又要量力而行，重點是在城鄉統籌和效果落實上下功夫。突出重點原則要求社會公共政策不能仿效斯堪的納維亞模式那種「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保障，而是要重點做好養老、醫療、低保等幾個重點領域。應當指出，中國城鄉二元分割體制積弊已久，社會公共政策實施近二十年來依舊沒有完全打破這一制度壁壘。因此，率先在以上幾個重點領域推行城鄉統籌發展戰略難度已然不小，特別是對於統一城鄉低保制度來說，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將農村的最低生活保障線提高到當地城區的水平，這在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沒有明顯增加且中央轉移支付相對有限的前提下是不容易實現的。突出重點就是要求社會公共政策優先解決最迫切的、直接關乎居民生活待遇的問題，當這些問題不再成為制約城鄉融合發展的突出困境時，再將政策重點擴大到其他領域，這才是穩步推進政策內容落實的上策。
（四）政策目標：機會共享，立足發展。
阿馬蒂亞·森把發展看作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而自由涉及在給定的個人與社會境況下所享有的機會[21]。因此，評判一個社會真正進步的標準理應包括公民所擁有的機會增加的程度，這也應當成為社會公共政策的發展要求。在社會公共政策階段，國家應當保證城鄉居民共享發展機會，保證居民發展的起點公平和過程公平，應當把保障發展機會作為調節社會流動、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和諧的工具來靈活使用。以自由看待發展，那麼機會自由就是獲得發展的必要條件。這種通過分享機會實現社會發展的政策目標類似於吉登斯所說的社會投資國家概念，他在指出西方社會發展的第三條道路時特彆強調，第三條道路應當秉持福利多元主義，政府應當通過繼續教育、技能培訓等方式投資人力資本，通過建設社會投資國家而不是福利國家來增加每一個公民的實際能力[22]。梅志里認為可通過政府統一計劃、平等主義路徑、基本需求戰略和可持續發展等來構築社會福利的發展視角[23]。發展型社會政策理念和社會公共政策的最終目標相契合，這說明實現機會平等、立足長遠發展的政策是國際社會的普遍追求。西方福利國家在經歷了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道路後開始向第三條道路尋求平衡，我國在社會公共政策階段更應當堅持制度自信，基於本國國情走好既定發展道路，借鑑福利國家社會政策轉型經驗並創造性地將其吸收進來，使其為我所用。我們只要堅持機會共享、立足發展的政策目標不動搖，就一定能夠走穩走好社會公共政策階段，為將來邁向高級普惠的公共政策階段打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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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快速發展，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新時期。
當前的經濟形勢在波動中實現平穩增長、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目前我國經濟的發展現狀是投資、消費和出口增長都比較穩定。中西部經濟增長速度快於東部地區，農民收入增幅高於城鎮居民收入增幅;內需對經濟的增長的貢獻度提高，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經濟發展實現了量的擴展與質的提升。但是，經濟回升的基礎還不穩固，消費需求的擴張力不夠強勁，投資的接續能力不足，出口面臨的國際環境偏緊，結構性矛盾依舊突出，消化過剩的產能，節能減排的壓力還比較大;地方政府債務和國際金融風暴有待化解和防範。
從當前我國的發展現狀看，有好的方面也有壞的一方面，對此，為穩定經濟的發展，我們應該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縱觀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導致腐敗增生，腐敗是人類尚未攻克的頑疾，它的出現時經濟發展帶來的結果。對此，我們現正在積極應對，以來，黨中央對反腐敗從戰略上予以高度重視，實施了多項措施，包括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上打出「組合拳」，紮實推進反腐敗行動，反腐敗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再次是反腐敗不留死角，法律面前不分國企、外企、和私企，反腐子彈不長眼，不管你是教授、官員、醫生還是高人，擊中誰就是誰，打『老虎『』蒼蠅』絕不手軟。