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和政治是人類歷史的永恆課題。中國古代的軍事思想和政治智慧在道家和儒家最為典型。
在《論語》的《衛靈公篇》中有一個對話:
衛靈公問陳（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孔子的態度非常堅決。為什麼？孔子斷然拒絕討論「軍旅之事」，是孔子真不懂軍事嗎？這恰好說明了孔子對於軍事和政治的關係有非同尋常的深刻見解。文武之治，正反相關。在人類社會，軍事政治一體化，軍事是政治的繼續。無政治則無軍事，明矣？
經歷了春秋戰國無數殘酷戰爭的災難，道家對於人類戰爭提出了最嚴厲的批判和最嚴重的警告：
道家對於戰爭的危害具有深刻的認識，對於好戰的思想和軍備競賽的社會危害進行了哲學總結和政治評判：
《道德經》第三十一章：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蒞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德經》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道德經》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故無失。夫物或行或隨；或覷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反侵略戰爭是「正義之戰」，是不得已而為之，適可而止。在人類歷史上，「窮兵黷武」從來沒有好下場。按照中國文化的觀念：「止戈為武」。一切正義戰爭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和平。從「人類利益共同體」的角度來看，「以和為貴」是人類社會的根本法則。以「殺伐為能」、互相傷害，爭鬥是非輸贏，追求利益之短長，得失利害永無止境，冤讎相報永不罷休。如何對待人類歷史上的是非善惡，莊子《應帝王篇》提供了一個人類政治的最高境界：
《莊子·內篇·應帝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夫？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天根游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游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向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系，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嫠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於無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無為名屍，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游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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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理論論文2000字軍事思想[朗讀]
中國古代戰爭之多，兵書和論兵名著之多，軍事家和軍事理論家之多、軍事典章之多，堪稱為世界之最。我國古代的兵學之盛甲於天下，可稱「兵法之國」。那麼，如何多快好省地學習、研究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掌握其要旨，領會其精髓呢？這就必須有一定的科學方法。然而方法又是因人而異，多種多樣，在這裡我僅談三點參考意見。
其一，要端正態度。應該認識到我國古代軍事思想是寶貴的財富而不是包袱。
這本身是一個對待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態度問題而不純粹是個方法的問題。但我個人認為，如果態度不對，就不可能學習借鑑中國古代軍事思想了。所以，態度其實也是一個重要的方法問題了。
徐向前元帥曾經這樣講過：「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戰爭如林，造就了一大批傑出的軍事家。他們進步的軍事觀點、治軍主張，指揮藝術和謀略戰術，都是戰爭實踐的科學總結。現代的軍事思想，現代的戰略戰術，只能在這個基礎上形成和發展。」。
魯迅先生也曾經深刻地指出：「歷史上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
由此觀之，我們如果將古代文化遺產當成包袱隨便拋棄的話，就不可能發展創新現代軍事理論，也不可能掌握未來中國的命運。因此我們必須端正態度，把古代軍事思想當作一份珍貴的財富加以繼承，很好地學習和研究它。我認為這既是一個態度問題，也是一個方法問題。毛澤東主張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要加以繼承，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我認為，在我們普通高校里，應大興弘揚中華軍事文化優良傳統之風，增強對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學習和研究力度，汲取思想哲理，啟迪智慧。這是一個現實而重大的歷史課題。
其二，要研、學相長，精讀典籍與研究專著學術及文章相結合。
我國古代兵書，浩如煙海，多達數千冊，一個人窮其一生也不一定能讀完，何況「言兵不止於兵家」。如何有所選擇地少讀而又能知古典兵略之要要旨，窮東方兵學之精妙呢？我認為不妨精讀一些典籍與當代的一些研究專著和學術文章相結合。
首先要選些代表性的古典兵書的今譯本認真精讀。如《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李衛公問對》等等。這樣就有了古典兵學的一些基礎。
其次，要廣泛搜集一些有關的研究專著，文章來通讀。其好處是可以省時省力地了解這些古代兵書中的思想，了解現代人認識達到什麼程度、有些什麼創新、還有什麼不足等等。當然這兩個方面不是脫節的，而是結合起來的。如研習《孫子兵法》，短短六千多字，就是讀得滾瓜爛熟，但不讀一些研究文章，就很能讀出其神韻來，就很難了解到當代人們對孫子兵法的探討已經達到了軍事、政治、經濟以及企業經營策略、指導人際交往、談戀愛等等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可以說不精讀古代兵書代表作，就會毫無古典兵學基礎，而不讀研究專著，則難以產生認識上的飛躍與發展。兩方面要緊密結合，可達「事半功倍」之效果？
其三、要有創造性思維，善於從古代兵法微言中悟大義和古籍新解。
我們學習、研究中國古代軍事思想，不是為了述古、復古和仿古，而是為了從古典兵法中獲得有益的啟示，回答和解決現實問題。但是古代軍事思想和人類任何理論成果一樣，都不是解決現實問題的公式或現成答案，需要我們下一番察微揮幽的功夫，需要把古人的思想成果與方法，與當代軍事鬥爭的現實相聯繫，創造性地繼承古代軍事思想的優秀成果，創造性地予以發展，要不斷推陳出新。具體講，就是要善於古籍新解和從微言中悟大義。
所謂古籍新解：就是利用古籍中某些合理的內容和形式，深化它的內涵，使死的知識變活，舊的知識變新，淺的知識變深，零散的知識變得系統完整，成為有價值的新思想。毛澤東、劉伯承等老一輩革命家就非常善於從古代軍事思想中汲取營養，推陳出新，創造性地發展和運用古兵法，並賦予其新的時代特點和內容。
例如元朝末年，朱元璋率軍攻下徽州後，他的部下紛紛勸他效仿其它反元實力派人物自立為王，但徽州名士朱升卻進言了九字策：「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這九字策為朱元璋在紛繁複雜的政治、軍事鬥爭中贏得了主動，最終實現了滅元建明的宏偉政治目標，可以說這是一個非常高明的戰略思想。毛澤東針對新中國險惡複雜的國際環境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對我國人民反帝反霸、備戰備荒起到了巨大指導作用。應當說他們的思路是很相似的，而且很顯然毛澤東是從朱升那裡借用而來的，但一望而知，由於著眼點不同，其階級特色和內容迥然各異，而且毛澤東的九字策顯然比朱升的九字策高明許多，堪稱古籍新解的典範。
所謂從微言中悟大義，是指古籍中某些觀點能夠引發人的深入思考的火花，那麼就應該充分借用這個火種，結合現實問題，形成新思想，新觀點，找到解決問題的新辦法。
例如古代兵法強調「兵不師古」，孫子也強調「戰勝不復」。這就是說，任何奇謀妙策，用過了後，人們都能找到破解的辦法，因此不能把成功的經驗和戰略戰術到處照搬照套地用。如馬謖生搬「陷之死地」而痛失街亭；趙括紙上談兵斷送了趙國40多萬將士的性命；二戰初期，法軍統帥部墨守一戰時凡爾登保衛戰時「防禦萬能」的思想，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馬奇諾防線上，結果造成了敗軍亡國的悲劇。
然而劉伯承元帥卻打破了「兵不師古」，「戰勝不復」的常規用兵之法。抗日戰爭時期他指揮八路軍進行的七亘村兩次成功的伏擊戰，可謂是「兵家所忌」的一次大膽巧妙的運用。那麼劉帥為什麼反常用兵能取勝呢？關鍵就在於他能因敵制變，敵人以為我遵循「戰勝不復」之理不會再一次在同一個地方設伏，然而劉帥正是根據敵人這一心理，達到了出其不意之效，創造了「戰勝再復」的範例。可以講，劉帥這個謀略就是運用了創造性思維，能抓住「兵不師古」，「戰勝不復」所蘊含的反覆使用同一種計謀或戰術，敵人有了警惕就難以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從而易給人造成一種心理定勢這樣一個一般規律，能從微言中悟大義，不拘常規，靈活用兵。———「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毛澤東常講：「讀歷史的人不一定是守舊的人」。習近平主席也強調領導幹部要學習歷史、學習國學。在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時，同學們一定要有「創新」的觀念和勇氣，借古人之智慧，汲取古典兵學的精華，為我們探索信息化戰爭條件下治軍和用兵的特點與規律服務。為我們學習工作方法、研究方法和領導方法服務。
其一，要端正態度。應該認識到我國古代軍事思想是寶貴的財富而不是包袱。