2013年反腐有一新亮點，就是糾正不正之風，將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列為「靶心」動員全黨對作風上的弊垢掃除，全面改革以清除腐敗土壤。同時加強監督力度，監察機構履職能力大幅提升。國內大學生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外部原因影響了大學生就業的大環境，高等教育體制、培養模式和學生就業觀念與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不相匹配。造成了大學生就業的結構性困難，還有一些大學生雖然落實了工作，但就業狀況不好，進退維谷。這一批不得志的大學生構成了「蟻族」等「族化」群體，破解「族化」應從幾方面入手，政府上，健全相關政策措施，加大相關領域的改革力度;社會上，營造良好的有利於大學生就業的環境;教育主體上，結合社會需求全方位培養大學生;大學生自身層面上，正確定位，做好自身發展。我國還面臨著產能過剩的現狀，產能過剩呈現著全面化特徵，傳統產業和部分。戰略新興產業均出現了明顯的產能過剩，部分產業出現絕對和長期產能過剩。
近幾年，集中投資造成了產能增長過快，而且新產能還在不斷地釋放和形成。原因是由於自由競爭，政府行政力量推動產業發展，經濟波動性大，政策有效性不高，政府服務信息不足，國際金融危機使供求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對此，我們應該創造有效的需求，消化一批產能，還有就是增強企業跨國的經營能力，向境外有序轉移一批產能;優化產業結構;嚴格執行環保、安全、能耗等市場准入標準，淘汰一批落後產能，而最根本的還是要有效地發揮市場機制。當今形勢下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的複雜環境，只有不斷加深開放和社會主義以事業的發展，不斷開闊周邊外交工作新局面，積極應對世界經濟結構大調整，才能更好的建設好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
當前的經濟形勢在波動中實現平穩增長、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目前我國經濟的發展現狀是投資、消費和出口增長都比較穩定。中西部經濟增長速度快於東部地區，農民收入增幅高於城鎮居民收入增幅;內需對經濟的增長的貢獻度提高，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經濟發展實現了量的擴展與質的提升。但是，經濟回升的基礎還不穩固，消費需求的擴張力不夠強勁，投資的接續能力不足，出口面臨的國際環境偏緊，結構性矛盾依舊突出，消化過剩的產能，節能減排的壓力還比較大;地方政府債務和國際金融風暴有待化解和防範。
從當前我國的發展現狀看，有好的方面也有壞的一方面，對此，為穩定經濟的發展，我們應該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縱觀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導致腐敗增生，腐敗是人類尚未攻克的頑疾，它的出現時經濟發展帶來的結果。對此，我們現正在積極應對，以來，黨中央對反腐敗從戰略上予以高度重視，實施了多項措施，包括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上打出「組合拳」，紮實推進反腐敗行動，反腐敗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再次是反腐敗不留死角，法律面前不分國企、外企、和私企，反腐子彈不長眼，不管你是教授、官員、醫生還是高人，擊中誰就是誰，打『老虎『』蒼蠅』絕不手軟。2013年反腐有一新亮點，就是糾正不正之風，將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列為「靶心」動員全黨對作風上的弊垢掃除，全面改革以清除腐敗土壤。同時加強監督力度，監察機構履職能力大幅提升。國內大學生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外部原因影響了大學生就業的大環境，高等教育體制、培養模式和學生就業觀念與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不相匹配。造成了大學生就業的結構性困難，還有一些大學生雖然落實了工作，但就業狀況不好，進退維谷。這一批不得志的大學生構成了「蟻族」等「族化」群體，破解「族化」應從幾方面入手，政府上，健全相關政策措施，加大相關領域的改革力度;社會上，營造良好的有利於大學生就業的環境;教育主體上，結合社會需求全方位培養大學生;大學生自身層面上，正確定位，做好自身發展。我國還面臨著產能過剩的現狀，產能過剩呈現著全面化特徵，傳統產業和部分。戰略新興產業均出現了明顯的產能過剩，部分產業出現絕對和長期產能過剩。