這本身是一個對待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態度問題而不純粹是個方法的問題。但我個人認為，如果態度不對，就不可能學習借鑑中國古代軍事思想了。所以，態度其實也是一個重要的方法問題了。
徐向前元帥曾經這樣講過：「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戰爭如林，造就了一大批傑出的軍事家。他們進步的軍事觀點、治軍主張，指揮藝術和謀略戰術，都是戰爭實踐的科學總結。現代的軍事思想，現代的戰略戰術，只能在這個基礎上形成和發展。」。
魯迅先生也曾經深刻地指出：「歷史上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
由此觀之，我們如果將古代文化遺產當成包袱隨便拋棄的話，就不可能發展創新現代軍事理論，也不可能掌握未來中國的命運。因此我們必須端正態度，把古代軍事思想當作一份珍貴的財富加以繼承，很好地學習和研究它。我認為這既是一個態度問題，也是一個方法問題。毛澤東主張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要加以繼承，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我認為，在我們普通高校里，應大興弘揚中華軍事文化優良傳統之風，增強對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學習和研究力度，汲取思想哲理，啟迪智慧。這是一個現實而重大的歷史課題。
其二，要研、學相長，精讀典籍與研究專著學術及文章相結合。
我國古代兵書，浩如煙海，多達數千冊，一個人窮其一生也不一定能讀完，何況「言兵不止於兵家」。如何有所選擇地少讀而又能知古典兵略之要要旨，窮東方兵學之精妙呢？我認為不妨精讀一些典籍與當代的一些研究專著和學術文章相結合。
首先要選些代表性的古典兵書的今譯本認真精讀。如《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李衛公問對》等等。這樣就有了古典兵學的一些基礎。
其次，要廣泛搜集一些有關的研究專著，文章來通讀。其好處是可以省時省力地了解這些古代兵書中的思想，了解現代人認識達到什麼程度、有些什麼創新、還有什麼不足等等。當然這兩個方面不是脫節的，而是結合起來的。如研習《孫子兵法》，短短六千多字，就是讀得滾瓜爛熟，但不讀一些研究文章，就很能讀出其神韻來，就很難了解到當代人們對孫子兵法的探討已經達到了軍事、政治、經濟以及企業經營策略、指導人際交往、談戀愛等等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可以說不精讀古代兵書代表作，就會毫無古典兵學基礎，而不讀研究專著，則難以產生認識上的飛躍與發展。兩方面要緊密結合，可達「事半功倍」之效果？
其三、要有創造性思維，善於從古代兵法微言中悟大義和古籍新解。
我們學習、研究中國古代軍事思想，不是為了述古、復古和仿古，而是為了從古典兵法中獲得有益的啟示，回答和解決現實問題。但是古代軍事思想和人類任何理論成果一樣，都不是解決現實問題的公式或現成答案，需要我們下一番察微揮幽的功夫，需要把古人的思想成果與方法，與當代軍事鬥爭的現實相聯繫，創造性地繼承古代軍事思想的優秀成果，創造性地予以發展，要不斷推陳出新。具體講，就是要善於古籍新解和從微言中悟大義。
所謂古籍新解：就是利用古籍中某些合理的內容和形式，深化它的內涵，使死的知識變活，舊的知識變新，淺的知識變深，零散的知識變得系統完整，成為有價值的新思想。毛澤東、劉伯承等老一輩革命家就非常善於從古代軍事思想中汲取營養，推陳出新，創造性地發展和運用古兵法，並賦予其新的時代特點和內容。
例如元朝末年，朱元璋率軍攻下徽州後，他的部下紛紛勸他效仿其它反元實力派人物自立為王，但徽州名士朱升卻進言了九字策：「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這九字策為朱元璋在紛繁複雜的政治、軍事鬥爭中贏得了主動，最終實現了滅元建明的宏偉政治目標，可以說這是一個非常高明的戰略思想。毛澤東針對新中國險惡複雜的國際環境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對我國人民反帝反霸、備戰備荒起到了巨大指導作用。應當說他們的思路是很相似的，而且很顯然毛澤東是從朱升那裡借用而來的，但一望而知，由於著眼點不同，其階級特色和內容迥然各異，而且毛澤東的九字策顯然比朱升的九字策高明許多，堪稱古籍新解的典範。
所謂從微言中悟大義，是指古籍中某些觀點能夠引發人的深入思考的火花，那麼就應該充分借用這個火種，結合現實問題，形成新思想，新觀點，找到解決問題的新辦法。
例如古代兵法強調「兵不師古」，孫子也強調「戰勝不復」。這就是說，任何奇謀妙策，用過了後，人們都能找到破解的辦法，因此不能把成功的經驗和戰略戰術到處照搬照套地用。如馬謖生搬「陷之死地」而痛失街亭；趙括紙上談兵斷送了趙國40多萬將士的性命；二戰初期，法軍統帥部墨守一戰時凡爾登保衛戰時「防禦萬能」的思想，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馬奇諾防線上，結果造成了敗軍亡國的悲劇。
然而劉伯承元帥卻打破了「兵不師古」，「戰勝不復」的常規用兵之法。抗日戰爭時期他指揮八路軍進行的七亘村兩次成功的伏擊戰，可謂是「兵家所忌」的一次大膽巧妙的運用。那麼劉帥為什麼反常用兵能取勝呢？關鍵就在於他能因敵制變，敵人以為我遵循「戰勝不復」之理不會再一次在同一個地方設伏，然而劉帥正是根據敵人這一心理，達到了出其不意之效，創造了「戰勝再復」的範例。可以講，劉帥這個謀略就是運用了創造性思維，能抓住「兵不師古」，「戰勝不復」所蘊含的反覆使用同一種計謀或戰術，敵人有了警惕就難以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從而易給人造成一種心理定勢這樣一個一般規律，能從微言中悟大義，不拘常規，靈活用兵。———「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毛澤東常講：「讀歷史的人不一定是守舊的人」。習近平主席也強調領導幹部要學習歷史、學習國學。在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時，同學們一定要有「創新」的觀念和勇氣，借古人之智慧，汲取古典兵學的精華，為我們探索信息化戰爭條件下治軍和用兵的特點與規律服務。為我們學習工作方法、研究方法和領導方法服務。
對於擁有五千年華夏悠久歷史的中國而言，自古就涉及到了戰爭，涉及到了軍事，逐漸形成的軍事思想為現代軍事理論奠定了基礎。從工人化、機械化的戰爭到信息化、科學化的戰爭，都需要擁有軍事思想的指揮。
何為軍事思想?軍事思想是關於戰爭、軍隊和國防問題的理性認識，是人們長期從事軍事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不同隊級、國家或政治集團所擁有的軍事思想可能不同。同一階級、國家或政治集團的思想在不同歷史時期或發展階段也有區別。軍事思想是一種社會意思形態，既受其他社會意識形態的制約和影響，也影響和作用於其他社會意識形態。
在其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中，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一直絢爛的奇葩。中國古代戰爭之多，軍事群星之多，軍事典籍之多，堪稱為世界之最，其軍事思想發展水平一直居於世界領先水平。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形成、發展與成熟。
1.夏、商、西周時期——形成時期。
公元前21世紀(一說公元前22世紀)，中國建立了奴隸制的夏王朝，從此戰爭成為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從古代兵書的記載和出土的文物來看，夏朝前期石器、木棒是主要的作戰工具。夏朝後期青銅器逐漸演替了那些最古老的作戰工具。可由於身披青銅盔甲、手執青銅武器，步行作戰非常困難，所以車戰是主要的作戰方式。奴隸主對外族發動掠奪戰爭，或用武力鎮壓本族奴隸的反抗，都是以征討「違天命者」、「弔民伐罪」、「敬天保民」相號召，並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嚴刑厚賞驅使士卒作戰。作戰方式是集團列陣正面衝殺。到商代以後，作戰逐漸以車兵為主。對軍隊指揮，要求行動統一，嚴厲管理。這種思想，指導著夏、商、西周幾個王朝的軍事鬥爭。通過這一時期的戰爭，人們已初步認識到審勢而動，量力而行，眾可以勝寡，強可以勝弱，反映了樸素的唯物主義觀念。此時，人們對於戰爭的認識處於低級階段，反映這一時期的軍事理論文獻有《尚書》、《軍志》、《軍政》。雖然已消亡或存在隻言片語，但已高度概括和抽象出了一些關於作戰指導的理性原則。例如：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等。
2.春秋戰國時期——成熟時期。
約從公元前 8世紀初至前 3世紀末，即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逐漸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制度的變革，引起了士兵成分的變化和兵器的改進，軍事制度和作戰方式也隨之變化。為適應這些新情況的需要,產生了統率軍隊的專職將帥,湧現了許多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軍事家和兵書著作。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兵法》。著名的《孫子兵法》，標誌著封建統治階級軍事思想的成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統而全面的軍事理論著作，揭示了一系列指導戰爭的規律，並奠定了中國軍事思想的基礎，指導著後代的戰爭實踐和軍事理論的研究，在國際上也享有極高的聲譽。《孫子兵法》提出，軍事鬥爭必須巧妙地運用權謀，即「上兵伐謀」，「必以全爭於天下」，認為「不戰而屈人之兵」是高明的軍事家所期求的最理想的戰爭結局。它打破了奴隸社會的天命觀，以樸素的辯證法和唯物主義思想,指出戰爭獲勝不取決於鬼神,只要能夠做到「知彼知己」，就可以「百戰不殆」。它提出了「以正合,以奇勝」和「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作戰思想。《孫子兵法》還指出，戰爭勝負是由政治、經濟、天時、地利、人事等因素所決定的，所以封建統治階級要修明政治，順應民心。這些思想，也為《孫子兵法》同時代的其他兵書和論及軍事的著作所重視。戰國時期，人們對戰爭的認識又進了一步。例如，傳為軍事家吳起所著的《吳子》，就探索了戰爭的實質，論及戰爭發生的根源，並把戰爭分成幾種類型，賦予定義，提出對付各類戰爭的方略。軍事家孫臏所著《孫臏兵法》，更主張拋棄「責仁義,式禮樂」的思想,要求用戰爭手段解決社會混亂局面;其作戰思想則特彆強調「貴勢」和以奇制勝。這些主張，都是對《孫子兵法》軍事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在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美軍方面稱：指揮官給每個美軍大兵都發了《孫子兵法》，讓他們臨陣學習，若有誰不學習就撤他的職，以至於每個人把書就裝在他們們鼓鼓的大背囊裡面。因此有一種說法說有一個中國人親身經歷了這兩場戰爭，那就是孫子，也有一種說法認為是孫子打贏了這兩場戰爭。
3.秦漢至五代時期——發展時期。
從公元前 3世紀末至公元13世紀，中國經歷了秦、漢、晉、隋、唐、宋、元等幾個大的王朝的統治和更迭。在這漫長的歷史時期，先秦的軍事思想對軍事鬥爭仍然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由於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及戰爭的發展，軍事思想也進一步得到豐富和提高。秦始皇的大規模築長城、修馳(直)道、重兵戍邊等軍事措施，對後世建設邊防的戰略思想，有重大影響。在著名的楚漢戰爭中，張良為劉邦決策，收攬民心，分化對方，爭取同盟，孤立項羽，取得了戰爭勝利。西漢王朝在對北方匈奴貴族的反擊作戰中，由名將衛青、霍去病率獨立的騎兵集團主動出擊，快速機動，遠程奔襲，以及正面衝擊，翼側迂迴等作戰行動，創造性地發展了大規模使用騎兵的戰略戰術。兵書《六韜》，針對頻繁的戰爭,提出了愛惜民力、休養生息的思想,並對作戰指揮機構以及步兵、騎兵的協同作戰等作了論述。兵書《三略》，進一步闡述了「柔能制剛，弱能制強」的樸素的軍事辯證法思想，並指出最高統治者必須廣攬人才，重視民眾與士卒的作用。從漢到隋曾多次發生過從黃河流域向江南進軍的大規模戰爭，大都是步、騎兵和水軍多路並進的多兵種大集團的配合作戰。其中，東漢末年的赤壁之戰，晉滅吳之戰，東晉苻秦的淝水之戰，以及隋滅陳之戰最為著名。在這些戰爭中，政治鬥爭與軍事鬥爭的結合，謀略與決策，以及作戰指揮藝術，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李衛公問對》一書，聯繫唐代初期的戰爭經驗，對以往兵書進行了探討，對《孫子兵法》提出的虛實、奇正、攻守等原則及其內在聯繫，作了比較辯證的論述。李筌的《太白陰經》認為，戰爭的取勝決定於國家政治的優劣、力量的強弱以及謀略的運用。到了遼、宋、西夏和後來的宋與金、蒙古等幾個民族政權並立的統治時期,互相長期處於對立狀態,戰爭頻繁。這時期，隨著生產發展和戰爭的需要，出現了火器和複雜的裝備器材，對作戰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宋王朝，由於政治腐敗,軍權由皇帝絕對控制,軍隊作戰能力低下，造成屢戰失利。統治者為了教習文臣武將熟悉軍事,命曾公亮等編纂《武經總要》,總結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並頒布《孫子兵法》、《吳子》、《司馬法》、《六韜》、《尉繚子》、《三略》和《李衛公問對》為《武經七書》，官定為武學教材。這時，許洞的《虎鈐經》和何去非的《何博士備論》，均對皇帝絕對控制軍隊指揮權及其危害提出了非議。南宋名將岳飛提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他率「岳家軍」突破皇帝「欽定」的作戰旨意，採取步、騎配合的靈活戰法，擊敗了金軍強大的騎兵。陳規在《守城錄》中，記錄了軍隊開始使用火器和改進城防工事進行防禦作戰的方法，主張「守中有攻」，對城市防禦戰法有所創新。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遼、西夏、金等政權，均以騎兵見長，特別是後來興起的蒙古族，建立了兵牧合一的制度，充分發揮其騎兵優勢，以高度的機動靈活制敵，並善於學習和利用敵方先進技術，不斷改進其軍隊的裝備。蒙古貴族和後來建立的元王朝戰勝南宋時，採取遠距離的戰略迂迴和步、騎、水軍聯合多路進軍，實施大集團軍隊的戰略進攻。以上的實踐經驗和兵書內容，進一步發展和豐富了古代的軍事思想。
4.宋至鴉片戰爭時期——體系化時期。
大約從14世紀末至19世紀40年代,約從明朝至清朝後期,中國封建社會逐步走向沒落的境地，不但有連綿不斷的大規模農民起義戰爭、民族起義戰爭和統治者的平叛戰爭等，而且外國也開始入侵中國。宋至元豐年間的《武經七書》已作為武學的必修課程。火藥，指南針開始使用于軍事。火武器登上戰爭的舞台。火藥的西傳對世界軍事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致使明朝至清朝前期一方面出現了十分保守的只求守城保寨單純防守作戰的思想;另一方面，從實踐中總結出的帶有強烈革新內容的軍事思想，也在不少兵書中出現。明代傑出抗倭將領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就是這種革新思想的代表作。他根據沿海複雜的地形條件和倭寇火器裝備的特點，對陣法作了重大。他制定了以 12人為單位的「鴛鴦陣」，把它作為戰鬥隊形的基礎。何良臣的《陣紀》一書,對於軍隊組訓和戰法的論述,也具有革新的內容。孫承宗主編的《車營扣答合編》，反映了在大量火器裝備部隊後，編制和戰法的。茅元儀編纂的《武備志》，則試圖從軍事理論、建軍作戰、兵器製造使用、天象地理、江河海防諸方面，提出實行軍事改革的依據，以求振興明王朝的武備。清王朝建立以前,後金(清王朝前身)與明軍發生薩爾滸之戰,清太祖努爾哈赤以「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的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充分發揮其步騎協同作戰的長處，對明軍的多路進攻實行各個擊破，反映了軍事指揮上的新思想。乾隆以後，統治者局限於騎射為滿洲之根本的思想，採取閉關鎖國政策,在軍事上逐漸趨於保守落後。但是,也有不少人針對這種狀態,提出了某些革新思想。例如,惠麓酒民的《百金方》，主張團結民心，實行兵民聯防;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提出京城要建立多層次設防的思想;年羹堯的《治平勝算全書》，強調平時對軍隊嚴格訓練，戰時才能取勝等，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戰爭的指導思想。
我國古代戰爭指導思想十分豐富，大致有以下八項內容。
1、先發制人。
戰場上兩軍對陣，劍拔弩張，誰能爭取先機，便占有了主動。正如《尉繚子》所言：「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
2、速戰速決。
孫武曾說：「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久則鈍兵挫銳」，「故兵貴勝，不貴久」。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以「閃電戰」的方式贏得了速度上的優勢，主動出擊迂迴並突破了英法自以為固若金湯的馬其諾防線，在短時間迫使法國投降。
3、力爭主動。
《鬼谷子》說：「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制命也」。
春秋時期，多國爭霸日盛。發生在晉楚兩國間的城濮之戰，以晉國勝利而結束。晉勝楚敗的一個重大原因則晉軍在戰略、戰術上力爭主動，占儘先機，從而贏取了戰爭。戰爭一開始，晉軍一天始，晉右軍胥臣部將虎皮蒙在戰馬上，此舉使楚下軍驚恐失措，紛紛敗退;接著，晉左軍佯做後退，並將事先伐好的樹枝綁在戰車尾部，塵土飛揚，使楚上軍誤以為晉軍已經潰不成軍，楚軍於是放鬆警惕，全力追趕。在這種情況下，晉中軍切斷楚上軍歸路，同時，假裝潰敗的晉左軍轉身回擊。在晉軍圍殲下，楚上軍幾乎全軍覆滅。
4、集中兵力。
《白豪子》指出：「兵之貴合也。合則勢張，合則力強，合則氣旺，合則心堅。」認為作戰最重要的是集中兵力。
5、出其不意。
孫武認為：「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1941年12月7日，日軍海軍偷襲美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在珍珠港事件的勝利，就得益於戰爭之前各方面的「出其不意」。首先是外交策略上日本假意和美國進行外交談判，使美國放鬆警惕;其次在攻擊時間的選擇上，12月7日正是美海軍士兵的休息時間，可謂神不知，鬼不覺。
6、奇正互變。
孫武說：「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同樣是疑敵，戰國時的孫臏用的是減灶法，而三國時的諸葛亮則採用了增灶法，殊途同歸。
7、兵貴其和。
《准南子》提出：「良將之用座也，同其心，一其力」，把協同作戰看作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
8、先戒為寶。
古人從戰爭經驗中認識到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即使天下太平，但忘了戰備也是很危險的。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強調得民心、得人、主張棄個人小利謀長遠大利;注重謀略，力求智取，所以存在「兵者，詭道也」和「先發制人，出其不意的戰術思想。它講究居安思危，未雨綢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中國古代千百次王朝戰爭和大規模農民起義戰爭的經驗總結。它的豐富內容，是前人留下的寶貴軍事遺產，也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部分。中國近代的直至現代的軍事思想，都從中批判地繼承和吸取了許多有價值的內容。
何為軍事思想?軍事思想是關於戰爭、軍隊和國防問題的理性認識，是人們長期從事軍事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不同隊級、國家或政治集團所擁有的軍事思想可能不同。同一階級、國家或政治集團的思想在不同歷史時期或發展階段也有區別。軍事思想是一種社會意思形態，既受其他社會意識形態的制約和影響，也影響和作用於其他社會意識形態。