近幾年，集中投資造成了產能增長過快，而且新產能還在不斷地釋放和形成。原因是由於自由競爭，政府行政力量推動產業發展，經濟波動性大，政策有效性不高，政府服務信息不足，國際金融危機使供求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對此，我們應該創造有效的需求，消化一批產能，還有就是增強企業跨國的經營能力，向境外有序轉移一批產能;優化產業結構;嚴格執行環保、安全、能耗等市場准入標準，淘汰一批落後產能，而最根本的還是要有效地發揮市場機制。當今形勢下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的複雜環境，只有不斷加深開放和社會主義以事業的發展，不斷開闊周邊外交工作新局面，積極應對世界經濟結構大調整，才能更好的建設好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
摘要：今年使我們永遠也不能忘記的重要一年，疫情的爆發激起了我們每個人的愛國熱情和愛國意識。國家也為我們做了許多安心的行為。也彰顯我們中國的制度優勢、文化優勢和政黨優勢。
2020「愛你愛你」從大家鍾愛的諧音就可以看出對今年有很大的期許和憧憬，有人說，21世紀的10年代已成過去，20年代的大門向我們打開;
也有人說今年我國要實現全面小康，步入小康社會，這是一個幸福充滿希望的時代。是否因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在新年伊始，我們國家爆發的大型的疫情，病毒名為新型冠狀病毒。原本迎接熱鬧非凡的市街因為這看不到摸不著的小小病毒變得冷清，說其人跡罕至也不為過。就算在傍晚也沒有了悠閒散步的人，唯一能聽到的只有帶著口罩的環衛工人掃把與地面摩擦的聲音和廣播中循環播放的注意事項。在家中的人們並沒有因為能在家長時間休息而歡呼雀躍。反之，每天打開手機看新聞，看著飆升的各種不利數據而憂心忡忡，也擔心家中在外打工的家人的安全。這是繼03年非典後中國又一次面臨的大型疫情災難。沒有疫苗和特效藥，通過飛沫轉播，潛伏期在14天左右，這些都加劇疫情在我國的蔓延速度，短短的一個月就從一個省至一個國。但是作為一個有著源遠流長歷史的大國，臨危不懼是我們遇到事情的解決態度，這次的抗疫中，我們同樣也制定出了快速且正確的解決方案。這得益於我們的制度優勢，制度是什麼?是指統治階級為實現階級專政而採取的統治方式、方法的總和。包括國家政權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各種制度。當然，除了制度上的優勢還有必不可少的積極樂觀的態度？
1.制度優勢 非典對我們這代人來說有些遙遠，但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我真真切切地感受了一遭。從恐懼不安到鎮定放心，這些都得益於我們的祖國我們的政府為我們做的一切。在抗擊疫情的前期，河南省政府的做法被網友們錄視頻上傳到社交網站上，還掀起了一番不小的浪潮，省內人在視頻下方評論自己為身為是中國人，是河南人兒驕傲。而省外的同胞們紛紛投出羨慕的眼光，並暗示自己的地區政府多對河南政府進行學習。這些小小的調侃和互動看出了我國制度的優越，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親密關係，沒有居高臨下的地位，而是打入人民內部，將任何工作做到實處，做實事、做正事。
都說在面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安全事件時，防控結果和治理能效最能反映一個國家的制度優勢。首先，中國制度的最突出優勢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將人民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相統一，保民主真正可以落到實處。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正是在這樣的經濟制度下，醫院衛生所等各種公共醫療部門，可以不計經濟效益，全力治療新冠肺炎患者。
2.政黨優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的執政黨，在幾十年的風雨中帶領人民走上小康生活，帶領中國在世界舞台展現雄姿，功不可沒。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中央集權有助於集中力量辦大事。黨中央對於國家大事具有絕對的領導權，具有強大的公信力，一聲令下讓武漢這座數千萬人口的交通樞紐城市停止交通運輸，控制了向外輸出病原的出口;
14億中國人待在家中，閉門不出，街巷上空無一人，將病毒「悶死」;
空軍緊急運輸設備和物資數萬噸;
數萬名醫生奔赴前線;
召集大量的工人投入到一線的工程建設，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僅用了十餘天便完成了建設;
廣大黨員幹部和社區工作者投入到抗擊疫情的一線為人民群眾解決生活困難。在中共中央的號召次下，舉國上下數以億計的群眾響應號召，配合國家和黨做好疫情防控，串門，不聚集，居家隔離。同時有無數志願者站出來，勇敢的協助國家進行疫情防控工作，他們奔波在大街小巷、車站和機場、從山村到城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在努力著，萬眾一心、團結奮進。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將群眾放在首位，形成了統一思想、統一指揮、統一行動的抗疫格局。將聯防聯控、人員調動、物資籌集、人民生活保障、財政金融保障做到極致。這次疫情也看出了，我國的政黨優勢是無可比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的優勢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國家開展各項工作的根本保證，是戰勝一切困難的必要條件。
3.文化優勢 中華文化上下五千年，源遠流長。悠長的歷史不僅給我們留下了眾多的優秀文學作品，在醫學方面也為我們留一下了一副副奇方異藥配方。比較著名的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還有《黃帝內經》等等。而在疫情期間，有一位明朝的大夫他的研究結果拯救了上千萬名患者的性命。他的名字是吳又可，他是我們歷史上記載的第一位研究傳染病的醫者。因為他對自己猜想的堅持，排除異己，奮勇研究，破解了纏繞在軍營中的惡疾。在當時，他的藥方就拯救了大部分士兵的性命。在這次疫情中，中醫學者依照他的配方並進行改進研究出了針對這次疫情的奇方，許多患者從鬼門關拉回。
這就是我們的文化優勢，發展了五千多年，各領域上的偉人也不計其數，他們雖與我們未身處同一時代卻在默默地幫助我們的發展祝我們繁榮。
3.中華民族在面臨災難時的積極態度 從疫情開始爆發到現在接近平穩，其中飽含了中華民族人民的樂觀態度。都說愛笑的人運氣不會太差。看來，積極樂觀的民族運氣也不會太差。與外國友人交談時，他們總會說中國很樂觀、熱情。在長期的發展中，我們的祖先發現了，樂觀對待一件事情比悲觀對待它的結果會更好。所以，我們從小都被教導要樂觀生活。
在疫情期間，網絡上總有人上傳醫院中的各種情況。在視頻中我從未看見過一個悲傷的表情，每個人都是笑容高掛，從病人到醫護人員。病房中也沒有壓抑的氣氛，有學生趴在病床上一筆一划認真寫作業;
也有人在健身鍛鍊身體，希望自己能快快恢復，早日出院;
還有人在窗前吟詩作賦……在病房外，醫護人員為了給自己加油打氣，將自己的信仰寫在防護服上，激勵自己。這些行為，是我們民族積極態度的代表。
2020「愛你愛你」從大家鍾愛的諧音就可以看出對今年有很大的期許和憧憬，有人說，21世紀的10年代已成過去，20年代的大門向我們打開;
也有人說今年我國要實現全面小康，步入小康社會，這是一個幸福充滿希望的時代。是否因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在新年伊始，我們國家爆發的大型的疫情，病毒名為新型冠狀病毒。原本迎接熱鬧非凡的市街因為這看不到摸不著的小小病毒變得冷清，說其人跡罕至也不為過。就算在傍晚也沒有了悠閒散步的人，唯一能聽到的只有帶著口罩的環衛工人掃把與地面摩擦的聲音和廣播中循環播放的注意事項。在家中的人們並沒有因為能在家長時間休息而歡呼雀躍。反之，每天打開手機看新聞，看著飆升的各種不利數據而憂心忡忡，也擔心家中在外打工的家人的安全。這是繼03年非典後中國又一次面臨的大型疫情災難。沒有疫苗和特效藥，通過飛沫轉播，潛伏期在14天左右，這些都加劇疫情在我國的蔓延速度，短短的一個月就從一個省至一個國。但是作為一個有著源遠流長歷史的大國，臨危不懼是我們遇到事情的解決態度，這次的抗疫中，我們同樣也制定出了快速且正確的解決方案。這得益於我們的制度優勢，制度是什麼?是指統治階級為實現階級專政而採取的統治方式、方法的總和。包括國家政權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各種制度。當然，除了制度上的優勢還有必不可少的積極樂觀的態度？