在其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中，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一直絢爛的奇葩。中國古代戰爭之多，軍事群星之多，軍事典籍之多，堪稱為世界之最，其軍事思想發展水平一直居於世界領先水平。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形成、發展與成熟。
1.夏、商、西周時期——形成時期。
公元前21世紀(一說公元前22世紀)，中國建立了奴隸制的夏王朝，從此戰爭成為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從古代兵書的記載和出土的文物來看，夏朝前期石器、木棒是主要的作戰工具。夏朝後期青銅器逐漸演替了那些最古老的作戰工具。可由於身披青銅盔甲、手執青銅武器，步行作戰非常困難，所以車戰是主要的作戰方式。奴隸主對外族發動掠奪戰爭，或用武力鎮壓本族奴隸的反抗，都是以征討「違天命者」、「弔民伐罪」、「敬天保民」相號召，並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嚴刑厚賞驅使士卒作戰。作戰方式是集團列陣正面衝殺。到商代以後，作戰逐漸以車兵為主。對軍隊指揮，要求行動統一，嚴厲管理。這種思想，指導著夏、商、西周幾個王朝的軍事鬥爭。通過這一時期的戰爭，人們已初步認識到審勢而動，量力而行，眾可以勝寡，強可以勝弱，反映了樸素的唯物主義觀念。此時，人們對於戰爭的認識處於低級階段，反映這一時期的軍事理論文獻有《尚書》、《軍志》、《軍政》。雖然已消亡或存在隻言片語，但已高度概括和抽象出了一些關於作戰指導的理性原則。例如：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等。
2.春秋戰國時期——成熟時期。
約從公元前 8世紀初至前 3世紀末，即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逐漸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制度的變革，引起了士兵成分的變化和兵器的改進，軍事制度和作戰方式也隨之變化。為適應這些新情況的需要,產生了統率軍隊的專職將帥,湧現了許多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軍事家和兵書著作。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兵法》。著名的《孫子兵法》，標誌著封建統治階級軍事思想的成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統而全面的軍事理論著作，揭示了一系列指導戰爭的規律，並奠定了中國軍事思想的基礎，指導著後代的戰爭實踐和軍事理論的研究，在國際上也享有極高的聲譽。《孫子兵法》提出，軍事鬥爭必須巧妙地運用權謀，即「上兵伐謀」，「必以全爭於天下」，認為「不戰而屈人之兵」是高明的軍事家所期求的最理想的戰爭結局。它打破了奴隸社會的天命觀，以樸素的辯證法和唯物主義思想,指出戰爭獲勝不取決於鬼神,只要能夠做到「知彼知己」，就可以「百戰不殆」。它提出了「以正合,以奇勝」和「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作戰思想。《孫子兵法》還指出，戰爭勝負是由政治、經濟、天時、地利、人事等因素所決定的，所以封建統治階級要修明政治，順應民心。這些思想，也為《孫子兵法》同時代的其他兵書和論及軍事的著作所重視。戰國時期，人們對戰爭的認識又進了一步。例如，傳為軍事家吳起所著的《吳子》，就探索了戰爭的實質，論及戰爭發生的根源，並把戰爭分成幾種類型，賦予定義，提出對付各類戰爭的方略。軍事家孫臏所著《孫臏兵法》，更主張拋棄「責仁義,式禮樂」的思想,要求用戰爭手段解決社會混亂局面;其作戰思想則特彆強調「貴勢」和以奇制勝。這些主張，都是對《孫子兵法》軍事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在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美軍方面稱：指揮官給每個美軍大兵都發了《孫子兵法》，讓他們臨陣學習，若有誰不學習就撤他的職，以至於每個人把書就裝在他們們鼓鼓的大背囊裡面。因此有一種說法說有一個中國人親身經歷了這兩場戰爭，那就是孫子，也有一種說法認為是孫子打贏了這兩場戰爭。
3.秦漢至五代時期——發展時期。
從公元前 3世紀末至公元13世紀，中國經歷了秦、漢、晉、隋、唐、宋、元等幾個大的王朝的統治和更迭。在這漫長的歷史時期，先秦的軍事思想對軍事鬥爭仍然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由於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及戰爭的發展，軍事思想也進一步得到豐富和提高。秦始皇的大規模築長城、修馳(直)道、重兵戍邊等軍事措施，對後世建設邊防的戰略思想，有重大影響。在著名的楚漢戰爭中，張良為劉邦決策，收攬民心，分化對方，爭取同盟，孤立項羽，取得了戰爭勝利。西漢王朝在對北方匈奴貴族的反擊作戰中，由名將衛青、霍去病率獨立的騎兵集團主動出擊，快速機動，遠程奔襲，以及正面衝擊，翼側迂迴等作戰行動，創造性地發展了大規模使用騎兵的戰略戰術。兵書《六韜》，針對頻繁的戰爭,提出了愛惜民力、休養生息的思想,並對作戰指揮機構以及步兵、騎兵的協同作戰等作了論述。兵書《三略》，進一步闡述了「柔能制剛，弱能制強」的樸素的軍事辯證法思想，並指出最高統治者必須廣攬人才，重視民眾與士卒的作用。從漢到隋曾多次發生過從黃河流域向江南進軍的大規模戰爭，大都是步、騎兵和水軍多路並進的多兵種大集團的配合作戰。其中，東漢末年的赤壁之戰，晉滅吳之戰，東晉苻秦的淝水之戰，以及隋滅陳之戰最為著名。在這些戰爭中，政治鬥爭與軍事鬥爭的結合，謀略與決策，以及作戰指揮藝術，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李衛公問對》一書，聯繫唐代初期的戰爭經驗，對以往兵書進行了探討，對《孫子兵法》提出的虛實、奇正、攻守等原則及其內在聯繫，作了比較辯證的論述。李筌的《太白陰經》認為，戰爭的取勝決定於國家政治的優劣、力量的強弱以及謀略的運用。到了遼、宋、西夏和後來的宋與金、蒙古等幾個民族政權並立的統治時期,互相長期處於對立狀態,戰爭頻繁。這時期，隨著生產發展和戰爭的需要，出現了火器和複雜的裝備器材，對作戰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宋王朝，由於政治腐敗,軍權由皇帝絕對控制,軍隊作戰能力低下，造成屢戰失利。統治者為了教習文臣武將熟悉軍事,命曾公亮等編纂《武經總要》,總結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並頒布《孫子兵法》、《吳子》、《司馬法》、《六韜》、《尉繚子》、《三略》和《李衛公問對》為《武經七書》，官定為武學教材。這時，許洞的《虎鈐經》和何去非的《何博士備論》，均對皇帝絕對控制軍隊指揮權及其危害提出了非議。南宋名將岳飛提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他率「岳家軍」突破皇帝「欽定」的作戰旨意，採取步、騎配合的靈活戰法，擊敗了金軍強大的騎兵。陳規在《守城錄》中，記錄了軍隊開始使用火器和改進城防工事進行防禦作戰的方法，主張「守中有攻」，對城市防禦戰法有所創新。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遼、西夏、金等政權，均以騎兵見長，特別是後來興起的蒙古族，建立了兵牧合一的制度，充分發揮其騎兵優勢，以高度的機動靈活制敵，並善於學習和利用敵方先進技術，不斷改進其軍隊的裝備。蒙古貴族和後來建立的元王朝戰勝南宋時，採取遠距離的戰略迂迴和步、騎、水軍聯合多路進軍，實施大集團軍隊的戰略進攻。以上的實踐經驗和兵書內容，進一步發展和豐富了古代的軍事思想。
4.宋至鴉片戰爭時期——體系化時期。
大約從14世紀末至19世紀40年代,約從明朝至清朝後期,中國封建社會逐步走向沒落的境地，不但有連綿不斷的大規模農民起義戰爭、民族起義戰爭和統治者的平叛戰爭等，而且外國也開始入侵中國。宋至元豐年間的《武經七書》已作為武學的必修課程。火藥，指南針開始使用于軍事。火武器登上戰爭的舞台。火藥的西傳對世界軍事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致使明朝至清朝前期一方面出現了十分保守的只求守城保寨單純防守作戰的思想;另一方面，從實踐中總結出的帶有強烈革新內容的軍事思想，也在不少兵書中出現。明代傑出抗倭將領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就是這種革新思想的代表作。他根據沿海複雜的地形條件和倭寇火器裝備的特點，對陣法作了重大。他制定了以 12人為單位的「鴛鴦陣」，把它作為戰鬥隊形的基礎。何良臣的《陣紀》一書,對於軍隊組訓和戰法的論述,也具有革新的內容。孫承宗主編的《車營扣答合編》，反映了在大量火器裝備部隊後，編制和戰法的。茅元儀編纂的《武備志》，則試圖從軍事理論、建軍作戰、兵器製造使用、天象地理、江河海防諸方面，提出實行軍事改革的依據，以求振興明王朝的武備。清王朝建立以前,後金(清王朝前身)與明軍發生薩爾滸之戰,清太祖努爾哈赤以「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的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充分發揮其步騎協同作戰的長處，對明軍的多路進攻實行各個擊破，反映了軍事指揮上的新思想。乾隆以後，統治者局限於騎射為滿洲之根本的思想，採取閉關鎖國政策,在軍事上逐漸趨於保守落後。但是,也有不少人針對這種狀態,提出了某些革新思想。例如,惠麓酒民的《百金方》，主張團結民心，實行兵民聯防;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提出京城要建立多層次設防的思想;年羹堯的《治平勝算全書》，強調平時對軍隊嚴格訓練，戰時才能取勝等，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戰爭的指導思想。
我國古代戰爭指導思想十分豐富，大致有以下八項內容。
1、先發制人。
戰場上兩軍對陣，劍拔弩張，誰能爭取先機，便占有了主動。正如《尉繚子》所言：「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
2、速戰速決。
孫武曾說：「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久則鈍兵挫銳」，「故兵貴勝，不貴久」。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以「閃電戰」的方式贏得了速度上的優勢，主動出擊迂迴並突破了英法自以為固若金湯的馬其諾防線，在短時間迫使法國投降。
3、力爭主動。
《鬼谷子》說：「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制命也」。
春秋時期，多國爭霸日盛。發生在晉楚兩國間的城濮之戰，以晉國勝利而結束。晉勝楚敗的一個重大原因則晉軍在戰略、戰術上力爭主動，占儘先機，從而贏取了戰爭。戰爭一開始，晉軍一天始，晉右軍胥臣部將虎皮蒙在戰馬上，此舉使楚下軍驚恐失措，紛紛敗退;接著，晉左軍佯做後退，並將事先伐好的樹枝綁在戰車尾部，塵土飛揚，使楚上軍誤以為晉軍已經潰不成軍，楚軍於是放鬆警惕，全力追趕。在這種情況下，晉中軍切斷楚上軍歸路，同時，假裝潰敗的晉左軍轉身回擊。在晉軍圍殲下，楚上軍幾乎全軍覆滅。
4、集中兵力。
《白豪子》指出：「兵之貴合也。合則勢張，合則力強，合則氣旺，合則心堅。」認為作戰最重要的是集中兵力。
5、出其不意。
孫武認為：「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1941年12月7日，日軍海軍偷襲美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在珍珠港事件的勝利，就得益於戰爭之前各方面的「出其不意」。首先是外交策略上日本假意和美國進行外交談判，使美國放鬆警惕;其次在攻擊時間的選擇上，12月7日正是美海軍士兵的休息時間，可謂神不知，鬼不覺。
6、奇正互變。
孫武說：「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同樣是疑敵，戰國時的孫臏用的是減灶法，而三國時的諸葛亮則採用了增灶法，殊途同歸。
7、兵貴其和。
《准南子》提出：「良將之用座也，同其心，一其力」，把協同作戰看作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
8、先戒為寶。
古人從戰爭經驗中認識到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即使天下太平，但忘了戰備也是很危險的。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強調得民心、得人、主張棄個人小利謀長遠大利;注重謀略，力求智取，所以存在「兵者，詭道也」和「先發制人，出其不意的戰術思想。它講究居安思危，未雨綢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中國古代千百次王朝戰爭和大規模農民起義戰爭的經驗總結。它的豐富內容，是前人留下的寶貴軍事遺產，也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部分。中國近代的直至現代的軍事思想，都從中批判地繼承和吸取了許多有價值的內容。
一、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發展歷程
（一）萌芽成型時期（夏、商、西周）。
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8世紀，我國先後建立了夏、商、西周3個奴隸制王朝。這是中國奴隸社會從確立、發展到鼎盛的整個歷史階段，也是我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初步形成時期。商代甲骨文、商周時期的金文中就有大量關於軍事活動的記載。西周時期已出現《軍志》《軍政》等軍事著作，雖早已失傳，但這是我國古代軍事思想形成的重要標誌。由於對戰爭客觀規律認識的局限，戰爭受迷信的影響極大，國家經常以占卜、觀察星象等來決定戰爭行動，產生了以天命觀為中心內容的戰爭指導思想；軍隊的治理以「禮」和「刑」為基礎，「禮」主要適於上層的貴族和軍官，講究等級名分、上下有序，對下級和士兵的管理主要靠嚴酷的刑法。
（二）成熟繁榮時期（春秋戰國）。
公元前8世紀初到公元前3世紀末，即春秋戰國時期，它是我國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時期。這是我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大發展的一個歷史階段，也是古代軍事大發展的時期。階級矛盾的不斷深化，使戰爭連綿不斷，戰爭規模擴大，戰爭頻繁而形式多樣。許多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軍事家和兵書著作不斷湧現，從戰爭論、治兵論、用兵論及研究戰爭的方法論等方面，全面奠定了我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基礎，標誌著我國古代軍事思想已基本成熟。現存最早、影響最大的就是春秋末期孫武所著的《孫子兵法》，它是新興地主階級軍事理論的奠基作，它標誌著封建階級軍事思想的成熟，成為後世兵書的典範。其他影響較大的兵書還有《吳子》《司馬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六韜》等。
（三）充實提高時期（秦至五代）。
公元前3世紀初至公元10世紀中葉，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上升階段。這期間主要經歷了秦、漢、晉、隋、唐等幾個大的王朝。其中，漢、唐兩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盛世，軍事思想也進一步得到了豐富和發展。秦以後進入了以鐵兵器為主的時代，騎兵成為戰爭力量的主角，舟師水軍參戰也更多了，這就要求作戰指揮必須加強步、騎、水軍的配合作戰。從漢到隋曾多次發生如赤壁之戰、測水之戰等這樣大規模、多兵種大集團的配合作戰，在這些戰爭中，政治鬥爭與軍事鬥爭的結合，謀略與決策的運用，以及作戰指揮藝術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戰爭的發展使得戰略戰術的運用和指揮藝術都得到高度發展，戰略思想也日臻成熟，諸葛亮的《隆中對》成為當時戰略決策的代表。這個時期出現了許多總結軍事鬥爭經驗的兵書，其中漢初出現的《黃石公三略》和後來的《李衛公問對》等，是傳世的重要著作。
（四）系統完善時期（宋至清前期）。
公元960年到1840年，歷經宋、元、明、清（前期）4個朝代，中國封建社會已進入後期。火器逐漸普遍使用，使戰爭進入了冷、熱兵器並用的時代。宋朝從建國之初，就面臨著民族矛盾擴大、階級矛盾激化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加劇的局面，當政者為了維護統治，確立了兵書在社會上的正統地位，武學開始納入國家體系。北宋中葉開始重視武事，開辦武學，設立武舉，發展軍事。統治者為了教習文臣武將熟悉軍事，命曾公亮等編纂《武經總要》，總結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並頒布《孫子》《吳子》《司馬法》《六韜》《尉繚子》《三略》和《李衛公問對》為「武經七書」，官定為武學教材。武舉的設立，武學的興辦，武經的頒定，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才，繁榮了軍事學術。這個時期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歷經漫長的豐富和發展之後，走上體系化的時期，成為我國古代兵書數量最多的一個時期。其主要表現是兵書數量繁多、門類齊全；兵書概括性強，自成體系。據《中國兵書總目》，宋、元、明、清（不含近代）兵書總共有1815種，占我國古代兵書總數的3/4以上，而且內容豐富，分門別類地概括了軍事思想的各個方面，形成邏輯性較強的比較完整的體系。
二、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基本內容
（一）戰爭的起源、性質和作用。
1.戰爭的起源。
《吳子》認為：「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就是說引起戰爭的原因有5個方面：一是爭奪霸主地位；二是爭奪土地、財產和人口；三是積恨深怨；四是國家發生了內亂；五是國家發生了饑荒。
2.戰爭的性質。
《吳子》指出：「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即禁暴除亂、拯救危難的軍隊叫義兵；仗恃兵強、征伐列國的軍隊叫強兵；因君王震怒而出師的軍隊叫剛兵；背理貪利的軍隊叫暴兵；不顧國亂民疲，興師伐眾而出征的軍隊叫逆兵。
3、戰爭的作用。
《司馬法》指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尉繚子》則明確指出：「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
（二）戰爭與政治。
《孫子兵法》指出：「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尉繚子》指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淮南子•兵略訓》指出：「兵之勝敗，本在於政……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司馬法》指出:「以義治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爭，不出於中人。」意思是說採用符合正義的措施治理國家，這是正常的方法。用正常的方法達不到目的就要採取特殊的手段,特殊手段是以戰爭方式表達出來的，而不是以和平方式表現出來。
（三）戰爭與經濟。
經濟是戰爭的物質基礎，戰爭是以巨大的物質消耗為代價的，這一點我國古代軍事家認識是比較深刻的。《孫子兵法》指出：「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因此，又指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春秋時期的管仲也曾較深刻地論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因此，他明確指出：「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律；一戰之費，累代之攻盡。」。
（四）戰爭與主觀指導。