1.制度優勢 非典對我們這代人來說有些遙遠，但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我真真切切地感受了一遭。從恐懼不安到鎮定放心，這些都得益於我們的祖國我們的政府為我們做的一切。在抗擊疫情的前期，河南省政府的做法被網友們錄視頻上傳到社交網站上，還掀起了一番不小的浪潮，省內人在視頻下方評論自己為身為是中國人，是河南人兒驕傲。而省外的同胞們紛紛投出羨慕的眼光，並暗示自己的地區政府多對河南政府進行學習。這些小小的調侃和互動看出了我國制度的優越，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親密關係，沒有居高臨下的地位，而是打入人民內部，將任何工作做到實處，做實事、做正事。
都說在面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安全事件時，防控結果和治理能效最能反映一個國家的制度優勢。首先，中國制度的最突出優勢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將人民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相統一，保民主真正可以落到實處。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正是在這樣的經濟制度下，醫院衛生所等各種公共醫療部門，可以不計經濟效益，全力治療新冠肺炎患者。
2.政黨優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的執政黨，在幾十年的風雨中帶領人民走上小康生活，帶領中國在世界舞台展現雄姿，功不可沒。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中央集權有助於集中力量辦大事。黨中央對於國家大事具有絕對的領導權，具有強大的公信力，一聲令下讓武漢這座數千萬人口的交通樞紐城市停止交通運輸，控制了向外輸出病原的出口;
14億中國人待在家中，閉門不出，街巷上空無一人，將病毒「悶死」;
空軍緊急運輸設備和物資數萬噸;
數萬名醫生奔赴前線;
召集大量的工人投入到一線的工程建設，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僅用了十餘天便完成了建設;
廣大黨員幹部和社區工作者投入到抗擊疫情的一線為人民群眾解決生活困難。在中共中央的號召次下，舉國上下數以億計的群眾響應號召，配合國家和黨做好疫情防控，串門，不聚集，居家隔離。同時有無數志願者站出來，勇敢的協助國家進行疫情防控工作，他們奔波在大街小巷、車站和機場、從山村到城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在努力著，萬眾一心、團結奮進。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將群眾放在首位，形成了統一思想、統一指揮、統一行動的抗疫格局。將聯防聯控、人員調動、物資籌集、人民生活保障、財政金融保障做到極致。這次疫情也看出了，我國的政黨優勢是無可比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的優勢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國家開展各項工作的根本保證，是戰勝一切困難的必要條件。
3.文化優勢 中華文化上下五千年，源遠流長。悠長的歷史不僅給我們留下了眾多的優秀文學作品，在醫學方面也為我們留一下了一副副奇方異藥配方。比較著名的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還有《黃帝內經》等等。而在疫情期間，有一位明朝的大夫他的研究結果拯救了上千萬名患者的性命。他的名字是吳又可，他是我們歷史上記載的第一位研究傳染病的醫者。因為他對自己猜想的堅持，排除異己，奮勇研究，破解了纏繞在軍營中的惡疾。在當時，他的藥方就拯救了大部分士兵的性命。在這次疫情中，中醫學者依照他的配方並進行改進研究出了針對這次疫情的奇方，許多患者從鬼門關拉回。
這就是我們的文化優勢，發展了五千多年，各領域上的偉人也不計其數，他們雖與我們未身處同一時代卻在默默地幫助我們的發展祝我們繁榮。
3.中華民族在面臨災難時的積極態度 從疫情開始爆發到現在接近平穩，其中飽含了中華民族人民的樂觀態度。都說愛笑的人運氣不會太差。看來，積極樂觀的民族運氣也不會太差。與外國友人交談時，他們總會說中國很樂觀、熱情。在長期的發展中，我們的祖先發現了，樂觀對待一件事情比悲觀對待它的結果會更好。所以，我們從小都被教導要樂觀生活。
在疫情期間，網絡上總有人上傳醫院中的各種情況。在視頻中我從未看見過一個悲傷的表情，每個人都是笑容高掛，從病人到醫護人員。病房中也沒有壓抑的氣氛，有學生趴在病床上一筆一划認真寫作業;
也有人在健身鍛鍊身體，希望自己能快快恢復，早日出院;
還有人在窗前吟詩作賦……在病房外，醫護人員為了給自己加油打氣，將自己的信仰寫在防護服上，激勵自己。這些行為，是我們民族積極態度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