《孫子兵法》明確指出：「因利而制權……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因為「兵無常勢」，指揮者必須不斷根據敵情、我情的變化修正主觀指導，採取克敵制勝的有效手段。《草廬經略》中則說得更明確：「夫敵情叵測，常勝之家必先翻敵之情也。其動其靜，其強其弱，其治其亂，其嚴其懈，虛虛實實，進進退退，變態萬狀，燭照數計，或謀慮潛藏而直鈎其隱狀，或事機未發而預揣其必然。蓋兩軍對壘，勝負攸懸，一或不審，所失匪細。必觀其將帥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凡軍心之趨向，理勢之安危，戰守之機宜，事局之究竟，算無遺漏，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也。」掌握客觀規律，充分發揮主觀指導作用，就能贏得勝利。
（五）將帥修養。
古代軍事家特別重視將帥在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為此，提出了將帥修養的標準。《孫子兵法》強調：「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吳子》兵法中則提出，「總文武者，軍之將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武經總要•選將》提出考核將帥的「九驗」：「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以觀其恭，繁使之以觀其能，卒然問焉以觀其智，急與之以觀其信，委之以貨財以觀其仁，告之以危以觀其節，醉之以酒以觀其態，雜之以處以觀其色。」。
（六）治軍。
一是法規法令的建設與實施。《尉繚子》中設有《重刑令》《伍制令》《勒卒令》《經卒令》和《兵令》等，就是為了「明刑罰，正功賞」，「鼓之，前如雷霆，動如風雨，莫敢當其前，莫敢躡其後」，使軍隊「方亦勝，圓亦勝，錯邪亦勝，臨險亦勝」。二是教練。《吳子》指出：「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兵有略叢言提綱》指出：「不教則不明，不練則不習。」在訓練方法上主張「教得其道」，「練心」「練膽」「練藝」。
（七）戰略戰術。
古代兵書中關於戰爭謀略與戰術的論述，有許多是很有見地的。如「上兵伐謀」，「以全爭於天下」的全勝論；「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威懾論；「度勢」「料勢」「為勢」的「勝可為」論；「先人有奪人之心」的「兵貴先」的先發制勝論；「後人發，先人至」的後發制勝論；「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制命也」「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掌握戰爭主動權論；「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正勝窮也」「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的奇正相變論；「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的「以眾擊寡」論；「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以治待亂，以靜待嘩」「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的「治氣」「治心」「治力」「治變」的四治論等等。
（八）戰爭保障。
1.物質儲備和後方補給。
《孫子兵法•軍爭》指出：「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六韜・ 軍略》則說：「三軍用備，主將何憂。」因此，古代軍事思想家提出：「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2.地形。
《孫子兵法•地形》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天知地，勝乃不窮。」《武經總要•九地》提出：「夫頓兵之道有地利焉。我先據勝地，則敵不能以勝我；敵先居勝地，則我不能以制敵。」。
3.用間。
《孫子兵法•用間》提出：「三軍之事，莫親於間。」「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又說：「無所不用間也。」《行軍須知•用間》則說：「間諜之法，於兵家尤為切要也。」。
三、中國古代軍事思想代表性著作《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現存僅為13篇，6076字，其他的如八陣圖、戰鬥六甲法等已失傳。13篇大體可分為3個部分：
第一部分由《計》《作戰》《謀攻》《形》《勢》和《虛實》組成，側重論述軍事學的基礎理論和戰略問題，主要強調戰略速決和伐謀取勝，另外包含對戰爭總體、實力計算和威懾力量的深刻認識。
第二部分由《軍爭》《九變》《行軍》《地形》和《九地》組成，側重論述運動戰術、地形與軍隊配置，攻防戰術和勝敗關係，具體包括奇正、虛實、勇怯、專分、強弱、治亂、進退、動靜和死生等辯證關係。
第三部分由《火攻》和《用間》組成，論述了戰爭中的兩個特殊問題。
《孫子兵法》是我國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社會大變革時代的產物，也是孫武革新進步的軍事思想所結出的碩果，被譽為古今中外現存古書中最有價值、最有影響的古代第一兵書。《孫子兵法》的主要軍事思想至少有：
（一）重戰、慎戰、備戰思想。
重戰思想。《孫子兵法》開篇就指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戰爭是國家的大事，關係到軍民生死、國家存亡，是不可不認真研究的。這段關於戰爭的精闢概括，是孫武軍事思想的基本出發點。春秋末期，諸侯兼并，戰亂頻繁，戰爭不僅是各國維持其政治統治、向外擴張發展的主要手段，而且關係到國家的存亡。孫武總結了一些國家強盛、一些國家滅亡的經驗和教訓，提出「兵者，國之大事」的著名論斷，這對於人類認識戰爭的實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貢獻。
慎戰思想。「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國家滅亡了就不能再存在，人死了就不能再活。所以，對待戰爭問題，明智的國君要慎重，賢良的將帥要警惕。從這點出發，孫武主張：「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不是對國家有利的，就不要採取軍事行動；沒有取勝把握的，就不能隨便用兵；不處在危急緊迫情況下，就不能輕易開戰。
備戰思想。「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用兵的原則，不要寄希望於敵人不會來，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的準備；不要寄希望於敵人不會來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敵人無法攻破的條件。戰爭的立足點要取放在事先做好充分準備，嚴陣以待，使敵人不敢輕易發動進攻的基點上。
（二）「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戰爭指導思想。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孫武用簡明扼要的語言，指明了戰爭指導者了解敵我雙方情況與戰爭勝負的關係，從而揭示了指導戰爭的普遍規律。這一思想是極富科學價值的。自有戰爭以來，古今中外的戰爭指導者，都不能違背這一規律。這條規律，從哲學意義上講，是實事求是的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從戰爭理論上講，是分析判斷情況的根本規律；從指導戰爭的意義上講，是先求可勝的條件，再求必勝之機的重要抉擇。
（三）以謀略制勝為核心的用兵思想。
謀略，是指用兵的計謀。《孫子兵法》軍事思想的核心是謀略制勝，它認為軍事鬥爭不僅僅是軍事力量的競賽，而是敵我雙方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等綜合鬥爭，也是雙方軍事指導藝術的較量，即鬥智。
「廟算」制勝。「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爭戰前，計算周密，勝利條件多，可能勝敵；計算不周，勝利條件少，不能勝敵；而何況於根本不計算，沒有勝利條件呢！我們從這些方面來考察，誰勝誰負就可以看出來。「廟算」制勝，主要是指戰前要從戰爭全局上——對戰爭諸因素進行分析對比，決定打不打，怎麼打，用什麼部隊打，在什麼時間、地點打，打到什麼程度，如何進行戰爭準備和後方保障，做到有預見、有計劃、有保障，心中有數，打則必勝。也就是說，先求「運籌於帷幄之中」，然後才能「決勝於千里之外」？
詭道制勝。「兵者，詭道也」，「兵以詐立」。用兵打仗是一種詭詐行為，要依靠詭詐多變取勝。軍事上的詭道是指異於常規的一些做法。「兵不厭詐」，古今常理。在戰爭的舞台上，如果對敵人講「君子」之道，就必然被敵所制；如果能較好地運用詭道,造成敵人的過失，創造戰機，那就會陷敵於被動。孫武將詭道歸納為隱真四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以及對敵八法：「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
不戰而屈人之兵。孫武認為：「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主張「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進而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這就是以計謀攻敵的原則和孫武全勝的思想。當然，「全勝」的思想，不戰而勝，是要以強大的武力作後盾的，如果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就不可能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
孫武還總結了若干作戰用兵原則，如先勝而後求戰的原則；示形、動敵的原則;避實而擊虛的原則；我專而敵分的原則；因敵而制勝的原則等等。
（四）「文武兼施，恩威並用」的治軍思想。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將帥還沒有取得士卒的愛戴和擁護就去懲罰他們，他們就不會心服，心不服就很難使用他們去作戰。將帥已經取得了士卒的愛戴和擁護，而紀律不能嚴格執行，也不能使用他們去作戰。因此，一方面要用體貼和愛護使他們心悅誠服；另一方面要用嚴格的紀律使他們行動整齊。這樣才能戰必勝。平素命令之所以能貫徹執行，都是由於將帥與士卒相互信賴的緣故。
（五）樸素唯物論和原始辯證法思想。
《孫子兵法》之所以具有極大的時空跨度，經久而不衰，與它反映的樸素唯物論和原始辯證法思想是分不開的。《孫子兵法》反映的唯物論，主要包括3個方面：一是對戰爭的認識，衝破了「鬼神論」和「天命論」；二是把客觀因素作為決定戰爭勝負的基礎；三是注意到時間和空間在軍事上的作用。其原始辯證法思想主要表現在能夠正確認識戰爭中各種矛盾的對立統一及相互轉化的關係。《孫子兵法》中的辯證概念和範疇有85對，使用260次之多。如敵我、攻守、勝負、迂直、強弱、勇怯、奇正、虛實、分合、久速等，並充分論述了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
《孫子兵法》作為一部偉大的軍事著作，它的科學價值是不可磨滅的。但是，由於它誕生在2000多年前，難免存有時代的局限。這是任何一部著作都難以避免的。因此，我們在學習運用時要把握總體的精神，而絕不能糾結於個別詞句不能自拔甚至看不到這部著作思想上燦爛的光輝。
（一）萌芽成型時期（夏、商、西周）。
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8世紀，我國先後建立了夏、商、西周3個奴隸制王朝。這是中國奴隸社會從確立、發展到鼎盛的整個歷史階段，也是我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初步形成時期。商代甲骨文、商周時期的金文中就有大量關於軍事活動的記載。西周時期已出現《軍志》《軍政》等軍事著作，雖早已失傳，但這是我國古代軍事思想形成的重要標誌。由於對戰爭客觀規律認識的局限，戰爭受迷信的影響極大，國家經常以占卜、觀察星象等來決定戰爭行動，產生了以天命觀為中心內容的戰爭指導思想；軍隊的治理以「禮」和「刑」為基礎，「禮」主要適於上層的貴族和軍官，講究等級名分、上下有序，對下級和士兵的管理主要靠嚴酷的刑法。
（二）成熟繁榮時期（春秋戰國）。
公元前8世紀初到公元前3世紀末，即春秋戰國時期，它是我國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時期。這是我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大發展的一個歷史階段，也是古代軍事大發展的時期。階級矛盾的不斷深化，使戰爭連綿不斷，戰爭規模擴大，戰爭頻繁而形式多樣。許多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軍事家和兵書著作不斷湧現，從戰爭論、治兵論、用兵論及研究戰爭的方法論等方面，全面奠定了我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基礎，標誌著我國古代軍事思想已基本成熟。現存最早、影響最大的就是春秋末期孫武所著的《孫子兵法》，它是新興地主階級軍事理論的奠基作，它標誌著封建階級軍事思想的成熟，成為後世兵書的典範。其他影響較大的兵書還有《吳子》《司馬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六韜》等。
（三）充實提高時期（秦至五代）。
公元前3世紀初至公元10世紀中葉，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上升階段。這期間主要經歷了秦、漢、晉、隋、唐等幾個大的王朝。其中，漢、唐兩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盛世，軍事思想也進一步得到了豐富和發展。秦以後進入了以鐵兵器為主的時代，騎兵成為戰爭力量的主角，舟師水軍參戰也更多了，這就要求作戰指揮必須加強步、騎、水軍的配合作戰。從漢到隋曾多次發生如赤壁之戰、測水之戰等這樣大規模、多兵種大集團的配合作戰，在這些戰爭中，政治鬥爭與軍事鬥爭的結合，謀略與決策的運用，以及作戰指揮藝術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戰爭的發展使得戰略戰術的運用和指揮藝術都得到高度發展，戰略思想也日臻成熟，諸葛亮的《隆中對》成為當時戰略決策的代表。這個時期出現了許多總結軍事鬥爭經驗的兵書，其中漢初出現的《黃石公三略》和後來的《李衛公問對》等，是傳世的重要著作。
（四）系統完善時期（宋至清前期）。
公元960年到1840年，歷經宋、元、明、清（前期）4個朝代，中國封建社會已進入後期。火器逐漸普遍使用，使戰爭進入了冷、熱兵器並用的時代。宋朝從建國之初，就面臨著民族矛盾擴大、階級矛盾激化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加劇的局面，當政者為了維護統治，確立了兵書在社會上的正統地位，武學開始納入國家體系。北宋中葉開始重視武事，開辦武學，設立武舉，發展軍事。統治者為了教習文臣武將熟悉軍事，命曾公亮等編纂《武經總要》，總結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並頒布《孫子》《吳子》《司馬法》《六韜》《尉繚子》《三略》和《李衛公問對》為「武經七書」，官定為武學教材。武舉的設立，武學的興辦，武經的頒定，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才，繁榮了軍事學術。這個時期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歷經漫長的豐富和發展之後，走上體系化的時期，成為我國古代兵書數量最多的一個時期。其主要表現是兵書數量繁多、門類齊全；兵書概括性強，自成體系。據《中國兵書總目》，宋、元、明、清（不含近代）兵書總共有1815種，占我國古代兵書總數的3/4以上，而且內容豐富，分門別類地概括了軍事思想的各個方面，形成邏輯性較強的比較完整的體系。
二、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基本內容
（一）戰爭的起源、性質和作用。
1.戰爭的起源。
《吳子》認為：「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就是說引起戰爭的原因有5個方面：一是爭奪霸主地位；二是爭奪土地、財產和人口；三是積恨深怨；四是國家發生了內亂；五是國家發生了饑荒。
2.戰爭的性質。
《吳子》指出：「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即禁暴除亂、拯救危難的軍隊叫義兵；仗恃兵強、征伐列國的軍隊叫強兵；因君王震怒而出師的軍隊叫剛兵；背理貪利的軍隊叫暴兵；不顧國亂民疲，興師伐眾而出征的軍隊叫逆兵。
3、戰爭的作用。
《司馬法》指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尉繚子》則明確指出：「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
（二）戰爭與政治。
《孫子兵法》指出：「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尉繚子》指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淮南子•兵略訓》指出：「兵之勝敗，本在於政……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司馬法》指出:「以義治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爭，不出於中人。」意思是說採用符合正義的措施治理國家，這是正常的方法。用正常的方法達不到目的就要採取特殊的手段,特殊手段是以戰爭方式表達出來的，而不是以和平方式表現出來。
（三）戰爭與經濟。
經濟是戰爭的物質基礎，戰爭是以巨大的物質消耗為代價的，這一點我國古代軍事家認識是比較深刻的。《孫子兵法》指出：「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因此，又指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春秋時期的管仲也曾較深刻地論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因此，他明確指出：「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律；一戰之費，累代之攻盡。」。
（四）戰爭與主觀指導。
《孫子兵法》明確指出：「因利而制權……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因為「兵無常勢」，指揮者必須不斷根據敵情、我情的變化修正主觀指導，採取克敵制勝的有效手段。《草廬經略》中則說得更明確：「夫敵情叵測，常勝之家必先翻敵之情也。其動其靜，其強其弱，其治其亂，其嚴其懈，虛虛實實，進進退退，變態萬狀，燭照數計，或謀慮潛藏而直鈎其隱狀，或事機未發而預揣其必然。蓋兩軍對壘，勝負攸懸，一或不審，所失匪細。必觀其將帥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凡軍心之趨向，理勢之安危，戰守之機宜，事局之究竟，算無遺漏，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也。」掌握客觀規律，充分發揮主觀指導作用，就能贏得勝利。
（五）將帥修養。
古代軍事家特別重視將帥在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為此，提出了將帥修養的標準。《孫子兵法》強調：「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吳子》兵法中則提出，「總文武者，軍之將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武經總要•選將》提出考核將帥的「九驗」：「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以觀其恭，繁使之以觀其能，卒然問焉以觀其智，急與之以觀其信，委之以貨財以觀其仁，告之以危以觀其節，醉之以酒以觀其態，雜之以處以觀其色。」。
（六）治軍。
一是法規法令的建設與實施。《尉繚子》中設有《重刑令》《伍制令》《勒卒令》《經卒令》和《兵令》等，就是為了「明刑罰，正功賞」，「鼓之，前如雷霆，動如風雨，莫敢當其前，莫敢躡其後」，使軍隊「方亦勝，圓亦勝，錯邪亦勝，臨險亦勝」。二是教練。《吳子》指出：「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兵有略叢言提綱》指出：「不教則不明，不練則不習。」在訓練方法上主張「教得其道」，「練心」「練膽」「練藝」。
（七）戰略戰術。
古代兵書中關於戰爭謀略與戰術的論述，有許多是很有見地的。如「上兵伐謀」，「以全爭於天下」的全勝論；「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威懾論；「度勢」「料勢」「為勢」的「勝可為」論；「先人有奪人之心」的「兵貴先」的先發制勝論；「後人發，先人至」的後發制勝論；「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制命也」「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掌握戰爭主動權論；「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正勝窮也」「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的奇正相變論；「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的「以眾擊寡」論；「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以治待亂，以靜待嘩」「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的「治氣」「治心」「治力」「治變」的四治論等等。
（八）戰爭保障。
1.物質儲備和後方補給。
《孫子兵法•軍爭》指出：「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六韜・ 軍略》則說：「三軍用備，主將何憂。」因此，古代軍事思想家提出：「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2.地形。
《孫子兵法•地形》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天知地，勝乃不窮。」《武經總要•九地》提出：「夫頓兵之道有地利焉。我先據勝地，則敵不能以勝我；敵先居勝地，則我不能以制敵。」。
3.用間。
《孫子兵法•用間》提出：「三軍之事，莫親於間。」「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又說：「無所不用間也。」《行軍須知•用間》則說：「間諜之法，於兵家尤為切要也。」。
三、中國古代軍事思想代表性著作《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現存僅為13篇，6076字，其他的如八陣圖、戰鬥六甲法等已失傳。13篇大體可分為3個部分：
第一部分由《計》《作戰》《謀攻》《形》《勢》和《虛實》組成，側重論述軍事學的基礎理論和戰略問題，主要強調戰略速決和伐謀取勝，另外包含對戰爭總體、實力計算和威懾力量的深刻認識。
第二部分由《軍爭》《九變》《行軍》《地形》和《九地》組成，側重論述運動戰術、地形與軍隊配置，攻防戰術和勝敗關係，具體包括奇正、虛實、勇怯、專分、強弱、治亂、進退、動靜和死生等辯證關係。
第三部分由《火攻》和《用間》組成，論述了戰爭中的兩個特殊問題。
《孫子兵法》是我國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社會大變革時代的產物，也是孫武革新進步的軍事思想所結出的碩果，被譽為古今中外現存古書中最有價值、最有影響的古代第一兵書。《孫子兵法》的主要軍事思想至少有：
（一）重戰、慎戰、備戰思想。
重戰思想。《孫子兵法》開篇就指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戰爭是國家的大事，關係到軍民生死、國家存亡，是不可不認真研究的。這段關於戰爭的精闢概括，是孫武軍事思想的基本出發點。春秋末期，諸侯兼并，戰亂頻繁，戰爭不僅是各國維持其政治統治、向外擴張發展的主要手段，而且關係到國家的存亡。孫武總結了一些國家強盛、一些國家滅亡的經驗和教訓，提出「兵者，國之大事」的著名論斷，這對於人類認識戰爭的實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貢獻。
慎戰思想。「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國家滅亡了就不能再存在，人死了就不能再活。所以，對待戰爭問題，明智的國君要慎重，賢良的將帥要警惕。從這點出發，孫武主張：「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不是對國家有利的，就不要採取軍事行動；沒有取勝把握的，就不能隨便用兵；不處在危急緊迫情況下，就不能輕易開戰。
備戰思想。「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用兵的原則，不要寄希望於敵人不會來，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的準備；不要寄希望於敵人不會來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敵人無法攻破的條件。戰爭的立足點要取放在事先做好充分準備，嚴陣以待，使敵人不敢輕易發動進攻的基點上。
（二）「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戰爭指導思想。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孫武用簡明扼要的語言，指明了戰爭指導者了解敵我雙方情況與戰爭勝負的關係，從而揭示了指導戰爭的普遍規律。這一思想是極富科學價值的。自有戰爭以來，古今中外的戰爭指導者，都不能違背這一規律。這條規律，從哲學意義上講，是實事求是的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從戰爭理論上講，是分析判斷情況的根本規律；從指導戰爭的意義上講，是先求可勝的條件，再求必勝之機的重要抉擇。
（三）以謀略制勝為核心的用兵思想。
謀略，是指用兵的計謀。《孫子兵法》軍事思想的核心是謀略制勝，它認為軍事鬥爭不僅僅是軍事力量的競賽，而是敵我雙方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等綜合鬥爭，也是雙方軍事指導藝術的較量，即鬥智。
「廟算」制勝。「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爭戰前，計算周密，勝利條件多，可能勝敵；計算不周，勝利條件少，不能勝敵；而何況於根本不計算，沒有勝利條件呢！我們從這些方面來考察，誰勝誰負就可以看出來。「廟算」制勝，主要是指戰前要從戰爭全局上——對戰爭諸因素進行分析對比，決定打不打，怎麼打，用什麼部隊打，在什麼時間、地點打，打到什麼程度，如何進行戰爭準備和後方保障，做到有預見、有計劃、有保障，心中有數，打則必勝。也就是說，先求「運籌於帷幄之中」，然後才能「決勝於千里之外」？
詭道制勝。「兵者，詭道也」，「兵以詐立」。用兵打仗是一種詭詐行為，要依靠詭詐多變取勝。軍事上的詭道是指異於常規的一些做法。「兵不厭詐」，古今常理。在戰爭的舞台上，如果對敵人講「君子」之道，就必然被敵所制；如果能較好地運用詭道,造成敵人的過失，創造戰機，那就會陷敵於被動。孫武將詭道歸納為隱真四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以及對敵八法：「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
不戰而屈人之兵。孫武認為：「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主張「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進而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這就是以計謀攻敵的原則和孫武全勝的思想。當然，「全勝」的思想，不戰而勝，是要以強大的武力作後盾的，如果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就不可能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
孫武還總結了若干作戰用兵原則，如先勝而後求戰的原則；示形、動敵的原則;避實而擊虛的原則；我專而敵分的原則；因敵而制勝的原則等等。
（四）「文武兼施，恩威並用」的治軍思想。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將帥還沒有取得士卒的愛戴和擁護就去懲罰他們，他們就不會心服，心不服就很難使用他們去作戰。將帥已經取得了士卒的愛戴和擁護，而紀律不能嚴格執行，也不能使用他們去作戰。因此，一方面要用體貼和愛護使他們心悅誠服；另一方面要用嚴格的紀律使他們行動整齊。這樣才能戰必勝。平素命令之所以能貫徹執行，都是由於將帥與士卒相互信賴的緣故。
（五）樸素唯物論和原始辯證法思想。
《孫子兵法》之所以具有極大的時空跨度，經久而不衰，與它反映的樸素唯物論和原始辯證法思想是分不開的。《孫子兵法》反映的唯物論，主要包括3個方面：一是對戰爭的認識，衝破了「鬼神論」和「天命論」；二是把客觀因素作為決定戰爭勝負的基礎；三是注意到時間和空間在軍事上的作用。其原始辯證法思想主要表現在能夠正確認識戰爭中各種矛盾的對立統一及相互轉化的關係。《孫子兵法》中的辯證概念和範疇有85對，使用260次之多。如敵我、攻守、勝負、迂直、強弱、勇怯、奇正、虛實、分合、久速等，並充分論述了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
《孫子兵法》作為一部偉大的軍事著作，它的科學價值是不可磨滅的。但是，由於它誕生在2000多年前，難免存有時代的局限。這是任何一部著作都難以避免的。因此，我們在學習運用時要把握總體的精神，而絕不能糾結於個別詞句不能自拔甚至看不到這部著作思想上燦爛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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